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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掌门收拾中国金融烂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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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08/17 出处：深圳商报 |
当纽曼（Frank. N.Newman）走进深圳新当选的市长许宗衡的办公室以后，他开起了玩笑，“也许你可以用那把装饰剑（副市长办公室里的挂品）来对付那些人。”许宗衡微笑了一下，“不，我们是要用法律的剑。”对于即将上任成为深圳发展银行董事长的“洋掌门”纽曼来说，许宗衡能够为他提供的帮助是至关重要的。那些他口口声声要用“剑”来对付的“人”，正是多年拖欠深发展贷款的黑名单上的客户。美国即将于8月22日出版的《商业周刊》刊登记者布鲁内尔（Brian Bremner）的文章指出，世界在观望着深发展的一举一动，人们揣测着这样一个洋人能为中国金融体系的整改做出多少翻天覆地的贡献？
据多维记者了解，纽曼并非深发展的首任“洋掌门”。深发展是第一家上市的中国银行，也是第一家被外资控制的中国银行。在新桥（Newbridge Capital Group）通过股权转让成为深发展第一大股东（18%股份）后，蓝德彰（JohnD.Langlois）于2004年12月被由新桥主导的深发展第六届董事会推选为董事长，而韦杰夫（JeffreyR.Williams）同时被聘为行长。蓝德彰的上台，被外界视为“掌控深发展后，新桥对深发展实施管理再造的第一步”。值得一提的是，除担任着深发展董事长的职务外，蓝德彰还是摩根士丹利资产（中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以及上海银行、南京市商业银行的董事。但只经过了两个月，蓝德彰便匆匆离职。
根据深发展5月份的公告，纽曼将接替蓝德彰担任深发展代理董事长。报告称，在通过6月份深圳发展银行股东大会相应程序并获得中国银监会批准后，他将正式出任董事会董事长一职。纽曼目前是信孚银行集团名誉主席，美国财政部的前副部长。事实上，2004年12月，在新桥投资入主后，纽曼即当选为深发展的独立董事，还同时出任深发展风险管理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的召集人，并担任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成员。深发展的公告中提到，纽曼作为深发展级别最高的管理人员，将全力以赴促进深发展的发展壮大。据悉，深发展行长韦杰夫将对纽曼报告工作。
由于新增贷款减少及增加坏账拨备，深发展去年获利下降21%.深发展去年共提取22亿元人民币坏账准备。2004年不良贷款率由2003年的8.49%上升到11.4%。据多维记者从互联网上获得的资料显示，深发展2005年第一季度净利润下降2％，不良贷款率则上升到11.59％。存贷款余额分别较年初下降3.4％和1％。过去一年，深发展A股已下挫35%，相较于同期深证综指跌33%.深发展昨天上涨1.32％，收于6.14元。纽曼的面前有个很难收拾的烂摊子，他对《商业周刊》的说，深发展之所以会有那么多坏账和他的外派人员的行事作风有关，这些业务员经常擅自批准风险很高的大额贷款，而且很少经过总部的同意。
《商业周刊》披露，纽曼去徐市长的办公室也是希望政府能够介入深发展的“收账”运动，他无法相信居然很多贷款的公司根本是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也甚至根本没有实力去还贷的。为了加快扭转恶劣局面的步伐，在纽曼正式接管董事长一职之前，深发展联系了深圳警察局，对一个严重拖欠贷款的用户采取了强制措施。世界关心中国“歪曲”的金融体系究竟能够被改造到什么程度，纽曼肩膀上的担子有着千金之重。1963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经济学系，他今年已经62岁，人们期望他在银行界长期的工作经历能够带给深发展奇迹。
他曾先后担任位于旧金山的富国银行执行副总裁和首席财务官，美洲银行董事会副主席和首席财务官，信孚银行董事长、总裁、首席执行官。1993年，纽曼出任美国财政部次长，主管国内金融部。在此岗位，负责制定金融政策、美国全国性银行的监管、债券管理以及金融运行。1994年，纽曼被提升为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和财务部首席运营官。作为财政部副部长，纽曼是财政部的第二号官员，代表财政部行使一系列的职能，包括制定国内、国际经济政策，监督金融服务。他和其他西方的投资人一样看中了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和越来越开放的市场，他希望从深发展开始再开创另外一个东方的天地。
中国的银行里存有大约3兆亿美元的存款，由于政府对资本的控制以及资本市场本身尚未发展成熟，中国人很少选择将存款用于私人的投资。或者说，他们即使有这个愿望，也不知道该把资金投向何处。再来看看四大国有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是怎么处理这些资金的？他们习惯性的将贷款拨给了大型的国有企业。北京已经花掉1000亿美元“拯救”即将沉没的四大银行，但根据标准普尔公司（Standard & Poor’s）的初步统计，四大银行要想继续“安全航行”，至少还需要1900亿美元。《商业周刊》分析称，如果要问中国银行如此畸形的原因，那么答案就是：他们都曾经属于地方政府，和西方意义上的银行在概念有着巨大的差异，他们只是政府的经济手臂而已。
让我们来看看钢铁行业的借贷情况，由于每个地方政府都希望拥有一个支柱性产业，建立钢铁企业是最好的选择，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大小钢铁企业共有200多个。他们中的85家生产出中国钢铁总产量的95%，而其它的企业则是靠着银行的贷款过活。换句话说，有100多家企业是“只进不出”的，是“寄生虫”。而与此同时，中国的铁路运输网络发展迅猛，但是他们的经理人和各大银行的信贷部实在没有“那么好的关系”。里昂证券亚太区市场（CLSA Asia-Pacific Markets in Shanghai）分析师罗斯曼（Andy Rothman）称，2004年，有大约25％希望经过铁路运输来实现的“单子”因为拿不到银行贷款而被彻底拒绝。
不过值得庆幸的事情是，中国政府的经济官员明白，如果四大银行不进行改制，最后资本的流向将会对经济造成不能挽回的打击。对于央行与相关主管机构来说，一方面以注资的方式来帮助四大国有银行财务重组，帮助四大国有银行去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包袱；另一方面，央行定下了中行与建行硬性的运营指标，以此来促进中行与建行早日达到上市的标准。如央行领导最近表示，到2005年年底，中行、建行两家试点银行应该满足四项指标要求：总资产回报率为0．6％；股本回报率为11％；不良贷款率为3％－5％。
在中国，即使银行改革的步伐正在加快，外资对管理系统取得绝对的控制权也是非常艰难的，正因此，深发展和纽曼的姻缘才显得格外重要，新桥和深发展的合作是经过两年漫长的谈判才得以达成的，作为协议的一个部分，纽曼的职位其实是一个“交换条件”，他也被赋予了可以再从海外调遣高级主管的权利。总部在纽约的烈普尔伍德基金管理公司（Ripplewood Holdings LLC）的CEO科林斯（Timothy C. Collins）对纽曼赞不绝口，他说，“纽曼是银行家之杰。”1996年，他接过信孚银行（Bankers Trust）的掌门之位，当时信孚正经历着高层人士变动和名声被毁的命运。
《商业周刊》评论称，业界人士在等待着纽曼将信孚的好运与奇迹也带给深发展，尽管他面前的问题成山：公司根本没有一个在发挥作用的控制系统，也没有计量系统统计究竟是哪种产品在销售之中，更为严重的是，银行的信贷部门居然没有建立详细的信贷进出目录。也就是说，大家都不是很清楚究竟哪笔贷款是还清的，哪笔是没有还清的。纽曼需要对分布在北京、上海和重庆等18个城市的230个深发展分行进行整顿，按照他的形容，每个分行都是“独立的王国”，他们自己进行信贷活动，比如把巨额贷款交给那些建立通往沿海城市的收费公路项目上。在纽曼看来，借钱给这些收费公路的建设项目实在是不明智的决定。
在和《商业周刊》记者进行谈话的过程中，纽曼表示了对中国借贷公司的惊讶。他不能相信某些说着“我没有钱”的公司在稍微被施压以后立刻就送钱上门了，这些公司的“爆富”令纽曼感到了建立一个“收账侦探事务所”的必要性。这个收张部门集合了130位经过培训的业务员，他们被训练如何和律师以及地方政府官员打交道，也被教导如何进行“侦察”工作。纽曼说，“收张有它自己的学问，你有时候需要来点侦探的工作，这样才能知道他们把财产藏到哪里去了。”作为一家上市银行，深发展还必须敖过中国股市低靡的艰难时期，它需要在2005年集资4亿8300万美元。纽曼表示，他会设计出一套集资的方案，达到这个数字应不成问题。
纽曼要花多长时间才能给我们一个改头换面的深发展呢？新桥资本驻香港的董事总经理单伟建表示，“我们从未低估过困难。我们购买这家银行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能让其新生，我们有决心，也有能力这样做。谁都知道要振兴一个状况不佳的企业存在难度，而且需要时间。”新桥资本对韩国第一银行的投资（已于2005年1月出售）后来证明非常成功，这成功有赖于政府在处理坏帐方面施以了援手，这也是纽曼为何尚未正式就职便开始造访深圳市长办公室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相信新桥资本收购（深圳发展银行）应能澄清（中国银行业改革中）许多无法估量的因素，”高盛（Goldman Sachs & Co.）分析师马宁这样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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