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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路军老兵戴润生回忆平型关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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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08/16 出处： |
戴润生，1916年生于江西省吉水县。
1930年参加红军，两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苏区五次反围剿，后参加长征。
1937年任八路军115师343旅686团1营教导员，后任686团政治处副主任、115师独立旅1团政委等职，参加平型关大捷，转战吕梁山根据地、鲁西根据地、冀鲁豫根据地等；解放战争中，参加挺进大别山、和平解放云南、贵州剿匪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16军政委、国防部第七研究院政委、海军东海舰队政委等职。
1955年授衔少将。
1988年在东海舰队政委任上离休，后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委员，离休以后，一直住在上海。
“平型关我军伤亡近千，毛主席很痛心”
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戴润生已经在老爷庙附近的山上埋伏了快两个小时，周围安静极了，他的双眼紧紧盯着山沟里的公路，日军还没来。
下了一夜的雨，树叶上还在滴着水，而戴润生的衣服早已湿透了，9月末的山西，有些凉了，初升的太阳还不能让他冰冷的身体感受到温暖。
老爷庙在平型关东十多里路，戴润生和他的战友，115师的战士们正在等着日军的到来，这是第一次和日军交战，他们已经盼望很久了。68年后在上海的家中，戴润生对记者说，“那时候求战心情非常急，巴不得一过黄河就跟日本人打”。
1937年9月25日拂晓时分，戴润生和他的战友经过一夜的冒雨行军到达老爷庙一带，从凌晨三四点开始已经埋伏两个小时左右。这之后的两天一夜里，115师打了一个胜仗，袭击了走进埋伏圈的日军板垣征四郎第5师团21旅团42联队的运输队，歼灭1000多人，缴获大量汽车和骡车运送的物资，这就是“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虽然以后再没去过平型关，戴润生依然能用笔画出当时那里的地形，提起来他还是很开心，“那一仗，打得很痛快”。
坐汽车开赴平型关
沿途遇见的国民党兵嘲笑我们去送死，我们一笑了之
戴润生是1937年8月22日随部队东渡黄河开赴山西北面抗日战场的，这时候他们已经改编一个多月了。这年7月14日，红军正式改编为八路军，红一方面军改编为115师；红一军团改编为343旅，旅长陈光；红4师改编为686团，团长李天佑，副团长杨勇。21岁的戴润生在一营担任指导员，营长徐德操。改编时的115师不到1万人，而整个八路军也不足3万人，戴润生担任指导员的一营一共5个连，也不足500人。八路军后来改为第18集团军，按国民党的划分，属于阎锡山担任司令长官的第二战区。
这时候的戴润生虽然年轻，却已经是老革命了，他12岁在家乡江西吉水县参加儿童团，14岁参加红军，18岁随红军大部队长征，编入红一方面军。
“我们一营是开往前线的第一梯队。”戴润生说，22日，一营由副团长杨勇率领，在侯马镇搭山西特有的窄轨火车开赴忻口。“杨勇是政委，但改编时因为蒋介石不允许有政委，就以副团长的身份行使政委职能。对内是政委，对外是副团长”。一营沿途受到了热烈欢迎，他们乘坐的火车路过太原时，“太原市的工人、学生、各界爱国人士，里三层外三层地欢迎，这么热烈的场面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可是我们的干部战士都端坐在车厢里，没有下火车的，没有伸出头到窗外看热闹，杨勇亲自下车向欢迎群众致谢”。
火车到了忻口，部队改乘汽车前往灵丘，戴润生笑着说，“这是第一次坐汽车”，沿途戴润生看到很多退下来的国民党兵。“国民党的部队纪律很差，说起来也是好笑，当兵的三五成群，根本无人带领，有的挑着背包行装，有的拿着从老百姓家里抢来的鸡鸭，嘴里唱着小调，只顾着朝后方逃跑；当官的赶着毛驴，驮着箱笼带着姨太太也是争先恐后，一片溃不成军的景象。”戴润生说，“他们还向我们散布失败情绪，嘲笑我们去送死，对此，我们一笑了之。”
9月下旬，戴润生和部队到达灵丘以南的上寨地区时，灵丘已经失守了，日军正在进逼平型关，威胁太原。23日，115师师部在上寨村小学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师部决定在平型关以东一带伏击日军，配合友军作战。从平型关山口到灵丘东的河南镇，是一条狭窄的沟道，中段十几里地全是险要的深沟，这条沟叫乔沟，沟底只能通过一辆汽车。“那个地方地形很好，对我们很有利，适合打伏击战，因为我们就这么点人，装备又不好，所以不正面打仗，都是打伏击战”。
24日夜里，115师连夜行军前往平型关前线。部队正沿着一条狭窄的山沟急行军时，天气突变，瓢泼大雨倾盆而下，汇集成河的雨水沿着山沟流下，一开始沟水刚淹没脚面，一会儿工夫就涨到齐腰，再不久就到胸口了。水流速度非常急，一不小心就有被冲走的危险。戴润生说，“我们很着急，把枪背在身后，手牵手一起高歌猛进，杨勇趟着水来回视察，鼓励全体干部战士奋勇前进。可惜，两名身体较弱的战友还是被水流冲走了。”说到这里，戴润生有些伤感。
25日拂晓前，浑身湿透的115师战士们终于到达集结地，当时的115师有343、344两个旅和杨成武的独立团，当天杨成武指挥的独立团在山西灵丘与河北涞源交界的腰站村一带阻挡了日军的增援，歼敌300余人，而参加主战场的是两个旅，其中344旅的688团被洪水阻挡未能到战场，到场的是戴润生所在的686团和685、687团两支兄弟部队。
戴润生说：“顾不得休息和烘烤行装，马上投入战斗准备，指挥员察看地形、布置任务，政工干部忙于战前动员，鼓励大家打好第一仗。我们营的任务是在老爷庙一带设伏、突击，我们很快埋伏好了，人不卸装、马不卸鞍，只待一声号令。”
手榴弹一炸就是一窝
日军被压在深沟内完全处于挨打的境地，都成了活靶子
太阳升起后不久，日军的太阳旗也出现了，“他们毫无戒备地沿着公路向平型关前进，那时候的公路还是土路，大概是大雨过后，道路泥泞、难以行动的关系，日军几十辆汽车在辛庄和老爷庙之间停滞不前，后面的日军又拼命向前涌，人、马、车拥挤成一团，这正是我军开火的好机会”。戴润生回忆，这个时候指挥部发出了信号弹。
戴润生说，看到信号弹以后，“埋伏在老爷庙的我营2连，立即用机枪、步枪、手榴弹一起开火，突然遭到猛烈袭击的敌人乱作一团，很多人躲到汽车底下”，与此同时，兄弟部队也发起攻击，115师把进入埋伏圈的日军分割成几段，分别消灭。
“深沟两侧都是陡坡，日军无法组织向上爬，我们的部队把日军压在深沟内，我们在沟上，他们完全处于挨打的境地，”戴润生说，“简直都成了活靶子，手榴弹一个一个往日军所在的深沟里扔，一炸就是一窝呀！”
开火不久，戴润生和营长肖桂商量后，率领着两个连，沿着公路东侧一路向平型关方向攻击。“山路不好走，我们翻山越岭，一路走一路打，打得很痛快，没遇上什么大的抵抗。”下午两三点的时候戴润生带领的两个连就打到平型关对面的山头了，“我们就守住山头，685团在公路的另一面，敌人来了一个反冲锋，几百人向我们进攻，我们和685团联合把敌人打下去了”。这个仗打了以后，天就黑了，陈光把旅部安排到戴润生带队占领的山头，安排晚上的作战，休养整顿。这个时候，戴润生发现自己的衣服已经被阳光晒干了，虽然一天没吃饭了，可是他不觉得饿，“打了胜仗，就忘了饥饿了”。部队也缴获了一些日军带的干粮，“很好的压缩饼干，我们没见过，第一次吃，结果吃多了，还觉得有点胀”。
日本人就是不投降
打枪又很准，最后我们连炊事员都提着扁担参与了战斗
第二天一早，戴润生奉命和部队一起“清查战场，继续打击残余的敌人，我们的部队从两边收拢”，日军虽然只剩下残余力量，可是“技术很好，部队训练有素，打枪很准，武器又很好，给了我们不小的杀伤”。
“我们在战前也学了一些日语的，比如‘缴枪不杀’、‘八路军优待俘虏’等等，可是日本人就是不投降，他有‘武士道精神’啊！还向我们射击，我们伤亡很大，也没办法了，不缴枪就打死了，一抵抗我们就打他们。”
这一天的清扫，就没有第一天那么轻松了，“有一个日本鬼子在山上一个洞里，一个人大概打死打伤我们十多个人，最后我们是用手榴弹把他炸死的”。
戴润生听说，“连炊事员都参与了战斗，他没有武器，顺手拿起一根挑锅的扁担，朝着鬼子冲了过去。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个炊事员竟接连砸死了三四个鬼子兵”。
“这一仗歼灭了日军1000多人”，戴润生带着很可惜的语气说，“我们也伤亡将近1000人，我们这个营牺牲了差不多100人，一个副营长和两个连长都牺牲了。这近1000人都是经过长征的老干部，毛主席很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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