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读《林彪集团窃夺文物纪略》有感
|
| 时间：2005/08/16 出处： |
文物无价。其本身价值是包含于其内在的文化含量之中的。在市场上，其价格
主要决定于两类人的哄抬和追捧：一类是文人雅士或附庸风雅之士；一类是为挣这
些文人雅士和附庸之士的钱的财富追逐者。在全民性财富积累的热潮中，它成为公
众追逐的品种，从侧面衬托出文明“鼎盛”时代的繁荣景象；在“改朝换代”之际
，强梁对它的劫夺活动，则是打印在这些“文明”遗物上的野蛮污迹。在文革中，
这类劫夺活动曾演为高峰，尤其是一批根本不懂文物的“武人”的介入，使这一丑
剧更披上荒诞的色彩。本期《开放》转载的《林彪集团窃夺文物纪略》（以下简称
“章文”），就是一个直接的证据。
文革中的另类“血腥”
文革是一场以“革命”名义进行的大规模权力易手运动，期间伴随着对公民生
命的戕害、对人的尊严的践踏、对国民经济的破坏和对文明的摧残。但作为文革时
期的一个小学生，笔者得知文革“破四旧”运动中窃夺文物这一幕，还始于林青山
的《康生外传》。以后，又从文聿的《中国“左”祸》中得窥这一“浩劫”的规模
。文聿说：
据统计，仅在北京市，……各炼铜厂抢救出的各类金属文物达１１７吨之重，
造纸厂抢救出图书资料达３２０多万吨，在各个抄查物资集中点里，挑拣出的字画
有１８·５万件，古旧图书达２３５·７万册，其他各类文物为５３８万件。
那些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红卫兵的心目中是“活着的四旧”，是“封资修
”的“最大的代表人物”，所以必须对他们实行最严厉的革命行动。结果，除民建
以外，其他所有民主党派在京中央委员有１００人被红卫兵斗争或抄家……
八、九两月中，仅北京市，被赶出城市轰回原籍者竟达８５１９８人！被抄家
者竟有３３６９５户！在上海，从８月２３日到９月８日，全市共抄家８４２２２
户，其中高级知识分子、教师１２３１户；在有“东方威尼斯”之称的苏州，被抄
家者为６４０５６户，抄走文物达１７万件之多，那些被抄走的东西，很多并不是
文物，而是家具、化妆品、鞋袜、衣服、电视机、钢琴等，堆积如山，最后被廉价
变卖掉。……仅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北京市在抄家过程中就抄出１０·３１万两黄
金、３４·５２万两白银，５５４５·９９万现金，６１·３６万件文物和玉器，
枪支２６８支，子弹１·１万发。而这，相信只是已上交部分的不完全统计。
据目睹者称，每次毛泽东接见红卫兵过后，天安门广场上一片狼籍，有鞋、帽
、红宝书，而且竟然还有不少闪闪发亮的金银制品……
由于作者与前北京市委要人的关系，辅之以晚近出版的吴德的回忆录的相关印
证，笔者相信，这是事后官方掌握的统计数据。
从这些叙述中，我们可知，文革的所谓“破四旧”运动，在“正史”中是一场
针对意识形态、文化观念及其承载物的“革命”运动，但参照“野史”、“外传”
、的记载，就会发现，其中有不少活动，是为“夺宝”而设计的、有既定目标的匪
盗行为，即使按当时律法，也是严重罪行。
两桩自杀案背后的“夺财之恨”？
世人都知道，在那场浩劫序幕拉开前，首先被推上“祭坛”的两位才子——田
家英和邓拓——是因为不满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对彭德怀抱有同情的“路线之争
”，而遭受迫害自杀身亡的。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同时又都是“文物收藏迷”；
他们也因此而遭到陈伯达、康生的嫉恨。而后面这两位，“恰巧”分别是毛泽东发
动文革所倚重的两个“亲信集团”的军师。
关于田家英搜集文物字画的故事，在传记文学作家叶永烈《毛泽东的秘书们》
、田家英的亲友、同事编辑的纪念文集中，都有颇为详尽的记载。据他的长子曾自
说，八十年代田家英平反后，中央办公厅退回的抄家物资中，光是书籍字画就有一
卡车。其中文物字画究竟有多少？曾自说：“除‘文革’中陈伯达等人掠去一些精
品遗失外，现存的还有一千几百件”。据今年《开放》二月号刊登陈伯达儿子陈晓
农的文章披露，这些“真伪藏品”的较准确的数字，应是“一千五百多件”。这些
“劫后余生”的藏品，曾令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全国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
任史树青都感到汗颜。他说：
“过去知道家英收藏清人墨迹，只当是收收而已，想不到竟这样齐全、系统，
他的鉴赏能力之高，收藏之丰，令人佩服。……搞了一辈子文物鉴定，有些名家只
知其名，未见其字，这次从家英藏品中大饱了眼福。”
而周恩来的秘书、也是田家英的诗文旧友梅行说，家英收藏的“规模之大，用
心之深”，他只是后来才知道的。
田家英搜求文物字画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尤其是文化重镇的北京、上海和杭
州。那里的古旧书店、古玩店、文物商店和文物保管委员会，都是其稔熟之地。凡
有动静，就会有人通风报信。据曾自说，北京琉璃厂松古堂老板就“经常帮父亲选
购一些好书，有时还亲自送到中南海门口”……
那么，田家英是如何为此事开罪于陈伯达的呢？一直有传闻说，是为一幅“海
为龙世界，天（云）是鹤家乡”的对联。不久前，陈烈先生的一篇回忆文章，披露
了相关细节，才使故事的全貌浮出水面：
原来，田因工作之便，曾多次随毛到杭州小住，通过那里的古旧书店搜集了不
少江浙一带的清代名人墨迹。１９６１年，大概是因为经济困难，不少人将祖传的
文物珍品拿出来换钱糊口，所以，过去一些只能在画册上看到的文物，这一时期都
流散到市面上来了。碰“巧”，这时田又奉命到杭州搞“农村搞调查”，“意外”
发现了清代著名篆刻家、书法家“完白山人”的这幅对联，立即买了下来。田回京
后，曾向毛泽东展示过收获，毛看了好，就借去挂了一段时间。此事，梅行和范用
都知道。毛泽东喜欢此联，大概除了邓石如的名气和字以外，大概还因联中的上阙
所说的“龙”，是他的属相；而江青原名就是“云鹤”！田花了多少钱买这幅联没
有披露，但他的儿子说，１９６３年田再次去杭州时，曾托史莽寻找一幅丁敬的字
，以补“西泠八家”之缺。在送来的两张中，田不惜“重金”——花了六十元人民
币买下了其中一张。此事为家人记载，可见有“史无前例”的意义。所以，据此推
测，前述邓石如的名联，应是用少于这个价格买下的。
陈伯达是在毛泽东处看到此联的，随即要求参观了田家英的收藏。不知是出于
什么心理，这位“老夫子”当时说了一句：
“家英，你有那么多的字画，可得当心点，别让小偷偷了。”
田却回了一句：“我的字画如果被偷，第一个贼就是你！”
当时，两人“哈哈”一笑而过，但不幸的是，田氏的玩笑话，竟也“一语成谶
”……
邓拓与康生的过节，没有遭到这么多人的议论，也没有如此清晰的过程披露，
但据去年十月《纵横》杂志杨泽南的文章介绍，早在１９６３年，邓拓就因介入一
批数量庞大的文物易手活动，以“抢购争购倒卖国家文物字画、非法获利几千元”
的罪名，被“中央某部”发了“通报”。由于北京市委彭真力挺，刘仁挂帅，亲自
组织专案组调查“澄清”，此事并未把邓整垮，但他们不幸都没能逃过文革这一劫
——邓拓自杀，刘死在秦城狱中，北京市委成了毛泽东眼中“盘根错结”的、第一
个要炸毁的“桥头堡”。
林青山称，文革“破四旧”运动中，邓拓的收藏顺理成章的就成了康生觊觎的
第一目标。
凸显“两案”缺陷
章文所披露的情况，在笔者有限的眼界中，是第一次以史料、言证而不是野史
、外传的形式，揭发出了那场劫夺的令人震惊的一幕。它填补了宏观叙事与野史、
外传之间的空白，使前者的数字赋予了生命的故事而有了下文，使后者的“演义”
变得可信，并有了相当的证据。所以，它应是揭露文革罪恶的系列工程中难得的材
料。
但是，读罢该文，笔者心中升起的一个问题是：如此“证据确凿”的“窃夺”
，为什么没有反映在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法律审判中？按照“两案”的
审理标准，亦即《刑法》第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实施以前的
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法令、政
策。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的规定应当追诉的
，按照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追究刑事责任。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
轻的，适用本法。”
这就是说，章文揭示的行为，要么适用于文革前的法律、法令和政策，也就是
当年据以对邓拓行为立案的法律、法令和政策；要么适用于文革期间的法律、法令
和政策，除非这两条都不适用，而《刑法》又“不认为是犯罪”的，才可以免于起
诉。
章文揭示的暴行未与起诉，究竟是属于哪一类情况呢？笔者基本上是一个“法
盲”，在此提出，希望能得到专家指点和知情者的进一步揭示。不过，显然的是，
１９８０年举行的“两案”审判，本来有两个重大的缺陷：
其一，是“主犯”的缺席和用主犯制定的“规则”审判从犯；
其二，是漠视普通人遭受的不幸。
而章文所披露的情况，则将其第三个重大缺陷揭示出来，那就是“财产权”概
念的缺席。正是这一点，更加凸现出：当年的“两案”审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司
法活动，而在很大意义上具有“政治审判”的性质。
是“力证”，不是“铁证”
当然，以笔者的陋见，仅就章文所提供的“证据”，仍是不够论罪的：
第一，它不是事发当时的“原始物证”。它所产生的时间是１９７４年３月２
日。这个时间意味着，它是“林彪事件”爆发三年以后，“四人帮”组织的“专案
组”的遗留物。那个时代的法治状况，是不能使人放心的。
第二，材料上书“记录”二字，可见它既不是“当事人亲笔书写的原件”，也
不是“手续经办人写的揭发材料”，而可能是专案人员根据口述和某种原始记录归
纳整理出来的材料。尽管上面都有当事人的“亲笔签名”，但却是未经法庭核实与
对证的记录。
第三，没有林彪本人光顾的记录。材料中“最高首长”究竟指的是谁？是假托
还是实指？无法确定
第四，把退还物品的时间、次数与取走物品的时间、次数混为一谈。如材料说
到１９７０年庐山会议以后，林彪、陈伯达做贼心虚，已指使其喽罗“逐渐”退回
物品，如在１９７１年的２月、３月就开始退物，但材料又说他们直至１９７１年
的７月、８月，甚至“九一三”事件后的９月１５日、１８日还来“拿东西”。这
就显得自相矛盾了。
第五，物品的价值不确，价格参照的是何时的标准？不清楚。
第六，除叶群、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林立果和林彪的
某秘书、叶群的某秘书、陈伯达的某秘书、陈伯达的儿子、李作鹏的老婆、邱会作
的老婆、戚本禹等人外，所谓“随从”、“喽罗”都无姓名和身份。其中还有如下
一些叙述令人生疑：
ＸＸＸ说，“凡是好的，都留下一人给一份”，“最高首长一份，黄……”Ｘ
ＸＸ给每个人起了代号。ＸＸ来了以后问过陈伯达，“我们不写名字，丢了不好”
，从此用代号，陈伯达是１０４，因为他是第四号人物，ＸＸ用１０７、叶群１０
８、李作鹏１２４，邱是……
众所周知，林彪在自己的办公室曾使用过１０１的代号，但也只有林办主任—
—他自己的老婆叶群这样称呼他，而且这并不是标志他是第几号人物的代号。即使
按照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地位排序，在１９７０年庐山会议之前，陈伯达应排在
第五位而不是第四位。而毛泽东则应是１０１号。因此，上文关于代号的编派之说
，疑似信口开河之说。更何况就事理而言，其内部如何“分赃”，是没有必要对文
管会的人说的。当众说出这样的话来，很可能是“打着领导的旗号来进行窃夺”的
。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章文所依据的材料，是揭示康生、陈伯达，叶群和黄永
胜等人“贪官”嘴脸，尤其是他们假“革命”之名以徇私的“力证”，但还不是“
铁证”。
以一位法律界朋友之见，林彪集团究竟“窃夺”了多少文物，应以事发后查抄
的物品为证。这大概就是法律上所说的“物证”的作用。显然，这个案子至今还没
立案、审理。根据文聿披露的北京市一地抄家物资中“挑拣出的字画有１８．５万
件，古旧图书达２３５。７万册，其他各类文物为５３８万件”这个数字，林彪集
团抢走的只是其中很少一部分。据笔者所知，到目前为止，尚有大量在“文革”中
被抄走的物品尚未被追回，或下落不明，有的追回物品则被以假换真。这说明，政
府和法制机关应当履行的追讨“文革”侵害私人财产的义务，并不能因“两案”的
了结而画上句号。 (陈小雅２００５年４月９日于北京)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