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余世存[非常道]补遗
|
| 时间：2005/08/15 出处： |
收到新出的[往事]为余世存先生所编[非常道]的补遗,现发表于此.
[往事]编者的话：一九四五年七月，毛泽东陪国民参政会代表参观延安中央礼堂的七大会场，傅斯年看见会场上挂得密密麻麻的献给毛泽东的锦旗，叹曰：“堂哉皇哉”！
傅先生从国统区来，虽知道“一个领袖”，却没见过这种排场，着实吃了一惊。傅先生毕竟是教养有素的知识分子，说出话来滴水不漏。是客套？是赞叹？还是挖苦？毛泽东并不觉得不好意思，经过延安整风的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群众对此早就习以为常，甚至引为自豪。无缘躬逢盛世的傅先生也许没想到，用不了多久，举国上下，就只剩下一片山呼万岁之声。
一则小故事，被余世存先生从故书堆中沙里淘金，选进新作《非常道》。按理说，傅先生的这句感慨实属交际场合的“常言道”，怎么如今却成了“非常道”呢？
余世存谈到，他编这本书的目的之一是“回归人性”。曾几何时，人性灭绝，党性、阶级性高张，常识变成异端邪说，“常言道”也难免变成“非常道”了。
这一局面的形成，知识精英难辞其咎。当其引入之“意蒂牢结”化作滔天洪水滚滚而来，所谓国故西学、问题主义、救亡启蒙、耶稣佛陀，顷刻间土崩瓦解，“内圣外王”沦为“九儒十丐”的“臭老九”，猪笼之内，蝇营狗苟，助纣为虐，相煎何急。
有鉴于此，余先生有意回避精英，面向草根，在“堂哉皇哉”的宏大叙事的空白处，做历史注脚，述另类春秋，重拾世道人心。
“非常道”所道者为何？ 正如傅先生在延安中央礼堂的喟叹，个中滋味，端赖自己体悟。
世存提到，海上学人张远山在课堂上给学生提问说，请举出一次人生伤心的经验。一个女生慢慢地站起来说：“读中国近代史的时候”。
有识者云：谁为衰世留健笔，动人心事不如无。
为确保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之和谐社会，世存先生新著《非常道》在出版过程中做了部分删节，这对我们享有言论、出版自由的广大作者、编者、读者来说，已属“常道”。其实，删节的内容，全部选自公开出版物或各大网站甚至中央电视台，很多是众所周知的故事。为证斯言不谬，且使该书少些遗珠之憾，我们选取了原书前四节中被删节部分，照录如下，请读者自辨。
《非常道》补遗
余世存 编
西安事变当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支持张学良。明日，毛泽东在三百名高级干部的会议上作报告，讲到一九二七年以来，蒋介石欠共产党人的血债高积如山，现在应当同蒋介石清算血债，中共领袖们都为之激动。有的说：“蒋介石也有今日！”有的说：“张学良确实干得不错！”平素持论温和又不多发议论的朱德也抢先说：“现在还有什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家伙杀了再说。”事变第三日，一份通过宋庆龄之手转来的发自莫斯科的电报，令中共领袖们目瞪口呆，由斯大林亲自起草的该电报认为：西安事变是日本人和张学良共同炮制的阴谋；蒋介石是唯一有资格领导中国抗日的人选；中共应力促事变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电文还警告，若中共不为释蒋努力，苏共将不惜向全世界宣布与中共断绝关系，以土匪相看。毛泽东禁不住跺脚大骂：“真是万思不得其解！”
１９４５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七大”，刘少奇在会上做了几次报告，其中一回，他总共１０５次地提到毛泽东的名字。主席台上的领袖们都在点头，周恩来、任弼时点得很轻，颔首而已；林彪点得冲动而激烈，像小鸡啄米一般；令人奇怪的是，毛泽东也和他们一样点头。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毛泽东被他表扬了绝不下１００次，如果加上“毛泽东思想”就更不计其数了。他几次脱离报告，去解释那个刚分娩出来的字眼。每到这时，他的声音都会提高八度，念稿时还稍有结巴，这时却流利如水。他特别激动，一次一次地用手劈开胸前的空气。当他最后一次作解释，说出了那句在以后被千万次重复的名言时，声音嘶哑了：“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已经用他的思想把我们全民族的思想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掌声雷动，几乎要掀翻杨家岭大礼堂的天灵盖。
“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延安和解放区刮起了向毛敬献锦旗之风，在中央大礼堂挂得密密麻麻。“七大”过后，国民参政会代表黄炎培、章伯钧、傅斯年等访问延安。毛泽东陪他们参观“七大”会场，傅斯年看见这些锦旗，脱口说了句“堂哉皇哉”！
五十年代初，梁漱溟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在政协会议上发表意见，建议党和政府要注意改善农民的生活，不能因为进城了就忽视农村。这个意见遭到毛泽东拒绝，并且当面羞辱梁漱溟。毛泽东说：“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他美得很。……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又说：“梁漱溟提出所谓‘九天九地’，‘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工人有工会可靠，农会却靠不住，党、团、妇联等也靠不住，质量都不行，比工商联也差，因此无信心’。这是‘赞成总路线’吗？否！完全的彻底的反动思想，这是反动化的建议，不是合理化建议。人民政府是否能采纳这种建议呢？我认为是不能的。”梁漱溟奋起反击，要求毛泽东给他充足的时间为自己辩护，毛不准。他追问毛泽东是否有雅量，毛说有让你当政协委员的雅量。他继续逼问毛泽东是否有自我批评的胸怀。台下的人个个义愤填膺，要求梁漱溟“滚下来”。在巨大的声浪中，梁漱溟仍然站在台上，倔强地逼视着毛泽东，孤零零而又坚强。毛泽东无奈，让他讲到四点钟。梁漱溟看表，发现已经三点过很多了，便不答应。有人出主意，说投票决定让不让他讲话。投票的结果是梁漱溟被轰下台。
反“右派”初期，杨献珍领导的高级党校没有打一个“右派”。于是刘少奇、邓小平把杨献珍等校党委常委找去谈话。刘、邓问他们反“右派”没有？杨说反了。又问：打倒多少“右派”？杨说：查了，一个也没有。刘说：你站在“右派”的立场，怎么能查出“右派”呢？邓说：我看你就像个“右派”。
１９５９年夏天，周恩来找马寅初谈话。马不服输，自然谈不拢。最后，周以近乎哀求的口吻说：“马老啊，你比我年长１６岁，你的道德学问，我是一向尊为师长的。１９３８年你我在重庆相识，成了忘年之交，整整有２０年了啊。人生能有几个２０年呢。这次，你就应我一个请求，写一份深刻的检讨。检讨了，你好，我好，大家好，也算是过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如何？”马寅初对周说：“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为了国家和真理，应该检讨的不是我马寅初！”后来，马寅初写了《重述我的请求》一文，严正声明：“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毛泽东看了后，向秘书口授道：“马寅初向我们下战表，堪称孤胆英雄，独树一帜，也可以说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马尔萨斯姓马，他也姓马，有人要捍卫他的外国祖先到底，有什么办法？看来，马寅初不愿自己下马，我们只好采取组织措施，请他下马了。理论批判从严，生活给予出路，此事不可手软。”于是一夜之间，上万张大字报贴满了北大校园，甚至连他家的院子里、书房里及卧室里，都贴满了大字报。“马寅初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声在北大校园内此起彼伏。
１９５７年，毛泽东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天，有周谷成、罗稷南等人。时值“反右”，谈话涉及到对文化人士在运动中处境的估计。罗向毛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对此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他把这事埋在心里，对谁也不透露。晚年病重，觉得这段对话不该带进棺材，遂向一位信得过的学生全盘托出。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７日，千家驹买了一瓶二锅头，坐公共汽车去了香山，决心在“鬼见愁”跳崖自杀。结果被红卫兵发现，逼迫下山，中途跳崖，未死获救。妻子流着泪说：“我被红卫兵打得头破血流，也没有流过一滴眼泪，听到你自杀，我才真的哭了。你怎么可以去死呢？你死后，我们怎么办呢？你还有老母亲，有我，有孩子，教我们怎么生活下去呢？”千家驹十分痛悔：“本来，蚂蚁尚且贪生，一个人非万分无奈，谁愿意好端端去死呢！我不是一个胸襟狭窄的人，如果不是出于万分痛心，万分悲愤，决不会出此下策。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自杀的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名教授、名演员、名大夫、名作家、名记者，何止千千百百。在我的熟朋友中就有老舍、翦伯赞夫妇、范长江、金仲华、邓拓、孟秋江……等人。孰无父母，孰无兄弟，孰无儿女，孰无亲友，他们生也何罪？死也何辜？言念及此，对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万死不足以蔽其辜矣！”
１９６６年８月，章乃器被一群红卫兵拉到王府井，参加“集体打人”大会。由于他拒不认罪，“态度恶劣”，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浑身上下见不到一块好肉。红卫兵把他的家抄个精光，还当着他的面，把新夫人王者香活活打死。一个蹬三轮的车夫，见他还有一口气，便把他拖上车，拉回了家。谁见了，都说他活不过三日。可章乃器不愧是条硬汉，靠着气功和意志，居然活了下来。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的那些干部，没有一个理他，同情他。倒是原来粮食部的一个司机，隔几日，便悄悄在他家门口放上一屉热馒头。他就是这样挺了过来。
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３日，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对朱德的批判会。朱德首先作检讨。林彪说：“朱德你是有野心的，你检讨得很不够。有人当是他自己检讨的，不是的！是党中央决定让他脱裤子的，不检讨不行。你们是不知道的，陈毅批评他的并不过分。他也不服毛主席，他想当领袖。高岗事情，他也主张轮流。想当主席，自己本事行吗？”陈毅说：“朱德我要问你，你是不是要搞政变？” 朱德说：“搞政变我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胆量。”陈毅：“我看你是要皇袍加身，当皇帝。你野心非常大。”乌兰夫：“更奇怪的是他还说，人盖棺了是不能定论的。他说，咱们同苏联还是要搞好，它也离不开我们。”薄一波：“朱老总经常讲兰花。他说，自古以来，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种兰花。”朱德说：“我是不是有野心？我８０岁了，爬坡也要别人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周恩来说：“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４日，刘少奇专案组副组长巫中带人到北大找翦伯赞，要翦证明开始于１９３５年的国共南京谈判是刘少奇叛卖共产党的活动。翦讲述事实真相，巫中予以否认，并说：“这个罪行党中央已经查明，判定刘为叛徒、内奸、工贼，不久将在‘九大’公布。你只要就这件事写一份材料，加以证明，再签上字，就没你的事了。”翦伯赞不同意。１２月１８日下午，巫中又来，审了近两个小时，翦伯赞拒绝作出违反事实的交代。巫中猛地从腰中拔出手枪，往桌上一拍，说：“今天你要不老实交代，老子就枪毙了你！”
中共公审江青。在法庭上，当江青讲到毛时，就有一位法官插进来阻止她。江青冷笑着说：“既然你们不让我讲话，为什么不在我椅子上放尊泥菩萨来代替我呢？”又说，“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她对静下来的法庭宣布：“那天晚上毛主席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这不是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的全部内容，至少还写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结果，法庭大乱。阵阵铃声中，江青再一次被拖出礼堂，这时听众们鼓起掌来。
１９８０年，赵**路过河南省兰考县，家乡的农民向他诉苦：“这么好的沙土地，（领导）不让我们种落（花）生，偏要我们种粮食，怎么能不穷！”赵回到北京，感慨地说：“农民是被瞎指挥搞穷的。”
１９８６年９月２８日，１３５名反对派人物在台北圆山饭店集会，其中的领袖们突然提议即日起成立新党，取名为民主进步党，与会代表兴奋地一致通过。消息传到蒋经国那里，他沉思半小时后，才交待人召集开会。坐在轮椅上，蒋对党政军要员们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
熊式辉主政江西，为肃清中共的影响，亲自编撰“剿匪格言”：“愿做协助剿匪的工作谓之仁，会做协助剿匪的工作谓之智，去做协助剿匪的工作谓之勇。”同时，为发展江西经济，他邀请了不少专家分主其事，创办农业院、银行、合作金库，并起用左派人士王忱心，在安义创办“万家埠农业试验区”。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晨，张学良与杨虎城商议后，下令兵谏捉蒋。事前召开的动员会上，只有于学忠问道：“捉住了以后怎么办？”张学良回答：“先捉了再说。”事变当天中共就接到了张学良发来的电报，让周恩来飞往西安共商大事。据张国焘后来回忆，当时中共内部像过年一样高兴。直肠子的朱德言道：“先将那家伙杀了再说！”心里有数的周恩来回道：“不能由我们做主，主要还是看张杨的态度”。毛泽东则在一旁狂笑不止，然后开始起草回电，大意是对张的行动深表赞许，表示今后行动唯其马首是瞻。紧接着中共一方面决定立刻派周恩来、叶剑英等飞往西安面谈，另一方面致电莫斯科，“拟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蒋决裂，请共产国际从速指示。”
抗战相持阶段，陈立夫数次劝说屯军西北的胡宗南一举解决中共，胡不敢。后来陈与蒋介石说，蒋亦不同意。１９４３年９月，蒋介石甚至对内改变决策，说服党人，要以“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
抗战胜利后，吴鼎昌为蒋介石出主意，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国共和谈之后，双方厉兵秣马。１９４６年６月２３日，上海人民请愿和平代表团代表马叙伦、阎宝航等赴南京，在下关遭国民党特务毒打。２６日，请愿代表团质问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为什么用武力打内战解决问题，吴回答说：“我们也知道武力不能解决问题，可是现在不打，将来又怎么办呢？”
１９５０年，中共中央拟颁布“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毛泽东亲笔在后面加上了“毛主席万岁”一条，正式发布时定为“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
毛泽东和斯大林第一次见面时，斯大林对毛赞不绝口，说：“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你健康！”毛回答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言犹未竟，斯大林把话接了过去：“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
黄万里反对三门峡工程。该工程称，一旦三门峡大坝建成，下游六年、黄土区几十年就可以实现“黄河清”。１９６０年６月，高坝开始拦洪，９月，关闸蓄水拦沙。陕西等地泥沙日积、灾难日重。地方官忍无可忍，绕过周恩来径向毛泽东告状，毛泽东急了，“三门峡不行就把它炸掉！”到１９６２年，神话一般的“黄河清”没有人再提了。
１９６３年，中苏分裂时期，中共在国际共运中非常孤立，只与少数亚洲国家的共产党还有往来。为批判苏共的“修正主义”，中共作了大量准备，由邓小平主持写作了“九评”，文章发表，“在全世界引起轰动”。为争取同盟，毛泽东派邓小平带着文稿和提供２００亿人民币经济援助的承诺赶赴越南，希望越共支持中共的立场。
１９７１年１２月，正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集会议的周恩来，出去接了一个电话，再进门时脸色灰白。他挥挥手说：散会散会！转身小跑着往电梯方向赶。来到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卧室的门窗大开，平躺在床上的毛脸色发青，嘴唇发紫，仿佛已经没了呼吸。张春桥、姚文元、江青等人已经到了，只是冷漠地远远站着。周进去后立即向紧张焦急的医生询问情况，判定病情，紧急调来了吸痰器。经过吸痰，毛的脸色渐渐恢复了血色，大口喘着气；又过了一段时间，他的眼睛慢慢睁开了。周如释重负，他激动地扑到床边，双手紧握着毛泽东的手，泪水夺眶、语音哽咽地冲口而出：“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这句话，站在周身边的张树迎听得清清楚楚，他内心无限感慨：党内对毛主席心思最摸底的恐怕非总理莫属。
１９７３年，王洪文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张春桥指使徐景贤给中央写信，揭发王洪文种种腐化变质行为，除了打猎钓鱼吃法国大餐外，还有一个重要指控：“洪文同志在家里还使用一个黑色的进口精密仪器，从远处操纵电视机（即今电视遥控器也）。”
１９７９年中美建交，邓随后立即访美，被问及对越政策时，他胸有成竹地说：“小朋友不听话，该打打屁股了！”
１９８６年，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有的老同志不同意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说难道还有“无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当即反驳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所以要“反自由化”。他没有点那位老同志的名，后来对外国人说，“胡耀邦同志实际上就持这种观点”。何方说，通观《邓小平文选》，特别是第三卷，许多国家大事包括党内斗争，多是先和外国人谈，然后成为定论，或者成为战略方针。
１９９８年，前文化部长、著名作家王蒙在纽约州立大学珀切斯分校回答一名美国学生所提“中国作家的创作会否受政治干预”的问题时表示：“基本上没有，除非是主张颠覆政府。”他举例，不久前北京展出一幅画有三张破椅子的作品，有位老画家提出质疑，指画作是讽刺领导人“三世同堂”。但意见未获采纳，画照样展出。另有德国收藏家捐赠大批前苏联及东欧画家的作品，反映人民受压制的生活，又有老画家认为是反社会主义，最终还是照样展出。
吴稼祥说，我曾经扫过几眼新左派写的文章，觉得它们过于幼稚，不值得认真对待。有人认为汪晖先生代表了中国目前学术的最高水平，如果真是这样，全体中国思想界的人都应当羞愤自杀。他那篇被炒得像爆米花一样香喷喷的文章《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其实只是一篇编辑部综述，隔着厚厚的皮衣去搔中国二十年思想史的屁股，只能是越搔越痒。他的其他论文，恕我直说，连写论文的基本规范都不懂，通篇充斥着似是而非的概念，几乎没有一个概念是明确而清楚的。我看他的最大本事，不是把糊涂的问题搞明白，而是把明白的问题搞糊涂。新左派老是抱怨没有人正面回应或从学理上答复汪晖的文章，他们根本不知道，汪晖的东西根本没有“正面”，它是一团乱麻；更谈不上学理，只有从西方书本上抄来的一堆模糊不清的概念。我可以说，他的成名，是中国极权下学术界的一个悲哀。
三十年代，国民政府对江西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蒋介石督促白崇禧派兵参加。白对人说：“老蒋恨我们比恨朱、毛更甚，管他呢？有匪有我，无匪无我，我为什么顶湿锅盖为他造机会？不如留着朱、毛，我们还有发展机会。”他的部队给红军帮了不少忙，有一次红军写下一路“有劳桂军远送”的标语，“表扬”白军只跟不打的“好意”。气得蒋介石说：“这真是外国的军队了！”
抗战爆发后，何应钦决定将桂永清的教导总队调往四川，扩编为三十个团，作为第二期作战主力。１９３７年９月，桂永清从英国回国后立即要求参战。他在总队部召集营长以上军官开会，说：“眼下我们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到后方去扩军，一个是到前方去作战。我们教导总队不但享受国军中的优厚待遇，而且装备都是全新德式。现在，我国军队不分党派，请缨杀敌，而我们却去后方扩编，扪心自问，岂不惭愧？‘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保国卫民责无旁贷。我们究竟是上前线作战，还是到后方扩军，请各位发表意见。”结果，全体同意立即开赴战场。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薛岳指挥部队在江西德安万家岭，消灭日军１万余人，俘敌３００多人，给日军沉重打击。新四军军长叶挺称赞薛岳说：“万家岭大捷，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三，盛名当永垂不朽！”
由于中共在长春之战中采取围城战术，令此次战役以百姓死亡几十万人作为惨重代价，王芸生在当时写下《可耻的长春之战》。文章说：“坐在关内深夜编报的人，读着这络绎而来的电报，手在颤，心在跳，眼前闪烁，俨若看见凶杀的血光，鼻尖酸楚，一似嗅到枪炮的硝烟．．．．．．进攻的战术，常是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击炮在后面督战。徒手的先锋队成堆成群的倒了，消耗了对方的火力以后，才正式作战。请问这是什么战术？残忍到极点，也可耻到极点。”这篇社评发表以后，新华社刊发陆定一执笔的社评《可耻的大公报社评》。
张召忠在中央电视台点评伊拉克战事：对美军长驱直入，迅速攻进伊拉克，张召忠说这是萨达姆的特殊战略，要诱敌深入，然后以游击战、人民战争，袭击美军的补给线；美军打下了巴格达机场，张召忠说这是伊军战术，故意放美军一马，然后以精锐的共和国卫队重创美军；当美军攻进了巴格达，张召忠则说这是萨达姆像诸葛亮那样设置的“空城计”，待十万美军进城后，来个全锅端，一举全歼美军；当这一切都没发生之后，张抱怨伊军没按他的分析来打，纳闷地说，“几万精锐的共和国卫队到底哪里去了呢？”
参考书目：
《文史资料选辑》 中国文史出版社
《近代史研究丛刊》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民国人物传》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中华书局
《现代稀见史料书系》 东方出版社
《剑桥中国史》 （美） 费正清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高 华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历史的先声》 笑 蜀 汕头大学出版社
《晚年周恩来》 高文谦 明镜出版社
《往事并不如烟》 章诒和 人民文学出版社
《往事未付红尘》 章立凡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