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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件文革往事
    时间:2005/08/13 出处:
    当下的社会学领域里,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新生代是一个比较受关注的话题,他们中不乏用自己头脑思考问题的理智者;也不乏形骸放浪,头脑简单的冲动者,虽说中国特设的教育收费制度让他们一人读书,全家拖垮,求学和找工作的艰辛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们,但这些人却是当下网络愤青的主体。这看起来的确有点怪异,其实,理解这一点并不难,只需要考察一下他们的成长环境和成长经历就释然了。但在目前的语言环境下,要想准确表述还真是个问题。闲话打住,说几个故事。

    故事之一:毛主席万岁!

    这件事发生在上世纪1967年,我那时年幼,只是印象中模糊记得,具体细节都是后来我母亲和邻居告诉我的。故事发生在当地一家大型国营针织厂,我母亲就是厂里的工人。那年正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年月,各地持不同观点的造反派都各自成立了组织,打出了牌号。这家针织厂也分化出了对立的两派,一个是红色派,另一个是赤旗战团,赤旗战团称红色派是保皇派,双方从唇枪舌剑的对骂开始,逐步升级为有组织的军事斗争。自然,以中老年工人为主体的红色派是打不过年轻力壮的赤旗战团的,一个回合就把红色派打得作鸟兽散,或投亲靠友躲藏起来,或转战乡村,厂里自然是停工了。时隔数月,广播喇叭里传来了北京心脏的声音,要求各地离厂的工人迅速回厂恢复生产。现在回过头来读了点文革史实,知道了这件事的背景。当时,全国的革命形势与这个厂大同小异,一片大好,无奈经济不争气,数月的停工闹革命使本已脆弱不堪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全国的生产指标直线下降,当家的无奈,要求革命群众要在抓好革命的同时抓好生产,发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最新指示。故事的主人公邹成(化名。为了尊重当事人,隐去真名)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登场的。

    邹成:中年,敦厚,结实,言语不多,干活的好手,初中文化,在工人中算得上是小知识分子了。战斗失利使得邹成与几位同伴逃到了乡下,寄居一同伴的亲戚家里,亲戚家的主人也是红色派的,算是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几位同伴当然也就成“我家的表叔”了。乡下的日子虽然艰苦,食不果腹,但困难难不倒英雄汉,红薯野菜也当粮,日子倒也这么一天天平安的熬过来了。这个时候,广播喇叭里传来的那个最新指示使得与组织失散多日的邹成一下子兴奋了起来,北京的声音就是毛主席的声音,毛主席的话就是指示,就是命令。他觉得那指示就是对他说的,组织上还记得他,没有忘记他,这使他激动万分。他与几个同伴商量,鼓动大家一起回厂生产,几个同伴一致反对,或许是几月前的枪声还犹在耳边,心有余悸,最后坚定回厂的只有邹成一人。

    经过好几天的爬山涉水,邹成徒步回到厂区宿舍已经是满身疲惫了,他只换了个劳动布工作服就进厂促生产去了。阔别数月的工厂,机器还是那些机器,工友还是那些工友,大门还是那个大门,只是传达室里不再是原来那个老头,一个熟悉的面孔手持一支老式步枪站立一旁,大门的一侧还有一个用沙袋垒成的掩体,几个人正摆弄着什么,邹成冲着那几个人笑了笑打招呼,那几个人回过头来盯着他,神情怪异,不知谁一声高喊,“邹成回来了,抓住他!”几个人一起扑上来,将他按在地上,捆了个结实,随后拖进食堂,好一顿暴揍!

    几月前的战斗犹在眼前,战死的同伴血迹未干,英魂未散,如今抓到了反革命分子邹成,怒火凝聚在枪托上,把个邹成揍了个死去活来。早已赶来的战团头头宣布,立即召开宣判会,对反革命分子邹成进行公开宣判。厂里原用来告知上下班的电铃也有了战时用途,几长几短的铃声紧急招来了战团战友,一些胆子大爱看热闹的家属也邀约而至。食堂就是宣判会的会场,宣判会简捷明快富有实效,什么血泪控诉,举手表决等等能省的都省掉了,一上来就是判决,一头头口头宣布,反革命分子邹成及其同伙,顽固站在反毛主席,反文化大革命的立场上,欠下了我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累累血债,现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对邹成实现专政,判处邹成死刑,立即执行。

    此时,邹成抬起了鼻青脸肿的头,嘶哑着声音对派头头说,“我要换一下衣服,洗个脸”。这个要求居然被获准了。据后来当事人回忆,整个过程邹成都很镇定,抓他的时候没有逃跑,一抓就住了;打他的时候,也没有求饶,只是反复争辩,他是奉毛主席的命令回来抓革命促生产的,说现在不打了,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骂他们不听毛主席的话,后来就不怎么出声了,任其打骂。

    一行人押着邹成回到家里,一壮汉给他松了绑,搀扶着他,邹成问邻居要了热水,洗了脸,换上了平时不穿的蓝色咔叽布中山装,佩戴了一枚毛主席的像章,又从枕头下翻出了一本流行的《毛主席语录》,一切就绪后,他对押解的人一声大喝:“走吧,上路”。
    临时刑场就是工厂旁边的小河滩,离邹家不远,10分钟就到了,据说他被要求跪下,他不从,就依他了。临刑时,他挥动语录本,高呼,毛主席万岁!文化大革命万岁!枪声响起,一气呵成。

    后来,战团的几个工友悄悄在河滩上刨了个坑,把他就地掩埋了。

    再后来,那些直接参与这事的战团人员都因为有具体的打砸抢行为被判了刑。

    小时候,我常到小河里游泳玩耍,那个曾经的刑场种满了胡豆,每当看见那紫色的胡豆花,心里总有发颤的感觉,说不出是悲哀还是感动。头脑里总会条件反射似的窜出两句口号,毛主席万岁,文化大革命万岁。

    邹成能够从容面对死亡,是什么东西给予他的力量?恐怕只有真理和信仰才会有如此的感召力,邹成应该是觉得真理在手的,他一定在想,他正在创造伟业;他生得伟大,死得光荣;他会象许云峰、江竹筠一样名垂党史。如果当时他知道很快又会从北京传来最新指示:“我才不怕打,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如果他在天有灵,知道了后来党组织对文革的定性,是毛泽东错误判断形势而发动的一场错误运动,他又将作何感想呢?信仰的崇高在瞬间化作了儿戏。

    为信仰献身,何等壮烈!愚弄信仰,又是何等悲哀啊!

    前几年又去过那里一次,那个工厂已经破产变卖了,那个曾经回荡着口号的刑场已经是一个臭气熏天的垃圾场了。 

    2005-8-9 13:2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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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态 离线 故事之二:毛主席太可怜了

    文革时期,大约我读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下午放学后回家路上,几个小伙伴们照例要顺便到一家工厂锅炉房倒放煤渣的地方拣些没有完全烧过的煤渣,一来可以补助家里,二来也顺带玩耍了。锅炉房每天都要倒出大量新煤渣,所以我们也是天天都有收获。

    一天,我们正在煤渣堆里寻宝,东瞧西盯的翻抄,突然,一伙伴大叫一声,“糟了,你们快来看,这是朗个搞的”?我们围拢来一看,个个大惊失色,一张从语录本扉页撕下的印有毛主席像的纸片从煤渣里翻了出来,像的脸部位置已经被烧出了个窟窿眼,眼的周围也是黑糊糊脏兮兮的,显然是没有完全冷却的煤渣干的坏事。

    突然出现这样的事情,大家一时没了主意,只是个个都赶紧四下张望,生怕外人看见,好一阵子才缓过神来,商量这事咋办?放回原处,断然不可,那不成了我们是反动家伙了;拿回家去也不成,几个人一起发现的,拿回谁的家里去?哪个都不干,一个被烧个窟窿眼的伟人像,没办法展示呀;悄悄存放起来也不成,时间一久记不得了,还不成了个定时炸弹啊?最后大家一致决定交给老师,向老师说明情况,大家互相证明清白。

    此时已经临近天黑了,学校里已经没了老师,费尽周折找到班主任家里,见了老师面,个个面面相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不知怎么说才能证明自己不是反动家伙,最后一小女生抽泣起来,带着哭声憋着说:“毛主席太可怜了,呜呜呜。。。”

    老师总算弄清了原委,收留了五官不全的伟人像,叮嘱我们不能再对别人讲起这事。事后多日提心吊胆,无异样,提在小嗓子眼的小心肝又慢慢返回了原位。

    多年以后,我一直想问这位女生,当时究竟是吓哭的还是真的觉得毛主席可怜?无奈天各一方,一直没找到机会。

    前几年汉城奥运会期间,据说发生了惊人相似的一幕。参加奥运会的朝鲜代表团返回驻地的路上,恰逢下雨,路上一金正日画像淋雨了,朝鲜代表团当即停车,体操运动员攀援上广告牌子,小心翼翼取下了画像,女运动员们手捧画像,个个泣不成声,说,金将军太可怜了,都淋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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