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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金“涉嫌抄袭”事件的另种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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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08/13 出处：国际先驱导报 |
面对“沸沸扬扬”的哈金“涉嫌抄袭”事件，国内一边倒倒“哈”之声，而哈金选择了沉默。旅英作家虹影在表达对哈金的“支持”后也招来对她的批评，在一个有着尖锐对立的文坛“公案”里，能够听到被批评者一方的真实的不被“篡改”的声音，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讨论才有必要。
哈金，原名金雪飞，现为波士顿大学教授，他凭《等待》一书摘得１９９９年美国国家图书奖，２００４年出版小说《战争垃圾》又译《战废品》，英语写作，赢得第２５届国际笔会／福克纳奖；在《纽约时报书评》评出的２００４年度好书中，《战争垃圾》榜上有名。
近日，国内某媒体报道，该书与国内一本回忆录《我的朝鲜战争：一个志愿军战俘的自述》时事出版社，２０００版有相似章节，该媒体说哈金涉嫌抄袭字数将近一万字。哈金曾给该媒体用英语回了邮件，他否认看过主人公张泽石的回忆录。他说：“我用了张泽石编的另一本书《志愿军战俘美军集中营亲历记》，这本书我在《战争垃圾》的参考书目中列了，是最后的一本……我认为你对我的判断是错误的。”
虹影是少数几个最先表示对哈金“支持”的作家，她因此也被国内一些舆论批评，并说她并不了解中国。面对《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她表示更关注这一事件所延伸出来的意义。
虹影表示：去年在科隆作家节，我与他都是由各自的德国出版社陪同，做同一台节目。主持人将他的英文小说《疯狂》给我，要我在两个小时里读一下。这本书与《等待》不同，里面的黑色幽默让人掉泪。节目开始时，我们都说英文，由人翻译成德语，中间有空隙思考。《疯狂》一书，与我在文革中成长的许多经历相关，他以平和的语气说文革，我注意到他平和后面的深沉。
哈金是个很谦虚的人，完全没有文化人的轻狂，不喜欢流言蜚语。如果要我形容，他是真正的谦谦君子，在目前这个文化环境中，他可能很不适应，比如国内媒体几千条“哈金涉嫌抄袭”的疯狂劲，我想他会受伤害很深。
我和几个西方作家谈到这件事，他们觉得很奇怪，因为历史小说利用各种回忆材料是经常的事。我昨天遇见一位英国作家。他刚出版一本写中国的长篇小说《Ｅｍｐｅｒｏｒ’ｓＢｏｎｅｓ》，里面大量引用了上世纪初的历史材料，例如各种西方人对传奇式的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回忆，他把很多细节搬进小说，也只在后记中说明了一下。我告诉他有人指责哈金的小说“涉嫌抄袭”，他认为非常好笑。
关于朝鲜战俘营，中文的材料有十多本（包括繁体字的），西文的朝鲜战争史大多有长篇专章，谈战俘营事件，甚至谈及具体人，包括杜德将军的照片。战俘营只是哈金小说中的一段，但材料来源非常之多。作为历史，作为对历史事件的回忆，这些材料本身当然有很多互相重叠的地方，怎么从来也没听说谁抄谁的指责？
历史书不可能“独创”，只能互相补充。无论哪边来的材料，另外的历史书当然能引用，只是应该加注。当然历史小说也能用，一般在后记说明，这点哈金完全做到了，他没有任何错。没有抄袭者会主动在书里说出抄袭的对象。
大概最近六七年，文化中国的边界又一次扩大，相当多的中国作家──不仅是华裔作家，开始用“获得语”（作家所定居的国家的语言）写小说，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固然，二十世纪有过林语堂、张爱玲、黎锦扬、蒋希曾，但是以前这些人比较孤立，现在出现的是一个中国人外语作家集群。他们用西语写作，是在跟西方人同一场地竞争，难度可想而知。
为了生存，许多作家没有时间来写作，很多作家也因这一难关而消失掉了。再有就是出版难，英语作家，得有经纪人，出版社不接受投稿。西方经纪人制度，是替出版社淘汰作家，许多人这一关就过不了，有了经纪人，再找出版社，出版社出了一本书，如果销路不好，这个作家就此被经纪人和出版社忘却。
我认识好些西方作家，在书出来时吃不好睡不着，见了不佳的评论就要找上门去打架或得忧郁症。在一次作家节上，见到一位英国大牌女作家，名字就不说了。她的演讲排在我后面，她一直在休息室里抽烟，一根接一根。休息室是不让吸烟的，可她已管不了那么多了。她紧张的那样子，一点也不像写过十多本小说的人。
哈金在美国获全国图书奖，两次获福克纳奖，程抱一在法国获得ＰｒｉｘＦｅｍｉｎａ奖，他们的杰出成就已经被欧美主流批评界承认。对为文化中国取得荣誉的“外语作家”，我们应当给予他们应得的尊敬。但我国文化界对此重大发展，至今没有任何反应，批评家也没有作出任何反应。我觉得这是中国文化界应当赶快进行弥补的缺门。日本人对石黑一雄（用英语写作的英籍日本作家）就感到很骄傲。
另一位加拿大华语诗人、小说家川沙表示，我从图书馆里借来了哈金的英文本《战争垃圾》和张泽石编的《志愿军战俘美军集中营亲历记》，进行了对比。我发现，关于哈金是否涉及抄袭张泽石先生的作品是一个熊掌和鱼不可兼得的问题。要么，张泽石先生承认自己的作品是经得起考验的“微笑”就是“微笑”（而非虚构为“傻笑”）的纪实作品，如果承认，哈金的《战争垃圾》就完全可以引用他的“事实”的“素材”；反过来，如果一定说哈金抄袭了他的作品，那么，从“世界版权公约”意义上的侵权而言，先生的作品就不是“非虚构”的纪实作品，是将“微笑”夸张的作品。
在国外有这样一个案例：本世纪初，一位美国作家通过收集、整理和研究大量丹麦文资料，用英文写成了《安徒生传记》一书，该书基本是纪实性的。随后，又有一位美国作者写了一部名为《安徒生》的小说。小说作者不懂丹麦文，只能直接利用原传记作者书中的资料。传记作者在法院诉小说作者侵权，主要理由是：有关安徒生的许多素材，是首次以英文出现在传记中，被告所引资料，可能抄自他的传记。
被告承认确实抄自传记，但又认为这些纯属历史料性质的素材，并不享有版权。法院在判决中指出：如果小说作者自己从丹麦文大量资料中自行整理成小说中引用的史料，就不存在侵权问题；而传记作者在翻译、整理丹麦文后又以英文归纳在传记一书中的所谓“素材”，已含有了他大量独创性劳动，引用这些素材未经许可（也未指明‘素材’来源）则构成侵权。
我们显见出其中两条是支持哈金《战争垃圾》创作不构成侵权的：毕竟哈金在翻译、整理中文后又以英文归纳在小说一书中的所谓“素材”，已含有了他大量独创性劳动。而且他做了索引标注。更重要的，哈金不单是像上面的案例那样是集中全部采用一个人的材料、也就是安徒生一个人的资料去写一本离史实很近的“传记”，哈金是用了很多人和事件的原始素材在写“虚构”的“小说”！而且，是英文小说！
参考中文资料用英文创作本身已经是第一重的创作（注意，这里不是翻译！），而且，又是进行的小说创作（而不是“传记”），则又是更进一步的第二重创作，应该说，哈金的《战争垃圾》是“虚构性”难度相当高的跨语种独创性作品，也是离开史实更远的高度想象力的文学艺术作品。
英国莎士比亚的几乎所有作品都是根据历史故事改编，王尔德着名的《莎乐美》是根据《圣经》改编，俄国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是根据大量报刊杂志的战史和将军、士兵们“亲历记”和“回忆录”创作，而且他们没有在作品后面加上任何出处的注明。如果说这样一来也叫抄袭的话，哈金先生应该和莎士比亚、王尔德、列夫·托尔斯泰等可以数出一大串的人物一道站在法庭上去受到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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