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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美国新保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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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08/11 出处： |
9.11恐怖攻击事件后，美国政府在政治实践上走向了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ves ，缩写为neocons）。新保守主义的思想，主要来源于芝加哥大学已故哲学教授列奥•斯特劳斯。其核心是，制度差异是有善恶之分的。反抗暴政，对付 “野蛮”的敌人，是西方人应有的“自然权利”和责任，可以不受现存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约束。
对9.11，首先的反应是直接的军事反应——美国对阿富汗的战争。2001的9.11事件后不久，美国就对该事件的罪魁祸首本拉登的保护伞——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发起了攻击，并迅速获得了胜利。塔利班政权对内实行宗教统治，在国际上奉行强硬外交。塔利班武装力量的保护更是拉登的基地组织壮大的原因之一。该政权在美国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仍不肯交出本.拉登。这一死硬行为终于导致了它的覆灭。
紧接着是新的战略方针的出台。阿富汗战争胜利后，２００２年６月１日，美国总统布什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首次阐述了被称为布什原则的三大要素 。第一，美国战略不再主要是“冷战时期的遏制与威慑原则”，而是要保有“先发制人”( preemptive strike ) 的权利，“在最坏的威胁出现之前”主动出击敌人；第二，自由民主的价值观是普适全球的，特别包括伊斯兰国家；第三，美国 “尝试保持不可挑战的军事力量，从而使以往的军备竞赛不再有任何意义，国家间的竞争将局限于贸易和其它和平事业”。
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７日，布什正式签署发表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报告。该报告更系统地解释了“布什原则” 的三大要素。报告指出，从遏制与威慑原则向“先发制人”原则的转变，是由于非理性的恐怖主义份子不受遏制与威慑的阻遏；美国价值观的普适性，是因为“地球上没有人渴望被压迫，渴望受奴役，或热切期待着秘密警察的夜半敲门”；美国保持不可挑战的军事力量是基于“美国特色的国际主义”（a distinctly American internationalism），它“反映了价值观与国家利益的统一”。美国将创造出一种“１７世纪民族－国家出现以来”的崭新局面，即国家间将只有经济竞争而无军事竞争。总之，美国“将通过打击恐怖主义组织和独裁政权而保卫和平”。
法国《新观察家》周刊这样为新保守主义者画像：“他们爱民主、军队和秩序，憎恨基辛格、集权主义者和联合国；他们厌恶实用主义、孤立主义和外交官，喜欢里根、杜鲁门和托克维尔；他们把美国及其价值观和它的世界‘使命’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是几十个知识分子，但他们的主意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世界报》概括了新保守主义的4个特点：强调政治制度的重要性、推崇积极进取的民主制度、对美国价值观近乎宗教般的赞美和坚定地反对暴政。
过去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新保守主义，现在已经在战略层面上进入美国的权力中心，美国公众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这一思路的影响。
这是西方宪政民主国家的龙头——美国的一次历史性战略转向，是后冷战时代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特别是对基辛格式的地缘政治现实主义政策的一种转变。它必将影响全球宪政民主的走向与命运。
从具体实践看，9.11之后的阿富汗战争并没有超越出美国的传统战略反应方式。然而，不久之后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就应当是“布什原则”的第一次亮相于军事行动了。
新保守主义在美国遭遇9.11恐怖袭击事件后获得强劲的动力。而2003年3月20日爆发的伊拉克战争则是新保守主义的牛刀初试。实际上，推翻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早在1998年1月26日一批新保守主义者致克林顿的公开信中就提出了。 而9.11导致的美国心灵重创，给攻打暴虐的萨达姆独裁政权提供了历史机会。
新保守主义认为，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宣告了强硬路线的胜利，9.11事件证明了它关于民主政体具有脆弱性的论断，而今，伊拉克战争的速胜又把它的另一个论断变成了事实：推翻一个“坏政权”是办得到的。
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主要有两条：其一，自由民主跟专制水火不容，民主国家应挺身反对暴政；其二，:美国及其价值观至高无上，美国应担负起它的“世界使命”。
而美国外交历来有两个基本方面：务实主义（基辛格主义是典型代表）和“传教士情结”，两者融作一体，交替占据主流。新保守主义的得势表明，“传教士情结”已居于上风。
新保守主义认为，政权性质比任何国际组织和国际安排都重要得多，对和平的最大威胁来自反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国家，过去来自以苏联为代表的极权体制，今天来自“激进的伊斯兰的恐怖主义”。布什的“善与恶的战争”和布莱尔的“传播自由才是对安全最好的保证”，正是新保守主义在最高政治层面的反映。
伊拉克战争是展示新保守主义“先发制人”战略的第一场战争，也是一次以更迭政权为直接目的的一场战争，它表明美国感到，自己的安全环境已发生了重大变化，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于包括恐怖行动的“多重形式的多种威胁”，而恐怖行动有着“异己”国家支持和推波助澜的政治背景。因此，对外动武不再局限于有限打击，而是通过彻底推翻“异己”国家的政权来实现政治目标。这一政治目标就是：通过推翻暴政，在“激进的伊斯兰的恐怖主义”的渊薮打进一个楔子——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宪政国家，作为中近东的一个示范和政治重心，扩展自由的社会秩序，动摇恐怖组织依托的根基，从而从根本上保障民主国家的安全与繁荣。
在战争形式上，配合军事，强调实施政治、外交、经济、媒体各条战线协调，总体战特征非常突出。从军事行动看，美英联军广泛地运用了特种战、空降战、心理战等多种战法手段。特别是在指示“斩首”目标、破坏伊军防御体系、控制石油油井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注重攻城与攻心结合，采用了边轰炸、边向老百姓发放粮食等措施。注重空地结合，采用武装直升机开道，攻城拔点、夺控要地，掩护和保障地面军队推进的战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英联军以高度精确化打击和“斩首行动”，通过空、地、海、天、电、特”的**信息系统为支撑，实现了信息、火力与机动一体联动，强调“不局限于决定性力量摧毁和消耗敌军事力量，而是致力于影响和控制对手的判断和意志”的新战争观，提出以具有相当的力量性、精确性为手段，诱导、强制对手接受美国的政治目的和军事目标。美军在战争中将“心战施压”提升至战略高度，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手段之多，可谓空前。在两次斩首行动后，在美英高强度的、以领导层目标和军事目标为主要打击目标的精确化持续空袭下，伊拉克领导指挥体系陷入了瘫痪，领导层很快失去了控制和组织防御和抵抗的能力，伊拉克战局急转直下，巴格达和提克里特也都随后出现了不攻自破的境况，伊军的抵抗意志崩溃了。
伊拉克战争虽然遭到不少国家甚至美英的传统西方盟友的质疑乃至反对，但毫无疑问，新保守主义的实践正在深刻影响国际关系，甚至影响世界秩序和宪政民主的走向，是值得全球高度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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