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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国时期的资源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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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08/11 出处： |
一九三一年冬，时任国民政府秘书兼教育部次长的钱昌照向主席蒋介石提出，日本侵华趋势日益明显，应该建立一个国防设计的机构来统筹计划抗战工作。蒋介石表示同意，并决定由他来筹备这个工作。
几个月前，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回想北伐时在济南与日军的遭遇，写道：“余之哀丧未有如今日之甚者，昔济南一役，余实倭寇炮火中遗留不死之身，今日复何所顾惜，势必与国家共存亡！”蒋不只是空下决心，他对于时局还是有清晰的认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矣”，所以对于国联教育考察团“国际的力量一定可使日军一周之内撤兵”的言论表示不同意。他认为中国必须有足够的自卫力量，“惟有依赖国民的力量与世界上的公道，但是我们更要有最后流血的决心”。
蒋介石为何如此仓促，以致直到此时才下决心？北伐后，全国形式上统一了，但是军阀间的抗战就没有结束，去年（一九三零年），蒋介石还得与冯玉祥，阎锡山进行中原大战，而事变当时，蒋还在“剿匪”前线，根本没有精力来抓对日备战。亡羊补牢，痛定思痛，蒋介石决定采纳他的军事顾问蒋百里“全民抗战”，“持久战”的抗战观念，忍辱负重，争取时间备战，从长计议。
黄仁宇在《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中披露，蒋在日记中说“余固深知我国民固有之勇气与决心早已丧失殆尽，徒凭一时之兴奋，不具长期之坚持，非惟于国无益，而且反速其亡”。 “这段文字不能在战前公布。”黄分析说，“严格说来，他这时候（至少在一九三一年）对于和日本作战没有必胜的把握，相反的，以他深知两方的实力，如即仓猝应战，只有自取灭亡。”但是此时此刻，谁能了解蒋的心情呢？北方学生南下请愿，殴打蔡元培，报章充斥激扬文字，称东夷岛寇不足计较。蒋处于风浪的中心，负重忍辱，作持久抗战的准备，不免被人冠以“不抵抗”， “卖国”之名。
现代战争是一个综合国力的竞争。蒋介石的备战也是一个全方位的备战。他发起“新生活运动”提高全民素质，增强国民自信心；颁布《兵役法》建立兵役制度，开始征兵，保证兵源充足使全面抗战成为可能；雇佣德国顾问，引进德国军事设备，整编全国陆军；改革财政，设法充实国库；实施法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开发全国经济。
所以，蒋介石对建立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建议很感兴趣。钱昌照为他分析说北方的知识分子我很熟悉，只要南京政府下功夫，他们就可以为我所用。
当时，北方以北大、清华、南开为首的教授与南京政府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甚至是有一些的批评。但是他们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关注时局发展，关心国家安危。九·一八之后，胡适、丁文江、翁文灏等人成立了《独立评论》周刊来议论时政，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对日关系，丁文江还专门的写了一篇叫《假如我是蒋介石》的文章来表达他对抗战的看法。所以，钱昌照提出，如果南京政府能够以抗日的名义邀请，北方的知识分子是会被团结的。于是，蒋就派钱到北方来与北方的优秀知识分子联络。钱到北方摸清情况之后，就按蒋的意思，在次年的春、夏、秋季分别安排这些知识分子来庐山与蒋见面，讲学。
次年（一九三二年）十月，国防设计委员会就建立起来。蒋自己兼任委员长，由于钱昌照提议，翁文灏出任秘书长，钱自己任副秘书长。翁文灏是北方知识分子的重量级人物，时任地址调查所所长，世界知名的地质学家，曾主持周口店猿人的发掘工作。
其它委员是来自当时社会各方面的贤达之士。大知识分子，科技精英，金融实业人士以及少部分国民党党务人员组成，真可谓是一个超豪华阵容。比如，胡适、丁文江、傅斯年、蒋廷黼、何廉、陶孟和、王世杰、周鲠生、钱端升、吴鼎昌等等。
国防设计委员挂靠在蒋介石任总长的参谋本部之下，具有军事性质，职员都有军衔，翁文灏钱昌照的级别是同中将。这是一个秘密机构，不挂牌，信封不印机构名称，一切活动都不公开，由于办公地点设在原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旧址南京三元巷二号，故对外以“三元巷二号”称之。
“他的主要任务在遵照总理遗教来发展国家资本，达成中国工业化。他的首要目标在调查和研究国防经济，以为建设基本工业和筹划经济动员的准备”，这是著名的抗战史专家吴相湘在《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中对国防设计委员会的介绍。
据当时国防设计委员会的秘书，后来资源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吴兆洪回忆，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厅下设三处八组。“三处是秘书、调查和统计。八组是军事、国际、文化、经济及财政、原料及制度、制造及运输、人口土地及食粮和专门人材（才）调查。”由此可见，设计会的职能比较宽泛，特别是外交调查，蒋令宋子文、孔祥熙、翁文灏、蒋廷黼等人前往美英德苏等国开展秘密外交，探访各国态度，游说各国支持，争取外交主动。
一九三五年以后，国民党对军事机构进行大的改组。国防设计委员会的使命结束，资源委员会成立，挂靠在军事委员会之下。人马基本没变，但是工作的内容已经从原来的参谋性质的转变为一个工业建设机构。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为适应战争形势，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大本营，作为战时政府。其中第三部负责国防工业，由翁文灏负责。九月翁文灏从欧洲开展秘密外交回来后，又在军委会之下成立工矿调整委员会，于是，翁文灏就兼起资源委员会秘书长、战时政府第三部部长、工矿调整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而他面临的首要工作就是沿海工矿企业的内迁。
开始时，许多民营企业并不愿意内迁。李学通在《书生从政——翁文灏》中说，他们“对内迁的意义并不明了，态度也不是很积极。尤其是一些大企业，他们或是寄希望于租界德保护，将工厂迁进租界，或是改头换面，挂上外商的招牌，托庇于外国资本的保护；或者畏惧内迁的艰难，对内迁后的前途缺乏信心；甚至个别存投日之念，百般阻挠”。直到“八·一三事变”爆发，许多上海的民营企业才纷纷要求内迁，翁文灏回国后只好对内迁重新做出全面安排。
当时，主要迁到二线，也就是湖北、江西、湖南一带，李学通讲到，“在湖南湘潭、江西赣南等地建工厂。进口德国的设备，按计划实施建立钢铁厂、电器厂等一系列的计划。当时得很多工业基地的场地都平好了，交通都建立好了。这就是为什么湖南湘潭、株洲后来会成为工业中心与这些是有联系的”。但是，不久南京陷落，迁到二线的工厂，继续内迁。也就是在三线开展建设，在四川、贵州、云南等腹地开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建设。
“再度内迁与大后方的建设为后来六十年代的三线建设打下了基础，包括长虹，玉门油矿等。同时也为后来中国搞石油建设培养了技术人员，石油技术工人很多就是从玉门油田出来的。当时，像王进喜等人就到了玉门油田”，李学通分析说。
应该提及的是资源委员会一直负责与外国的易货贸易，先是德国，后来是苏联和美国。易货贸易就是在一定的额度内拿我国生产的农产品、矿产品与外国的武器设备，工业设备作交换。通过统制矿产开发和与德国的易货贸易给资源委员会积累了很多外汇、设备和技术，是资源委员会举办工业企业的本钱。
抗战胜利后，资源委员会通过对敌占区，特别是东北、华北、台湾这几个主要地区的接收，急剧膨胀，不仅控制了重工业，还扩张到轻工业和食品工业。
资源委员会在抗战的炮火之中发展期来，主持了经济内迁、发展大后方经济支援了正面战场的抗战，发展成为一个下辖一百二十一个总公司，近一千个生产单位，拥有技术和管理人员三万二千余人，技术工人二十二万六千多人的工业建设机构。行业跨越煤矿、电业、石油、钢铁、有色金属矿、电工、机械、水泥及耐火材料、化工、纸厂、糖厂等工业部门。
解放战争中国民党的节节败退，资源委员会内部发生分化，当时的资源委员会负责人召开秘密会议，统一思想，形成了就地坚守岗位，等待解放的共识。面对蒋介石要求资源委员会迁往台湾命令，资源委员会在主要领导的巧妙周旋，拖延时间，终于成功起义，迎来解放。为新中国的建设保存了很好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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