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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科夫：苏联改革失败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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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08/09 出处： |
红星陨落之后——论苏联改革失败的历史教训及其对中国改革的借鉴意义
【作者按】这是一篇我早就想写，却迟迟不能如愿的文章。在我看来，苏联改革及其失败是人类历史中最令人遗憾的事件之一。如今，苏联解体已十二年了。这十二年来，我天天都在思考着：为什么在短短几年之内，苏联这个伟大的国家竟会分崩离析？为什么苏联领导人发起的、原本有声有色的改革会最后一败涂地？为什么苏联共产党这个拥有两千万党员的百年大党最后会无声无息地死亡？作为一名精神上的苏维埃人，苏联解体永远是我心中的痛楚，客观地研究总结苏联改革失败的前因后果，一直是我最强烈的愿望。其间有几次我曾经动笔，但每写个开头就无法再写下去了。之所以这样，并不是因为我觉得没什么好说的，而是因为我要说的话实在太多，结果反而不知从何说起了。
目前，国内外对苏联解体所进行的研究、反思已经是页繁卷浩。据俄罗斯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二○○○年的一项统计，十年中全世界关于苏联解体的历史类专题书籍一共出了大约二十多万种，约数百亿字，五花八门的研究论文更是不计其数。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话题比苏联解体更引人注目、更能激发人的思考了。不同阵营、不同立场、不同观点的政治家、观察家、外交家、作家、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行了思考和分析，给我们提供了宝贵、丰富的史料，对此我也读了不少，也逐渐形成了自己对苏联改革的观点和看法。
在此，我首先感谢“议宣”网友。他曾写了一篇文章《苏共垮台的原因是“极左派”搞政变》，里面的一些观点我不很认同。激动之余我写了一篇约一万字的《关于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及其对中国改革的借鉴意义》作为回复。该文是完全凭借记忆而仓促作成的回复，并没有引经据典，一些事实与实际情况有些出入，观点也未经提炼。但是，很多读者给予该文以热心的支持与期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位笔名“八匹马”的读者，他在给我的回复中这样写道：“根据本文标题，似乎应该有一个精炼、准确的总结性概括，扼要阐明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以及其对中国改革有何借鉴意义。这个结语很重要，希望能补上。”读者们这种求实求真的态度鼓舞了我，因此，我决定以该文为蓝本，将其重新改写为一篇比较全面地反映本人立场、观点和思考成果的文章。
当然，苏联改革失败和苏联解体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各种矛盾和因素交织在一起，令人眼花缭乱。鉴于本人的学识及理论水平的局限性，想在一篇文章中做全面分析是不可能的。我写这篇文章，只是想初步理清苏联改革及其失败的头绪；分析一下改革者的心态和困境。中国也在进行着改革，因此研究苏联改革失败的经验教训在目前形势下尤其重要。同时，我想通过此文驳斥国内一些不严肃、不客观的“学者”对苏联改革进行的主观臆断和故意歪曲；也对一些颇为流行的政治谣言和错误说法做出澄清。
第一节：苏联改革进程综述
首先要明确我的历史观。我认为人民是改变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力量，民心向背，是决定历史进程的根本因素，这是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但是，有时一些精英人物和突发性事件也会对历史演进产生很大影响。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结合，是苏联解体的原因。
一九八五年三月，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随即开始了改革。改革的后果，现在我们看得很明显了：改革彻底失败了，苏联解体了，苏共瓦解了；经济崩溃了，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平均预期寿命下降，犯罪率激增；苏联从世界第二强国沦为了一个地区强国，而且多半是靠苏联遗留下来的家当，特别是辽阔的疆域和核武器，才勉强保持如今的地区强国地位。因此，美化戈尔巴乔夫改革是错误的，这场改革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衡量，都一败涂地。当然，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人民有了多多少少一些发言权，仅此而已。
苏联改革留给我们的是以教训为主。某些人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总是美化苏联和俄罗斯这场失败的改革，把俄罗斯现状描述得一片光明。当然，还有一些人从另一种目的出发，把戈尔巴乔夫咒骂成一个钻进共产党队伍里的“特洛伊木马”，一个“第五纵队”头子，甚至把戈尔巴乔夫描绘成一个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从资产阶级那里接受复辟的任务；〔1〕同时，他们还把苏联在改革前的情况描述得一片光明，似乎没有任何改革的必要，是戈尔巴乔夫毁了社会主义的大好河山。我认为：持上述两种态度的人，是一种缺乏起码的求真求实态度的胡言乱语。
一、危机四伏：戈尔巴乔夫改革前苏联的形势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是凭空出现的。苏联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已经决定了改革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那么，戈尔巴乔夫改革前的苏联，究竟是怎样一种形势呢？我认为可以用“步履蹒跚、内外交困、危机四伏”十二个字来概括。
（一）经济危机。苏联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步入经济长期衰退的困境。传统的粗放型经济依靠对资源的无限掠夺和限制消费取得的高增长率，到七十年代中期以后也无法维持下去了。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经济危机不是某一领域内的局部短期危机，而是全局性的长期危机。主要表现在：
①苏联虽然号称“最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但主要消费品长期供应不足。经过七十多年建设，1985年苏联人均GNP为3396美元，不仅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且还落后于亚洲、拉丁美洲一些国家。苏联人均收入为西方国家的三分之一左右，〔11〕但由于苏联实行控制消费、高积累的政策，苏联人的生活水平与西方的差距更大。而且，主要消费品长期短缺、供给不足，经常需要凭票供应，暗藏了通货膨胀的危险，人民生活水平从革命前的居欧洲第五位下降到在八十年代的居世界第八十八位。1985年人均住房面积仅15平米，为西方国家50%；每百户汽车拥有量为14辆，仅为西方国家的17.50%。〔2〕
②苏联虽然拥有发达的宇航、兵器和生物技术，但由于体制原因阻止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只有25～30%的科研成果被采用，平均转化周期需要10～12年，而美国则有85%的科研成果在5年内转化为生产力。在现代技术领域，苏联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15～20年，而且差距越来越大〔3〕。虽然曾经有人提出了大力加强科学技术的观点，但该方案被垂暮的领导人长期束之高阁。
③民用工业品技术非常落后，音响设备、录象机、摄象机等民用电子产品苏联几乎都不能生产。〔3〕而能够生产的民用产品则质量低劣，即使按照最乐观的估计，苏联工业产品也只有18%达到国际标准，在国际市场上根本没有竞争力。〔4〕由于工业品缺乏竞争力，苏联只有依靠出售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资源赚取外汇，沦为原料出口国。〔6〕
④工业生产中浪费惊人，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不断降低。单位产品所消耗的原材料为西方国家的2.5倍，能源消耗为西方国家的1.5倍；工业劳动生产率却只为西方的四分之一。〔3〕在西方国家开展信息革命、进行以取得效益为目的的增长时，苏联却依然沿着追求产量的老路走，使苏联费尽力气实现的主要工业品“赶超”努力成果化为乌有。〔5〕
⑤苏联农业长期落后，效率低下。虽然苏联把国家投资的27%（美国为5%）、劳动力的20%（美国为3%）用于农业，但农业劳动生产率则只有美国的七分之一。〔7〕八十年代初期，苏联农业中仅管理机关人员就多达300万人，超过了美国全体农业人口数量，〔6〕但苏联农业连年歉收，被迫花掉本来就是稀缺资源的外汇进口粮食，每年花费七十多亿美元，经济上捉襟见肘。〔8〕与此同时，苏联农用拖拉机报废率达每年12.5%，为美国的三倍；大批农作物因不能及时收割而损失掉，即使收割了也每年有20%的粮食和33%的土豆因为保管不善霉烂变质，无法食用；〔4〕1980年，全国一半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没有盈利。〔9〕
⑥石油市场暴跌使得苏联在石油收入掩盖下的经济衰退显露。苏联以重工业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在七十年代已经丧失了潜力，但恰逢石油危机，石油储量丰富的苏联靠石油的大量出口缓解了经济衰退。但八十年代以后，世界石油价格猛降50%，低于苏联石油的开采成本，使得苏联为石油输出投资的大量输油管道成为无效投资，〔10〕苏联依靠石油出口维持经济的计划成为泡影，经济上陷入绝境。经济增长率在1981年降为1.5%，甚至低于西方国家的3%，对于一直依赖高积累维持高增长的苏联来说，这才是真正的噩梦。
虽说经济增长与衰退有一定周期性，但苏联经济存在的这些问题，反映出传统的计划经济已经丧失了全部潜力。很大程度上，苏联经济危机是体制造成的，这为后来苏联改革急速转向政治领域埋下了危险的伏笔。
（二）政治危机。长期以来苏联实行高度集权、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官僚—精英阶层垄断了政权、财富和真理，人民群众被排除在政治决策体系之外，“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徒有虚名。干部任命制、职务终身制为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创造了良好环境。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领导人思想僵化、墨守成规，贻误了发展和改革时机，国内问题堆积如山。“表面文章达到令人头昏目眩的程度，而且国家的主要领导沉醉于带傻气的欣快状态之中”， 〔12〕看不到眼前的万丈深渊；官僚机构人满为患，人浮于事；既得利益集团贪污受贿、骄奢淫逸。进入八十年代以后，苏联政治危机不可避免地显露出来：短短三年之内，三位最高领导人相继去世，整个国家和社会陷入了空前沮丧和对前途的迷惘之中。
（三）信仰危机。苏联的党政不分的体制，决定了苏联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制度。可以说，苏联的产生与存续，与社会主义信仰有很大关系。如果说国家机器是维持苏联存在的硬件，那么意识形态就是维持这个国家的软件。然而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没有给苏联人民带来令人满意的生活，导致人民对传统模式的抵触、厌恶和冷淡。岁月流逝，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的老一代人退出了历史舞台，新一代人却心存疑惑：凭什么老一代人的选择在我们这一代还要延续下去？特别是上层的富足生活与普通人生活形成巨大反差时，这种情绪更加强烈，形成了人们苏共统治合法性的质疑。苏联官僚国家的本性，也使得那些向往社会主义的外国人信仰灭失，如果说四五十年代愿意为苏联提供情报的美国人是为了信仰，那么到了七十年代，则完全是为了钱。〔13〕但是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等苏共主要领导人却意识不到信仰危机的严重性，也找不出解决的办法，只好继续重复那些干瘪无力的教条。〔4〕信仰危机，特别是青少年的信仰危机在戈尔巴乔夫时代真实地显露出来：在刚刚提倡“改革与新思维”时的1987年，莫斯科市有52%的青年技术人员、65%的青年工人和71.4%的大学生自认为自己是与官方持不同政见的“非正式组织”成员。〔14〕而 苏联社科院一次关于苏共性质的调查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只占4%； 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只占7%；认为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而认为仅仅代表党的官僚、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竟高达85%。〔30〕
普遍存在的信仰危机是苏共提倡“革新了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动因。在我国，有一些研究者指责戈尔巴乔夫提倡“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弄乱了思想，这是不公正的。苏联人的思想早已混乱，对传统社会主义的信仰早已丧失，只是在体制惯性的作用下暂时没有在桌面上表现出来而已。戈尔巴乔夫所做的，不过是用“公开性”扯掉了那块掩饰真实情况的遮羞布，露出了事物的本来面目而已。
（四）族际危机。沙皇俄国是靠侵略扩张起家的，这使苏联成为世界上民族最多的国家，民族发展极不平衡，很多民族还处在部落阶段，民族问题长期以来非常尖锐。无论是沙皇俄国还是苏联，都对少数民族实行了压迫、同化的高压政策。特别是斯大林时代，采取镇压和强制迁徙的政策，给苏联民族问题造成了很多欠账。随着斯大林的死去，高压政策被相对的怀柔政策所取代，民族问题开始显露出来，地方民族主义倾向日趋明显。特别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最高领导人居然认为民族问题已经解决，形成了“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因而放松了对民族问题的警惕性。各加盟共和国的少数民族领导人，纷纷乘机培植本民族的干部取代其他民族干部，为日后苏联的分崩离析奠定了基础。民族主义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一旦压力消失，就如奔腾的岩浆一样喷涌而出，造成灾难。
（五）国际危机。无论是俄罗斯帝国还是苏联，长期以来都具有大国主义、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传统。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苏联出与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需要，以非理性方式进行军备竞赛，致使军事开支达到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背上沉重的包袱；同时苏联四处伸手，扶植亲苏政权和游击队，策划军事政变，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反感。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随即陷入游击战争的泥潭，不但给苏联造成了长期无法愈合的“流血的伤口”，每年花掉几十亿卢布，而且使苏联的国际形象大大受损，给了西方制裁苏联一个大好借口。为抗议苏联的入侵，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时宣布抵制该奥运会的国家达66个，占国际奥委会已承认的147个国家和地区的占五分之二。
1981年里根上台后，一改原先美国的收缩战略，处处以强硬态度回击苏联的扩张，并且宣称进行“星球大战”计划的研究，掀起了新一轮军备竞赛高潮。而此时内外交困的苏联，再也无力应付，被迫进行全面收缩，最后认败服输。
在当时苏联领导人中，只有安德罗波夫通过克格勃搜集的情报，对苏联面临的危机了解得一清二楚，并意识到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在其担任总书记以后，进行了短期的整顿，初见一些成效。但安德罗波夫很快因为病情恶化而不能视事，因此他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他最欣赏的戈尔巴乔夫身上。安德罗波夫去世之后，官僚—精英阶层拥护勃列日涅夫的心腹契尔年科当上总书记，他上台后立刻停止了安德罗波夫的种种改革努力。
戈尔巴乔夫就是在这种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的状态下走向领导岗位的。可以说，除了民族问题之外，他对苏联存在的其他危机看得比较清楚，在他看来，不改革只有等死，只有义无返顾地投入改革，国家和党才会有一线生机。可以说，戈尔巴乔夫上台代表了已经意识到国家危机的官僚—精英阶层的意志，尽管另外一些官僚—精英反对他带来变革，但归根结底是改革占了主流。
必须说明，在缺乏民主的苏联体制下，戈尔巴乔夫的上台与否并不取决于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力量对比，而是取决于官僚—精英阶层的力量对比，这是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悲剧。不过，和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一样，苏联改革的最初阶段也与人民的利益相一致，因为无论如何，人民的一些情绪也会间接地在官僚—精英阶层中一些负责任的人中表现出来。
二、对传统模式的最后一次挽救：加速发展战略
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并没有进行大胆尝试，而是因循旧的传统实行“加速发展战略”，在依靠科学技术振兴经济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国民经济稍有起色。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评估，1985～1989年苏联国民收入平均年增长为1.9%，而改革前5年的平均值为1.7%。〔4〕这一点在利加乔夫的回忆录《警示》中可以看得出来。〔15〕然而整体来说，“加速发展战略”的目标并没有实现。
戈尔巴乔夫的在整顿经济过程中犯了一个致命大忌——开展反酗酒运动。酒在俄罗斯人的生活中具有特殊的作用，有这么一个俚语：“俄罗斯人可以没有老婆，但决不能没有伏特加。”俄罗斯人过度酗酒问题由来已久，甚至深深浸透到了俄罗斯文化之中。酒业的税收是苏联政府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占每年财政收入18%左右。勃列日涅夫时代因为需要资金进行军备竞赛，“不道德地”对酗酒问题不加任何节制，18年内酒精消费量上涨3倍。〔15〕酗酒引发的死亡率上升、人均寿命下降、犯罪、旷工、致伤致残、婴儿畸形等社会问题非常严重，到八十年代初，苏联每天都有几千万成年人酩酊大醉，仅首都莫斯科街头，每个冬天都要因为醉酒街头而冻死上百人。〔16〕戈尔巴乔夫开展反酗酒运动初衷确实是值得肯定的，但采取行政手段对付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必然会导致群众不满、政府收入下降。戈尔巴乔夫知难而进，开展了雷厉风行的反酗酒运动，三年内不但使得苏联政府减少了上千亿卢布的收入，而且降低了戈尔巴乔夫的威信，老百姓给他送了一个“矿泉水书记”的绰号。由于反酗酒运动的失败和1986年4月26日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造成的上千亿卢布经济损失，以及多年养成的官僚主义、拖拖拉拉的官场作风，不但使“加速发展战略”取得的一些成就化为乌有，也使得改革者立场发生转移，迅速转向政治领域。
三、外交：从全面对抗到全面妥协
前面提到过，里根上台后咄咄逼人的政策，已经使苏联力不从心，因此戈尔巴乔夫一上台就把摆脱军备竞赛困扰作为主要大事，但此时尚是以对等裁军作为先决条件的。然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改变了这种对抗。一个核电站事故，就造成了几千人死伤（实际死伤更多），大片区域遭到污染，当地生态造成严重破坏至今也未完全恢复，那么全世界五万多枚核武器互相发射会造成什么后果呢？答案只有一个：人类的灭亡。戈尔巴乔夫开始从切尔诺贝利事故中汲取了教训，迅速形成了“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开始主动采取措施进行裁军。
从人类发展的整体角度来讲，“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无疑是积极的。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从国家利益角度来看，特别是经济不景气、国力主要依靠军事力量支撑的苏联来说，“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等于在没有取得任何利益的情况下就自己解除武装。苏联军方坚决反对这种做法，戈尔巴乔夫则抓住1987年西德青年鲁斯特驾机躲过苏军监控降落在红场这一令苏联国内舆论哗然、军方大大丢脸的事件，出奇迅速整治了军方，换上了对自己言听计从的人。从此军方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苏联加快了单方面、全面向西方妥协的步伐。
四、民族主义：不祥的蛋
和历届苏联领导人一样，戈尔巴乔夫没有认识到苏联民族问题的严重性。直到1988年，戈尔巴乔夫还认为苏联不存在严重的民族问题。然而，戈尔巴乔夫实在是不走运，他正好遇到了二十世纪全球民族主义思潮剧烈泛滥的洪水。由于苏联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没有什么经验可遵循，故当时的苏共主要领导人对突然凸显的民族问题缺乏必要的准备，先是没有给予必要的重视，而等到局面失控，又惊慌失措、进退失据、朝令夕改、顾此失彼。
民族主义势力借助“民主化”把自己首先打扮成民主派，并与俄罗斯内部的“民主派”彼此呼应。而苏共领导和苏联人民，显然没有分清楚人民正当的民主诉求与民族分离主义的区别，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予以镇压。戈尔巴乔夫既然自己启动了“民主化”，就不想再成为“改革的扼杀者”，因此在地方分离问题上处处被动，试图靠“说服”“威胁”来压制野心家们对最高权力的渴望。而对于铁了心要靠分裂国家达到掌权目的、又有本族群众狂热支持的民族分裂分子来说，“说服”就是一种鼓励。此后，族际冲突、共和国与中央的法律大战、加盟共和国的独立倾向遍地开花，不但加剧了局势的动荡，而且割断了各地经济联系，分散了领导人的注意力。最终，民族主义这颗“不祥的蛋”孵化出了怪兽，吞噬了苏联。
五、改革转向：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
由于经济改革的出师不利，导致戈尔巴乔夫把改革主要目标转向了政治领域。他认识到官僚主义、长官意志等苏联体制的弊端对苏联发展的迟滞和破坏作用。1988年，苏共召开了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戈尔巴乔夫在这次会议上做了《关于苏共二十七大决议的执行情况和深化改革的任务》的报告，明确提出“要根本改革政治体制”，通过“革命性改革塑造社会主义新形象”。〔17〕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在倡导苏共一党制下的民主。公允地说，他看到了问题的本质，认识有可圈可点之处，然而他采取的措施确实是令人不敢恭维的。
高明的政治家善于不但善于发现问题，而且善于解决问题。戈尔巴乔夫善于发现问题，却不善于解决问题，甚至制造新的问题。民主化、公开性、权力归苏维埃这些口号和认识本身都是正确的，但具体的实施，却要掂量掂量。如何使得社会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改革，如何把握住全局不使其失控，让社会的演变按照一个稳定的轨道进行，这是任何一个高明的政治家所必备的素质。然而，戈尔巴乔夫显然不具备这些素质。
一个长期在高压严密控制下的社会肯定不会健康发展，但是解除桎梏却要讲究方法策略。因为长期的独裁统治下的人民，往往被当作孩子看待，独裁者显然不希望人民具有独立思考分析能力，因此总会打击各种思想异端；并且灌输臣民意识，抑制公民社会的形成。在这种情形下，人民的自律能力和理性思维能力都难以获得较大发展。如果突然解除压力，人民反而无所适从，容易被各种极端主义的漂亮话所俘获。因此，我认为民主性、公开化非搞不可，但如同戈尔巴乔夫一样骤然放开，必然适得其反，引发政治狂热，从而为野心家粉墨登场提供舞台。
六、联盟大厦的爆破手：叶利钦现象
叶利钦原任苏共斯维尔德洛夫州委书记，后调任苏联中央建设部部长，口碑不错。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相识，基本上是工作关系，但双方曾经发生过不愉快，叶利钦对此铭记在心。〔18〕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将叶利钦调任中央书记、后任莫斯科市委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叶利钦任莫斯科市委书记后，很快显现出了其激进平民主义倾向，和群众一起排队购物、访问贫苦、抨击特权腐败、对干部进行大换班，提出“批评无禁区，公开无限制”，因而赢得了很好的口碑。
叶利钦的激进主义矛头很快转向了苏共中央，特别是苏共第二号人物利加乔夫。1987年10月21日举行的中央全会上，叶利钦猛烈地抨击了苏共中央改革进程缓慢，并点名批判了利加乔夫的工作作风，立即遭到了几乎全体中央委员的迎头痛击，不久就被解除了相关职务。
如果戈尔巴乔夫在叶利钦下台后把他打发到卢旺达或者巴巴多斯去当大使，也许叶利钦从此就销声匿迹了。但是，戈尔巴乔夫这时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继续让叶利钦在中央任职，而且是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席职务，仍然是苏共中央委员、莫斯科市委委员，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在下台后，叶利钦在一切场合都痛陈苏共统治的腐败堕落、压制民主。是的，这些不是空话，这些都存在，再加上叶利钦被苏共中央清除，因而叶利钦获得了“人民代言人”的称号。作为体制外的破坏者，叶利钦不必承担苏共沉重的历史负担，为了争取权力不惜做出最不切实际的慷慨许诺，因而又赢得了“激进改革家”的称号。从此，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斗争贯穿以后的苏联改革，直到苏联解体。
叶利钦被戈尔巴乔夫排挤出政治局以后，充分认识到自己已不可能在联盟中央层次挑战戈尔巴乔夫。在一半是良心、一半是野心的驱使下，叶利钦利用了戈尔巴乔夫自己提倡的“民主化、公开性”作为斗争武器，直接从群众那里获得支持。他利用当时苏联人民对苏共的失望，利用苏联社会发展中的困境，慷慨许诺，痛陈时弊，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救世主。他凭借充满不切实际的许诺竞选纲领和对苏共的尖锐指责，于1989的苏联首次真实意义上的苏维埃选举中获得89.4%的选票，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代表并担任最高苏维埃建设委员会主席，重新走上政治舞台。
从叶利钦的一贯表现来看，他是一个十足的野心家。在当选最高苏维埃建设委员会主席后，他根本就不关心工作，而是成天忙于竞选；他提出的各种口号、做出的各种许诺，完全脱离现实，如表示要在两三年之内解决苏联的经济问题，还清内债外债等；作为中央委员，他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从来都不对中央的国内外政策发表反对意见，在选举中却对中央的任何一项政策都有意见；他口口声声反对特权，但他自己却心安理得地享受住房、医疗的特权。〔19〕可惜，当时的苏联人民没有足够的理性思考能力识破这个政治骗子。
叶利钦就是靠着“激进改革”的幌子，挖戈尔巴乔夫的支持者的墙角，在随后两年里获得一个个胜利，迈向了俄罗斯联邦的权力宝座。1990年5月29日，叶利钦利用俄罗斯民族主义泛滥的形势，提出要“给俄罗斯足够主权”的纲领，在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选举中以535票赞成、502票反对，仅比法定票数多4票的结果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夺取了俄罗斯联邦的最高权力。选举前戈尔巴乔夫曾采取说服代表的办法阻止叶利钦当选，但未奏效。叶利钦知道，只要有一个统一的联盟存在，只要有一个苏联总统存在，自己的就不会有货真价实的权力。因此，叶利钦对联盟的维持三心二意，阳奉阴违，支持各加盟共和国的分离运动；并以俄罗斯联邦为根据地，逐步蚕食、架空中央权力。1991年6月12日举行的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中，叶利钦击败了雷日科夫和戈尔巴乔夫提名的候选人巴卡京，成功地当选为俄罗斯总统，支持率高达57%。叶利钦获得如此高的选票，说明了当时俄罗斯大部分选民已经被叶利钦的“激进改革”口号所迷惑。上台以后，叶利钦以自己是民选总统自居，公开与戈尔巴乔夫对抗，蚕食中央权力，颁布非党化命令，并时常以苏联总统的合法性让戈尔巴乔夫难堪（戈尔巴乔夫是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不是全民直接选举选出的）。
戈尔巴乔夫发动改革的动机是好的，但是戈尔巴乔夫作为政治家却非常笨拙。戈尔巴乔夫作为苏共中央机关内部的权术大师，其政治手腕是高明的；但作为他自己倡导的“民主化、公开性”下的新政治体系，他的政治手腕非常笨拙，在叶利钦的进攻下节节败退，毫无还手之力，又不肯采取断然措施，致使社会秩序越来越混乱，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最终失去了人民的支持。
多年以后，当戈尔巴乔夫回首往事时，终于醒悟了这一点。他说：“因此，最关键的是不能失去人民的支持。这对我，对你们，都是一种教训或启示。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就失去了主要的资源，就会出现政治冒险家和投机家。这是我犯的错误，主要的错误。” 〔20〕
七、大溃退：丢掉了东欧
二次大战后，苏联根据雅尔塔体制将东欧列入自己的势力范围，随即把苏联制度移植到东欧国家。然而，这种大国划定势力范围、近似帝国政策的做法，始终无法得到东欧国家人民的认同。二战结束几十年时间里，东欧总是出问题。波兰、民主德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发生过不少政治动荡，均遭到苏联的武力镇压，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心里蒙上一层阴影。特别是八十年代以后，东欧国家“小步舞曲”式的改革努力均遭失败，普遍陷入经济困境，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例如匈牙利，1945年人均收入高于芬兰，但到1989年人均收入仅及芬兰的十分之一；东欧阵营中最富足的民主德国，与同一民族的联邦德国相比，生活水平差距也非常明显。
东欧国家中最不稳定的因素是波兰，居民中有97%的人口笃信天主教。四十年中，这个国家大约每隔八、九年就要发生一次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每次危机都导致原来的党政领导人下台。到八十年代初期，由于食品价格上涨导致严重政治危机，几乎致使苏军入侵。虽然雅鲁泽尔斯基为避免苏军入侵实行了军管，团结工会表面上被镇压下去，但实际力量十分强大，其会员竟然占到全体居民的三分之一，比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势力还大。
到了一九八九年，苏联改革逐渐陷入困境，加上戈尔巴乔夫提倡“新思维”，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控制明显放松。这样，缺乏苏联支持的波兰政府不得不与势力强大的团结工会举行圆桌会议，商定进行选举。选举的结果是：波兰统一工人党一票未得，团结工会则几乎囊括了一切选票，政权转移到团结工会手中。
波兰的巨变和苏联的暧昧态度引发了连锁反应。此后不到半年时间里，匈牙利、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纷纷发生和平演变，而罗马尼亚则是通过血腥的武装斗争完成这一进程的。其中，民主德国在一年之后就并入联邦德国。
短短时间内东欧国家为什么会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有些分析家认为提出了不少说法：西方和平演变论、经济未搞好论、新思维推波助澜论，等等。但是，这些原因只是东欧演变的外因，而根据唯物辩证法，外因只是事物发生变化的次要原因，主要的、决定性的原因是内因。那么，什么是东欧国家演变的内因？就是这些国家走上苏联体制，并非本国人民自愿的选择，而是作为大国的苏联强加的，并且对任何离经叛道者进行无情打击。例如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开始“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试验时，遭到了苏联的入侵。苏联的强制是这些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唯一保证。
东欧的迅速演变和随即产生的华约解体使苏联领导人目瞪口呆，但是鉴于阿富汗的教训，苏联领导人已经不可能再采取军事入侵的手法进行干涉，只好全面溃退。对于很多持帝国倾向的苏联人，特别是军方来说，这是一次耻辱的撤退。东欧的演变也反作用于苏联政治进程，此后不久，苏联就取消了宪法第六条规定的苏共领导地位条款，苏联正式进入多党制时期。
八、苏共的分裂：左右之争
随着改革的深入与由此引发的社会动荡，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的主要政治盟友：叶利钦、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利加乔夫、雷日科夫都逐渐远离了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这些人都是改革派。但是，任何改革都有一个不可回避的困境：那就是非民主国家的改革往往是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为了避免更深刻的危机而采取的不得已的行动，官僚—精英阶层支持改革的出发点是保护既得利益。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将不可避免地触及一批又一批人的既得利益，促使他们从改革的拥护者变为改革的反对者；官僚—精英阶层的另一些人则希望趁改革之机进行投机，攫取最高权力。相比之下，以成熟的公民社会作为支撑的民主国家却不必如此，因此他们每一次正常的选举都会导致权力更迭，新的统治者都会调整政策，从而使社会积累的问题得到经常性、制度化的解决，根本用不着等到问题堆积如山、“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了”的地步。
戈尔巴乔夫痛苦地处于“极左”和“极右”的压力之下，并因为误判给自己增加了不少新敌人。不过请注意，当时苏联的极左和极右含义，与中国恰恰相反——叶利钦代表“极左”，保守官僚代表“极右”。作为一个改革者，他痛苦地面对着一切改革者都要碰到的尴尬局面：一方面，更加激进的破坏性力量试图炸毁政权本身，从而达到自我掌权的目的；另一方面，保守势力、既得利益者却认为改革侵犯了自己的特殊地位和权力，因而也要千方百计地阻碍改革，或者干脆牺牲掉改革者本人。这种悲剧在中外历史上多次上演，此时唯一能够确保改革成功的，就是改革家高超的政治手腕，如何始终掌握全局，并借助人民的力量完成改革事业。然而，戈尔巴乔夫显然不具备这种素质。
由于对改革态度、立场的截然不同，苏共内部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纲领派”、“民主纲领派”和“主流派”三大势力，绝大部分党员还是跟着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中央走的。1990年苏共召开28大的时候，三派斗争日趋激烈，会后虽然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决议和新的党纲，但这个决议不能满足叶利钦等人的胃口，于是他和他的主要追随者宣布退党。虽然形势不容乐观，但还有有多达75%的代表选举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
直到二十八大以后，戈尔巴乔夫才意识到要与“左”、右分裂，打出“中派”旗帜，然而为时已晚。由于苏联经济状况持续恶化，在普通群众看来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没有给他们带来预期的生活改善，因而开始转向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其中，多数转向支持激进民主派（“左”派），少数转向既得利益保守派（右派），戈尔巴乔夫的“中派”应者寥寥。群众的这种情绪分化在1991年举行的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中可以看得出来，此次选举，叶利钦获得了57.38%的选票，雷日科夫获得17.29%，而戈尔巴乔夫支持的巴卡京只获得3.47%的选票。
对于苏共的前途，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普罗科菲耶夫在1991年7月19日的分析可谓精辟。他说：由于过去只有一个党，一个意识形态，政治上积极的公民几乎全在苏共内部。多元化以后，苏共必然分裂。右翼激进派认同资本主义，其理由是西方国家生活好；左翼激进派要求回到过去，理由是改革前生活比改革后好。而余下的中派和社会主义改革派处境最为艰难，既要为过去的错误和今天的危机负责，还要建设无人建设过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最好是“左”“右”两个极端派都从苏共分裂出去，一般情况下只会有人退党，但党不会垮；除非各共和国没收苏共财产，宣布苏共非法。遗憾的是，仅仅一个月后，他的话就应验了。
九、戈尔巴乔夫的梦魇：赫鲁晓夫综合症
戈尔巴乔夫一直有一个梦魇：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发动了改革，却被自己最信任的人赶下了台，扼杀了他的改革，在勃列日涅夫回避矛盾的时期，苏联很多问题堆积如山。因此，如何防止自己成为另一个赫鲁晓夫，一直是戈尔巴乔夫所警惕的问题。
对戈尔巴乔夫来说，叶利钦是敌人，但他是明面上的敌人；而保守派也是敌人，但他们是谁呢？当年把赫鲁晓夫搞下台的那些人，苏斯洛夫、谢列平、波德戈尔内、勃列日涅夫等人，谁在公开场合表明过他们是反对派？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戈尔巴乔夫对来自暗处的敌人，必然有更多的提防。因此，在改革进行到1989年年底以后，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如同走独木桥般左右平衡，时而支持左派打击右派，时而支持右派打击左派，以艰难地推进他的改革，同时艰难地维持苏共的权威。可以说这个时候，戈尔巴乔夫已经渐渐丧失了对局面的控制。
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民主派不必背负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主流派的沉重的历史遗产，又不是现实的掌权派，因此他们具有很强的鼓惑性和煽动性，很快争取到了社会中下层、工人阶级特别是煤矿工人的支持。从1989年开始，激进改革派不断煽动煤矿工人罢工闹事，或者组织数十万人的游行示威活动。政局的动荡加剧了苏联的经济困境，从而使得戈尔巴乔夫处境更为艰难，支持率不断下降。1990年，由于煤矿工人大罢工和社会持续动荡的影响，苏联经济出现了战后第一次负增长，负增长的比例约为2%。煤矿工人成了叶利钦要挟中央政府的有力武器。此外，叶利钦还公开支持各加盟共和国的分离主义者，使得民族问题骤然紧张。戈尔巴乔夫只好来灭火，但是又在是否武力镇压方面优柔寡断。这是一个难题：要么，把改革淹没在血泊中，要么改革因国家分裂而失败。
而保守势力则掌握着从中央到地方的权力机关。要命的是，戈尔巴乔夫区分不出谁是真正的反改革派，谁是真正的改革派。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是光明磊落的，但是除了他们拉出队伍组织了“苏共马克思主义纲领派”以外，没有明确宣布加入这个派别的人难道都是改革的坚定支持者吗？戈尔巴乔夫始终无法挣脱赫鲁晓夫梦魇。
利加乔夫是个正派而明白的人，他也没有反对公开性和民主化。但在具体实施、何种限度上与戈尔巴乔夫产生了严重分歧。恰在此时，持极左派观点的列宁格勒女教师安德烈耶娃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发表了《我们不能背弃原则》的公开信，公开反对改革。由于该信发表时恰好因戈尔巴乔夫在国外访问，利加乔夫代理总书记职务，顿时使戈尔巴乔夫陷入了“赫鲁晓夫第二”的梦魇。其实，利加乔夫并无此心，否则，历史的演化不是这个样子。利加乔夫可能认为“公开性”过了头，而且是“一边倒”，因此想借此机会平衡一下舆论，却没想到触到了戈尔巴乔夫的痛处。戈尔巴乔夫也没有立即从政治局清除利加乔夫，但把他从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调为主管农业的政治局委员，仍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由雅科夫列夫主管意识形态。但随着中央书记处的地位日益下降，利加乔夫实际上被架空了。苏共28大上，利加乔夫没有当选为中央委员，但仍然投票选戈尔巴乔夫当总书记。
至于雅科夫列夫这个人，我一直觉得这个“灰衣主教”观点有些奇怪，直到读了他的《一杯苦酒》。从这本书看来，雅科夫列夫是一个彻底对社会主义丧失了信念的人。国内有些研究者认为戈尔巴乔夫实际上执行的是雅科夫列夫的思想，我看有些欠妥。的确，二者某些言论有相似之处，但最重要的区别是：戈尔巴乔夫至今仍然坚持社会主义信仰，但雅科夫列夫显然不是这样。戈尔巴乔夫一直致力“重建”“革新”社会主义，而雅科夫列夫却仿佛对“社会主义”这个词有刻骨仇恨；戈尔巴乔夫至今肯定十月革命的选择，认为全盘否定苏联建设的成就是不正派的，〔25〕而在雅科夫列夫眼里，苏联有的只有罪恶，能获得的只有诅咒。当然，我也不认为雅科夫列夫像某些人臆断的那样是“美国奸细”。很明显，戈尔巴乔夫让雅科夫列夫这个貌似“社会主义改革派”、实际上对社会主义恨之入骨的人执掌意识形态大权并信任他，显然是用人上的一大失误。例如，1988年立陶宛独立运动高涨时，戈尔巴乔夫曾派雅科夫列夫去了解情况，结果雅科夫列夫竟然鼓励了分离分子，令他们喜出望外。〔26〕回来后又撒谎说那里一切正常，并向政治局建议和波罗的海国家搞个邦联，遭到政治局的拒绝，〔27〕此后波罗的海独立倾向一发不可收拾。而1991年7月27日改革最艰难的日子里，雅科夫列夫宣称自己不相信苏共会革新，并确认“我们不幸的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28〕，宣布辞去总统顾问职务与戈尔巴乔夫分道扬镳，为叶利钦效力去了。
为了摆脱“赫鲁晓夫综合症”和官僚—精英集团的困扰，专心进行改革，戈尔巴乔夫实行了权力重心由总书记向总统的转移。但是，这种权力转移进行得十分不成功，政治局、总统委员会、最高苏维埃、政府之间机构重叠、职责不明，导致政出多门，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此后，戈尔巴乔夫在短时期内多次进行机构改革，很多次人员还未明确分工就又改组机构，加剧了权力中心混乱。由此可见，戈尔巴乔夫已经完全失去了驾御全局的能力和清晰的改革思路。
十、联盟中央被架空：俄罗斯的主权宣言
如果说戈尔巴乔夫是为了建设美好的生活在努力，那么鲍利斯·叶利钦则是为了获得权力而忘我地破坏这种美好的生活。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这个人可以不顾一切。叶利钦明白，如果不架空联盟中央，他这个“总统”就是徒有虚名。虽然戈尔巴乔夫的支持率一降再降，但仍然有多数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应付联盟危机的唯一人选。在联盟层次，不但要看民意支持率，而且还要考虑各共和国的立场，而多数共和国领导人则是支持戈尔巴乔夫。这样，叶利钦始终无法在联盟层次与戈尔巴乔夫对抗，他转而寻找一种新的途径——架空联盟中央。
1990年5月30日，叶利钦刚刚当上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就表示要俄罗斯获得主权。当然，他还为这种行为戴上一个光环：“只有共和国的强大，苏联才会强大。” 〔24〕接着，在激进民主派的鼓噪下，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主权宣言》，随即叶利钦处处宣称自己只对自己的选民负责，不对联盟中央负责，俄罗斯的法律高于联盟法律。这种公然闹独立的行为鼓励了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倾向。叶利钦为了抢夺权力结成对抗中央的统一战线，亲自为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分子打气，并且唆使俄罗斯联邦内的各自治共和国抢夺权力和中央财产，为车臣分裂分子大开方便之门。从此各国宣布独立成风，《主权宣言》漫天飞，苏联事实上已经开始分崩离析。
当然，联盟中央仍然存在，统一的军队尚未瓦解，各国人民要求苏联统一的呼声还很强烈，几十年体制的惯性依然存在。但是，在与野心勃勃的各加盟共和国，特别是地位极其重要的俄罗斯联邦的博弈之中，早已被全面危机弄得焦头烂额的戈尔巴乔夫毫无还手之力，处处被叶利钦等人牵着鼻子走。值得指出的是，很多人在研究苏联解体问题时，对俄罗斯主权宣言的通过所引起的联盟实际的瓦解重视不够。实际上，俄罗斯的独立在实际上已经敲响了苏联的丧钟，其政治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十一、苏共的政治绝唱：《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为了应付眼前的危机，苏共中央提议召开第二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990年7月2日，苏共二十八大召开，戈尔巴乔夫在大会上做了《沿着改革的道路继续前进》的报告。该报告驳斥了对改革的一些指责，但重申了“苏共是坚持社会主义选择和共产主义前途的党”的原则。这次大会上争论激烈，各种派别纷纷阐述自己的观点，措辞尖刻，气氛十分紧张。
这次大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进行了总书记的差额直接选举。结果，戈尔巴乔夫以3411票赞成、1116票反对，即赞成票占75%的结果再次当选总书记。而进行副总书记的选举时，利加乔夫只获得了18%的选票而落选，伊瓦什科当选为副总书记。利加乔夫表示，他与戈尔巴乔夫的分歧是策略性的分歧，而不是战略性的分歧。
叶利钦则继续进行他对党的破坏活动，提出了要没收党的财产、追究反酗酒运动的责任、苏共解散在国家机器中的组织、还要求共产党改名等，他的报告引起了代表们的反感。戈尔巴乔夫要求叶利钦澄清其反党言论，于是叶利钦和“民主纲领派”要求退党。大会立即对撤消叶利钦的二十八大代表资格问题进行表决，结果94%的代表支持将叶利钦开除出党。
苏共二十八大有失有得。所得是：多数代表仍然认同改革路线，在完全民主的情况下投票选举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通过了名为《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声明，反映了多数苏共党员仍然认同改革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苏共在危机时刻仍可以实现团结；将叶利钦从苏共队伍中清除出去，减少了党内激进民主势力的活动。而所失是：这次大会没有制订出应对危机的切实方案，而且苏共联邦化成为现实，削弱了苏共战斗力。
对于苏共二十八大的纲领性声明《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我国一些人评价几乎全部是负面的，但多年以后当我重读这份纲领时，我却不这么看。首先，该纲领是在代表们民主表决的基础上通过的，代表了多数党员的真实意愿；其次，该纲领是苏共用自己一百年的革命经验与教训写出的回顾、反思与期望，杜鹃啼血，字字珠玑，几乎每一行都凝聚着千百万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鲜血、眼泪和心声。这是苏共留给我们的、永生不朽的精神遗产。苏联的解体，并非因为实现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而恰恰是抛弃了这份纲领。
十二、走向深渊：经济的崩溃
由于政治狂热和各共和国离心力的加强，以及雷日科夫政府经济政策的失误（雷日科夫宣布准备在1991年改革零售价格，并大幅度提高食品价格，结果造成全国的抢购风潮，囤积居奇现象严重），1990年秋天商店里商品匮乏，排队现象严重，市场供应发生危机，与购买力严重脱节。当时苏联出现了此起彼伏的罢工、游行示威、辩论选举等活动，颇似中国“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情形。这种政治狂热必然会影响到生产活动。当年，苏联国民经济下滑2%，1991年又下滑11%。经济的困境大大降低了戈尔巴乔夫的威信。1990年夏天，尚有56%的居民支持戈尔巴乔夫，而到了冬天，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比例只有13%。
由于叶利钦已经控制了俄罗斯联邦，故经济改革纲领没有叶利钦支持是无法执行的。在经济改革方面，激进民主派的非建设性再次暴露无疑。他们对雷日科夫渐进式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案不屑一顾，另起炉灶由经济学家沙塔林制订了“500天计划”，要在500天之内过渡到市场经济，具体到每一天要做什么都规定得很清楚，哪一天消灭赤字也规定得一清二楚。
戈尔巴乔夫再次表现出了他优柔寡断的性格缺陷。他要把雷日科夫的“政府方案”和沙塔林“500天计划”综合起来，提出了既不激进、也不保守的“总统方案”。然而，实际上，按照中国改革的实践来看，雷日科夫的方案本身就够激进了，而沙塔林的方案极度激进，因而貌似折中的“总统方案”实际上也是一个激进方案。戈尔巴乔夫本想通过折中两面都不得罪，但没想到结果恰恰是两面都得罪了，但相比之下雷日科夫更有涵养、更懂得负责，支持了总统纲领。
1990年10月16日，戈尔巴乔夫签署的《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交给苏联最高苏维埃审议，结果以356票赞成、12票反对和26人弃权获得通过。从这个表决结果来看，多数代表也是持折中立场的，希望经济稳定。但大权在握的叶利钦再次找茬，说最高苏维埃通过的总统纲领是“企图保持行政官僚体制”，“蓄意欺骗人民”，“无视1.5亿居民”等等，并表示俄罗斯不执行该纲领。由此可见，叶利钦这样的“激进民主派”根本不是什么尊重多数原则的民主派，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假民主派。对此戈尔巴乔夫进行了回击，他说叶利钦“把涉及国家切身利益的稳定经济的纲领变成施展政治手腕的对象，”不是为了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提出“实质上对立的调子、尖刻的言辞。”可以说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的破坏者本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但遗憾的是他被他自己确立的“民主”原则束缚住了手脚，没有及时把叶利钦赶出政治舞台。
同时，以雷日科夫为首的稳健改革政府遭到了激进民主派的猛烈抨击，一年中提出了六个针对政府的不信任案。雷日科夫长期从事经济管理，经验丰富而且非常尽责，当时苏联经济出现的问题当然不能由他一人一下子就能解决的，在堆积如山的经济问题和激进改革派屡屡找茬的情况下，他心力交瘁、满腹委屈，终于在1990年12月26日人代会上爆发，发表了措辞尖锐的回击，而后突发心脏病住院，辞去了总理职务。
雷日科夫辞职后，戈尔巴乔夫又棋错一招：提名原苏联财政部长帕夫洛夫为苏联总理。提名此人作总理令苏联和全世界分析家感到奇怪，因为此人一向政绩平平，为人不正派，夸夸其谈，性格十分古怪。他显然不是一个很好的总理人选，尤其不能承担危机时期的总理工作。〔18〕果然，帕夫洛夫上台后不久就宣称要打击“影子经济”，于1991年1月23日建议停止1961年版50卢布和100卢布的大额钞票流通，结果不但没有打击“影子经济”，反而造成民怨沸腾，给激进改革派平白送去一份政治礼物；在激进民主派尖锐指责之后，此公的辩解更令人大跌眼镜：他说这样做是为了阻止“外国银行的阴谋”，因为他们掌握了80亿卢布，打算将这些卢布突然投放苏联，把苏联经济搞垮。〔23〕帕夫洛夫近似梦呓般的胡言乱语遭到了国内外的一致嘲笑，就连克格勃也赶紧发表声明，表示不知道外国银行有此“阴谋”。〔18〕戈尔巴乔夫在这种危机时刻选用此庸人，真是致命的错误。
十三、整顿秩序：戈尔巴乔夫转向强硬
叶利钦的咄咄逼人及其蓄意制造混乱，使得戈尔巴乔夫逐渐转向强硬派一边。戈尔巴乔夫成功地促成了亚纳耶夫当选苏联副总统，并同激进改革派拉开了距离。整个1990年下半年和1991年上半年，戈尔巴乔夫都在与激进改革派做斗争，直到“八一九”政变为止。1991年2月23日苏联建军节阅兵和群众集会，戈尔巴乔夫向激进改革派发出了明确的信号。有消息表明，期间，戈尔巴乔夫甚至考虑过采取非常措施“解决”掉叶利钦等人。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说：“关于非常措施的问题可能列入议事日程表。” 〔21〕
戈尔巴乔夫转向强硬立场，遭到了他的主要政治盟友雅科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的坚决反对。其中，谢瓦尔德纳泽竟然在人代会上不同任何人商议突然提出辞职，并且呼吁：“民主派同志们，你们逃走吧，独裁正在来临……我要辞职，这是我个人的贡献，也是对独裁的抗议。” 〔22〕不久以后，雅科夫列夫也宣布辞职。雅科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的相继辞职表明，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的全部班底均已众叛亲离。
但是，新联盟条约的接近成功，使得戈尔巴乔夫对采取不流血方式解决国内问题增添了信心，他的如意算盘是：先签署新联盟条约，再通过经济、政治甚至军事手段给拒绝加入联盟的几个小共和国施加压力，促使其加入联盟，解决好联盟分权问题，平息分离主义；再集中精力解决国内政治经济问题。假如没有“八一九”事件，或许他可以成功。因为联盟的四个最重要的共和国：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都是要加入联盟的，至少表面上不敢分裂联盟。
十四、曙光一现：全民公决和新奥廖加进程
面对气势汹汹的民族分离主义浪潮和联盟解体的危机，戈尔巴乔夫采取了“慎用武力，以谈促变”的手法。应该说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哪里分离主义闹得凶，就派军队吓唬一下，让其收敛；同时通过谈判满足加盟共和国一些要求，保持一个统一的联盟国家。但是，戈尔巴乔夫太软弱了，因为有些共和国的分离运动领导人根本就不愿意进行任何谈判。野心家们一旦掌握了权柄，就不会主动让出丝毫。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中格鲁吉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亚美尼亚、摩尔多瓦都明确拒绝加入这个谈判。这个时候，戈尔巴乔夫应当采取果断行动，杀一儆百。可惜，戈尔巴乔夫没有这么做，而是派出军队犹犹豫豫地进去，遇到对抗就灰溜溜地出来，实际上加剧了分离主义分子的嚣张气焰。
为了获取人民的支持，1991年3月17日，戈尔巴乔夫倡议进行了题为“你是否赞成保留一个统一的、经过革新的联盟？”的全民公决，这也是苏联历史上首次全民公决。根据公决结果，76%的苏联公民不希望国家解体，可以说戈尔巴乔夫维护国家统一的努力，是代表了人民意志的。
戈尔巴乔夫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1991年8月在莫斯科新奥廖加国家别墅与9个加盟共和国达成了“9+1”谈判，预定于1991年8月20日签订新联盟条约。在谈判过程中，戈尔巴乔夫起初坚持不改变“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写为CCCP）的国名，但是遭到了俄罗斯等共和国代表的坚决反对。为了获得俄罗斯联邦，也就是叶利钦的支持，戈尔巴乔夫只好妥协，定国名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简写也为CCCP）。这一点尤其要说明，因为国内有些材料里说戈尔巴乔夫是蓄意地毁灭苏联，因此“连社会主义也不要了”。其实，这是戈尔巴乔夫维护国家统一所不得不做出的、无奈的选择。
十五、转折点：“八一九”事件
然而历史的发展总是不以人们的良好愿望为转移。新联盟条约签署前，叶利钦颁布了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机关非党化的命令，企图强行将苏共排挤出国家机关。鉴于新联盟条约签署在即，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的反击软弱无力。叶利钦进一步向戈尔巴乔夫施加压力，要求解除克格勃主席、国防部长、内务部长等强力部门领导人的职务。为了拉拢叶利钦签署新联盟条约，戈尔巴乔夫口头上答应了。但是该次谈话被克格勃窃听，成为发动政变的导火索。
出于丢掉官职的担忧，克留奇科夫忙碌起来，8月17日，他邀请本来支持戈尔巴乔夫，但又对国家日益混乱局面忧心冲冲的国防部长亚佐夫元帅，拉上见谁势力大就跟谁的骑墙派总理帕夫洛夫，在克格勃秘密聚会地点“ABC”小屋洗蒸汽浴，形成了政变计划。随后，他们又召集了副总统亚纳耶夫、内务部长普戈、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苏联农民联盟主席斯塔罗杜布采夫、苏联国营企业和工业、建筑、运输、邮电设施联合会会长季贾科夫八个人，组成紧急状态委员会。此外，参与政变的重要的幕后人物还有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和总统办公厅主任博尔金。其实这些参与政变者，一直都是戈尔巴乔夫所信赖、倚重的人物。否则，不会将如此重要的职务：最高苏维埃主席、副总统、国防部长、克格勃主席、政府总理、内务部交给他们。在政变发生前，叶利钦等人都曾多次警告戈尔巴乔夫可能会发生政变，但戈尔巴乔夫根本不予理睬。
但这个早就适应了苏共中央机关善于空谈的作风的密谋集团实在是太离心离德了，其政治手腕也相当拙劣。1991年8月18日下午，副总统亚纳耶夫和总理帕夫洛夫参加了帕夫洛夫儿子返回莫斯科的晚会，两人喝得醉醺醺的，突然接到电话让他们到亚佐夫家里有要事相谈。于是亚纳耶夫和帕夫洛夫来到亚佐夫家里，克留奇科夫说：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有可靠情报，民主派要发动政变。博尔金则说：戈尔巴乔夫中风了，无法履行职责，因此要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29〕直到这个危急关头，对领导核心成员还要采取欺骗和愚弄的手段，怎么能不失败呢？从成立委员会开始，到政变失败，亚纳耶夫除了发表个讲话就是蒙头大睡；而帕夫洛夫第二天就“生病住院”。
可笑的是，这个密谋集团既决定冒险把坦克开上街头，却又害怕流血。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也笨拙不堪，一再贻误逮捕叶利钦的最佳时机，甚至连叶利钦的通讯联络都没有切断，使之畅通无阻地与外国联络。叶利钦跑到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也就是“白宫”），纠集了成千上万人保护自己；叶利钦还通过电台越权宣布，所有俄罗斯领土军队归其指挥。密谋者没有胆量下令对群众开枪，也没有人下达对白宫发起攻击的命令，而军人也不听指挥。各地支持叶利钦的电报、电话成千上万，坚定了叶利钦孤注一掷的决心。叶利钦明白，如果自己不进行一场豪赌，那么丢掉的肯定不止是已经到手的权力，还有性命。而密谋者，则是害怕孤注一掷的，在紧急状态委员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紧急状态令的亚纳耶夫不知道是出于胆怯还是醉酒未醒的原因，拿稿子的手居然不断发抖，这一情节被支持叶利钦的电视台摄影师特意录下特写，全世界通过电视看到了这一情景。
叶利钦的英勇顽强与政变者的心虚胆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这一刻起，政变的失败就已经不可避免了。越来越多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保卫白宫，很多部队也拒绝执行任务。从保卫白宫者的成分来分析，他们大多数是被叶利钦所蛊惑的人民群众。至少叶利钦是个民主派，虽然跟他走未必很好，但万一政变成功，可能退回到斯大林主义恐怖时期却让他们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叶利钦。
八月政变很快地失败了，叶利钦通过这场政变中的表现捞足了政治资本。他越权接收了苏军指挥权，实力和野心急剧膨胀，近乎病态、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苏联共产党发起进攻。叛徒往往比敌人还要凶恶，这是常见的现象，不足为奇。而一直在观望的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纷纷表明态度，退党的退党，独立的独立。而戈尔巴乔夫虽然回到了莫斯科，但他原先所倚重的强力部门和政治力量全部身败名裂。本来他刚回到莫斯科时还反对“反共歇斯底里”，重申自己的“社会主义信仰”。但在疯狂的群众情绪面前，戈尔巴乔夫没敢再坚持自己的言论，并于8月24日建议苏共中央解散。苏共这个大党就这么无声无息地垮台了，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十六、谋杀苏联：别洛韦日的即兴之作
“八一九”事件及其惨败彻底打破了苏联政治格局的平衡状态，消灭了苏共和戈尔巴乔夫的一切权力基础，各加盟共和国的离心倾向骤然增强，乌克兰、白俄罗斯等主要国家迅速宣布独立，各国纷纷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抢夺苏军财产。从此，苏联政局急转直下。尽管戈尔巴乔夫一再为维护国家统一做出努力，奔走于各共和国之间，甚至在一次会谈中几乎以鞠躬的方式恳求各国保留联盟，但他已经成为没有任何根基和威信的政治傀儡，在叶利钦等人蓄意瓦解苏联的情况下，他是无可奈何的。
假如此时的戈尔巴乔夫孤注一掷，用军队解决分裂问题可不可能呢？我认为已经不可能了。当时军队已经四分五裂，军队领导中忠于联盟的人已经被清洗，各共和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并瓜分苏军。戈尔巴乔夫曾经试图说服当时的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支持联盟，但沙波什尼科夫权衡以后还是投靠了更有势力的叶利钦。假如戈尔巴乔夫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利用自己军队总司令的身份号召发动内战，可能会有一部分军人响应，但是那将是一场实实在在的噩梦。
1991年12月8日，叶利钦、舒什克维奇（白俄罗斯）、克拉夫丘克（乌克兰）三人撇开戈尔巴乔夫，在白俄罗斯的别洛韦日森林狩猎场签署了《别洛韦日协定》，宣告成立“斯拉夫联合体”，随后又建立了“独立国家联合体”，并宣告“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现实已不复存在”。12月21日，在阿拉木图举行的11个共和国首脑会议上发表了《阿拉木图宣言》，正式宣布随着独联体的建立，宣告了苏联的消亡。12月25日，已成孤家寡人的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宣布辞职，存在了69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告解体。
从开始改革到苏联解体，短短六年时间里就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不得不让人深思。应当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计划包含了很多积极因素，但为什么最终一败涂地？我认为首先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并非一个称职的国务活动家，特别是危机时刻的国务活动家，六年的改革脉络给我们呈现出的是一连串的决策失误。戈尔巴乔夫心地善良，对社会主义有着独特的思考和认识，对苏联存在的问题分析得也比较透彻，但他遇事优柔寡断，意志不坚强，稍有阻力就改变想法。这样的性格，在太平盛世大概会讨人喜欢，但在多事之秋却无论如何不行。此外，戈尔巴乔夫用人失察，例如错用叶利钦、帕夫罗夫这样的人，却疏远忠心耿耿的雷日科夫和利加乔夫。他也不注意保护下属，致使他改革过程中无法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例如，在利加乔夫受到贪污指控时戈尔巴乔夫不出面澄清，后来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一次会议上对苏共日益被动提出担忧，对此利加乔夫回答说：“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列宁！”戈尔巴乔夫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利加乔夫回答道：“因为列宁不会见到自己的同志受委屈而不闻不问”。戈尔巴乔夫立即缄默不语。第三，戈尔巴乔夫有严重的虚荣心，喜欢被当作“开明的共产党人”受欢迎。当国内改革不顺利，声望日益下降时，他就在国外寻找这种感觉。“越来越沉迷于西方领导人的吹捧，却不愿意面对国内愁眉苦脸的人民。”〔5〕第四，作为一个改革者，戈尔巴乔夫难以逃脱专制主义状态下改革者的历史宿命。第五，苏共长期受到“左”的思想干扰，急躁冒进，理论与实践完全脱节。戈尔巴乔夫受到这种思维习惯的长期影响，在纠正“左”的错误的同时，也犯了相同的错误。第六，戈尔巴乔夫原则性差，过分注重在“左”“右”之间搞平衡、搞折中、搞妥协，力图左右都不得罪，结果适得其反，里外不是人。第七，戈尔巴乔夫忽视了改善经济，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政治体制改革和外交斡旋之中，人民生活没有得到改善，而那种对人民菜篮子和钱袋子没有什么好处的改革，是难以得到支持的。
第二节：为什么要研究苏联改革历史
苏联和中国是国情比较相似的两个大国。这种相似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两国都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苏联领土面积224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苏联人口为2.8亿，为世界第三人口大国；苏联国内有大小民族一百五十多个，各民族之间有不同的文化、风俗和宗教信仰。中国领土面积约为960万平方公里，位居世界第三；而人口有13亿，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有大小民族56个。幅员辽阔、人口和民族众多、各地区发展程度很不平衡是这两个大国的基本国情。而越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国内问题就越复杂，对执政者的素质、水平和能力的要求就越高，因此，研究苏联历史发展的轨迹和苏联决策层的优劣得失，对我国的改革很有借鉴意义。
第二，两国都是属于东方国家。虽然苏联地跨欧亚两大洲，传统上被列为欧洲国家。但实际上，苏联的传统文化具有明显的从东方到西方的过渡性质，其中以东方性质为主。这表现在：首先，两国政治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都是君主独裁体制，即亚细亚专制主义，而基于西方的民主主义影响甚微；其次，两国社会传统中占主导地位都是臣民社会和臣民意识，公民社会发育得很不成熟，公民意识淡薄；再次，两国文化传统中服从多于思辩，也没有什么分权制约意识；最后，两国执政党的统治方式、权力架构也基本相似。
第三，两国历史条件极具相似性。两国都是在资本主义发展极不成熟、尚未完成现代化的基础上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两国都是在长期战争破坏掉经济基础的情况下爆发革命的；两国的共产党人都是在长期的、艰苦的武装斗争后，独立自主地靠自身力量取得政权的（这一点与其他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很不相同）；两国的政治经济模式，全都是斯大林式社会主义（也被称为“苏联模式”）；两国都在体制的创建者去世后开始了改革。
两国国情、文化、上层建筑和历史的相似性，决定了苏联发生的事情，很可能也发生在中国。实际上，虽然表现方式略有不同，但两国的许多重大事件基本雷同，甚至领导人的历史角色、个性都很类似。这再一次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性。
前车覆，后车鉴。只有认真研究苏联历史，特别是苏联改革失败的历史教训，避开改革进程中的陷阱与雷区，中国的改革才会取得成功。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既不希望我国中止改革的步伐，退回到极权主义时代；也不希望我国象苏联一样，在改革中陷入混乱与衰退。
第三节：苏联改革对中国改革的借鉴意义
我认为，改革是必须进行下去的艰难选择。有些人主张退回到过去，退回到改革前去，这个我不能接受。因为不进行改革只有死路一条，朝鲜就是一个典型的活教材。和苏联改革比起来，中国改革至少在目前看来是相对成功的，但问题还是不少，有些甚至威胁到改革本身的生死存亡。对比苏联改革的教训，我觉得中国的改革者们，应当注意吸取以下教训：
第一，必须坚定地推进民主化、公开性建设，但决不能急于求成、一步登天。实行民主化，引入人民群众参加到权力决策体系中来，是保证改革不背离群众愿望的唯一办法。现在的改革，主要以精英驱动为主，精英们的利益并不总是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相吻合，很多已经直接侵犯到了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我对社会主义的解读就是“人本主义”，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尊严，“人”的幸福，“人”的解放。因此，社会主义中国必须走民主化道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群众谋福利。同时还要加强公开性建设，决策透明化，确保人民群众的知情权、监督权落到实处。这是我的基本观点。
但是，搞民主化不能一蹴而就，不能急于求成。中国的公民社会发育得极其不成熟，广大的人民群众仍然习惯于臣民思维。虽然法律上规定了公民的各种权利和义务，但是官僚—精英阶层，则漠视人民权利，使得许多法律上规定的公民权利沦为一纸空文；而广大群众既不知道自己享有哪些权利，也不愿承担自己的义务，更缺乏社会责任感。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经常见诸报端的“歹徒当街行凶，众人袖手旁观”。此外，由于多年来政府一直漠视人民的公民教育，并且蓄意进行思想控制，因而在多数中国居民的思想深处，奴性多于尊严，浮躁多于思辩。典型例子就是前不久在西安发生的“仇日事件”，这是一个在虚假信息误导下，在自卑心理与浮躁情绪共同作用下产生的怪胎。在群众普遍缺乏社会责任感和思辩精神的前提下，盲目开展民主化“大跃进”，必然导致大嗡大哄、秩序混乱，引发政治狂热，致使破坏性力量沉渣泛起。因此，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决不能像戈尔巴乔夫那样急于求成、四面出击。那样只会造成国家的混乱，最终断送改革、断送掉国家和民族的前途。
然而，官僚—精英集团必然会最激烈地反对那种旨在引入人民群众进入决策机制的、真正的民主化，因为那是他们肆意妄为、无法无天的最大噩梦。因而，他们会蓄意地拒绝一切真正的民主化改革，或者以实质是寡头统治的假民主取而代之，窃取民主革命的果实。因此，假如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是为了我们这个民族有一个美好未来的、真诚的改革者（但愿我的希望不要落空），那么最好的办法是：首先，必须坚定不移地进行民主化改革，与形形色色的反民主力量进行无情斗争，打击那些公然反对民主化的势力和既得利益集团，不要再把民主仅仅视为达到某项目标的手段，而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必须追求的目标；其次，必须大力加强对人民群众的公民教育，培养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切实保护公民权利，提高人口整体素质，特别是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再次，在进行民主化改革的过程中，必须步骤明确、有条不紊，最好能够立出一个不激进但坚定不移的民主化进程表，制订出每一步的底线和边界，保证民主化在可控制的轨道内进行，按部就班地逐步放权。
也许有人会指责我在民主化问题上胆子不大、步子太小、观念保守。是的，我承认比起那些幻想一觉醒来就实现“民主化”的“民主先生”们，我的胆子是小了点。然而，请去查一查我以前的文字，自从我开始发表政见以来，我一直坚定地捍卫着民主的价值，为多数群众特别是中下层群众的利益奔走呼号。因此，我自信地认为我是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然而，我与那些头脑发热的“民主派”不一样，我更注重实质上而不是形式上的民主。在我看来，即使是一党专政下，只要能够保证人民的决策权和言论及思想自由，就是实质的民主；而即使在多党制下，也会出现官僚—精英阶层把人民群众排斥在决策体系之外的情形，那就是假民主。
成熟的公民社会是民主的基石，没有公民社会作为支撑的民主革命必然会昙花一现。1911年的辛亥革命，没有建立起革命者们所希冀的民主共和国，仅仅在完成了政权更迭之后，革命的果实就被官僚所窃取，随即陷入军阀混战之中，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更多的苦难；1917年的二月革命，曾经使俄罗斯成为当时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但短短几个月之后，这个国家就陷入了内战深渊，甚至世界大战结束三年之后，这个国家还在内战中厮杀，随之而来的是斯大林恐怖统治；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没有把苏联变为一个富强、民主的社会主义大国，反而使得苏联国家解体，经济崩溃，民不聊生。而苏联解体、“民主”胜利十二年以后，在独联体国家的政治舞台上，仍然上演的是寡头统治的假民主戏剧。而那些幻想“一夜民主化”的民主派们，要么被人遗忘（谁还记得萨哈罗夫？），要么堕落为醉心于争权夺利、不惜践踏民主基本原则的假民主派。
假如谁对这些血淋淋的教训视而不见，那么他要么头脑糊涂，要么心术不正。我热爱民主，热爱自由，但我不想成为头脑发热的激进民主派。历史的教训太深刻了！假如俄罗斯发生的这些事情，只是把苏联从世界一流强国降为三流国家的话，那么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所造成的灾难远远不只这么点。为什么这样讲？首先是苏联的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比中国丰富，苏联领土面积是中国的2.33倍，人口却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这样丰富的资源和较少的人口，保证了人们可以靠自然的力量度过难关。农村居民自不必说，城市居民也大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可以耕作。在1992～1995年那些最困难年头，很多城市贫困居民多是靠自己种植农作物维持了生命——请问中国哪有这个条件？假如中国到了那一步，恐怕饿死三千万都算是最好的结果了。其次，苏联人民整体文化和道德素质要远远强于中国。苏联共产党留给苏联人民最大的财富就是消灭了文盲，普及了中等及高等教育。同时，整体来说，俄罗斯民族道德淳朴真诚直率友爱，文化中深深渗透了人文精神，这一点远远强于我国。即便如此，苏联解体仍然带来了犯罪激增、道德水准下降的恶果。而假如类似的悲剧发生在中国，只有上帝才知道会产生什么结果！假如真到了那一天，恐怕纳粹大屠杀和红色高棉大屠杀都不能望其项背。再次，苏联解体后各独立国家基本把苏联时代的社会福利体系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例如免费医疗和教育，这也使得社会矛盾得以缓解，而中国则基本上不存在什么社会福利保障。
当然，比起苏联改革，中国改革也有优势。首先是经济优势，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在中国共产党卓有成效的领导下（仅仅指经济），中国已经成功地告别了短缺经济，商品特别是日常消费品充足。虽然国有经济和苏联一样不断萎缩，但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经济活动日趋活跃化、多样化，国家外汇储备充足。因此，中国改革者不必面对苏联改革者那样的经济困境，避免了破坏性力量靠经济问题发难；也会避免经济、政治改革相互交错、结成死结而致使改革失败的绝境。其次，中国不必背负作为超级大国的苏联所必须背负的巨大包袱。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国家，长期来与美国争夺势力范围，每年有大量金钱耗费在军备竞赛、支持第三世界那些不争气的小伙伴们上，使得整个国家疲于应付，捉襟见肘；而中国则几乎没有这些负担。第三，中国民族问题比苏联情况要好许多，处置得当不会引发民族危机。
当一个国家的上层建筑落后于社会的需求时，如果不进行真实意义上的改革，那么就会酝酿革命。类似的历史教训，在中外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多次，希望那些真正为了民族前途着想的改革者牢记这个教训。在中国实行政治改革的条件不是不成熟，而是过于成熟了。中国目前主要的改革困境，在于改革的主导者官僚—精英阶层的利益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与民众基本相同变为尖锐对立，因此社会矛盾急剧激化，坚持社会主义基本路线的民主化改革是群众热切盼望的，能够取得群众的支持，也是避免社会矛盾发展成暴力革命的唯一出路。
第二，必须严格区分开人民群众正当的民主诉求与民族分裂势力的区别，对极端民族主义、民族分裂势力决不手软。我国的民族问题比苏联要小得多，但并不是没有。疆独、藏独、台独、蒙独等势力在最近这些年有所发展。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上看，民族分立主义只要找到合适的土壤，最终结局就是国家的分裂。近十五年以来，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相继解体。虽然捷克和斯洛伐克是以和平离婚的形式分手的，但这只是一个特例，因为这两个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出奇地温顺，不崇尚暴力，甚至在遭遇法西斯入侵时也能做到和平容忍。而更多、更普遍的民族问题，则是以战争作为解决手段的。南斯拉夫解体后，整个国家陷入腥风血雨之中，连年战祸不但使社会经济倒退了几十年，还剥夺了几十万人的生命。虽然戈尔巴乔夫以自己辞职作为代价换来了苏联的和平解体，但苏联解体前后，小规模的民族冲突战火连绵不断，也导致了几十万人丧生。
因此，极端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不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而是力图把国家引入分裂与内战的、十恶不赦的麻烦制造者。对于这些势力，只要其一出现，无论他们伪装成宗教团体、民主派、人权活动家、地方党政官员，还是伪装成别的什么面目，只要其从事民族分离主义活动，就必须坚决惩处，不容讨价还价，决不能有丝毫的心慈手软，更不能姑息养奸，一旦发现苗头就立即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可以采取任何手段。
当然，防止国家分裂，仅仅靠压制也是不可取的。必须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树立公民权利高于民族自决权的思想，给少数民族真正的平等权，不歧视少数民族，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事业，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逐渐消除民族差别，遏制主体民族的“大汉族主义”倾向。总体说来，中国共产党的少数民族政策是比较成功的。但是，过去的成功不意味着将来一定会避免失败，无论何时都要做到居安思危。
第三，要严密防范“左”和“右”两种破坏性势力，培养一支坚定的建设性多数力量。戈尔巴乔夫之所以从得到群众拥护的改革者迅速变为只能在“左”、右之间走平衡木，最终翻身落马，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没有培养出一支建设性的力量作为改革的坚强后盾。由于苏共长期实行一党专政，苏共领导人的产生与苏联人民的真实意愿没有任何必然联系。苏共领导人的权力基础，来源于控制着国家和社会方方面面的官僚—精英阶层。1957年，官僚—精英阶层在权力斗争中支持了赫鲁晓夫，使之挫败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集团的宫廷政变；而1964年，同样是官僚—精英集团则在另一场宫廷政变中废黜了赫鲁晓夫。官僚—精英集团之所以在1957年支持赫鲁晓夫，是由于他们已经厌恶了斯大林时代残酷的、动辄引来杀身之祸的政治游戏规则，渴望体制和地位的稳定，因此他们需要排除那些死抱着斯大林的粗腿不放的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们；而1964年官僚—精英集团之所以扮演了相反的角色，则是因为赫鲁晓夫的干部轮换制、任期制改革与反对特权的政策侵犯了这些人的既得利益。
正是由于官僚—精英阶层左右了国家政治大权，因此，他们可以让勃列日涅夫在数次中风、患上严重老年痴呆症的情况下继续统治这个国家达六年之久。不过，与其说是勃列日涅夫统治官僚—精英阶层，不如说是官僚—精英阶层把半痴呆的勃列日涅夫玩于鼓掌之间。勃列日涅夫去世以后，官僚—精英阶层又让病入膏肓的安德罗波夫担任总书记，在安德罗波夫去世后又让同样病入膏肓的契尔年科迈上权力顶峰……官僚—精英阶层之所以让这三个病入膏肓的老人待在台上，是因为这样的人不可能有什么太大的作为，因而保护他们既得利益的体制就可以维持下去。然而，当经济不断衰退并且接二连三地死掉总书记之后，一部分比较负责任官僚—精英阶层感觉到原有的体制继续运转下去必然会导致危机，因而他们需要一个年富力强、能够带领国家摆脱危机的人物走向前台，唯一合适的人选就是受过高等教育、年仅54岁的戈尔巴乔夫。但另一部分则想继续维持这个已经快转不动的政治体制，他们倾向于推选保守的列宁格勒市委书记罗曼诺夫。在经过一番斗争之后，戈尔巴乔夫取得了胜利。从这个意义上看，戈尔巴乔夫也是这种体制的产物，没有官僚—精英阶层的支持，他就不可能当上总书记。
然而戈尔巴乔夫改革很快令官僚—精英阶层感到失望。急促的民主化和公开化使得官僚—精英阶层发生了急剧分化：上层官僚由于政绩不佳在选举中失掉了职位、特权，或者岌岌可危，他们自然成为“革新了的社会主义”的反对者，也就是保守派；另一部分官僚和社会精英（包括知识分子和经济工作者）则及时转向，要么把资本主义作为价值取向（因为形成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体制中，官僚只是财富的管理者而不是所有者，官僚们虽然享有特权，但这种特权不是与某个人相联系的，而是与他的职位相联系的，某人叫克拉夫丘克还是叫叶利钦并不重要，关键是他必须拥有某个职位，什么样的职位对应什么样的待遇，假如他丢掉了职位，也就失掉了特权，因而对一部分官僚来说，尽快地把自己管理的国家财产转化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也非常具有吸引力），要么把民主化作为他们向上爬的阶梯，因而他们急需打破妨碍他们得到权力的一切东西：共产党、社会主义，甚至联盟中央，因而他们自然成为激进民主派；地方的官僚—精英阶层则祭起民族分离主义大旗作为自己争权夺利的法宝。
戈尔巴乔夫无疑意识到了官僚—精英阶层对自己的改革缺乏真正的支持，甚至越来越激烈地反对，因而他对保守派和激进民主派都予以打击。因此戈尔巴乔夫期待民主化引进人民群众参与，来支持他的改革。但是，作为一个长期在领导机关忙于具体事务的人，戈尔巴乔夫在两个地方没有真正了解群众：一是他没有预料到苏联的公民社会远远没有发育成熟，群众往往被野心家们煽动起来的情绪所左右，思辩能力较差，因而民主化极易导致街头政治和社会混乱；二是他没有预料到群众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早已丧失信仰，只是在苏联官方的刻意宣传之下才维持了表面的稳定；而革新了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群众并没有很深刻的认识，也没有为了捍卫这种不太清楚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决心和信心。群众希望变革，但并不清楚变革要付出什么代价。而1989年以后苏联的经济形势急转直下，群众生活水平下降，加上激进民主派蓄意制造混乱，分离主义活动猖獗，整个社会逐渐步入危机状态，因而群众对戈尔巴乔夫改革、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支持率和信任感也急剧下降，群众开始发生分化：少部分转为拒绝改革的保守立场，另一部分则被激进民主派的慷慨许诺所暂时迷惑。由于多数人不愿意再按原来的方式生活，相比之下激进民主派迅速摆脱危机的许诺更吸引人，因而他们获得了很高的支持率。
1991年5月，苏联进行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民意测验。抽样人口中，10%赞成改革前的社会主义；36%赞成更多民主的社会主义；23%赞成瑞典式的社会主义；只有17%赞成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从该民意测验结果可见：当时支持改革，也就是主张走“更民主的社会主义”和“瑞典式社会主义”道路的苏联群众是主流，合计占到被调查人口的59%；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模式已经声誉扫地。但同时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苏联人民的意愿。在是否保留苏联的全民公决中，76%的居民也是赞成保留的。但在苏联的官僚—精英阶层当中，只有9.6%赞成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12.3%赞成民主社会主义；多达76.7%的人赞成资本主义。官僚—精英阶层与人民群众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遗憾的是，官僚—精英阶层借助突发的“八一九事件”后形成的混乱局面，再次强奸了民意，主导了苏联历史的走势。
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最大弊端，就在于缺乏制度化的民主机制，造成了共产党脱离群众。对于共产党来说，取得政权之前的严酷斗争条件本身就会淘汰很多动机不纯、意志不坚定的成员，而革命胜利后，就必须依靠制度化的监督和群众的授权来进行淘汰，确保党组织的纯洁。但是，由于苏联共产党长期的一党专政并不遗余力地打击各种反对势力，导致任何精英要想生存下来，都不得不戴上共产党的面具。这严重妨碍了共产党组织和思想的纯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是靠不断地进行残忍的清洗和造神运动来维持党的“纯洁”的，毛泽东则是靠发动不断的政治运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但这种手段作用实在是有限，因为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这种残暴的清洗总是要造成大批冤假错案，同时漏掉不少投机分子；同时，这种不得人心的残暴和欺骗方式注定要遭到人民群众和官僚—精英阶层的一致抵制而不能持久。“秩序”总要归于正常，“制度”终究要归于稳定。因此，在失去了淘汰机制的情况下，一党专政的共产党组织实质上变成了各种思想的大杂烩：有强硬的斯大林主义者、毛派分子，有对社会主义有更深刻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有纯粹是捞取个人资本的野心家和投机分子，有没有什么主见、人云亦云的随大溜者，也有根本就不相信社会主义、但为了政治安全而不得不委曲求全的资本主义崇拜者，还有怀有朴素的共产主义信念的普通劳动者。共产党的这种复杂构成，决定了长期的一党专政之后，共产党内部的思想混乱和分裂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和民主国家的政党不同，对任何一个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来说，“分裂党”被定义为一个足以使其身败名裂的滔天罪行。因此，戈尔巴乔夫很清楚党迟早要分裂，既得利益保守派、激进民主派都会从共产党内分裂出去，但他始终不敢首先迈出这一步，徒劳地维持着党的虚假团结。而既得利益保守派、激进民主派留在党内，却造成了党内思想混乱、组织涣散和内斗不止，严重削弱了党组织的战斗力。戈尔巴乔夫忙于互相调停党内斗争，在若干重大原则问题上态度暧昧，不敢得罪任何一方，不但没有起到团结党的作用，反而使得“左”、右两派都不满意，认为他首鼠两端、左右逢源。在此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众叛亲离，越来越成为孤家寡人。
因此，苏联改革失败给中国的改革者们提出了一个尖锐却不能不回避的问题：如何培养一支建设性的力量，使之既能坚定地支持改革，又能与形形色色的激进主义破坏性力量抗衡？如何始终使这种建设性力量保持旺盛斗志，应付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队伍分化？笔者认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随着改革的深入，执政党必然会发生分化。中国的政治体制与苏联大同小异，苏联执政党存在的问题，在中国的执政党内仍然存在。虽然因中国的一些特性，表现方式略有不同。根据笔者观察，由于中国的经济改革持续了二十年，改革派已经发生了分化，因此在目前中国存在着四股大的势力。
第一种势力是“毛派”，拼命地想回到过去，否定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成就，想把中国拉回1978年以前的轨道。这种势力被称为“左”派，其上层人物主要是在改革开放后失意的政客。这些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没有什么市场的，因为那十年的改革是“柏累托累进”式，也就是社会全体阶层受益的改革。然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后，精英驱动的改革逐渐体现了官僚—精英阶层与群众利益高度的不一致。官僚—精英阶层利用手中权力，制订明显有利于自己、剥夺中下层群众利益的游戏规则，造成剧烈的贫富分化。此时，恰逢一九八九年事件后“左”的思想一定程度上得到官僚—精英阶层的支持，于是“左”派又活跃起来，利用人们善于遗忘的弱点，获得了相当数量的、在官僚—精英阶层异化了的改革中的受害者——贫苦农民和失业工人的支持，成为抵制改革的一股强大力量。
第二种势力则是“激进民主派”，也就是被称为右派的那些人。这股势力完全否定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切成绩，主张全盘引进资本主义，完全倒向西方。在一九八九年事件中和其后的一些年里，右派势力一部分流亡海外，留下来的则受到持续不断的沉重打击，目前已经处于蛰伏阶段。中国激进民主派最大的弱点，就在于在一九八九年事件之后思想越来越僵化，特别是在苏联改革在苏联的激进民主派破坏下弄得一败涂地之后仍然不进行反思和革新，继续重复着已经破产了的那些激进民主理念，不但遭到官僚—精英阶层的打击，而且也遭到“左”派打击，却在中下层民众中得不到支持。但是这种力量在知识分子阶层中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我相信一旦有适当的时机，蛰伏的激进民主派又会活跃起来。
第三种势力是“官僚—精英改革派”，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改革派队伍基本没有发生大的分化。但九十年代以后，官僚—精英集团与中下层群众的开始逐渐走向利益尖锐对立局面，促成了原来统一的改革派的分化。官僚—精英利用手中权力，制订游戏规则，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在极度不公正的基础上敛聚财富，损害了社会多数阶层的利益。很明显，“官僚—精英改革派”试图让这种局面持续下去。因此，“官僚—精英改革派”表现为在经济改革方面全盘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经济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的制订，甚至比西方国家还要“右”；而在政治改革方面，顽固拒绝任何民主化和公开性尝试，和毛派一样“左”。由于官僚—精英集团手握各级政权，他们是当今中国的主流派。这种力量，我们姑且称之为“右”派，因为他们的经济政策实在是“右”的不能再“右”了。
第四种势力则是“社会主义改革派”。社会主义改革派是真正的左派力量，是从八十年代的统一的改革派中分化出来的另一支。社会主义改革派尊重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和成就，但也正视其中存在的问题与挫折。社会主义改革派主张进行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改革，建立广泛健全的社会福利体系，主张限制官僚—精英集团的权力；并认识到缺乏民主是现实社会主义的最大弊端，妨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和人民群众的自主精神，因而社会主义改革派主张把民主话和公开性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之一来追求，但追求民主目标时力图避免社会动荡而让劳动人民受苦；社会主义改革派认识到现实社会主义缺乏竞争的弊端，因而主张自由竞争，但社会主义改革派主张的竞争是人性化、充满保障的竞争，是奥林匹克运动场的竞争，而不是古罗马斗兽场的竞争；社会主义改革派并不把私有制看作灵丹妙药，反对“私有化大跃进”，特别反对将存量的国有资产私有化。社会主义改革派主张从根本上革新社会主义，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命力。值得一提的是，自从迈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社会主义改革派力量逐渐浮出水面。笔者全盘支持社会主义改革派的观点，认为它是中国目前唯一的一支建设性力量，是真正的左派力量。
这样，中国目前实际上是“左”派、左派、右派、“右”派并存。从追求民主的角度来看，左派与右派是民主派，但左派倾向于实质民主，并且把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作为实行民主的先决条件，而右派倾向于形式民主，并且要求立即实现民主化，“左”派与“右”派是反民主派；从经济政策的角度来看，“左”派和左派都不赞成私有制，但“左”派追求的是实践中已经证明破产了的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全面垄断，而左派追求的是混合经济；右派和“右”派都主张私有化，但右派主张的是“全民私有化”，而“右”派主张的却是臭名昭著的“权贵私有化”。
由此可见，“左”派和“右”派们，漠视人民痛苦，歪曲人民基本诉求，其发表政见、从事政治活动的动机不纯，具有极强的功利主义色彩。他们主要不是为了国家的健康发展和人民的利益，而是满足自己的政治野心或保住既得利益。这两种势力都是祸国殃民的，虽然我不主张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式，但我认为一定要对其进行严密防范。现在再不能允许“摸着石头过河”了，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必须做出“走什么路、举什么旗”的抉择。按照“左”派们的主张，朝鲜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按照“右”派的主张，拉丁美洲的生活方式在等着我们；而按照右派的主张，俄罗斯的教训还墨迹未干。任何真诚的改革者都必须把改革的主导权从官僚—精英集团手中夺回到人民群众手中，必须注意培育一支坚强的建设性左派力量，让国家保持稳定，让社会获得进步。
第四，一方面要坚定地顺应国际潮流，另一方面要顶住外国压力。苏联改革失败的一个重大教训，就是苏共领导人对西方寄予了过高的希望，幻想通过在国家利益上的让步获取西方对苏联改革的支持，并给予经济援助。然而，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并不希望出现一个民主的强大的苏联，因此一方面诱使戈尔巴乔夫在裁军、市场化、德国统一、民族问题上不断让步，另一方面则口惠而实不至，致使戈尔巴乔夫利用外资拯救苏联经济的打算全盘落空。对此，戈尔巴乔夫难咎其责。此外，西方的经济学家们为苏联开具了一个“休克疗法”的损招，并被叶利钦、盖达尔等人视为灵丹妙药，结果非但没有拯救俄罗斯经济，反而使其经济急速崩溃，至今未能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对此，萨克斯等西方经济学家只有双手一摊，承认失败：“等到打开病人的腹腔，我才发现该有的东西一样也没有。”可是老百姓为了这个江湖郎中的馊点子遭那么多灾难，谁来补偿呢？
虽然我主张中国融入世界大家庭，不孤立于世界，但我认为一些外国势力并不总是那么乐善好施、古道热肠的。他们根本就不希望看到一个统一、富强、民主、文明的中国成为其竞争对手，总是会想方设法予以削弱，对此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解决国内的问题，只能依靠我们自己的政治智慧。中国经济的强大只能依靠自力更生，而不是依靠外国施舍；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只能由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地完成，而不是靠外国的指导和干涉。当然，外国的先进经验可以吸取，进行建设也必须争取到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这要求我们不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尽量与各国改善关系，并虚心向先进经验学习。因此，我希望我国一方面避免某些“左”派主张的四面树敌的全面对抗；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居安思危，在涉及到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决不退让妥协，决不能以出卖国家利益来换取外国的施舍。
第五，必须正确区分民主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并施以不同的政策。无政府主义思潮往往伴随着民主化改革，二者面目非常难以区分。无政府主义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破坏性力量，而且具有危险的传染性。它主要表现在：不会提出任何建设性意见或建议，只是以极端的和耸人听闻的言论攻击执政者的一切做法，哪怕这种做法经过实践证明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在社会中制造混乱与彼此仇视，拒绝一切妥协与让步；不顾一切后果煽动人们反对政府。民主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具有建设性。表面上看，无政府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都会对政府的政策提出批评，但二者出发点根本不同：民主主义者要求的是代之以更好、更有利于人民的政策，而无政府主义者那里根本就没有替代方案；无政府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都要求分散权力，但民主主义者要求的是合理的分权，避免权力过分集中带来的弊端，而无政府主义者则拒绝一切权力的集中，甚至为了维护社会正常秩序所必备的权力集中。
苏联改革留给我们的教训，是民主化和公开性过程中的“民主无边界，公开无底线”。在这种没有任何限制的言论自由中，什么样的奇谈怪论都能出笼，并且轰动一时，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与群众情绪失控。因此，必须对无政府主义倾向进行坚决打击，不给其以危害社会的机会。
第六，无论进行任何领域的改革，都不能忽视经济建设，都必须把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质量放在首位。从某些角度来看，群众对政治家的要求是苛刻的，特别是对那些他们寄予了很大希望的领导人更是如此。一项政策，一个政治家的生命力，取决于它（他）是否能够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处境带来显著的提高。当然，有的时候，某项长期看来有利于人民根本利益的改革可能会给群众带来短期的阵痛，但必须让这种痛苦减少到最低、最小、最短，并且使群众看到希望。苏联改革失败一个重大教训，就是改革重心从经济转向政治，从而忽视了经济情况的改善，致使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下降，群众不满加剧。糟糕的经济成为破坏性力量屡屡向苏共和戈尔巴乔夫发难的得心应手的工具，致使改革者陷入空前被动。
中国经济改革已经进行了多年，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显著效果。但是，由于官僚—精英阶层始终把持着改革的主导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改革出现了明显的异化，给劳动人民带来了很多痛苦。目前，我国改革已经到了十字路口，精英驱动的每一项改革都只造就一小撮受益者，损害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亿万诚实的劳动者被剥夺了一切权利：教育、医疗、工作、退休保障，一场革命在孕育之中。中国的改革者只有紧紧抓住“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的“新三民主义”，不使其沦为简单的口号，所有的改革都遵循这一根本原则，人民群众才会拥护。为此，我再次呼吁立即废除祸国殃民、不得人心的教育产业化和医疗产业化政策，停止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大跃进”！
苏联改革留给我们的教训还有很多，但限于本人精力和学识水平，我只能讲这么多。我希望中国的改革者们能够认真研究苏联改革经验教训，既不被苏联改革的失败所吓倒而贻误时机，也不要急躁冒进地推行改革。
第四节：关于我对米·谢·戈尔巴乔夫的评价
有人说我是一个戈尔巴乔夫主义者，证据是我没有和他们一样对戈尔巴乔夫破口大骂，并对那些大骂戈尔巴乔夫的人嗤之以鼻。确实，我很尊敬戈尔巴乔夫，因为正是戈尔巴乔夫采取措施，消除了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并率先到中国访问，结束了中苏两国长期尖锐对立的不幸局面；正是戈尔巴乔夫结束了冷战，使人类从核大战的威胁下解放出来。并且，我对戈尔巴乔夫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部分内容持赞同态度，他为了不使国家陷入内战而毅然放弃自己的权力的高尚品质、对政敌仁慈宽容的人格也令我格外钦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是什么戈尔巴乔夫主义者，因为我在肯定他的一部分主张的同时，也对他的很多主张、政策都持否定态度，更不想回避他在苏联改革失败和国家解体问题上的责任。
其实，假如我也和某些“左”派分子一样对着戈尔巴乔夫破口大骂，我也许会得到很多人的喝彩，而且我自信，比起对苏联历史和苏联改革一知半解的毛派分子来，我的咒骂会更有分量，更切中要害。但是，我不会那样做，那样的谩骂除了显示出谩骂者缺乏必要的道德修养和知识以外，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破口大骂不是战斗，破口大骂挽救不了苏联改革的命运，破口大骂也不会让我们在苏联改革失败和苏联解体这一历史事件中获得任何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我承认，在苏联解体最初的几个年头里，作为一个对苏联怀有真挚感情的人，我曾经非常憎恨戈尔巴乔夫，我憎恨他为什么会解散苏共，为什么不采取武力解决掉叶利钦等激进民主派，为什么不动用核武器保卫国家。为了解清这些不解之迷，我开始了对苏联改革问题和戈尔巴乔夫思想的坚持不懈的研究。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不但没有越发憎恨戈尔巴乔夫，反而由憎恨转为好感，好感转为崇敬。常言道：“无知者无畏。”因此，那些根本就对苏联问题一窍不通、嗜权如命的“左”派们自然不会理解戈尔巴乔夫的思想，以及这种代表苏联人民真实想法的思想如何走向了善良愿望的反面。
我曾在《九月九日：对毛泽东的怀念与思考》一文中谈到如何看待一个历史人物：“我认为一个任何历史巨人的出现，都是由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决定的。也就是说，不是巨人创造历史，而是历史创造巨人。但是，历史巨人之所以称为巨人，就在于历史巨人们对历史的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巨人也是历史的创造者之一，并且往往是历史的主要创造者。我们通常习惯于为历史巨人们贴上“正义”与“邪恶”的标签，却往往忽视了巨人们的所作所为，往往是代表了当时人民的想法。”“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一定要务求客观，要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做出评价。但是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最容易犯下的毛病就是主观臆断……先主观歪曲一历史人物的思想动机，再来用这个被歪曲的动机来解释他的行为。再好的行为，都禁不住主观歪曲的涂抹，例如某人热爱家庭、洁身自好，也可以解释成为“沽名钓誉”——这样的评价怎么可能是客观的呢？”对毛泽东的评价如此，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也应当如此。不管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导致了什么后果，对戈尔巴乔夫本人的评价一定要务求客观。然而，国内有一些所谓的“研究者”，缺乏最起码的治学品格，先入为主地先把戈尔巴乔夫定位为“叛徒”，再根据这个定性罗织材料，甚至不惜采取造谣的龌龊手段。我曾经见到某个“学者”的一本书，竟然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描绘成为了自己发财的过程——这是缺乏最起码学术道德的肆意污蔑。这种污蔑甚至不合逻辑：作为世界第二强国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不但掌握无限权力，而且掌握全国的资源——这样的地位，世界上哪个亿万富翁能够享有？而且，只要他和勃列日涅夫那样“什么都不改变”，他的总书记宝座一直可以坐下去，坐到死。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戈尔巴乔夫是这类人，那么直到现在我们的北方邻居的领袖还叫戈尔巴乔夫。
“我也可以不开始改革。”多年以后，戈尔巴乔夫回忆到：“制度本身还具有稳定性，再维持几十年是可能的。”对，确实是这样，这种干部终身制、特权制度确实还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再维持几十年应当不成问题，以后就不好说了。路易十五曾经说过：“我死以后，哪管洪水滔天。” 戈尔巴乔夫完全可以墨守成规地当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总书记，毕竟他登上权力顶峰时才54岁，而且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至于自己死后制度哪一天崩溃，国家与人民要付出什么代价，那与戈尔巴乔夫无关。人生苦短，赶紧享受特权、及时行乐有多好，可以找个漂亮女演员女护士演绎一段风流史黄昏恋，也可以到世界各地出出风头，还可以到遍布全国的风景胜地度假疗养狩猎，更可以对着红场上山呼万岁的人民培植自己的个人崇拜。是呀，干吗要搞那种劳什子、催人老、充满风险的改革？
但米哈依尔·谢尔盖耶维奇并不是这种人。他从人民中走来，对这种表面神圣的制度下，劳动人民生活的艰辛与困顿了如指掌，对劳动人民无权的现状认识得一清二楚，对官僚—精英集团榨取人民血汗的行为义愤填膺。他是一个对人民怀有朴素情感的人，是一个对社会主义有自己的解读的理想主义者。他要改变这一切，但他失败了。假如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完全按照他自己设想的方式发展，那么将作为振兴社会主义的伟人而永垂史册。
在苏联六十九年历史中，曾先后有过七位最高领导人：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戈尔巴乔夫。这些领导人各有特性：列宁睿智而民主，善于倾听别人意见并说服党内同志；斯大林坚强而冷酷，靠镇压与恐怖贯彻自己的意志；赫鲁晓夫顽强好斗，富于同情心；勃列日涅夫因循守旧，喜欢享受；安德罗波夫冷静沉着，锐意改革；契尔年科则充当了勃列日涅夫的影子。可以说，在这些苏联领导人中，戈尔巴乔夫的个性是最像列宁的人。但是，他的个性中缺乏必要的果断与坚强，也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
二○○一年年初，一则刊登在《真理的追求》上的文章《极为难得的反面教材——戈尔巴乔夫自白：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引起了我的注意。该份杂志煞有介事地宣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2000年5月主办的《苏联解体的原因和对欧洲的影响》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保加利亚科学院副研究员米哈伊尔·基列夫作了《苏联解体的原因》的发言……基列夫引用了戈尔巴乔夫1999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大学研讨会演讲的自白，引起与会者极大的兴趣。大家请他提供出处，基列夫当众出示了捷克传媒《对话》1999年第146期上一篇报道的复印件。会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之骅向基列夫索要了这份材料，并请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周尊南教授全文译出。在《真理的追求》所加的编者按中得意洋洋地说道：“这是一份极为难得的反面教材，请大家看看戈尔巴乔夫这个反面教员，是怎样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在该文中，这个“戈尔巴乔夫”讲话的要点如下：
“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我只有身居最高层职位，才能为此有最大的作为。因此，我妻子要我不懈地努力往上爬……我必须清除苏共和苏联的整个领导，我必须清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世界没有共产主义会更美好。2000年以后世界将迎来和平与繁荣的时期，但是却有巨大的障碍阻碍着人类走向和平与富强，这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巨大的学潮时我正在北京，当时看来中国的共产主义要垮台了。我很想对巨大广场上的示威者们讲话，告诉他们，要他们坚持住，我们同情他们，中国也必须改革。但中国领导不同意。这是极大的遗憾。要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垮台了，世界在走向和平和正义的道路上会前进得更远……我离开克里姆林宫时，上百的记者们以为我会哭泣。我没有哭，因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我消灭了苏联和所有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我没有哭，因为我达到了主要目的，这就是在欧洲消灭了共产主义。然而，阻挠人类在全世界实现自由理想的亚洲的共产主义也应当被消灭……人类走向真正自由的道路将是漫长的，但将是成功的，整个世界应当清除共产主义。”
实话实说，刚读此文章时我首先感到极度震惊，其次感到难以置信。因为这番话与我对戈尔巴乔夫思想轨迹的研究极度不符，假如这番话真的出自戈尔巴乔夫之口，那么就意味着我对戈尔巴乔夫的所有评价都要统统推倒重来。我一时既没法证伪，也无法证实，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只好对此保持沉默。在此期间，该份“戈尔巴乔夫的讲话”被到处传播，有趣的是，该份“戈尔巴乔夫的讲话”既被“左”派们引用来证明阶级斗争必须天天讲；也被右派们四处散发，来证明社会主义已经无可救药。
然而谣言止于智者。很快我就发现，不止是我一个人，还有很多严肃的苏联问题研究学者也同样对该份“戈尔巴乔夫的讲话”心存疑惑，其理由跟我完全一致。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徐葵研究员专门向戈尔巴乔夫的主要助手切尔尼亚耶夫进行询问。很快，切尔尼亚耶夫做出了回复：“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的‘讲演’完全是在莫斯科炮制的伪造，根据我们的材料是在《苏维埃俄罗斯》报的编辑部里炮制的。戈尔巴乔夫不是在1999年，而是在1997年初到过土耳其。他根本没有在美利坚大学作过讲演。《对话》杂志上发表的东西（《苏维埃俄罗斯》报同样予以发表）完全是胡说八道。戈尔巴乔夫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从未讲过这类话。”
同样，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光明日报》驻莫斯科特派记者、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李永全对戈尔巴乔夫进行访谈时，李永全也向戈尔巴乔夫提出了这个问题，戈尔巴乔夫的回答再次给了造谣者以一记沉重的耳光，他是这么说的：
“我认为，失败的不是社会主义思想……失败的是苏联所代表的制度。实际上，这种制度在中国也遭到了历史性的失败。我们在摆脱这种制度。当然付出了一些代价，有一些损失。我现在成立了一个统一社会民主党，又提出了社会主义、自由、公正、团结的口号。这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如果马克思、列宁不总结和发展前人的思想，他们就不成其为马克思、列宁。他们有这个权利，我们为什么没有？我们又不是僵尸，又不是没有头脑。我们也应该反思、总结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上的现象。应该把暴力抛进历史的垃圾堆。需要的是对话、文明、非镇压，不需要霸权、控制。需要的是合作、伙伴关系和竞赛。我们既需要好的社会主义经验，也需要好的自由主义经验。我们既不需要左的极端，也不需要自由主义的极端。中国和苏联都不需要‘大跃进’，不需要‘文化大革命’。我们需要的是人道主义的目标，自由、公正、团结的目标，难道我坚持这些，戈尔巴乔夫就是叛徒吗？我不知道关于土耳其讲话的传闻是哪来的？戈尔巴乔夫不可能讲那样的话，这是断章取义的结果。我在土耳其的讲话有录音。我在世界各地演讲，人们总是问我：戈尔巴乔夫，你是什么人，是社会主义者还是修正主义者？我总是回答：我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拥护者，我不会忘记我来自人民。”
读了这一段戈尔巴乔夫本人亲口讲的话，再读一读那份《极为难得的反面教材》中的“戈尔巴乔夫讲话”，谣言不攻自破。当然，造谣者们不会甘于谣言被戳穿后的尴尬，他们很快又炮制了一篇文章，又从其他一些人的著作中断章取义地摘抄了几句话，来“证明” 戈尔巴乔夫就是“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叛徒”。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就已经非常无聊了，我仿佛看到一个谎言被当场戳穿而出丑的骗子，在徒劳地为自己辩解。
我对苏联改革和戈尔巴乔夫本人思想的研究，确实已经到了非常痴迷的程度。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晚上，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梦见自己与戈尔巴乔夫对话，向他提出很多很多的疑惑和问题，而他一一予以解答。第二天，我一直在想自己怎么会做这样一个奇怪的梦？然后，我恍然大悟：因为二○○一年三月一日正是戈尔巴乔夫的七十岁生日！
我自信，至少在这个论坛上积极发言的人中，没有任何人能够比我更有兴趣研究苏联问题，研究戈尔巴乔夫本人的思想，也没有任何人比我阅读过的资料、进行的思考要多。正是在阅读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以后，我得出一个结论：戈尔巴乔夫是诚心诚意地想给社会主义注入新的生命力的，但是他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来完成这一复杂的使命，加上他认识上的一些偏差，他失败了，至今他仍然忠于他的理想。戈尔巴乔夫是个失败的探索者，但以自己的失败向世界展示了改革的风险，国家间的冷酷和激进主义的危害；戈尔巴乔夫是一名优秀的思想家和政治学家，但他不是一个称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第五节：寄语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
从二○○二年中共十六大算起，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执政将近一年了，这一年里我国发生了很多事情。虽然我这个人没有为领导人歌功颂德的习惯，但这一年里发生的一些事情确实让我对新一代领导人寄予了很大的期望。
首先是二○○三年上半年在我国广东、北京等地所发生的“非典型肺炎”事件。在这次事件发生的最初日子里，制度仍然按照它的惯例行事：报喜不报忧、掩盖真相。然而，新的领导集体很快显示出了他们的不同：在4月份非典疫情最紧张的时刻，总书记出现在广州街头，与市民打招呼、与医务人员握手交谈。当时人们对来势汹汹的非典病毒认识少而又少，在人们被疫情吓得惶恐不安、不敢上街的时候，总书记却走上街头鼓舞人民的士气。在他的讲话中，没有那种唱高调的豪言壮语，有的却是充满人情味的关怀：“我们既为一些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而感到很揪心，又为广大医护人员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使患者恢复健康而感到欣慰……”当我通过电视看到上述情景时，我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二○○三年发生的另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则是孙志刚事件。二○○三年三月十七日，年仅二十七岁的中国公民孙志刚被广州黄村街派出所以没有办理暂住证为由收容，随后惨死在收容所里。说实话，这类事件我们早就在互联网世界、朋友之间私下的叙述中屡见不鲜，甚至都有些麻木了。然而这一次事件所引起的后果却让我感觉耳目一新：仅仅三个月之后，《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就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被讨论即将废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法律被废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因为个体遭遇的不幸而废除一项法律。
二○○三年在十一月二十四日，俄罗斯莫斯科卢蒙巴各族人民友谊大学宿舍发生火灾，造成了七名我国留学生死亡，四十多人受伤。灾难发生后，中国驻俄使馆教育参赞率教育处官员及时赶赴火灾现场协助救灾，并多次与俄方进行交涉，教育部则成立了临时应急工作组，和外交部联合派工作组赴俄处理善后事宜。这次事件官方反应及时与积极，也很出乎我的意料——因为这与以往中国公民在外受到伤害时官方的冷漠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现在，当我们打开电视时，一些矿难与灾祸的消息不时会跃入眼帘；对普通人权利的关注越来越多……以往那种报喜不报忧的惯例一次次地被打破，那种貌似庄严的说教越来越少……是的，生活正在起变化，尽管这种变化很细微，不注意观察和思考体会不出来，但毕竟在起变化。
当然，我也听到一些人失望的叹息。他们觉得新一代领导人没有做出让他们感到惊喜的事情，上台后缩手缩脚，不够大刀阔斧……在此，我要说一声：罗马不是一天建成了的，积累那么多年的问题，也不是一天能够解决的。假如是一个真诚的建设者，那么就应该看到希望，并且坚持不懈地为它斗争。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所必须承担起的义务。
最后，我衷心祝愿中国的改革者：请不要重演苏联改革失败的悲剧，更不要走回头路，把一个民主、富裕、安宁的中国交给中国人民。人民把太多的希望寄托在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身上，愿你们不要辜负人民的厚望。
雅科夫·伊万诺维奇·布尔什维科夫
初稿于二○○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修改于二○○三年十一月十八～二十八日
〔1〕《苏联兴亡的沉思》
〔2〕《苏联国民经济七十年》，陆南泉等著
〔3〕《超级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原因探析》，许新等著
〔4〕《当代俄国——强者的自我否定与超越》，姚海等著
〔5〕《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俄]博尔金著
〔6〕《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俄] 阿尔巴托夫著
〔7〕《大国的兴衰》，[美]保罗·肯尼迪著
〔8〕《戈尔巴乔夫上台前后》，[美]达斯科·多德尔著
〔9〕《农产品的代价》，[俄]西蒙诺夫著
〔10〕《独立报》，[俄]1996年11月14日，莫斯科
〔11〕《苏联模式的兴衰》，程又中著
〔12〕《背叛的历史》，[俄]雷日科夫著
〔13〕《一九九九：不战而胜》，[美]理查德·尼克松著
〔14〕《接班人》，莫斯科，1987年12月
〔15〕《警示》，[俄]利加乔夫著
〔16〕《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俄]切尔尼亚耶夫著
〔17〕《真理报》，莫斯科，1988年6月29日
〔18〕《苏联最高层决策七十年》，邢广程著
〔19〕《莫斯科真理报》，莫斯科，1989年3月19日，季霍米罗夫的文章
〔20〕《戈尔巴乔夫访谈录》，李永全著
〔21〕克留奇科夫1990年12月25日答记者问
〔22〕谢瓦尔德纳泽1990年12月20日在苏联人代会上的发言
〔23〕《劳动报》，1991年2月12日
〔24〕《苏维埃俄罗斯报》，莫斯科，1990年5月30日
〔25〕《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俄]戈尔巴乔夫著
〔26〕《真理报》，莫斯科，1990年7月11日
〔27〕《苏联解体亲历记》，[美]马特洛克著
〔28〕雅科夫列夫1991年8月2日答记者问
〔29〕《苏联最高层七十年内幕》，渠福启著
〔30〕《苏共亡党十年祭》，黄苇町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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