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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版的《广场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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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08/09 出处：华尔街日报 |
Hugo Restall
中国重估人民币币值引发的骚动正在渐趋平静，初看起来，似乎一切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人民币2%的升值幅度不会对中国的进出口产生显著影响。投资者仍在期待人民币进一步升值，这意味著国际资本将继续流入中国。面对政治和经济压力，谨慎调整人民币汇率似乎是顺应时势之选，这样做有助于提升中国作为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之邦的国际形象。
然而，人民币从一种事实上的固定汇率货币转变为一种不断升值的货币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新问题。例如，美国挟1985年签署的不那么光彩的《广场协定》(Plaza Accord)逼日本让日圆兑美元升值后，一系列事件陆续发生，并最终导致日本经济陷入了长达10年的停滞，直到现在才有了开始有了转机。中国会重蹈日本的覆辙吗？
北京的经济学家们最近对笔者说，日本以往的教训是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特别担心的。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尖锐的贸易冲突导致美国向日本施压、要求日圆升值，而日本政府做出的应对并不恰当，日圆升值的时间选得太晚，而且具体时机不对。为了不犯同样的错误，北京决定在中美贸易冲突远未发展到当年美日那般严峻程度时就开启人民币汇率的重估进程，希望这能使中国避免陷入日本当年那样的惨境。
考察一下日本当年的情形可以发现，日圆开始升值时正是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行将结束之际。不断升值的日圆给已经重负在身的日本制造商施加了更多压力，同时也形成了通货紧缩压力。为了应对这一局面，日本央行(Bank of Japan)实施了一套超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这类政策通常会促进投资和消费，而在当年的日本，该政策却催生了规模巨大的资产价格泡沫，因赌定日圆将进一步升值而大量流入日本的国际资本对此更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上世纪90年代初这一泡沫破裂时，日本各银行的坏帐问题非常严重，以致于日本陷入了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几近爆发金融危机。
北京从这段历史中得出了几点教训。其一是，来自美国的压力迟早都会迫使中国允许人民币升值。在一个贸易保护主义情绪仍然肆虐的世界，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很难容得下一个贸易大国长期维持固定汇率制。其二是，人民币早升值比晚升值好，这样可以在人民币缓慢升值的同时鼓励国内出口企业逐步摆脱对低成本制造模式的过度依赖，从而避免像当年日本在签署《广场协定》后那样，迫使本国出口企业遭受一场“日圆冲击”。
但最重要的或许是，北京想在其经济仍全速增长的时候开始人民币的升值进程。中国国家统计局(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最近宣布，今年第二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较上年同期增长了9.5%。这似乎表明，中国经济是能够承受人民币小幅升值所造成的微小压力的。
然而，虽然现在没有理由大惊小怪地预测说中国将重蹈日本的覆辙，但也有必要问一声，小幅调整利率就真的不会造成任何不良影响吗？首先必须认识到，中国的经济状况并不像它粗看上去那样稳定，而且经济增长可能也不像国家统计局所宣称的那样强劲。
众所周知，中国政府的统计数据是不可靠的。虽然外国观察家经常怀疑中国在虚报经济增长率，但真实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当经济增长速度过快时，统计官员们往往会将统计数据压低一些，而当经济增长减缓时他们又会将统计数据拉高一些。这就起到了为经济增长数据“削峰填谷”的作用，使经济增长的波动显得不那么明显。
因此，当经济学家们去年担心经济增长过热时，许多观察人士认为已经相当高的GDP增长率数据仍有低报之嫌，因为政府收入等其他指标的增幅要高于GDP的增长幅度。而旨在放慢经济增长速度的行政措施今年开始见效后，各方争论的焦点又转向了中国经济将出现硬著陆还是软著陆。GDP数据反映的经济情况依然一如既往地良好，经济呈现出健康的增长速度。但仍有一些不甚确凿的证据显示，政府是将去年有意抹掉的一些经济增幅加到今年的统计数据上了。或许经济增长放缓的幅度实际上要大得多。
此外，许多经济学家相信，通货紧缩的趋势正在加快形成，中国可能在今年年底就会陷入通货紧缩。过去几年强劲增长的固定资产投资正开始转化为新增生产能力。虽然原材料价格在不断上涨，但消费价格的涨势却波澜不惊。这已对企业的利润构成了巨大压力。而人民币升值只会使遏制物价上涨的压力进一步加大，因为进口商品变得更便宜了。
为了消除这一通货紧缩趋势，中国的央行中国人民银行(People's Bank of China)近几个月来已经开始放松货币政策。通过持续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以消除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中国央行向市场投放了大量人民币，但与此同时却降低了回笼这些货币的力度，从而起到了放松货币政策的效果。这导致中国的货币基础以更迅捷的速度扩张。通常情况下，这会起到引发通货膨胀、促进投资和消费的作用。但问题是企业已经处于过度投资状态，而消费者出于养老和防病的目的仍将手中的余钱储存起来。危险之处在于，像日本一样，这些无法通过其他渠道花掉的资金有可能流入资产市场。
而银行在放贷方面缺乏控制以及境外热钱的流入已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遭受著资产价格泡沫之苦。特别是在上海，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活动业已失控。据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经济学家周其仁说，上海的一名普通工人买一套70平方米的单元房至少要花掉21年的工资。
简言之，那些导致日本在《广场协定》签署后陷入困境的所有因素在当今的中国都一定程度上存在著。当然，这些因素目前尚不显著。也有人认为，中国可以通过资本控制和其他行政手段使自己免受这些市场因素的影响。
但政府的控制措施有可能只会营造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因为这些行政措施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有效了。例如，虽然中国的经济发达程度尚低，但它已经是一个贸易大国。中国的人民币已经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该国高达1万亿美元的年对外贸易额使得人们可以很容易地通过虚报货值向境内外转移资金。通过这种方式流进、流出中国的资金可能规模巨大，因为中国的外汇储备有时仅一个月就会增长300多亿美元。银行和企业独立性的增强意味著，它们可能不会再像以往那样惟政府是从了。
简而言之，美国施加的政治压力可能已触发了一连串连锁反应，从而给中国本就不容易规范的经济平添了新的压力。如果有幸，北京避免第二个《广场协定》之灾的赌博将给世界带来好的结果。但日本的前车之鉴决不应轻易忽视。
（编者按：本文作者雨果·雷斯塔尔(Hugo Restall)是《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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