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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冠军：纪念广岛六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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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08/08 出处：东方早报 |
吴冠军，澳大利亚墨纳什大学博士候选人
每年的这个时候，“广岛”总是创痛。突如其来的闪光遮蔽了天空，一位幸存者这样表述她所见到的轰炸，“耀眼的蓝绿色，非常美丽”。之后，她便昏厥过去。十二万人却没有再苏醒过来。就这样，在它的毁灭中，广岛进入了历史，六十年来叫人一刻不敢忘怀。
这样的周年纪念的时刻，总是一个反思的时刻。面对历史，我们要追问的是，造成数万生命瞬间被剥夺的原子弹，是在怎样的动机与考量下，被投下的。因此在今天，我们有必要做一个福柯式的关于战争的考古学研究。
1943年卡萨布兰卡会晤的一次午餐中，美国总统罗斯福忽然拍脑袋想出来“无条件投降”这个新名词，在席的英国首相邱吉尔立即鼓掌叫好。在此之前，历史上从没有所谓“无条件投降”这样的军事理念。十八世纪西方世界走出宗教战争的阴影后，战争渐渐不再是总体性与血淋淋的，而开始变成一种以成本与代价作为计量的解决冲突的手段。正是基于当时这种状况，军事思想的鼻组克劳塞维茨尝言：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延续。
当时在欧洲，佣兵制逐渐兴起并迅速流行。对于“佣兵长”而言，战争既是一种生意也是一种手艺，那些具有高度训练的职业性佣兵是专为利润而打仗的，今年他们可以将其劳务出售给甲王子，明年又可以将其出售给乙王子。在战争中勒索俘虏的赎金远比杀死其雇主的敌人有好处得多；而且战争就是佣兵们的行业，所以延长一个战争显然要比结束一个战争更为有利。佣兵长常常会用整个夏季的时间来围攻一个要塞，战争被拖得极长，而战役结束时却往往只损失极少数的生命，有时甚至是毫无损失。对于这些佣兵长来说，战争就像下棋一样，其目的是想要把敌人引入一种死地，然后将其俘获，而绝不想与对手作无止境与高成本的大规模战斗。在战争中，双方总是避免正面战斗，多采取迂回运动。战略是以消耗为主，而不是以歼灭为主；目的是消耗敌人的精力物力，而不是要杀死他。因此通常打击的目标都是敌人的补给线和要塞，而不是其军队。那时的战场竟是这样一番情景：“从缺口架起了一座桥，使围攻者与被围者之间有了互相往来的交通工具。于是到处都大开宴席，双方的长官互相请客，触目所见都是一片娱乐升平的景象。这哪里是打仗，连迎神赛会也都没有这样热闹。”（《高多尼回忆录》）在那个时代的战争中，决定性因素是金钱而不是血液。在不断迂回进退的运动中——这需要高度的技巧和准确的判断——敌人的府库便逐渐空虚了。假使他不愿意破产，则也就势必要与对方谈判和平。这是一种纯经济理性的和不动感情的战争体系，二十世纪军事思想家富勒将其称之为“有限战争”。
而法国大革命既开启了一个追求自由与平等的大时代，它的熊熊烈火同时也点燃了富勒所说的“无限战争”时代的炸弹信管。战争从此变成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胜败角逐之场所。从那时候起，战争的“拍卖场”转变成了屠宰场。两种战争指导理念之间的第一次碰撞是1792年9月20日普法之间的瓦尔密会战。普军指挥是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布仑斯维克公爵腓德烈，而法军指挥杜默里茨出身寒贱，胆大妄为。当双方无可避免地即将面临正面对战时，布仑斯维克公爵突然召集战争会议，作出一个伟大的决定，即“我们不在这里战斗”。在他的指挥下普军作了一个巧妙的撤退，这也是最后一次的不流血战争。9月20日夜间，当时加入普军作战的大文豪歌德对其战友说：“从这个地方和这一天起，世界历史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次年法国大革命便将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丹东宣布用国王的人头向国王们的联合挑战。可是用来作战的兵力却十分稀少，于是国会强令征兵五十万。旺代省旋即爆发叛乱，但马上遭到血腥镇压。此后，野蛮主义的征兵制重新恢复，总体性的战争一发不可收拾。之后的拿破仑将那被革命唤醒的法兰西民族主义精神，变成了法国的军人魂，并用刀剑和枪炮向整个欧洲传输了“全国皆兵”的军事教条。而在有限战争时代一般平民是与战争完全脱节的，因为报名参加军队有着许多条件与资格的限制。哲学家培根在其《论宗教的统一》中早就对征兵制作过强烈的批评：“把武器交到平民手中，是一件极其荒谬的事情。”
在无限战争中，妥协与和平不再是战争的最终目标，而胜利变成了战争的唯一诉求（战争的胜利之背后则是意识形态的胜利）。宣传成为了作战时的关键性手段，是无限战争的灵魂。《美利坚合众国的成长》一书作者莫里逊与康马格曾写道：“整个战争显示出了这样一个惊人的事实，那就是现代化的技术和群众的暗示是可以使一个政府轻而易举让其人民相信其所说的假话，并且盲目地跟着走，尽管这个民族是具有理性、个人主义和民主化的背景。”宣传的另一个效用是争取中立国家的支援与投入，并从心理上腐蚀敌人的斗志。
当二战后期罗斯福与邱吉尔发明出“无条件投降”这个无限战争的全新理念后，这一从国家战后利益（而非和平）出发的新词马上成为了实际的政策并一以贯之。“无条件投降”使德国受到了最彻底的破坏。而四五年七月底，当早有和意的日本首相铃木拒绝了“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后，两朵耀眼的蘑菇云终于在地球最东方的土地上升起，数以万计的无辜生命在一刹那被剥夺，并从此为全人类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恐怖忧虑。人类的创造力终于转变为最大的悲剧制造者。掩藏在“无条件投降”政策背后“不惜一切成本的胜利”的战争指导理念，最终带来二十世纪最大灾难之一。“无条件投降”的军事理念下，消逝的是对无辜生命的敬意，而这恰恰是启蒙时代以降人类一切实践的至高目标，一如启蒙大哲康德所言，“人是目的”。富勒在《战争指导》一书中写道：若非无条件投降政策引起的战略性和政治性的近视病，则战争很可能在五月间即已结束了，那两颗原子弹也根本没有投掷的必要。因此，在富勒看来，一直被誉为二战英雄、人类的救星的两位“伟人”罗斯福与邱吉尔实为根本不懂战争指导的“灾难的建筑师”，和平而不是胜利才是战争的真正目标（这里是指保卫战争而非侵略战争，后者则毫无正当性可言）。
十年前，即广岛轰炸五十周年时，美国当代思想家罗尔斯曾发表《广岛五十年》，指出美国当年对广岛核轰炸乃“罪恶滔天”，而且在广岛、长崎两次核轰炸之前美军对东京等城市的轰炸，都是极大的罪恶，因为它们逾越了一个自由国家在战争中所应遵循的正义原则和道德约束，将平民的生命视如草芥。罗氏将“在采取激烈步骤之前不考虑妥协”、不懂得控制“对冲突的强烈激情”的邱吉尔们指斥为“政治家才干的破产”。当时美国知识界和舆论界曾经为此发生一场大辩论，结果是社会各界压倒性地反对为核轰炸作辩护，迫使美国联邦邮政总署收回发行纪念所谓“核胜利”五十周年的纪念邮票。而富勒则早在四十多年前发表的《战争指导》中就曾经意味深长地指出：“原子弹并未能确保一个较稳定的和平，只带来了匆忙中的胜利”！
时至后“9•11”的二十一世纪今天，西方世界的政治家们对他们眼中的恐怖袭击之大本营（中东穆斯林国家）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战争。据说“胜利”是取得了，然恐怖袭击本身却愈演愈烈。我们不由得追问，这些本身可以制造恐怖、剥夺生命的战争，究竟是在何种战争指导理念下展开的？在“自由人民”/“邪恶轴心”这样的意识形态二元区划下，这种“反恐战争”的“胜利”，带来的究竟是什么？是和平，还是西方在中东的利益与势力之扩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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