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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中共中央委员退休后卖凉茶补贴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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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08/05 出处：南方周末 |
清晨，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的蔡家岗镇，七月的阳光穿透了刘春樵家的玻璃窗。
83岁的刘春樵起床了，妻子把刘春樵从卧室扶到厅堂里坐下。刘春樵在家的专用座椅由木板箍成，形似一只高高的木桶，里面垫满晒干的稻草，再铺上布垫。在湖南常德，这种土制的功用类似沙发的座椅被称为“草窝”。
刘春樵是坐过真沙发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刘春樵就担任湖南省委常委。从1969年到1977年，刘春樵在中国共产党第九、第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连续当选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三次名列大会主席团名单。大家亲切地叫他“ 刘常委”。
劳模
1949年年初，解放大军已经打到了湖南。26岁的刘春樵此时参加党领导下的地下武装。
几个月后，刘春樵参加的江南游击大队被编入解放军第47军160师炮兵3连。1949年到1950年，刘春樵随部队参加了湘西剿匪战斗，因为他独自出色完成了团里的烧炭任务，被授予“剿匪特等模范”称号。
1952年，刘春樵随部队参加荆江分洪水利工程。当年6月30日，工程完工，刘春樵被中南军政委员会、荆江分洪总指挥部授予特等功，特等模范。
1953年，申请赴朝抗美未获批准的刘春樵退伍返乡，先后任土改队员、乡农会主席、联乡党支部书记。1954 年，刘春樵带领乡壮劳力参加治理西洞庭湖水利工程，被工程指挥部授予特等劳模和劳动英雄称号。“我们乡负责的那段堤，就是要比其他地方高，还厚实。”刘春樵说。
从1949年“参加革命”到1954年，刘春樵3次荣立特等模范。如今在蔡家岗镇，人们都还记得刘春樵当年的功劳，现在镇上杂货店的老板也说，“他名字刻在分洪纪念碑上的呢”！
刘春樵倒对这段光荣看得简单，他指着自己的肚子，“要对得起每天三顿饭”。
中央委员
1964年，40岁的刘春樵被任命担任蔡家岗镇公社书记。蔡家岗是当时常德县有名的穷乡僻壤，刘春樵接任时，公社欠国家贷款几十万元，这在当时简直是天文数字。
但刘春樵发现，蔡家岗与周围乡镇四通八达，“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当时国家大搞农田水利工程，水泥非常紧俏。刘春樵和公社干部商量，搞了个水泥厂。“按照现在的说法，应该叫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刘春樵说。
由于方圆百里独此一家，蔡家岗又交通便利，生意十分兴隆。
随后，刘春樵一连串办起石灰厂、砖瓦厂、陶器厂；根据农业生产的需要，刘春樵甚至办起了机耕队、综合加工厂、农药厂，搞起了劳务和技术输出。到1968年，蔡家岗镇还清了所有欠款，而且还有了50余万元存款。“我们用钱不要国家贷款、吃粮不要国家返销，集体不欠国家的，社员不欠集体的，集体不欠群众的，这叫两不要三不欠。”刘春樵回忆说。
1968年春节，是刘春樵一生中最重要的时间节点。春节前，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华国锋到常德地区视察。
一天下午，刘春樵没来得及拿材料，就被拉到会议室汇报工作，刘春樵脑子里一片空白，张口就是：“华书记，我是个农民，不认字，说不好。”华国锋听后一笑，“不要紧张，怎么干的怎么说。”刘春樵死活想不起原来准备的材料上写了啥，干脆从自己参加地下武装说起，说到参加荆江分洪，治理洞庭，越说越顺，一直说到在蔡家岗办企业。十多年的经历，刘春樵一直说到了晚上9点。
后来，地委领导来电话说，老刘，你搞得不错，华书记满意。刘春樵心里石头落了地。
半个多月后，刘春樵又接到通知，省委有意要他参加代表团赴北京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共九大，要刘春樵去省里待命。到了省委，刘春樵才得知，湖南省委将他在蔡家岗的工作汇编成材料报送中央，毛泽东主席在材料上批示，“光辉灿烂的希望就在这里”！
1969年开春，刘春樵生平第一次坐上了飞机飞赴北京。在万里云端，刘春樵思前想后，恍若隔世。“真的非常激动，也想不清楚什么，就是激动，还有感激。”刘春樵回忆说。
到北京后，各省代表团先召开预备会议，推选主席团成员。几经推敲，湖南代表团推荐了刘春樵。有代表提出，刘春樵是公社书记，属于干部，不能代表农民。刘春樵回忆说，最后是周总理表了态，说县团级以上不能代表农民，以下可以。“ 总理说的还是对，其实我就是个农民。”
在中共九大上，刘春樵当选九大中央候补委员，名列主席团名单。
在中国共产党十大和十一大上，刘春樵又连续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在地方，从1969年至1979年，刘春樵则历任常德县革委会副主任，湖南省革委会常委；常德县委副书记，常德县委第一书记，县革委会主任；常德地委副书记，湖南省委常委。
刘春樵的一位老同事评价，老刘实际工作能力强，但理论水平差些。
刘春樵说，当省委常委期间，别的事情他不懂，但开常委会涉及到农业生产和农村企业问题，他总是要表态的。“比如说‘文革’期间，只要是搞些吃不饱饭的事情，我全反对！”
“他主要是出身好，历史成绩好，又被毛主席夸奖过，要不然可能早就吃大亏了。”老同事评价说。
凉茶摊老板
1979年，刘春樵被选为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0年，刘春樵赴京参加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在会议上，小平同志提出干部年轻化，开场白就是，“今天我讲的，有些老同志听了可能会不高兴”。但刘春樵说，他听了之后很高兴，“我那个时候马上满60了，也不想干了，回家当农民好些。”
回到湖南，刘春樵向省委提出希望从领导岗位上退下去。刘春樵的一位老同事回忆说，当时，刘春樵应该是湖南首批自己提出退下去的领导之一。
1983年，刘春樵从省人大副主任的位置上离休
按照相关待遇标准，刘春樵至少享受副省级离休干部标准，在省委大院里可以拥有一栋俗称“常委”楼的小楼，配专车和专职秘书。但刘春樵一概谢绝，“省里我住不惯，我还是跟农民住在一起舒服”，“我不认字，秘书也不需要，到了乡下，专车也不需要了”。
刘春樵带着根据政策发给他的退休费、安家费和省里的特别补助，总共2800元回了蔡家岗。“我拿这笔钱盖了房子，就是现在住的这个。”刘春樵说。
这是一个带两间卧室一个厅、厨房和猪圈齐备的标准农家小院，院子里面种着常见的茶花和芭蕉花，院子后面有一小块菜地。刘春樵很满意地看着这个小院，“我够住了”。
当时，刘春樵的工资是74块5毛，这是全家全部的收入。除了大儿子当兵，家里一共有3个孩子要上学吃饭，刘春樵的经济情况顿时紧张起来，只好养猪补贴家用，但是收益太慢。
1984年，刘春樵的小儿子刘平清突发急性阑尾炎，刘春樵在外办事，妻子在家凑不出住院费，直到医院领导得知病人是昔日中央委员刘春樵的儿子后，才暂免费用给刘平清开了刀。
刘春樵后来大受震动，“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又开始想新的赚钱办法。”刘春樵发现镇中学和镇电影院毗邻，人员流动多，于是决定在镇中学的山坡下面摆一个凉茶摊。
刘春樵的妻子对丈夫的决定一向遵从，丈夫决定摆茶摊，她就去准备桌椅板凳。老太太至今寡言少语，问多了，她就轻轻叹口气，“跟着他，我也没享到什么福”。
刘春樵的凉茶很简单，分为凉白开和凉茶水，两分一杯。摆茶摊要一直坐在那里不动，刘春樵不习惯，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妻子，妻子有事时才去替换。守摊时，刘春樵就安安静静地坐在茶摊后，也不吆喝，喝茶的人喝完一杯，放下几枚硬币，他就捡起来收好。
当时，刘春樵的茶摊一个月能收入将近50块钱，而成本也就几块钱。对于刘春樵来说，摆茶摊的最大目的达到了。
镇中学旁边小店里的一位老人回忆说，刘春樵摆茶摊时，大家也就不觉得他是大官了。
昔日的大官摆茶摊，但镇里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新鲜事，“在当时我们看来，老刘是个大官，但是好像又本来就是镇上的一个人，他摆茶摊，我们渴了就去喝。”当时镇中学的校长赵昌协回忆说。
或许镇里的人早就已经对刘春樵“不合常规”的举动熟悉了。在镇里人的记忆里，刘春樵一直就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官。
上世纪70年代任《湖南日报》常德记者站站长的田正校记得，“文革”中各地粮食浮夸风盛行时时，中央和湖南的报社到蔡家岗采访报道，有记者提出，希望刘春樵把粮食产量报高一些。刘春樵断然拒绝，“高一两都不行，高报一两，我们少吃一两”。“在他看来，肚子吃饱是最重要的。”镇中学校长赵昌协说。刘春樵也很自豪的说，整个六七十年代，蔡家岗没有饿死一个人，还借了几千斤粮食给周边乡镇。
镇中学当时一名年轻教师朱新民的父亲被国民党拉壮丁，去了台湾。“文革”中，表现优异的朱新民提出入党，却屡次不获允许。最后刘春樵了解了朱新民的表现后给教育部门做了工作，终于批准了朱的入党申请。朱新民至今对刘春樵当时的一句话心存感激，“跑到台湾去的，也不一定是坏人”。
农民
2003年，刘春樵突患脑血栓，留下了偏瘫的毛病。如今刘春樵行动不便，家里总摆着一付拐杖一付轮椅，“我偏瘫了，又白内障，不能摆摊了，只能在家自己喝凉茶”。
刘春樵不卖凉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在于经济紧张问题已经解决了。3个子女都已工作成家，省里又逐渐给他涨了退休工资，如今他每月有3000元左右的退休金。“摆茶摊主要是为了挣点钱，现在已经不用了”。
刘春樵3个子女如今的工作都不错，大儿子在常德市电力局，女儿在长沙市税务局，小儿子在蔡家岗财税所。刘春樵坦承，当年没给孩子什么照顾，还有一个女儿因病医治不及时去世，很是痛心，退休后觉得很有些对不住孩子。
从2004年底开始，平静了多年的刘春樵被湖南当地媒体再次关注，湖南和常德市有关方面已经组织力量，配合党员先进性教育，准备于近期推出关于刘春樵事迹的书籍，名字已经拟为“布衣刘春樵”。
刘春樵如今坐在“草窝”里，行动不便，他摸索着找茶缸的右手，苍老得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一个真实的刘春樵。
“草窝”正对面的墙壁上，悬挂着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毛致用2004年看望刘春樵的大幅彩色照片，照片上刘春樵穿着旧军装，笑得眯起了双眼；草窝后面的墙壁上，悬挂着两排共17张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的奖状，其中的大部分已经掉色黯淡。
刘春樵就每日安静地端坐在照片和奖状之间，抛却两边墙壁上近半个世纪的记忆，坐在“草窝”中的刘春樵就和每一个老有所养的老人一样，看不出任何区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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