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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大饥荒的大致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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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08/03 出处： |
苏联的大饥荒发生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其大致的进程可以追述如下：
在20年代初，随着内战的胜利，苏联开始伴随国有化的工业化的进程，用过去的术语就是完成了工业部门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公有制理论在全世界的首次试验。但是在农村，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列宁并不打算将马克思主义的公有制理念落实。他在1923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全体居民个个参加合作社，还须经过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但这终究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如果不经过这一历史时代，不做到人人识字，没有足够的理解能力，没有充分教会居民利用书报，没有这一切物质基础，没有相当的保障，如防荒、防饥等保障，——没有以上这些条件，我们就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275页）很显然，列宁并不打算在短时间内完成农村的集体化进程。
在内战结束的初期，农村经济受到很大的打击，农民都非常的贫困，而当时销售给农民的工业品相对非常的昂贵，所以虽然当时的工业生产仍很薄弱，农用产品却出现了过剩的危机，生产过剩本来的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现在却出现在苏联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想见这对当时苏联的领导人是有多么的难堪。于是苏联的领导人又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对农村加以扶持，其中包括降低农用工业品的售价，安排低息的农业信贷，而且还允许农业雇工和租用国家的土地，以及降低农业税。
当时的农民仍处于个体经济当中，其中很多人利用这样的政策积累了一定的财富，特别是那些被称作富农阶级的农民。当时的情况颇有点象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农民手中有了大量的货币，却买不到想要的东西，这样一来，农民也就不太愿意将手中的农产品拿出来销售，因为他们手中的货币并没有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改善，而且在所有的农产品中，粮食的收购价最不合理（当时畜牧产品的收购价大致是革命前的1913年的1.7倍，而其它经济作物产品的收购价也大致是1913年的1.4倍，只有粮食的收购价是1913年的0.9倍），因此，一方面粮食大量的囤积在农村，城市的粮食供应并没有因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而有所缓解，另一方面，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也受到了影响。
这时，可能是基于列宁的“社会主义工业应供给农民比资本主义价格更便宜的商品”的愿望，工业品的批发价格也在逐年下降，但这种降低并不是在生产“过剩”的情况下发生的，反而是发生在生产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因此，完全没有给人民带来实惠，人民，包括农民手中的钱仍然是买不到东西。
到了1928年，粮食收购的情况出现了第一次恶化，当年1月份收购的粮食比1927年同期减少一亿二千万普特（1普特相当于16.38公斤），下降比例高达28%，这是相当严重的局面，如果不采取措施，很可能影响城市以及军队的食物供应。其实，情况在1927年就已经出现危机，在1927年8月召开的联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当时还是苏联领导人的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等人提出了用专政的力量强行没收农民（主要是富农）的余粮，但全会最终否决了他们的提议，理由是这提议违反了新经济政策。在1927年的1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等人的提议再一次遭到责难。斯大林的大会的工作报告中说：“有些同志认为可以并且必须采取行政手段，通过国家政治保卫局去消灭富农，认为下道命令，盖个印，就完事了。这是不对的。这种手段是轻而易举，但决不会是有效的。我们应该根据苏维埃法制采取经济上的办法去战胜富农。而苏维埃法制并不是一句空话（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66页）”，斯大林的支持者也纷纷发言批判有关暴力对付富农的提议。米高杨甚至提议将大量的商品销往农村，使农民自愿地拿出自己的余粮，即使城市因此断供几个月也在所不惜。此次大会决议的农村政策部分就是以米高杨的提议为基础的。
如果当时的苏联按这样的思路走下去，这个世界的格局大概是完全的两样了。但是，事情的发展又会后不久就出现了变化，而且是180度的变化，而当时大会的代表还没有来得及返回各地。专制的体制就是这样，自身没有纠借的能力，一旦走上错误的轨道，就非到不可开交为止。
斯大林大概并不是不愿意接纳托洛茨基们的提议，之所以在15大上严厉地批判他们的提议，只不过是借题发挥以达到整垮托洛茨基派的政治目的，只不过这人居然恶劣得连一点门面上的功夫都不愿意去做。到了1928年的1月6日，斯大林更发出威胁，严厉地警告那些在短期内不能实现粮食收购决定性转变的各地领导人。这一指示无疑大大地伤害了农民，特别是富农，于是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将土地变卖，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了。
于是，到了1928年，全苏的耕种面积大大地缩小了，这个局面很可能被苏联的领导层了解，为了缓和与农民（富农）的紧张关系，斯大林做出了和解的姿态，要求各地停止挨户巡视，非法搜查等有违“革命法制”的行动。但矛盾一但激化，便难以重新缓解，而且斯大林们也并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使农民（富农）相信他们的政策不会再有所改变。
就这样，耕种面积越来越减少，粮食产量越来越下降，收购越来越困难，到了1929年，连莫斯科的面包都出现了断供的情况。面对这种局面，苏联领导人认为到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措施彻底改变农村的面貌的时候了，而他们认为必要的措施就是集体化，也就是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用他们的话来说大概就是以广大农民集体的力量对付富农阶级。
其实，在20年代上半叶，集体化的进程就开始了，只不过这一进程由于苏联领导人没有刻意地推进而显得进展缓慢，直到1928年，全苏联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户不到2%。到了1929年，由于行政的力量在大力推进，集体化进程有所加速，到1929年6月1日为止，全苏联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超过了100万。这些集体农庄的成立，基本上还是以自愿为原则的，因为生产力比较薄弱的中、小农户，一直以来都是苏共政策的受益者，他们对苏共的号召是有一定的响应的积极性的，而且他们本来就没有太多的资产，拿出来共享也没有多少损失，何况还有党的各种承诺。
这样的集体化成就本来并不是很显注，大致只有4%左右的农户加入了集体农庄。但斯大林却认为这是了不起的成就，更加错误地判断形势，以为集体化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下令在当年的秋天，全面实现集体化。在1930年的1月5日，苏共中央通过了斯大林授意起草的《关于集体化速度和支援集体化建设的措施》的决议，这个决议规定主要产粮区于1930年秋天或1931年春天全面完成集体化，其它地区则可以再晚一年，同时还规定了加快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农业机械的生产和农机工厂的建设，并且准备了5亿卢布的农业贷款。由于地方政府以及农民都对集体化没有什么思想准备，各地在接到全面实现集体化的任务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强制性的手段。许多地方还提出了“谁不加入集体农庄，谁就是苏维埃的敌人”的口号，也有些地方比较温和，他们的口号是“集体农庄什么都给，快加入吧”。但也有些地方更为强硬，还要求农户加入集体农庄前，付清所有的债务，包括信贷、种籽贷款和股金。最为恶劣的是很多地方为了更显出自己的工作业绩，将政策本来允许的自留地、小牲畜和家禽也一并公有化了。
套用一句文革时期非常流行的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各地的农民纷纷在加入集体农庄前将各自的牛、羊、猪，甚至家禽都杀光，这算是比较温和的反抗，更有些地方的农民被迫重新拿起了武器。一时间，农村的形势非常紧张。
农民的反抗大大出乎斯大林的预料，于是不得不有所表示以平息农民的愤怒，在1930年的3月2日的真理报上，他发表了《胜利冲昏了头脑》，将各地忠实地执行，也有部分是过渡地执行他的集体化指令的人臭骂了一通，这大概是他的一贯技俩，功劳是自己的，过失就得全部由别人承担。紧张的局势才得以缓解。
紧接着，苏共中央又通过了《关于在集体化运动中同对党的路线歪曲作斗争》的决议。再次强调自愿集体化的原则，还允许农民退出集体农庄。于是各地农民纷纷退出，到了1930年7月，还留在集体农庄的农户已经从最高峰时的1000多万户下降到不足600万户。但经过这一顿折腾，苏联的农业生产，特别是畜牧生产大幅下降，为后来的饥荒埋下了伏笔。如果将1928年的农业总产值作为100计算，1929年至1933年的依次为：98、94、92、86、81.5。
斯大林虽然在表面上有所退让，但并没有实际放松集体化的进程，许多老实的干部不打折扣地执行了党的决议，却受到了赞成“妥协政策”、执行“调和主义”的罪名打击，有人被解除职务，有人被开除出党，甚至还有人被流放。相反还有些看出其中奥妙，拼命阻止3月2日的真理报与当地农民见面，这些人还千方百计地破坏原有的地界，使得集体农庄的土地形成整片，再也分不出原来是谁的地了。集体化的进程虽然有所转折，但最终仍然按斯大林的意愿全面地完成了。
早在集体化进程加速之前，另一起更为罪恶的行动就开始了，那就是消灭富农行动。温和一点的地区，只是没收的富农的财产，强硬一点的地区将富农强行迁出，迁到边远的如西伯利亚一类的地区，更有残酷的将他们杀戮，被强迫迁移的富农及他们的家人，很多都在完全陌生和严酷恶劣的自然环境下悲惨地死去。有许多的边远地区，集中了大批的富农村，其实就是富农的集中营，这里的人们完全没有迁移的自由。直到二战开始，当中的青年才能够以参军的方式离开这个人间地狱，在战后，这里的人们才逐渐地被允许离开这个伤心地。其中很多的并不是所谓的富农，不过是一些富裕一些的普通农民。
随着苏联工业化进程的进展，非农业人口在不断地增加，对粮食的需求也在不断地增加，对集体农庄的征购力度也越来越大。但为了保证城市物价的稳定，斯大林不肯给收购价格那怕稍稍一点的上升空间，其实，当时的收购价与零售价已经相差很大，1933年的小麦收购价每公斤不到0.1卢布，而面粉的粮票价已经高达每公斤0.6卢布，而高价面粉的价格竞然是每公斤4卢布，可见完全可以适当地提高收购价来达到提高生产的目的，但斯大林没有这样做。
由于过低的收购价激起部分集体农庄抵制收购，但马上得到了强硬的镇压，抵制收购的农民被判罪入狱，甚至被判极刑。极权的政府经常会做出些黑社会老大收保护费都不会做出的极端事情，苏维埃将农民的备荒粮都抢走了。其中一部分是用于出口，即使是饥荒最严重的1933年，粮食出口都没有停止。强行的征购完全摧毁了农民的防荒能力，整个苏联的农村处于极为危险的境地，一旦天有不测风云，饥荒立即就会降临。
1932年，在接年的丰年之后，终于轮到农业赚收了，1932—33年的冬天，严寒夹带着饥饿，横扫着苏联大地，数以百万计的人因饥饿死亡，没有人得到国家的救济，更没有人得到国际社会的援救，因为国际社会根本就不知道在苏联发生的饥荒，当时的欧洲人正安祥地吃着从苏联进口的粮食，没有人告诉他们，那些是用苏联几百万人的生命换来的。因为消息被严密的封锁，宣传机构和官方人士在不同的场合对饥荒均矢口否认，而当时有幸访问苏联的英国剧作家肖伯纳也说：俄国发生饥荒的消息是谣言，我可以证实，俄国的粮食供应在我旅行期间比任何时候都好。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沃尔特•杜兰蒂于也在1933年，就是饥荒最严重的时候，的一篇报道中说：“乌克兰根本未发生饥荒，而且也不可能发生。”不久，又在另外一篇报道中写道：“有关乌克兰饥荒的报道实际上被夸大了，是对苏联的恶意宣传。”这个杜兰蒂正是由于一系列关于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伟大成就的报道而获得了1932年的普利策新闻奖，更因1929年对斯大林的独家访问而声名大噪，而他却在私下跟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一位外交官承认：“在过去一年中，全苏联很可能有高达1000万人直接或间接死于饥荒，其中乌克兰有数百万人。”
另：2003年11月21日，美国普利策评奖委员会拒绝了乌克兰国会的、正式的、有关撤消杜兰蒂普利策新闻奖的要求，这是该委员会第二次拒绝这个要求。
相关连接：再说几句苏联大饥荒
有人举出了苏联的粮食产量来证明苏联大饥荒起于1931至1934年的粮食生产和收购数据来证实苏联的大饥荒开始于1931年，据说在历史上已经形成了专门术语，叫作“苏联31—33年大饥荒”。现将有关数据借用如下：
年份 产量 征购
1930 83 22.1
1931 69.5 22.8
1932 69.9 18.5
1933 68.5 22.9
1934 67.7 22.7
我认为，这组数据是无法确实饥荒就是在1931年开始的，不错，31年的粮食产量比上年大幅减少，而收购反而略有增加，这肯定会导致留在农民手中的粮食减少。从而有了发生饥荒的可能性，但如果就此肯定饥荒就发生了，还未免过早一点。
让我们再看看上面的这些数据，产量减去征购就我想就应该是等于留下农民手中的粮食的吧，那么，34年留在农民手中的粮食应该是：67.7—22.7=45，而33年留在农民手中的粮食应该是：68.5—22.9=45.6，再看32年的是：51.4，31年的是：46.7（希望以后引用数据能把单位也一同引进），留给农民粮食最多的是32年，而就是32年的冬天，是饥荒最为严重的时刻，34年留给农民的粮食最少，可34年饥荒已经基本过去了，要证据吗？当然就是“31—33年饥荒”啦，因为它不是31—34年饥荒嘛。
但是，我认为仅用数据是得不出正确的结论的，与其分析各种各样的数据，我更愿意相信苏联人自己的记忆，我相信饥荒的记忆是不会出错的，经历饥荒的人们如同死过返生，如果他们的记忆还不能相信的话，我也无话好说了。
我从家里的藏书中翻到了三本对苏联的30年代大饥荒有所描述的书籍，第一本：《苏联历史的反思》，是新华社1989年从真理报上的文章编辑而成的，内部出版的。第二本：《斯大林时代的迷案》，作者叫安·弗·安东诺夫—奥弗早柯，由于书中没有作者的介绍，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第三本是：《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后果》，据书中介绍，作者名字是：罗·亚·麦德维杰夫，1925年生，是苏联的异见人士，著作还有：《二十世纪》、《政治日记》、《论社会主义民主》、《赫鲁晓夫执政年代》、《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布哈林的最后岁月》，这三本书对大饥荒的指向均是1932—1933年，主要是32—33年的冬春季节。
在《让历史来审判》一书中，作者还引述了许多苏联作者的描述这一段饥荒日子的文学作品，分别为米哈伊尔·阿列克谢也夫的《面包是一个名词》，发表于《星火》杂志1964年第1斯；B·坦德列亚科夫的《死亡》，发表于《莫斯科》杂志1968年的第三斯；阿·科斯捷林的未发表的手稿等，只要有年代的，无一不是指向32—33年。我承认我不可能找到所有的材料，也不可能所有的材料都是支持我的观点的。但是，有上述这些材料的支持，我认为我的结论的能够成立的。
我这样说并不就是要证明1931年的时候就没有人因饥饿而死去，相反我相信是有的，而且可能数量可能还不少，因为当时另一场灾难正在进行之中，那就是所谓的“消灭富农”。许多被认定的富农的农民被剥夺了财产，逐出了家园，其中很可能有相当数量的人饥寒交迫而死去。这部分人与其说是死于饥荒，不如说是“死于迫害”更为准确！
我之所以要考证这个饥荒的时间段，就是要揭露有人在用我称之为“污物掷人”的攻击手段，我相信苏联人不需要揭露某人的“污物掷人”，所以他们不需要改变他们的记忆的，虽然现在已经不存在所谓的“苏联人”了。
有关“世界根本就不知道苏联的饥荒”我认为是确实的，1921年，苏联也曾有饥荒，当时列宁是向国际社会请求援助的，所以，当苏联官方宣布饥荒是谣言的时候，由于曾有过的向国际社会申请援助的记录，国际社会很自然就会相信苏联政府的辟谣。既然相信饥荒是谣言，当然就是不知道饥荒的存在了，否则就应该是不相信饥荒是谣言才对。而且我还相信，有关苏联的谣言是确实存在过，而且很可能还不少。
如果国际社会不相信饥荒是谣言的话，那么他们就是强盗的同谋，因为饥荒的当年，苏联还向外出口了1000万公担的粮食，据罗·亚·麦德维杰夫说买主就是欧洲的一些国家，如果国际社会知道苏联正在饥荒之中，那些购买苏联粮食的欧洲人难道不就是强盗的同谋，因为是他们吃下去的粮食是从因饥饿就要死去的人们的口中夺走的。那些欧洲人真是良心大大的坏了！不知道其中有没有“人道主义者”？据说欧洲是盛产“人道主义者”的地方。
基于上述的理由，我认为国际社会当时是不知道苏联的饥荒的，中国人当然也就同样的不知道了，被掷“污物”的人也许是知道的，因为他确实比别的人敏锐，但也有可能同样的被蒙在鼓里。我有幸能够看到香港的电视节目，所以知道有一句法律上的名言，叫作“疑点利益归于被告”，“人道主义者”不知为什么会偏是在这个时候忘记了这个重要原则。如果将不能够确定的“罪名”强加的一个人头上，那就是我所谓的“污物掷人”！
人总是倾向于相信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诚实的人是承认自己有这种毛病的，就是所谓的“党同伐异”，即使被掷得满身污物，他们也是不会改口的。只有张嘴就是“公正”啊，“人道主义”啊的人才会不承认。但只要好好研究一下他们所说的，他们的真面目还是很清楚明白的。所谓他们所谓的公正和人道主义是应该加上引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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