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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共和国的精神脐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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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08/02 出处： |
刘超
作者简介：刘超，1982年生。毕业于南京大学，现就读于北京大学。任北大《学
林》杂志主编，北大“青马研”学术部部长。兼顾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作品散
见于《二十一世纪》（香港）《清华大学学报》《天涯》《雨花》《写作》等，
近百万字。 现主持“当代著名作家系列访谈”。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此言颇有蕴涵。正着来看是提示了历史延展的
当下性；逆着思来，则指认着现实的历史渊源。
就此说来，历史是现实的脐带。对现实的解读，自然可回溯既往。藉史鉴今，读
史明智。
共和国史大略涵概了廿世纪后半叶，那么，其历史就与此前历史密切相关，特别
是与廿世纪前半叶关系尤深。
廿世纪前半叶有两个基本的历史纽带，精神源泉（密仪/气场），一为“五四”时
期，一为延安时期。前者始于一十年代终于二十年代，后者始于三十年代止于四
十年代。从线性的历史脉络初看来，中间有十余年历史间隔，二者似乎各无相干
。但究其内里，实乃是关系甚深的。其内在的勾连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与发展
。细言之，则是“五四”时期，一部分初具共产主义信仰的文化人和学生活动家
，转战西北，开始大规模地汇聚于延安（或散布与周遍乡镇及其他根据地）。我
们党开始在延安局部执政，将其政治理念付诸政治实践，并为此后在共和国执政
积累经验和治国素质。
显然，“五四”时期具有共产主义信仰者并不是文化人的全部，而延安人基本上
都具有较为纯粹的共产主义信仰。而且，延安政权基本模溯了共和国的雏形，无
论是在人事脉络、执政理念、政治风格、文化模式还是在经济体制上。因此，就
对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影响深广而言，后者显然要远胜前者。这在人事上的表征，
就是五四时期二十来岁的一批共产主义者，经过延安的筚路蓝缕，在三十年后多
成为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因此，对共和国历史的理解，无疑可以从延安时期略加考量。就精神文化层面而
言，这一点亦然。
在检视这一点时，须对民国时期、特别是抗战期间的文化生态的割据有一基本了
解。
应当说，在抗战期间，国统区的面积、人口、自然资源均有其优势，高校的数量
质量、文化人的数量也要远胜于陕甘宁边区。前者拥有108所正规高校， 1 有大
批的高级知识分子和知名文化人，特别是首屈一指的西南联大，更是名家荟萃大
师如云，是自由主义者家园，且其学生亦多有建树。事实上，国统区的相当一部
分文化人，亦抱持着与联大学人相同或相近的政治立场和理念。一般地说，他们
是“五四”时期自由主义的继承者，接续着自由主义阵营的谱系。他们主要集中
与昆明、重庆、成都、桂林（此前亦有武汉、长沙）等城市。因此，我们将其统
称为昆明知识分子（不同于文化人）。
抗战时期，延安文化事业大为发展，各级各类院校亦迅即剧增。延安由一边地小
州府而为北中国的文化重镇。但因客观条件之限，其与大后方仍有差距。及至 1940年
代初延安文化最繁荣时，亦仅有二十多所干部学校，2正规高校则根本没有。据初
步统计，延安有知识文化人约4万，大概有百余位文科文化人（即知识分子，多数
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与会者、旁听者），3而这个数量，大抵与西南联大一校相近
。而在国统区（不谈沦陷区），除联大之外，还有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
学、燕京大学、厦门大学、金陵大学等数十所知名高校（含公立、教会、私立大
学）。4二者的悬殊不言而喻。易言之，昆明知识分子的阵营，在规模、学养上要
远胜于延安知识分子。
只是，在回顾共和国史时，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共和国史文化生态，和政治
生态一样，是依照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制度来设计和运作的。换言之，新中
国文化生态，基本上是按延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理念来发展和运作的；延安出
身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基本上领导了、主导着共和国的文化走向，也影响着其政
治运作；而不是相反。因此，延安知识分子在建国后的岗位分布，与大后方知识
分子也就分殊迥然。
关于这一点，无论是从理论、路线、政策等文本层面，还是从人事安排、刊物酝
酿、成果生产等运作层面，都可见出。
一般来说，延安先后有过二十多个干部学校，5三十七个文艺团体。6内中，中央
党校、中央研究院和鲁迅艺术文学院等是延安最重要的文化单位，前者肩负着政
治宣传的重任，中央研究院主要负责学术研究、马列经典著作的译介，而后者则
主要培养文艺创作人才，特别是文艺干部。按说，在大后方精英教育模式下，一
般的高校当以研究学术、培养学术（理论）人才为志，这与延安中央研究院最是
接近。但后者基本上属于研究机构，并不承担教书育人的功能（类于中央编译局
和未设研究生院之前的中国社科院），因此，事过境迁，其社会政治功能就弱了
。相比而言，鲁艺略近于一般的文艺院校，既是研究，更重创作。因此，其毕业
生在建国后分布在各个工作岗位。
有鉴于此，“鲁艺人”在共和国的任职和经历，基本上可以代表对延安知识分子
生命轨迹。鲁艺历时八年（1938—1946），招收五届学生，共设文学、戏剧、音
乐、美术四系，另有研究机构和表演单位，学生共计685人，7外加教师（目前尚
无公开的名录，据估计应为50—80人，其中部分是毕业生留校），总数当在750之
内。鲁艺的规模在延安可能仅次于中央党校，就文艺师资来说，则是首屈一指的
。而在大后方堪为翘楚的西南联大，其规模远在鲁艺之上，师资在三四百之间，
其中文科教师亦有百余人，近于整个延安的知识分子总量。联大八年（1938—1946）
，在校生规模一般维持在近三千，8人数几近十倍于鲁艺；毕业生亦远多于鲁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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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鲁艺人”作为革命事业的重要参与者甚至领导者，也分布到了各级岗
位上，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领导岗位。就教师群体而言，在来鲁艺之前，多有相
当的教育背景，或略有家学，或出身大学，或曾经放洋，皆有相当素养，特别是
普遍精通外语，具有清教式的革命气质。而他们多生于1901—1910年间，建国时
多近不惑，正是身强力壮年富力强的好年岁，大多数分布在中级甚至高级领导岗
位上，如周扬、萧三、何其芳（文学系）、沙可夫、张庚（戏剧系）、吕骥、贺
绿汀（音乐系）、江丰、王朝闻（美术系）等都已是相当级别的领导，对文教、
宣传界的影响不言而喻。
鲁艺的学生多生于1920年前后，建国时年约而立，正是事业的起步阶段，因为建
国伊始，百废待兴，人才奇缺，这批学子也被安排在响应的工作岗位，其中，有
相当一部分是文教、宣传部门的中级岗位。在三十年后，文革刚结束时，亦是人
才缺乏，所以，这批有着深厚革命资历、富有领导经验、有着深厚人脉的同志，
且大多长寿，身体健旺，又走上了更高的工作岗位上，对文教、文宣、新闻战线
发挥了更其深远的作用。这一队伍极为庞大，比如文学系的贺敬之、冯牧、穆青
等，都属于副部级以上的干部，负责文学新闻、舆论宣传等口；戏剧系的马可是
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而吴晓邦则是中国舞协主席，其对本行业的影响之大，也
可想而知；音乐系更是如此，刘炽、李焕之、时乐濛等，都是音协主席的高层领?br> 迹蛉沃飨蛭敝飨蛭匙槭榧恰Ｖ劣诿朗跸担锹骋杖说囊煌程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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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工柳（1916—2004）中国美协书记处书记
王 琦（1918— ）中国美协常务副主席，党组书记，中国版画家协会主席
古 元（1919—1996）中国美协副主席
向 隅（1912—1968）中国美协书记处书记，上海美院副院长
彦 涵（1916— ）中国版画家协会副主席
王 琦（1918— ）中国版画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
陈叔亮（1901—1991）文化部艺术教育司司长，中央工艺美院副院长，中国书协
副
主席
胡一川（1910—2000）中央美院总支书记，中南美专校长，广州美院院长
王曼硕（1905—1985）中央美院副院长
张 仃（1917— ）中央工艺美院院长
马 达（1903—1978）天津美协主席
张 望（1916—1992）鲁迅美术学院院长
“鲁艺”美术系影响之深之远，由此可见一斑！
鲁迅艺术文学院虽以“艺术”和“文学”立身，但毕竟首先是“干部”学校，志
在为革命和建设培养一批干部。后来，这一初衷确已实现。共和国的“文学”“
艺术”界，有着一个鲁艺出身的宏大的“干部”队伍。
而国统区出身的为数甚巨的昆明知识分子，则罕见有实质性的高层领导岗位的。
就文化一隅而言，大后方的教育确乎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以联大为例，二千余毕
业生中，有“物理四杰”（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邓稼先），有8位“两弹一
星”元勋，有160多院士（学部委员），有大量一流的作家、学者和科学家。但就
是很少有人社会政治领域有所建树（只有王汉斌、彭佩云、朱光亚、刘国光等极
少数人），在大学、作协、科研院所的行政领导也为数寥寥。而延安知识分子则
不然，仅仅一个鲁艺，在社会政治领域的人才数量，就要远胜于整个联大，甚至
好些一流名校之和。
对此，我们不妨对联大“王牌老系”——国文系部分师生1952 年院系大调整后的
任职情况略作简单回眸。
教师
闻一多 （1899—1946）已故 朱自清 （1898—1948） 已故
陈寅恪 （1890—1969）中山大学一级教授
王 力 （1900—1986）北京大学一级教授，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现代文学会会
长，全国政协常委
刘文典 （1889—1958） 云南大学一级教授，九三学社顾问，全国政协委员
浦江清 （1904—1957）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许维遹 （1900—1950） 不详
陈梦家 （1911—1966）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1966年自缢身亡
罗常培 （1899—1958） 中科院语言所所长，学部委员
罗 庸（1900—1950） 不详
杨振声（1890—1956） 东北人民大学教授
魏建功（1901—1980） 北京大学教授，副校长，学部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委
游国恩（1899—1978） 北京大学中文系一级教授，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
唐 兰（1901—1979） 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
张清常（1915—1998） 南开大学教授，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教授
李广田（1906—1968） 云南大学副校长，昆明作协副主席。1968年自杀
沈从文（1902—1988） 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全国文联委员
余冠英（1906—1995） 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二级），副所长，全国人大代表，
政协常委，全国文联委员
杨树达（1885—1956） 湖南大学教授，科学院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委员
学生
王 瑶（1914—1989） 北京大学教授，民盟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现代
文学研究会会长
季镇怀（1913—1997） 北京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
朱德熙（1920—1992） 北大中文系主任，副校长，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长
汪曾祺（1920—1997） 中学国文教员，中国作协理事
马识途（1915— ） 四川省建设厅长，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
冯钟芸（1919—2005） 北京大学教授
应当说，这一统计是不完整的，但确已反映大部分教师的情况，对知名学生的情
况也略有反应。因而，自是有相当代表性的。
显然，我们可以见出，上述教师后来虽有相当一部分有社会兼职（政协委员、人
大代表、学会会长等），但多属荣誉性的，或者是学术文化性的，并无太多实质
性内涵，其本职工作还是教师，尚未跻身政界。其行政级别并不太高，“毕竟是
书生”。由上可见，建国初期至少有三位教授（浦江清、许维遹、罗庸）英年而
亡，这与其此前的生活景遇可能不无关系。另，内有陈梦家、李广田二位自杀而
亡，则从另一角度折射出其在1957年后的政治处境。而沈从文在1948年后的处境
已然不妙，这已是人所共知的。
另须说明的是，学生辈中特点类似，而且在学界中的地位可能还要稍逊。战时联
大文学院人数大增，10国文系八年内的学生总数当在二三百之巨，几近鲁艺的半
数，但真正在社会政治领域有所作为的，则甚为寥寥。仅有马识途一人曾位居厅
长。而鲁艺的毕业生们，有此后数十年内，则在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化部门担任重
要的实质性的领导职务。二者分殊，显然可见。
经由以上的梳理，综合教师群体和学生群体（宏观），并结合具体个人的人生轨
迹（微观），我们可以看出鲁艺人在建国后生命、工作轨迹的几大特征：
一、鲁艺师生多抱持共产主义的信仰，有着强烈的革命激情。延安知识分子或为
追求革命理想，或为逃离原有生活，都先后来到了延安，因此，大都具有革命的
浪漫主义的精神气质。这与昆明知识分子所秉持的自由主义的理念迥乎不同。二
者的协调显得并不容易，易呈现胶着状态。事实上，“昆明”一词已语带双关，
昆明一方面地处大后方，另方面又疏远重庆。这本就暗示着，这批知识分子既未
全然脱离权力体制，又保持一定距离；准确说来，是选择了体制的边缘位置。他
们大多缺乏狂热的革命激情，遗迹强烈的政治情结。
二、鲁艺教师群体不仅有着良好的旧学功底，而且多擅外语，有宽广的视阈和相
当的西学修养；而学生辈因则早年缺乏必要的外语学习环境而多无外语基础，西
学功底与其师长辈相比有一定差距，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其世界视野和对域外
文化的体悟，难以有足够宏阔的世界视野，这对其以后工作开展难以全无影响。
三、 鲁艺术学生多擅创作，而理论建树稍逊风骚（张庚、王朝闻等较好）。理论
学习、学术研究须谨严的长期的训练，而延安的战时环境和师资结构，显然不可
能为其提供这一显示的客观条件；另方面，生源的影响，学生的素质、视野也是
重要的制约因素。
四、在建国后，鲁艺师生多走上领导岗位，从事行政性工作，这占据了其大量的
时间与精力。这可以从其在此前后的作品数量上看出来。当然，这本身与其世界
观和经历有关。这批师生，多具有入世精神和革命激情，选择行政之路，也是顺
乎逻辑的选择。而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投入，是文艺家学问事业精进的重要条件；
欲达致更高的境界，特别是大家之化境，更须专于一心。
五、鲁艺知识分子群体，与所有延安知识分子一样，具有相当的革命资历和政治
能量，在文教、宣传、新闻等各行各业甚至政界，发挥了深远影响，在相当时期
内起着领导和主导的作用。其从政比例，远远高于昆明知识分子群体。其“深远
”首先体现为程度的深度和方向上的到导向作用；而是时间上的跨度，因这一群
体大多长寿，直到八十年代末才开始渐次淡出领导岗位，九十年代中期前后，这
一过程则基本完成，而这时，共和国已有近五十历史年。
反观昆明知识分子，则另有特点。主要是：1、教师辈多有很好的本科背景和留洋
背景，特别是与美国深具渊源。因此，多有很好的国学功底和西学素养，精通外
语，视野宏阔，兼通中西，融会古今。2、学生辈多有很好的本土训练，仍有一定
的旧学、西学修养。当然，学生辈多生于“五四”之后，受文化断层影响，其旧
学功底先天不足，远逊前贤。加之他们多无留学机遇，外语水平有限，11很难对
西学有更深的体悟，这本身又反过来制约其国学的造诣。所以其总体的文化气象
小于师长辈（五四文化人），也就难以出现真正的大师级人物。但他们毕竟经历
过考试的选拔和正规的训练，因此，就学养而言，可能还是要胜于同期的延安文
化人（学生辈）。特别是在古典文化、西学教研及尖端科技方面，有着绝对的优
势。因此，他们将于三十余年后成为改革开放时期外语界的中坚，如王佐良、李
赋宁、杨周翰、许国璋等。3、建国后，昆明知识分子多分布在高校和科研单位中
从事教研工作，特别是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其在古典文
化、西学教研乃至尖端科技方面，担负着重要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共和国
史上最辉煌的科技成就如“两弹一星”等，也多是出诸这一群体，特别是有留学
背景的理工科学人。）自然，他们也较少担任行政工作。因缺乏革命资历和人脉
资源，特别是因其抱持的理念，不仅使之较少从政，且易因此而在政治上显得被
动，少有作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多有干扰。
当然，应该注意到，鲁艺只是延安的一个重要部分，但绝不是全部。除鲁艺之外
，还有中央党校，有中央研究院，有“文抗”“文协”，有中央编译局，有中央
政治研究室，以及某些特殊的岗位与部门。因此，延安知识分子在建国后扮演了
至为重要的角色，其领域未囿于精神文化生活，也旁及于政治、经济等诸领域。
因此，真正出身延安的重要文化人为数甚多，比如胡乔木、陈伯达、邓力群、李
锐、田家英、艾思奇、杨献珍、林默涵、齐燕铭、孙隆基、蒋南翔，比如柯仲平
刘白羽、周而复、魏巍、范文澜、吕振羽、周巍峙、师哲、伍修权、吴冷西、丁
玲、艾青、姚雪垠，以及于光远、胡济伟、温济泽、王若水、李慎之、廖盖隆、
李琦等等。在共和国史上，他们或为政界要人，或为文界显要，或为学界权威。
谙熟共和国史的人，自当明白其中每一个前辈的分量。
附表：建国后延安“鲁艺”部分师生任职简表
领导与教师：
吴玉章（1878—1966）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全国人大常委
赵毅敏（1904—2002） 外联部副部长，中央候补委员，中顾委委员，中纪委副书
记兼秘书长
周 扬（1908—1989） 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文联主席 ...华岳论坛 - "http://huayue.org"
何其芳（1912—1978） 中科院文学所所长，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
萧 三（1896—1983）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局长
陈荒煤（1913－1996） 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家》主编
严文井（1915— ） 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 ...华岳论坛 - "http://huazhen.net"
张光年（1913－2002） 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
沙 汀（1904－1992） 中国作协副主席
周立波（1908－1979） 湖南文联主席，党组书记
萧 军（1907—1988） 中国文联委员，北京作协副主席
曹葆华（1906—1978） 中宣部俄文翻译室主任
卞之琳（1910—2000） 北大教授，中国莎士比亚学会副会长
孙 犁（1913－2002） 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天津作协主席
沙可夫（1903—1961） 文化部办公厅主任，中央戏剧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塞 克（1906—1988） 东北人民剧院院长
张 庚（1911－2003）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剧协副主席、名誉主席
贺绿汀（1903－1999） 中国音协副主席，上海音乐学院院长
吕 骥（1909－2002） 中国音协主席
马 可（1918－1976） 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
公 木（1910－1998） 吉林大学副校长
陈叔亮（1901—1991） 文化部艺术教育司司长，中央工艺美院副院长，中国书协
副
主席
王朝闻（1909－ ） 中国美协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史学会会长，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蔡若虹（1910-2002） 中国美协副主席，党组书记
江 丰（1910－1982） 中国美协主席，中央美院院长
力 群 （1912— ） 中国美协书记处书记，山西文联主任，中国版画家协会副主
席
华君武（1915— ） 中国美协副主席
陈铁耕（1908—1969） 广州美院教授
学生：
黄 钢（1917— ） 中国影协书记处书记
冯 牧（1919－1995）中国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中国文学》主编
穆 青（1921－2003）新华社社长，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名誉主席
贺敬之（1924— ） 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代部长，中国剧协书记处书记，中国
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院院长
郭小川（1919－1976）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秘书长
康 濯（1920－1991）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湖南作协主席，湖南文联主席
葛 洛（1920－1994）中国作协书记处常务书记，《小说选刊》主编
朱 寨（1923— ） 中科院文学所党总支书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闻 捷（1923－1971） 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中国作协兰州分会主席 ...华岳论坛 - "http://huayue.org"
秦兆阳 (1916— )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当代》杂志主编
陈 涌（1919— ） 中科院文献所研究员，《文艺理论与批评》主编，《文艺报》
主编
陆 地（1918— ）广西区委宣传部副部长
于 蓝 (1921— ) 全国政协委员，儿影厂厂长，中国儿童电影协会名誉会长
柯 蓝（1920— ）《求是》杂志编审，中国散文诗学会会长
胡 采（1913－2003）陕西作协主席，文联主席
胡 征（1917— ）陕西社科院资深研究员
李若冰（1926—2005）陕西文化文物厅厅长，文联主席
金紫光（1916－2000）国家文物事业干管理局副局长
时乐濛（1915— ）中国音协会副主席，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
马 可（1918— ）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中央音乐学院院长
吴晓邦（1906—1995）中国舞协主席，全国文联常委，《舞蹈艺术》主编
颜一烟（1912— ）北影厂编剧
刘 炽（1921— ）中国音协副主席
李焕之（1919—2000）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书记处书记
郑律成（1918—1976）不详
胡一川（1910—2000）中央美院总支书记，中南美专校长，广州美院院长
罗工柳（1916—2004）中国美协书记处书记，中央美院副院长，中国文联荣誉委
员
刘 岘（1915—1990）中国版画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美术馆研究部主任 ...华岳论坛 - "http://huazhen.net"
古 元（1919—1996）中国美协副主席
彦 涵（1916— ）中国版画家协会副主席
王 琦（1918— ）中国版画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
张 仃（1917— ）中央工艺美院院长
杜矢甲（ ？— ？ ）中国民族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向 隅（1912—1968）中国美协书记处书记，上海美院副院长
王式廊（1911—1979）中国美协常务理事，中央美院研究部副主任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沃 渣（1905—1974）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室主任，荣宝斋经理，中国美协理事
马 达（1903—1978）中国美协理事，天津美协主席
张 望（1916—1992）鲁迅美术学院院长，辽宁美协副主席，中国美协理事
王曼硕（1905—1985）中央美院副院长
王 琦（1918— ）中国美协常务副主席，党组书记，中国版画家协会主席
夏 风（1914—1991）鲁迅美术学院美术系主任，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员，北京画
院专业画师
【注释】
1详见戴知贤主编《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高等院校的内迁”一节，页146，北
京出版社1995年版。
2 按：延安干部学校的数量在各种版本中多有出入，一般都只笼统地说二十多或
三十多。笔者亲赴延安时，曾于2005年7月4日在延安革命纪念馆查阅了有关材料
，据查，当确为28个。
3 参见朱鸿召《延安文人》页5，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 同上注1。
5 其中艺术院校有三所：鲁迅艺术文学院（“鲁艺”）、陕甘宁边区艺术干部学
校（“边艺”）和延安部队艺术学校（“部艺”）。一“院”二“校”，层次分
殊隐然可见。见艾克恩《延安鲁回忆录》页404—40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版。
6 内有边区性综合性文艺协会3个（中国文协、边区文协、延安文抗），专业性协
会3个；戏剧团体20个，音乐团体5个；美术团体3个；电影团体3个。详见《延安
文艺回忆录》页395—407，经笔者统计而得。
7 艾克恩《延安鲁回忆录》页406。
8 含先修班生，大学本科生以及借读、试听、旁听、特别生，不含研究生。其最
多的年份，达至3019，见联大档案《学生人数》卷发文合字2144号。转引自清华
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清华大学校史稿》页316正文及注②③。
9 联大学生总数的数量，因统计口径不同而有各种说法，有的认为是255多，有的
认为是8000多，有的则认为更多。但据现有资料来看，正式获得学位者为 2522人
，投笔从戎从军旅者800余人。当时中途休学、退学者，亦为数不少，原因或为贫
或为病，或为中途参军，或为政治迫害。因此每届学生中，能正式毕业者确是不
多。另，学生中，亦有转学、借读、专修班学生等，8000多之数当与此有关。见
《清华大学校史稿》页319。
10 其在校人数最高达468人（1945年），但毕业人数仅393。国文系毕业生在百人
之内，但先后入读的学生，则有二三百，约为鲁艺学生总数的1/2— 1/3。见《清
华大学校史稿》页323等，另可详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六卷本之《教学科
研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版。
11 以联大国文系为例，“外国文学的课程已不规定必修。学生外语水平较战前清
华大学大大降低。”见《清华大学校史稿》页328。而我们知道，在1930年初，清
华国文系一度要求学生研修第二外语。二者悬殊不可谓不大。当然，这也与学生
因战争之影响难以出国深造有关。此时联大仅有共学院要求学生必修第二外语。
李长之、吴组缃、林庚等为战前清华国文系的毕业生，其外语水平之高众所周知
；而联大国文系翘楚之才的汪曾祺几乎是不通外语。两个阶段学生的外语水平之
高下，也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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