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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瀚:在北大边上:成府街纪事
    时间:2005/08/01 出处:
      2001年8月,谣传已久的成府街拆迁终于成为事实,推土机将平房和书房、酒吧和书吧……推倒在尘埃之中,我住过四年的成府街和新胡同已经变成尘土弥漫的平地,我并不知道这里要建什么,恐怕跑不出钢筋混凝土一类的东西吧。这里曾经留给我许许多多的回忆,无论痛苦,还是喜悦,现在都已经是历史——无人记载的历史。
      
      一、画上的北大:只许看不许摸
      
        1995年的春季,我考北大法律系民法硕士研究生的努力经受了第一次打击——英语差两分没过线而无法入学。这于我不是什么意外,但多少有点遗憾。于是,我决定进京到北大蹲点复习。
      
        1995年3月25日早晨8:00左右,杭州开往北京的31次列车在经过了22个小时的长途跋涉以后,终于喷着蒸汽停在北京站。初春的北京,尤其是早晨更是寒意料峭。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我背着大包从火车站进入这个慕名而陌生的城市。一辆面的把我从车站拉往北大,一路上,城市的喧哗和骚动尽收眼底,行人们的风风火火和坚硬的钢筋混凝土也构成了一幅庸常的城市图景,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太强烈地打动我,因为城市的景观都差不多,只是更多地猜测:北大到底是什么样的,就像去会见据说绝色但从未见过的爱人,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面的把我送到了古色古香的北大西门口,北大的招牌自然是那位著名书法家的字了,那些门柱都是传统的造型,但因为它是北大的,就显得亲切。
      
        进门第一件事是登记,还算简单,没有什么刁难,更没有被问及祖宗三代的事情,如果是去年“911”以后第一次来的话,很有可能没那么方便。接着我到46楼研究生宿舍找到了一位在哲学系读书的同乡L,没聊几句,一位在京多年的同乡C来找L,一下子就见到两位同乡,心里似乎就踏实了。C住在北大小东门外新胡同9号,他很热情,邀我去他那里住,人生地不熟,没有别的选择,接受他的好意是最明智的。于是,到北京的第一天,我就住到了后来也许将影响我一生的成府新胡同9号。
      
        L与C一起陪我逛校园,第一个去处当然是闻名中外的三角地了,在这个众所周知的布告栏周围并没有什么宏伟或者让人敬畏的东西,只是在布告牌上见到无数的租房、买自行车的“邀约邀请”,还有各类考试的补习广告,在平常的日子里,它是北大人了解学术信息和“油盐酱醋”的信息汇聚点。这是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它只有在历史的特定时刻才显示它的尊严和力量,在历史角斗场里它经常是圣地或者禁地,在某些时候,它是所有热爱北大或者热爱某种信念的北大人甚至某类校外人非去不可的地方,在那里,你与所有在场的人一起被埋没在历史的荒冢里,同时却又明白无误地进入历史。2000年之前,三角地的旁边是一个柿子林,是北大人的周末跳蚤市场,在这里可以买到廉价的二手生活用品,爱书的人可以买到便宜书店里不容易见到的旧书,如今随着百年纪念讲堂的“崛起”,柿子林仅在北大人偶发的言谈中还能觅到一星半点的蛛迹,最多也只是出现在他们怀旧文字的角落里。
      
        沿着校园小路,静园、图书馆、俄文楼……都转了一圈,走了大半个校园,北大确实漂亮,但是并不觉得有什么特殊之处,只有来到著名的、于我更是魂牵梦绕的未名湖的时候,我才瞬间明白了为什么北大人都那么热爱北大,这里的树,这里的草,还有水和湖心岛、博雅塔、石舫和钟亭,湖岸的那些椅子、还有恋人以及也许将来会成为恋人的人们……这一切组合为一种难以名状的东西,它打动你,只要你来一次,它就会打动你,它是神奇的,充满神秘,让你不断想去寻找它,它却像梦中情人,只要你不沉醉在里面,它立刻遁迹无形,许多人称之为人文氛围、人文景观等等,实际上用什么词概括都只衬得语言的贫乏,因为它让你百感交集,它让你无以言表,你非要去表达,去说,唯一的结果就是别人不会认同某种固定的感觉——每个人都觉得有种感觉真实地存在却每每不同而且因人而异,看着阳光下亮晶晶的水波,也许唯一可做的就是沉默——然而它的神秘还不仅仅在于此,还在于你明知它无法描述的时候,还是不肯罢手,总想画一笔;在你明知面对它最好沉默不语的时候,还是喋喋不休,仿佛中了魔法。
      
        北大这些貌似自然环境的校园内容也许凝聚了百年里来来往往者的心魂,我相信那些让人无法捉摸的感动就是来自蔡元培、胡适之、傅斯年等这些进入不朽行列的英魂,可是对于期盼进入北大学习的我,它还只是博物馆里的一幅名画:只许看不许摸。
      
      二、在书店与咖啡馆、茶吧之间
      
        到北大之后的第二天,L带我去万圣书园。这是一家完全民营的书店,老板刘苏里毕业于北大国政系,曾经在中国政法大学当过老师,后来下海经营书店,与一般书店老板不同的是,刘苏里酷爱读书,不折不扣的书痴,他知识渊博,是学者型的商人,由于他自己能够非常精确地鉴定书的内容,因此,他敢于经营一般人不敢经营的学术和人文书籍,不但比大部分书店都经营得好,而且不断壮大。万圣书园坐落在离我的住地新胡同不远的成府街,这条街连接着北大和清华。95年的时候,这条街好像还只有万圣书园这一家文化场所,周围其他的都是居民们的小平房。由于万圣书园的特殊地理位置,更由于它自身定位就是面向学术研究,销售人文、社科类书籍,因此第一次到万圣,我就无可救药地喜欢上了它,从此每隔两三天就会来转一转,看看有什么新书——这种状况一直到1999年9月25日永远离开新胡同以后才结束,但现在还是经常去万圣,只是没原来那么密了。
      
        到万圣买书的人各种各样,最多的还是与北大有点关系的人,比如北大的老师、研究生、本科生,还有北大周围准备考试的一些人,再还有就是那些喜欢北大但未必打算进入北大的人,去得最少的是离万圣最近的居民——他们几乎从不进万圣,在我几百次进万圣看书、买书的经历中从未见过他们的身影。据万圣的老板刘苏里以及万圣书园的店员们讲,他们每天都能够接触到北京的著名学者,有的来多了就跟他们很熟,尤其是一些书痴兼学者的人,他们三天两头来买书,还有一些来得并不多,也没有自报家门,他们也就不认识了,尤其是那些在社会上并不很出名的后起新秀。
      
        在万圣认识了不少朋友,不是在万圣认识的朋友们也会经常到万圣看书、买书,有时,一些路远的朋友要过来玩,又不认识我家,就会选择在万圣见面——它不但是个书店,也成了我们见面的聚会点,我相信别人可能也会这样。这种情况到了咖啡馆“雕刻时光”开张以后就变得日益频仍,尤其是1998年12月20日以后,我的朋友金玲、孔庆平夫妇开了茶馆“闲情偶寄”——闲情偶寄这个店名还是金玲的导师贺卫方定的,更使得我们经常在书店和咖啡馆、茶馆之间穿梭,经常是在茶馆约见朋友,其他人还没来,一人先到,就先去书店逛逛。去咖啡馆的人里,老外不少,往往是在北大、清华或者语言学院求学的外国人,他们也经常去万圣,买了书聚到咖啡馆或者茶馆聊聊天、喝点茶或者咖啡。这两家店还有招徕客人的独特方式,雕刻时光以放电影而著称,这些电影往往是国外的艺术片,国内不容易看到,所以每到周四就会门庭若市,人满为患;闲情偶寄则办过不少周末沙龙,周末的时候邀请北京的一些著名学者来讲座,先后请过何光沪、江山、贺卫方、钱理群、何怀宏、卢跃刚、张辉、崔卫平、徐友渔等国内著名学者,也请过如刘海波、摩罗、余杰、孔庆东、周翼虎等学界、思想界的新锐。每次沙龙都由一位主讲人主讲大约1个小时,然后大家提问讨论,讨论时经常会有一些敏感问题出现,如**功问题,这时主持人往往会阻止这类提问,主讲人也会斟酌是否回答,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茶馆的政治安全。请学者来主讲完全是免费的——除了给一点最基本的车马费,有的甚至连车马费都不肯收,自己打车过来,无私地牺牲自己的时间和金钱,这是许多人最怀念的时光。每到周末前的一两天,就会有很多北大、清华学生以及北大边缘人来闲情偶寄订票,票是免费的,预订是保证沙龙不致太拥挤。闲情偶寄还办过一些个人画展、摄影展、书法展,也吸引了不少顾客。将近1年以后,由于学业和经济上的压力,孔庆平夫妇不得不将茶馆盘给别人经营,更何况,这个茶馆原是他们的亲戚X打算经营,装修得差不多的时候,X怕赔本退缩不干了,由于孔庆平夫妇在其筹备阶段花下巨大心力,我和其他一些朋友也为其开张帮过小忙,孔庆平舍不得给别人才勉力接手的。因此,后来为了学业,孔庆平夫妇放弃茶馆完全在情理之中,从此,学术沙龙就再也没有办过了。但是,闲情偶寄的新主人还经常办一些画展,也曾经有过恢复学术沙龙的念头,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恢复。
      
        2000年到拆迁之前的一年多里,成府街又新开了几家酒吧、网吧、书吧,小磊兄说的名叫“那里”的酒吧就是这段时间开的,它们也都成为周围各色北大人、北大边缘人的聚会场所。
      
      三、游走在北大的边缘
      
        无论是万圣还是闲情偶寄还是雕刻时光,还有其他几家酒吧、书吧、网吧都散发着浓郁的思想气息,成府街成为一条以万圣书园为龙头的思想街、文化街,住在这一带的人,无论北大人还是清华人抑或北大边缘人只要平时喜欢看书、思考的,都会在潜意识里将这条街视为日常生活中最好的去处。
      
        到这里来以后,我疯狂地买书、几乎是没有节制地买,常常看到一本好书,口袋里钱不多了,还是先买为快——总担心下次来就买不到了。有时为了克制自己买书的狂热,故意进书店不带钱,但是见了好书走不过去,还恼恨为什么出版社又出好书掏我腰包,接着立刻回家取钱过瘾,实际上,看书的速度远不如买书的速度,因此许多书根本没有时间通读,只能大致浏览。当然,一些经典著作是非读不可的,至少得通读一遍,其他的书主要备不时之需。不少人进我屋,见到书架就会问,“你买那么多书,看得完吗?”我一般回答他们是:“并不是所有的书都需要从头至尾地看,只有经典作品才需如此,大部分的书只挑自己需要的部分看。”事实上,我相信所有热爱书的人都不会这么问——爱书人买书与看得完看不完毫无关系。
      
        除了买书,还有两件事值得记下一笔。
      
        第一件就是到北大听课,在北京复习的三年里,我经常冒充北大学生听课,大部分老师不但不赶走我们这些边缘人,甚至还非常欢迎,并且完全像对待其他学生一样对待。因此,在上研之前,许多课都已经听过,入学以后就不必再听,H老师就曾明言叫我不必再听他的课。边缘人选择听课的老师一般都是课讲得最棒的老师,如中文系的钱理群、法学院的贺卫方、朱苏力等等,我们不仅仅是从老师们那里获得知识,更是从他们那里感受一种思想交流的艺术,没有人点名,也没有人要我们考试,我们完全是因为求知和老师的风采选择科目,完全自由,因此没进北大时候的北大留给我们的印象可能是最好的。北大的讲座也是几乎每天都有,许多著名的校内外学者都来演讲,并且以在这里演讲而自豪,刚到北京,我听了几次,后来觉得讲座主要是本科生听的,到一定年龄再靠听讲座获取知识就未免太懒了,因此,我在北大讲座听得很少。
      
        第二件事情就是与北大人的交往。在没有进北大之前,我已经认识了很多北大的研究生,与他们交往,对我的思想发展作用极大。孔庆平夫妇就是在我进北大前认识的,这样的朋友还有很多,如法学院的大才子现在社科院读博的谢鸿飞,他们并不因为他人没有考入北大而有另眼,而是完全平等对待,经常性地相互切磋、相互砥砺,大家的水平就会互相促进提高。我们也经常在一起喝酒、咖啡、茶、聊天,到未名湖散步,有时半夜三更地跑到未名湖的石舫上,湖东岸的一排房子在水中的倒影显得静穆而深邃,我们就着湖光月色,抽烟、喝酒、吃零食聊天,高兴起来还会唱歌。何海波和我还经常去清华吃刀削面,对我来说,清华最可爱的就是她美味的刀削面了。到冬天,我们还到圆明园去打雪仗,现在北京的冬天却连雪也没有了。那时,一天看够了几个小时的书,就要出去玩,找人聊天,聊的内容当然与考试无关,否则就有病了,不过到考试前还是会与人一起押题,高中时从不押题,到了大学、复习考研的时候,因为不用功了,押题就难免。
      
        我的住处换过三次,都没有离开过成府街,有一年多时间甚至离万圣不到50米,1997年夏天以后住回到新胡同9号,一直到1999年9月25日,这两年是朋友们来得最多的两年,他们喜欢我家的整洁和满屋子的书,离北大近,一个人住又方便,没有时间限制,不熄灯,是个聊天的好地方,常常是来满屋子人,没地方坐,但不妨碍聊天、讲笑话,在这个屋子里,我们还开过小范围的读书会,就三四个人,围在灯下,讨论一些费脑子的问题,讨论过程中,还常常被自己的逻辑给捉弄。在这里,我认识并且与几个朋友相知而彼此成为莫逆之交,将来,我们之间也许会因为生活而各奔东西,即使都生活在一个城市也未必经常走动,甚至都不怎么联系,但是无论多长时间没见,多久没通电话,只要聚到一起,一切都会“昨日再现”,没有半点疏远的异样,所有似乎早该消失的感觉又会再起,因为这些感觉已成为我们的习惯进入血液,只差没变成基因,此生此世再难忘怀。
      
      四、校外校内:被考试强奸的思想
      
        与天马行空地读书和听课、聊天相比,复习考试是天下最让人讨厌的事情,中国教育体制最主要的特征是:如果真按照钦定方案学习,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讨厌你曾经最喜欢的学科。考研复习中的专业课还算好,但是其出题的方式也够让人讨厌,而政治课则是讨厌中之讨厌,是垃圾的集大成者,一切让人恶心的东西都可以从中找到,环保主义者不研究这个问题,实在让人遗憾。公安局如果以考政治作为刑讯逼供的手段,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将屈考成招!
      
        我考北大考了四年,一方面是因为考民法竞争太激烈,主要还是因为我自己不用功,就这么点破东西,真要横下心复习,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我就是懒,那就没治了。罗曼·罗兰考巴黎高师的时候,第一年没考上就是因为看莎士比亚看的,我常常拿他来安慰自己,但他好歹后来还写出传世之作,可我除了在这里乱花钱,写不出半个传世之字。天底下像我这种人最麻烦——诗人的毛病一应俱全,可是诗人的才华半点没有,等不到诺贝尔文学奖掉头上。没有办法,只好考,每天心不在焉地对着那些必须记忆的汉字或者洋话,不断重复,它们既熟悉又陌生,偶尔也有让人兴奋的内容,但是那就得看复习教材之外的书,这些书尽管立刻让人精神抖擞,可是对于考试不但无用还是干扰,是杂牌军冲击正规军。到考试就是上刑的过程,有点思想都被这些考试、考试、考试给强奸了。于是,我考啊考,考啊考,考了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考了四年,终于考了个不是“明媒正娶”的偏房委培——连自费也考不上,所以进了北大还是边缘人——校方不安排床位,连假期回家买半价火车票的待遇也没有,至于其它的就更不用说了,例如没有资格生病,否则没有公费医疗自己哪掏得起腰包?好在我从来也不曾奢望过什么,即便给我床位,我也住不了,独自住惯了无法再适应与人同居,除非同居者是我太太。
      
        总算进了北大,可是一点也没有收获的喜悦,并且对北大的热爱反而下降——因为又有政治课了,还是必修,有的老师还点名。于是,原生的逆反心理就又开始冒头,具体表现就是逃课,看自己的书;不去图书馆(这是个外强中干的牛馆,递进去10张单子能够借出2本就算不错),看自己的书。作业当然还得交,好在除了什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选读、反杜林论少数几门必修课以外,老师并不点名,有的老师是只要交作业就给分,不管其他,至于像“马”之类的课还挺热闹,因为老师是个喜欢提问讨论的人,于是闹将起来还蛮开心的,后来因为考试没按标准答案答题而没有拿到成绩,再后来法学院改革,这门课由许多老师一起开课,我才交作业过关了事……
      
        就这样,浑浑噩噩的我居然莫名其妙地毕业了。
      
        确实,北大不好进。
      
        可是,北大真好出。
      
        现在,北大法学院每年毕业的硕士、博士上百人都还不止,就不知道那么多国家“栋梁之材”搁哪儿去。有时想想,这样的文凭不要也罢,可是后悔已经晚了,读书的时候没有勇气退学——那时动念退学不下5次,还被几个好友痛骂一顿,说是对父母不负责任,终究下不了决心,现在就只好拿着这张文凭了,好在毕业时没有去戴帽子拍照片,算给自己留点尊严,后来我妈问起照片,我才忽然想到,为了父母是不是应该去拍一张,何必想做小姐又立牌坊,让人觉得矫情?我的朋友LBG是北大的宪法学博士,屡次动念头要将文凭退还给北大,我很能同情地理解他,可是他也跟我一样终究没有这么做,我们也算“同是天涯沦落人”了。
      
      往事如烟
      
        一切都已成为往事,不会再有成府街,不会再有新胡同,不会再有柔软的泥土和迷人的灯光,不会再有悠闲散淡的人群,不会再有小饭馆,也不会再有小饭馆里醉酒高歌的诗人,不会再有为浪费青春而喝酒买醉但求一哭的“我”们;不会再有骑着三轮卖旧书的书贩子,也不会再有端着小凳子出来纳凉的居民们;这里再听不见嘈杂的卖菜声音,也再见不到抵挡夏日的满眼绿荫……
      
        万圣书园搬到海体北面去了,在兰旗营还开了比原来大十几倍的新店,设计得也更漂亮了,可是原来简陋的万圣书园再没有了,充满温馨和浓郁的文化气息的成府街也没有了,这里曾经有过的故事,曾经有过的人和事、书和树、酒和咖啡、电影和沙龙,曾经有过的一切也都来于尘归于尘。
      
        到北京7年,在北大求学的三年没有做过一天北大人——没有在里面生活过,就不能称作北大人。可是,我大概可以算是地地道道的成府人了,在这里生活四年多,有过感情的痛苦,经历过与好朋友的聚合离散,有过我此生最满意的诗——当时并不知道走出这里就再也写不出来,在这里几乎经历了从出生到现在为止的所有失败,这里成为磨练我的八卦炉,走出这里的时候,虽然留恋但并没有想很多,现在因了“小磊”兄和“若有所思”君的提醒,我还是重新翻开人生这一页。
      
        当我掸开这页生活上尘土的时候,才突然明白那么怀念它,原来我居然一直在努力回避它,唯恐引起伤感,就在此刻,当我敲着键盘的时候,我才明白成府街对我意味着什么。北京不是我心灵的故乡,北大也不是,只有它——成府街和新胡同才是我真正的心灵故乡,在这里我的心灵完成了从痛苦到喜乐的超越,孤独、贫困、被同情以及“失败”的四年终于把我脆弱的神经磨练得稍稍坚强一些,能够应对其他的失败和放弃。虽然推土机将某个成府街推得无影无踪了,可是那个连着许多来来去去的朋友,连着万圣书园,连着闲情偶寄,还有连着雕刻时光,连着新胡同和“那里”的成府街,这条象征着友谊与思想的小街注定是我通往灵山最关键的道路。
      
        会不会恰恰因为推土机才使今天的我们那么思念她,把她最美好的形象刻在心中?想起一句著名的情话:你在的时候,你就是一切;你不在的时候,一切都是你。成府街不在了,而静伫的博雅塔和未名湖岸的依依垂柳,还有那湖水闪动着历史的泪光,在月光下依然默默地记录着这里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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