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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民族“命运”的产儿--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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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06/25 出处： |
坛子里为长城有无用处争个不亦乐乎,我说与其争论长城是有用还是无用，不如讨论得稍微深一些.探讨探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特点,可以说长城很大程度就是两种文明不同特性和特定的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千年来，只有几十万,百多万人口的游牧民族不断侵略有着数千万人口的农耕民族.面对强悍精干的游牧民族,庞大的农耕王朝多数时候就不得不躲在那“伟大的墙”后面。
长城有用没？当然有用，农村的人家要修院墙，城里的人家要安防盗窗。而长城无疑就是农耕王朝的院墙，对于王朝来说,意味着院墙以内是自家的地盘，对外严防盗贼，对内则产生一种向心力。然正如院墙，防盗窗等设施本身无非是增加了一点盗窃难度而已，使强盗的盗窃成本增加罢了，长城的修建也不过增加了游牧民族的侵略难度而已。所以长城也没什么用，甚至是种悲哀。长城只能勉强防贼，而且还必须专门看护，无人看护则形同虚设，有时候心理自我安慰的作用远大于实际效用。
从生产和生活方式看，骑兵在冷兵器时代无疑是兵种之王，而游牧民族则是天生的战士和骑兵，战争就是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之一，再加上居无定所的迁徙生活和粗放式的放牧生产，游牧民族人数虽少，但除了老弱病残，都是战士，简直就是马背上的军团和国家。而农耕民族一旦选择了土地，就选择了定居生活，生产上则要求精耕细作，在心理上则逐渐产生了眷念故土的乡土意识。这一切都和战争格格不入，所以说农耕民族是先天就最讨厌战争的民族是贴切的。
农耕文明往往要求“大一统”，但之所以要求大一统，就在于它内部其实并不团结。内部封建割据对于王朝来讲其威胁远大于外患，如果没有平定七国之乱，没有实行“推恩令”，而汉武帝还敢出击匈奴，那肯定是政治上的自杀，历代亦是如此。
而在东亚，命运偏偏安排这个农耕平原和游牧高原正面相对，于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对立成为一种千年的历史命运，遇上这样一个不好捉的贼（横行欧亚），有先天战争恐惧症的农耕民族(在我看来"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并非只是特殊的个人问题，而可以说就是我们这个文明的问题)就只好修长城了，所以修长城很大程度上是无法捉贼下的无奈之举。
更郁闷的在于，长城不能捉贼倒也罢了，它本身就应该是一种权益之计。对秦汉来讲，长城都是一种权宜之计。但真正的危险在于久而久之，这个民族似乎习惯了躲在自家院墙背后防贼，很少有想去捉贼的念头。精心修建的防线固然是坚不可摧,令敌人不敢轻易造次.但正是这种表面上的固若金汤却在无形中消磨着本来坚韧的人心,使依靠它的人产生懈怠,甚至产生错觉,误以为这坚固的防线本身比自己更能保障自己的安全,从而对堡垒产生依赖的心态.长城,马其诺防线,巴列夫防线都是如此.
到了明代后期,修长城似乎成了这个民族能想出来的对付游牧民族的唯一办法了，以至于这比秦汉长城精致雄伟得多的长城在无奈之余，还多了一层胆怯和自欺欺人，而且也耗尽了明朝的国力。后来甚至还有人想把长城修到海上，鸦片战争时就有人出主意，说是修一条海上长城来防御外夷。讨厌战争的民族已经沦落为害怕和逃避战争的民族！
几千年来只知道修长城的民族，事实上就是没长进的民族。而游牧民族虽然长进不快，但却是多少有长进的。从匈奴人，突厥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到满洲人，游牧民族似乎越来越聪明，他们不仅紧紧把握自己的优势，同时也学会了吸收农耕文明的优长，从契丹开始，女真，蒙古,满洲都逐渐开始了半游牧半农耕的生活方式,这样除了继承了游牧民族的尚武传统和强大骑兵外,还有了稳定的粮草供应基地.就这样,长城再也挡不住游牧民族了。
农耕民族极少有那种”彼等可来，我亦可往”的气魄，而且纵有气魄，由于农耕文明的先天缺陷，这种主动出击也往往失败多于成功。真正的成功无非汉武唐宗两次而已，失败则历代皆有。秦，隋两朝灭亡，都于对外扩张不无关系；汉有白登之围；晋有五胡乱华；宋有征辽惨败，靖康之耻；明有土木堡之变，辽东惨败。因此汉武帝的主动出击花了多少钱，是不是搞得国库空虚，民不聊生这些问题姑且不论，问题在于即使是主动出击，也并不是都有效，而且常常是惨败无归，饮恨收场。专制政体无法保证在这个民族需要英明领袖的时候，就一定能出现伟大的君主。在战争方面，太监娘娘养大的君主往往不是喝狼奶长大的可汗们的对手。
因此，修长城对于这个面对着游牧民族的农耕民族，往往成为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命运！其用途大小反而是次要的问题。没有人会把修院墙防贼看作是有气魄，那不过是无奈之举罢了，更谈不上什么伟大气魄了，这种说法本来就有自欺欺人之嫌，无法捉贼就只好修院墙，那算哪门子伟大气魄？
当然，仅以战争的能力来判断两个文明的优劣是不中肯的，这仅仅是一个方面。游牧民族在冷兵器时代除了战争能力，几乎一无是处，随着冷兵器时代的结束，游牧民族的辉煌时代自然也就结束了。而农耕文明除了战争能力欠佳以外，其实战争是一种反人性的东西，不喜欢战争并不是坏事，多少人，甚至包括西方工业文明的一些思想者都对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方式推崇备至，它也的确曾经创造了灿烂的文明，所以这在古代的确是一个比较讨人喜欢，至少是不那么讨厌的文明。但随着工商业时代的来临，这种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一样衰弱了。
有人鼓吹复兴儒家，要人们回归到故纸堆里找精神资源;新近有一本《狼图腾》,则另寻蹊径,要国人从游牧民族那里去找精神资源。但在我看来,国人最缺少的和最需要补习的恐怕是孕育了工商业文明的理性与人文精神。这在中国的历史中是找不到的，不论农耕文明还是游牧文明。要想超越自己,就得超越自己的历史,我们自身文明要想进步,就不能只在自己的历史故纸堆里打转,而恐怕要到西方人的历史里去找精神资源.说远了， 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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