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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每日200对结婚100对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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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编辑时间：2005/06/17 出处：联合早报 |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学专家日前完成的一份调研报告指出，以结婚与离婚数目作比较，北京市的离婚率已经高达50.9%，为全国最高。而中国的离婚率持续上升，已超过邻国日本和韩国，与新加坡同属亚洲离婚率较高的国家。
这份由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唐灿完成的报告指出，北京市统计年鉴数据显示， 2002年北京市的离婚总数为38,756对，当年的结婚对数为76,136对，由此计算离婚率高达50.90%。也就是说，在每天不到两对夫妻结婚的同时就有一对夫妻离婚，北京市的离婚率已经成为全国最高。
唐灿分析，目前还没有北京市的离婚率攀升高居全国首位的相关分析。一些人口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表明，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和文盲半文盲人口的离婚率都比较高。此外，城镇妇女的离婚概率比农村妇女高出58%左右。另据对离婚率影响因素的分析表明，城市化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家庭规模小且总负担系数(比如经济、老人等社会责任)较低的省份，离婚率普遍较高。而北京正属于经济比较发达，高文化人口密集，家庭小型化的大城市。
唐灿调查报告还表明，近年来，北京市的初婚人口比例有逐年下降的趋势，丁克家族 (二人不生育子女家庭)和不婚者的数量在不断攀升。与此同时，初婚年龄也出现逐步向后推迟的趋向，晚婚的比重逐年加大，而且，女性较之男性的晚婚比例更高一些。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找不到结婚对象，属于被动不婚者，因为社会男女性别比例的失衡，造成婚姻市场拥挤，并进一步形成婚姻市场供需的矛盾。
唐灿分析说，虽然北京的人口比例男性多于女性，但是现在的婚姻市场存在着很大的供需矛盾，即两极化现象，低端男性人群与高端女性人群成为了结婚的困难户。随着女性受教育的程度不断提高，她们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不断增加，高端女性人群对结婚对象要求导致婚姻市场矛盾也越来越严重。
竞报：北京离婚率高达50.90% 为全国最高已超过日韩
本报记者罗丹报道 近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学专家唐灿发布的调研报告中指出，据2003年北京市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2002年北京市的离婚总数为38756对，当年户籍人口为1136.3万，粗离婚率达到6.82‰；当年的结婚对数为76136对，由此计算离结率高达50.90%。也就是说，这一年平均每天不到两对夫妻结婚就有一对夫妻离婚，北京市的离婚率已经成为全国最高。不仅如此，调查还表明，北京市的结婚率在持续下降，婚龄在推迟，丁克家族和不婚者的数量在不断攀升。唐灿还告诉记者——相对于选择性不婚者，国内相当一部分人属于被动不婚者——由于社会男女性别比例的失衡，造成婚姻市场拥挤并进一步形成婚姻市场供需的矛盾，找不到结婚对象。
唐灿的这份报告还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离婚率持续上升。离婚水平已超过邻国日本和韩国，与新加坡同属亚洲离婚率较高的国家。
案例一：我为什么要离婚
采访对象：伍先生 34岁 某美国IT企业驻京首代
伍先生与前妻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相识，经过3年交往顺利结婚的。然而婚后仅5个月，前妻就提出了离婚的要求。“当时觉得非常突然，因为我认为并没有遇见很严重的问题，而她却非常坚决。”伍先生对记者说，“离婚后一段时间，才知道她是因为有了外遇。当然，这只是现象，离婚的责任我觉得是一半一半。我的工作非常繁忙，经常满天乱飞，夫妻间缺乏起码的沟通，随之而来就是心灵上的空虚。此时恰好有人填补，而我又没有注意到问题的严重性，导致感情的完全破裂。”伍先生目前还没有再婚的打算，他说，他已经不再信任婚姻甚至惧怕婚姻再一次为自己带来伤害。
唐灿分析：目前还没有北京市的离婚率为什么会攀升不止高居全国首位的相关分析。一些人口学家和社会家的研究表明，我国离婚率呈U字型分布，即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和文盲半文盲人口的离婚率都比较高，而中等文化水平人口的离婚率则比较低。此外离婚率在城乡间也分布不均匀，城镇妇女的离婚概率比农村妇女高出58%左右。我国建国后出现的离婚率变化，城市的增长一般高于乡村，如，1979年至1989年的十年里，上海和北京离婚率分别提高了5.2倍和3.9倍，而同期全国离婚率只上升了2.1倍。另据对离婚率影响因素的分析表明，城市化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家庭规模小且总负担系数(比如经济、老人等社会责任)较低的省份，以及少数民族自治区的离婚率普遍较高。这些研究大概能对我们理解北京这样的经济比较发达，高文化人口密集，家庭小型化的大城市离婚率攀高的现象有所帮助。
案例二：我为什么不结婚
采访对象：李小姐 32岁 某美国知名消费品公司市场部经理
很多人都说李小姐看起来顶多27岁，172的身高和修长的身材，知名公司中层管理的职位以及万元以上的薪水都是让很多女性羡慕的条件。李小姐说：“很多人觉得我离过婚，这是可以理解的，就好像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我没结婚一样。其实我的条件很简单，只要是个能照顾好我的男人就可以，可是总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非常忙，全中国的飞，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接触其他人，而且我还在读MBA。”她还告诉记者，现在追求她的人，要不就是条件相差太大要不就是年龄相差太大。“缘分这个东西只能等待，到了我这个岁数，急也没有用了。”
唐灿分析：近年来，北京市的初婚人口比例有逐年下降的趋势。2000年北京市的初婚人口为136500人，占当年户籍人口的比例12.33‰，2001年初婚人口133259，占户籍人口比例为11.87‰，2002年初婚人口126371，所占比例为11.12‰。与此同时，初婚年龄也出现逐步向后推迟的趋向，晚婚的比重逐年加大，而且，女性较之男性的晚婚比例更高一些。虽然北京的人口比例里男性多于女性，但是现在的婚姻市场存在着很大的供需矛盾，即两极化现象，低端男性人群与高端女性人群成为了结婚的困难户。女性和男性之间寻找配偶是阶梯型的，男性可以找比自己矮一个台阶的，而女性往往要找比自己高出一个台阶的人。随着女性受教育的程度不断提高，她们在社会中的作用何地位不断增加，这个矛盾也越来越严重。面对这种矛盾，目前并没有有效的解决办法。我们能做的就是，改变婚姻观念。比如对配偶的年龄、职业、家庭背景等条件的要求不要过于严格，比如社会和政府出面建立安全有序的婚姻中介市场等等。
调查报告：中国人正在进入离婚率迅猛增长期 （新民周刊）
撰稿/郁晶陶
2004年，中国民政部门共办理了161.3万件离婚登记手续，平均每天有4000多对夫妻宣告婚姻破裂。这个数字比2003年增加了28.2万对，比1984年增加了115.9万对。
在刚过去的这两年中，中国的离婚率正以相当高的速度迅猛增长。
2004年全国办理离婚的数量比前一年增长21.2%，2003年全国办理离婚登记133.1万对，比2002年增加15.4万对。
而在上世纪90年代，1990年全国办理离婚的数量为80万对，到1999年这一数字就上涨到120.1万对，增幅达50%。
中国真的进入离婚的高峰期了？是什么原因让如此多的婚姻半途而废？
上扬的离婚曲线
离婚率上升并不是近两年才出现的现象。除了1983、1998和2002年以外，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离婚率逐年攀升，这种趋势已经持续了近20年。
浙江工商大学社会工作系主任张敏杰教授是婚姻问题方面的专家，曾著有《中国的离婚态势》一书，他认为，我们的确正处于离婚高峰期中，这是中国建国后的第三次离婚高峰，从上世纪70年代末持续到现在。2003、2004年的显著增长只是这根离婚率上扬曲线的最新组成部分。与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亚洲的一些国家相比，中国的离婚率一直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因此，虽然近两年离婚率的增长速度显著加快，公众仍然不必对此感到惊讶甚至恐慌。
长期从事婚姻问题研究的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安琪，就几个离婚人数下降的年份分析了原因。她说，2002年离婚人数下降了7.3万对，这个下降幅度是1978年以来从所未有的。原因可能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有关。由于90年代后几年的结婚人数比90年代初显著减少，而离婚群体又以青年为主，所以，离婚率略有下降是很自然的。
所以，在2002年下降的基础上，2003年离婚人数增加也在情理之中。对于2004年高达28.2万对的绝对增长幅度，徐安琪研究员认为，新《婚姻登记条例》的实施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2003年10月开始实施的新《婚姻登记条例》大大简化了离婚登记程序，无须单位开具证明，符合条件的夫妻当天就可以在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而且，与到法院进行离婚诉讼相比，在民政局办理离婚只需支付10元工本费，既节约了经济成本，也更有利于对当事人隐私的保护。因此，去年中国离婚率上升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新法规的出台。另一方面，2003年的非典疫情也很有可能使一些夫妻推迟了离婚时间，而累积到了2004年。
被考验的婚姻
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社会给婚姻带来了巨大的考验，各种因素促成了中国离婚率持续上升。
徐安琪认为，在社会转型期，家庭凝聚力下降、社会聚合力弱化是导致离婚率持续上升的一个最主要原因。社会流动(包括地域流动和职业流动)增加，社会竞争日趋激烈，不少人背负着越来越重的物质压力和精神压力，工作占据了人们越来越多的时间，再加上频繁的出差和额外的“充电”学习，这些都使得夫妻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
同时，社会交往的扩大，文化娱乐场所的开放和闲暇时间的增加，使两性间相互结识和沟通机会递增。那些因为工作、交际等需要朝夕相处、默契配合，由关系密切到感情发生微妙变化的婚外情也更多发生。
频繁的社会流动使得异地婚姻的数量增加。在异地婚姻中，家庭、文化背景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成为幸福婚姻的障碍。徐安琪介绍说，现有的统计表明，在上海的离婚人群中，异地婚姻占四分之一。而实际的数字很可能更多，因为这个统计并没有包括通过各种途径取得上海本地户口的新上海人。
现代的家庭组成方式也在削弱家庭的凝聚力。在城市中，越来越多的夫妻选择不与父母共同居住，“三代同堂”越来越少见。在传统的与父母同住的家庭里，夫妻发生矛盾时往往有父母从旁相劝，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矛盾的激化。
另一方面，子女是家庭的凝聚力，生育率高、家庭人口多的地区往往会有较低的离婚率。因此，对于上海这样连续十多年出现生育率负增长的大城市来说，离婚率攀高就很容易理解了。
能不能不离？
社会转型期的婚姻遇到了诸多挑战，而身处其中的人们已经准备好了吗？
徐安琪认为，从外部环境来看，社会调适力量的缺乏也是造成离婚率上升的重要原因。以往在婚姻发生问题时，从中进行调解的往往是单位、工会、居委会这些非专业机构，他们往往将婚姻问题当作“思想道德问题”来解决，其效果可想而知。而真正的专业婚姻咨询机构在我国相当缺乏。
在国外，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家庭心理咨询师需要经过严格的培训，学习几十门专业课程，完成几千小时的实习，在我国能达到这一要求的咨询师极少。更何况，很多专业的婚姻咨询场所被划分入医院的精神科，难免使寻求咨询的夫妻产生心理抵触。另外，现有的婚姻咨询所缺乏来自社会公众的信任，还要收取不菲的费用，难以成为人们解决婚姻问题的首选。另一方面，我国的社工制度极不发达，仅处于试点阶段而尚未制度化，且其工作内容多涉及犯罪控制领域，婚姻问题尚未成为关注对象。因此，建立起有效的社会调适力量，与当前的社会转型期相适应，才能挽救许多本不该破裂的婚姻。
从婚姻内部来看，建立起新的婚姻观念，才能构筑起幸福的婚姻生活。婚姻需要学会相处的艺术，需要宽容和忍耐。
在社会转型期，夫妻双方还需要共同学会解决各式各样新问题的技巧。一些传统的婚姻观念与现代生活已难相适应。很多实际例子显示，中国的夫妻往往要等到矛盾不可调和时，才会去寻求婚姻咨询等专业帮助，而且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夫妻一方前去咨询，这样的效果极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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