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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亚华人独立建国血泪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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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06/16 出处： |
这就是在吉隆坡的National Hero Monument国家英雄纪念碑，大陆人民到星马旅游时不要出洋相，傻傻的向歌颂杀害中国同胞的吉隆坡国家英雄纪念碑参拜。
马来西亚华人独立建国血泪史
马来亚殖民地的经济发展靠外来的廉价劳动力，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每年有几十万中国和印度劳工进入马来亚，印度移民多在橡胶园工作，中国移民多在锡矿场或城镇从事各种职业，外来移民使马来亚的人口结构(族群比例)发生了重大变化，据1947年人口统计，这一年马来亚的总人口中，马来人占43.3%，华人占44.9%，印度人占10.4%，华人比马来人多一点，华印两族相加超过半数，此情况引起马来人大为关切和恐慌，而英殖民者利用此情况，把自己打扮成马来人的保护者，以此转移马来土著民族主义者的斗争方向和独立目标，从而巩固英国殖民统治。在二次大战前华印两族大多是外侨，没有公民权，所以他们对母国政治的关心甚于对当地政治的关心，因此避免了马来土著民族主义者、印度民族主义者和华人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尖锐冲突，因而不致形成像印度的强大反殖民主义独立运动。
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对马来亚的统治虽祗有三年半，但影响是深远的。日军攻入新加坡岛后在裕廊和武吉智马遭遇英国军官训练和指挥的华人义勇军，被义勇军落花流水地杀了一阵，因而日军在新架坡曾对华人平民进行屠杀，而那些华人义勇军在新加坡沦陷后便转移到马来半岛组成马来亚华人抗日军(即马共前身)继续奋战。而马来土邦的苏丹们态度却有所不同，他们投靠日本，日本跟英国一样保留各土邦的苏丹行政机构，日本顾问取代了英国驻扎官，因而做成英国在战后一度迫使这些墙头草两边倒的苏丹”自动让出权力”的原因。而日本也利用了印度国大党前主席鲍斯(Subhas Chandra Bose)在新加坡成立自由印度临时政府及在新加坡和马来亚组织印度国民军，在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印度人大多参加了此活动，因而在缅北的争夺战中印裔部队同时出现在日军和英军中的怪现象，各位网友你们认为英日相方的印裔部队互相对打是否很过瘾，摩萝差打摩萝差，即阿三打阿三，爽极啦！哈哈哈！后因鲍斯堕机身亡才没有更多的印度人去当日军炮灰。所以太平洋战争期间马来亚基本上祗有华人在抗日，马来人和印度人都投靠日本去了。
中国在抗日奋战，但祖国的军民也知道远在马来亚半岛的中华儿女也同时在抗日奋战吗？1942年底正当马来亚华人抗日军在奋战时(注：1942.6.4中途岛日海军败北)，英国战时内阁向伦敦殖民地部和陆军部下达了一项秘密指示，要他们着手制定战后在马来亚恢复与加强殖民统治的计划，1943年底负责该项任务的”
马来亚策划组Malayan Planning Unit”在殖民地部助理常务秘书爱德华.贞特Edward Gent的主持下，完成了战后马来亚宪制报告书的起草工作，翌年五月报告书被核准，随后又批准了战后马来亚军事管制基本计划，并将该策划组人员增至289人并陆续派往印度，具体筹划接管事宜。 由于有了各方面的准备,1945.8.15日皇宣布投降当天，东南亚盟军最高统帅蒙巴顿Louis Mountbalten上将(英皇乔治之弟爵位为勋爵)便迅速依既定计划宣布成立马来亚军事管制政府，全权负责日军受降事宜。1945.9.2日军在投降书上签字，1945.9.4英军便在马来亚西南部登陆，紧接1945.9.12蒙巴顿亲自抵达新加坡接受日军投降，并宣布马来亚军事管制机构正式设立及其组成名单，完成了英军对马来亚半岛的重新控制。
蒙巴顿亲自指挥英军如此迅速控制马来亚是有原因的： 就在日本投降前夕，胡志明的越盟发动全民暴动夺取全越南很多城市，并于1945.9.2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
印尼的苏加诺也在日本投降的第三天，即1945.8.17在一批印尼青年和武装部队(由日军训练和在日军投降后获日军移交武器)宣布印尼独立，成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缅甸昂山Aung San(昂山苏姬之父)起初投靠日人，于1940与尼温等三十多人东渡日本接受军训，1942年随由日本人领导的缅甸独立军回国，日本甚至在1943年日军缅北失利后让缅甸宣布独立，巴莫任总统，昂山任国防部长，但昂山极滑头，两头蛇暗中和英国间谍接触，1945.3加入盟军行列，属于1943.8成立之反法西斯自由同盟，日军投降时巴莫和日军逃之夭夭，但昂山却打着缅甸国民军旗帜和胜利者在仰光游行，但反法西斯自由同盟给重返缅甸的英人遭遇到很多麻烦。后昂山获任为缅甸临时自治政府总理，但在一次和六位部长开会时遭集体谋杀，此震惊世界的政治谋杀据说是与昂山一同赴英谈判而不肯签署协议的战前缅甸自治政府总理吴苏所指使的，可能英人认为吴苏不签字是不听话，所以不获续任总理，而昂山却偷偷签字，英人认为其听话便获晋升为总理，因而可能吴苏被夺总理座位心有不甘而动杀机，昂山一生以狡猾投机左摇右摆夺得权力，机关算尽太聪明，最后还是误了卿卿的性命。
因此马来亚的华人抗日军将如何动作，这是蒙巴顿最担心的事，怎能不亲临前线指挥英军迅速行动。
华人抗日军在日本投降第二天接获蒙巴顿命令，要求不要进城接受日军投降，但华人抗日军中央委员会决定对此无理要求不予理会，几天后华人抗日军各支队便接管了大小城镇。事实上在英军抵达前，马来亚的华人抗日军早己接管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大部份城镇，马来亚的华人抗日军经三年半之战斗己发展至一支拥有15000人的强大武装队伍，进城后收缴警察局的枪枝弹药，成立临时治安委员会，没收敌产、救济难民、逮捕惩办马来人奸细和特务。在此基础上组织人民委员会取代治安委员会行使地方政府职权。在英军重返马来亚时己经成立的州级人民委员会有雪兰莪、北柔佛、南柔佛、丁加奴、新山、马六甲等，这是马来亚的华人最接近掌握政权的一次。
蒙巴顿所担心的事，实际上已部份成为事实，对他来说可庆幸的是马来亚的华人抗日军对英军仍以盟军相待，马来亚的华人抗日军虽建立了各级地方政权，但并无意建立全马来亚政权和英国军事管制政府抗衡，也没有号召人民立即起来争取独立。虽然如此，蒙巴顿仍然很不放心，若不解除这支15000人的强大部队的武装和取消各地人民委员会，英国殖民政府的统治便没有保证，精心泡制的马来亚宪政新方案也没法出台。
为了制造人民参政的假象，英国军政府组织了「咨询委员会」，邀请马来亚的华人抗日军、马来亚共产党代表参加这没有实权的组织，其中其它成员多为当局精心挑选的亲英份子、封建贵族和某些社会渣滓，目的是要取代各地的人民委员会。英国殖民者还有更迷惑的一手，就是表彰抗日军功绩，授予有功将士奖章，邀请华人抗日军参加胜利游行，目的是使华人抗日军相信英军仍为盟友，不会忘记华人抗日军贡献，绝不会亏待他们，因而可解甲归田，安心去过平民生活。由于华人抗日军领导层错误判断形势，华人抗日军一般成员在胜利后热切盼望过和平生活，因而自1945.9月起各地的人民委员会先后被英国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不仅如此，马共和华人抗日军领导还在同年十一月十五日正式接受了英国军事管制政府提出的解散华人抗日军的计划。华人抗日军中央军事委员会负责人”刘尧”在吉隆坡中华大会堂招待各界人士，就抗日军复员一事发表演说：『战争业已结束，抗日任务已完成，华人抗日军已没有存在必要，马来亚已进入民主建设时代，马来亚人民主要是协助英政府建立民主自由的新马来亚，因此解散华人抗日军是应该的』。十二月一日华人抗日军各支队奉中央军委命令正式解散，英国军事管制政府在全马十二个地方举行复员检阅典礼，发给华人抗日军战士每人350元慰劳金，并向抗日有功将士颁赐奖章。英国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十二月的月报中说：『本月初对华人抗日军的解散工作在没有意外发生的情况下顺利完成，抗日军交出的武器大大超出预期的数目』。
1946.1.6英当局在新加坡市政厅前举行庆祝胜利大游行，蒙巴顿亲自授与华人抗日军将领奖章和授带。这一天英国殖民者个个喜气洋洋，格外兴奋，因为他们是庆祝双重胜利，庆祝抗日胜利，庆祝解散华人抗日军胜利。
战前英国与马来亚各土邦之间的条约，祗是要求英国给与保护，并无把各土邦苏丹的最高裁判权让渡给英国，为了英殖民者建立的战后殖民地新体制，也为了惩罚这些墙头草两边倒，在战时投靠日本的苏丹，英国便强迫九位苏丹在”自愿将统治权全部转给英王乔治六世(George
VI)条约”的文件上签字画押。这样，到1945年底英国政府手里已掌握了九位苏丹签字画押的”自愿将统治权全部转给英王乔治六世(George VI)条约”取得了直接统治马来亚的新”法律根据”。又收缴了华人抗日军的武器，解散了这支强大的武装部队及由其建立遍及马来亚半岛的地方人民委员会，英国认为建立战后马来亚殖民新秩序时机已成熟，便决定尽快拋出他为马来亚人民泡制的新宪制改革方案即白皮书。
白皮书提出取消战前的的行政组织单位，另组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由战前的四个土邦，即雪兰莪、霹雳、森美兰、彭亨，战前马来亚属邦的五个土邦，即柔佛、吉兰打、丁加奴、吉打和玻璃市，另海峡殖民地的两个城市，即槟榔屿和马六甲组成。而新加坡则从马来亚分割出去，单独成了直辖殖民地Crown
Colony。白皮书规定，马来亚以英王委任的总督为最高的统治者，下设行政和立法两会议局，各土邦和槟榔屿和马六甲两市则设地方议会，各苏丹不再拥有名义上统治者的地位，祗保留宗教方面权力。白皮书答应在马来亚联邦成立后，非马来人可较容易取得公民资格，即如年满十八岁，在1942.2.25前十五年在马来亚或新加坡住满十年即可取得公民权等。
马来亚左翼政党指白皮书：把战前之间接统治变为直接统治，把行政立法大权集中在英王委任的总督，把新加坡从马来亚强行分离出去，将公民分成马来人和非马来人是破坏各民族团结(注: 本人认为马来人和非马来人从来、现在及将来都是互相对立，根本不存在甚幺破坏各民族团结)，而且祗给公民资格而不给公民权是一场骗局。
保守马来亚上层人士和马来裔人民则不满英国如此粗暴强迫苏丹”自动让出权力”，为此42个马来人组织在拿督奥恩.加尔法尔(Dato Onn Bin Jaafar)的领导下于1946.3组成马来民族统一机构United Malay National Organization，简称巫统，要求保护马来人特权，反对给与非马来人公民权。该组织现今还控制着马来西亚的政权。巫统号召马来人展开抵制活动，四月一日马来亚联邦首任总督贞特主持马来亚联邦成立典礼，九位马来苏丹和英国委任的马来裔议员也都缺席，各地马来人举办哀悼周活动以示抗议。
伦敦派东南亚最高专员麦克唐纳Malcolm MacDonald来马来亚处理马来亚各方的反抗，他来到马来亚后发现反对阵营存有两种不同势力，左派真正目的是结束英国统治，是真正危险所在；而苏丹和巫统祗要求恢复战前保护国地位，他们要求马来人有特权，其矛头并非针对英国，而是反对轻易给非马来人公民资格。麦克唐纳授意放弃「马来亚联邦」的政策，由英殖民政府、马来苏丹和巫统三方代表组成”宪制工作委员会”，重新起草一部新宪法，这个”宪制工作委员会”故意不让左派和非马来人(即华人和印度人)参加。终于在十二月底制定新宪法，并以蓝皮书形式公布，蓝皮书把马来亚联邦改称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新加坡仍分割出去，联合邦有强大的中央政府，由英国委任最高统治者，掌握行政立法大权，祗是不再称为总督而改称高级专员 High Commissioner。各土邦苏丹大体恢复昔日名义上的统治者地位，蓝皮书强调马来人的特权，对非马来人取得公民权规定了比白皮书更为苛刻的条件。
这蓝皮书引起以华人为主的非马来人反对，”全马联合行动委员会”和”马华公会”号召举行罢市、罢课，整个新加坡的动脉骤然停顿，其它马来亚城市也陷于瘫痪状态，但麦克唐纳不理会总休业，坚决成立马来亚联合邦及执行偏袒马来人的新宪法。英国殖民当局将马来人拉到自己一边后，便于1948.6.12突然在霹雳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又在全马来亚半岛实施紧急法令，授意军警任意捕人和杀人的无限权力。于是全国各地的特务，警察、军队大举出动，袭击工会、左翼政党、人民团体社团，搜捕共产党人、民主人士、反英份子，宣布马来亚共产党、马来亚国民党、全马总工会、马来亚华人抗日军退伍军人协会、青年团等党团为非法组织，血腥镇压和屠杀以华人为主的无辜人民，仅六月二十日晚，全马各地就有以华人为主的六百多人被捕，三百多个以华人为主的工会和社团被封。这年年底，已有以华人为主的13341人被关进监牢或被驱逐出境，以华人为主的四百多人被屠杀，主要针对华人的白色恐怖笼罩全马(注:国民党在台湾的二二八镇压是1947)。
英殖民者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目的是企图以突然袭击的办法，先发制人，把以华人为主的反对力量一网打尽。但有很多工会和社团的骨干份子在反白皮书和蓝皮书的斗争中已认清英国迟早会下毒手，在大搜捕前已转移他处，当年的华人抗日军纷纷走回森林中，重新拿起武器进行自卫斗争，并成立以华人为主的马来亚民族解放军，这就是马共武装部队的源起(马共获得的中国武器支援比越共、缅共、泰共和棉共获得的都少得多，几乎没有)。英殖民者把马来亚民族解放军诬蔑为”土匪”，把这场镇压以华人为主的战争描绘成维持治安的”警察行动”。英国殖民当局发动了剿匪月，调动数万正规军，以飞机大炮、坦克、装甲车等现代化军事装备妄图在一个月内将以华人为主的马来亚民族解放军消灭。在剿匪月结束时，英国保守党议员甘蒙承认在剿匪月英国保安队的伤亡比解放军严重，竟成五与一之比，前殖民大臣在议会大声疾呼：我请求政府把整个马来亚问题看作首要问题，假如我们在马来亚打败仗一切都完蛋。后来新上任的田普勒Gerald
Templer高级专员上任后，从东非、斐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英联邦地区招募军人，把英殖民地正规军从五、六万扩充到十三万，加上武装警察和保安部队，共46万人，差不多每十五个马来亚居民配一个士兵或警察。
田普勒的作战计划包括在森林上空撒化学药剂以破坏解放军在森林中的粮食种植基地，也建立546个战略村，把579800多人强迫移入，以防止粮食流入解放军手中。所以英国使用战略村和落叶剂早于美国在越战使用。英国甚至雇用264名婆罗洲达克族人，以猎人头的原始办法，狩猎解放军人头，这是在1952.4伦敦工人日报所刊出的一张皇家海军陆战队手提解放军人头的照片所揭露的。
到1952年底英国在马来亚进行的战争已踏入第四年头了，英国动员了英联邦内很多国家的力量，使用了四倍英军用于在抵抗日军人侵马来亚的兵力，运用了各种海陆空军现代化装备，对抗祗有不及华人抗日军半数即约7500人的解放军。这场耗费巨大，旷日持久的战争不知何时才结束。起先英国不打算很快给予马来亚独立，故非到不得已是不会给予马来亚民主权利。但到了1952年的马来亚，对英国殖民者来说是已到了非不得已的时候了。早在1949年底英国为了避免到了非不得已的时候而措手不及，便已开始出面鼓励支持一些亲英份子组织政党，许多官方委任的立法和行政议会的成员就成了这类政党的骨干。1951年又开始在联合邦内实行阁员制度，把一些次要部门如农林和土地、矿产与交通、教育与生活等部门的职权从英人转到英国人认为可靠的上述以马来人为主的政党领导人手里。至于财政、律政、防务、警政等要害部门仍控制在英人手中。
非马来人的公民权问题是一个敏感问题，在蓝皮书里英国人以牺牲非马来人的公民权来争取马来人支持其殖民统治，所以在马来亚联合邦成立后，祗有五份一华人取得公民权，英国人知道长期不给华人公民权是不行的，不给华人公民权便不能将大多数华人拉到政府这边来，于是便设法取得马来人上层的谅解，将原来的在马来亚居住十五年才有资格申请公民权的期限缩短为十年，公民权解决后便可为未来的全国议会选举准备了必要条件。
1952年二月吉隆坡市议会选举是有指针意义的一次，由拿督”奥恩.加尔法尔”领导的独立党(先前他组织巫统成为主席，后因主张吸纳非马来人成员而被罢免，至今巫统仍为纯马来人组织)，有政府的支持又是由马、华、印三族所组成，阵容强大。但不敌”巫统”和”马华”结成的联盟，十二个议席中，联盟得9席，独立党得2席，独立人士得一席。英殖民政府开放选举的目的是以”民主政治”的假象吸引群众，孤立解放军，并不是真的要让马来亚很快获得自治。但既然允许选举就无法完全回避联盟提出的要求往中央一级的选举发展，经过多方争执的结果，最后决定1955.7.27举行部份中央一级的立法议会选举，此次选举联盟提出的口号是获选后在任内和马共和谈结速战争，选举结果是在开放选举的52个立法议会席位中，联盟获得51席，选后英国便让马来人的巫统主席担任首席部长。
联盟为了履行竞选诺言便与马共谈判，马共在1955.6以马来亚民族解放军的名义主动建议和英国政府，就实现马来亚和平、民主与独立问题举行谈判，也愿与马华印联盟和其它主张以谈判方式结速战争的政党会商和平问题，东姑鸭都拉赫曼Tengku Abdul Rahman和陈祯禄Tan Cheng Lock等人便在北部一个小镇”华玲”与马共的”陈平”举行谈判，但这次谈判在英人的操纵和破坏下于1955.11月底破裂，未能达成协议。
后英国殖民者改变主意给予马来亚自治，1956.1，东姑鸭都拉赫曼率马来亚联合邦代表团与英政府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同意马来亚联合邦于1957.8.31在英联邦内完全自治与独立，双方同意谈判结束后由英方指派李德宪制调查团Rendel
Commission就联合邦未来宪制问题拟出报告书，独立后马来亚联合邦仍承认英国有充份权利在联合邦保持”为履行英联邦义务和国际义务所必需的武装力量”，随后马来亚联合邦又同英国签订”外部防御和互助协议。
东姑鸭都拉赫曼在马来亚联合邦独立后，便计划将沙劳越、沙巴和新加坡纳人组成马来西亚，英国也支持以此对抗印度尼西亚，这个野心在1963年得到实现。李光耀起初也很热心此计划，并在1962年在新加坡举行表决，结果大多数赞成加入马来西亚，但后来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对马来西亚的马来人拥有特权的作法难以接受，故在1965年又退出马来西亚。
综观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独立过程，英人一直在打压华人，偏袒马来人，其深层的顾虑是不愿马来半岛出现一个华人国家，那怕是华人祗拥有一半的国会席位和掌握一半的国家权力，故便将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分割出去，以减低华人在马来西亚的比例，又限制华人成为公民的资格以减少华人的选民数量，最后做成一个马来人拥有特权的马来西亚，至今华人不能担任重要的部长职位，武装部队和警察的中高级指挥官必定是马来人，马来语定为官方语言，华语、印度之泰米尔语或巴基斯坦的乌尔都语并非官方语言(注：加拿大英语、法语同为官方语言，新加坡英语、华语、马来语、印度之泰米尔语为官方语言)，又立法让马来人子弟入大学有优先权，导至很多华人子弟被迫到台湾或海外上大学，在1969年马来西亚发生马华种族暴动后，更制定对马来人的经济优惠政策，保障马来回教徒在公立大学及政府的工作机会，马来回教徒贷款及争取政府合约也有优待，包括受教育机会和企业股份拥有比例等。至此华人和印巴人已沦为二等公民。
一个国家的税款是由全体人民贡献的，华人较勤奋和经营生意，实际交税较多，但政府开支却严重倾斜到马来族群身上是平等吗？举例来说各族群学生一同考大学入学试，马来人如成绩比不上华人或印巴人，却可以凭借马来人保障名额进入大学，考取公务员的职位时亦然，你认为合理吗？如果这样在加拿大优待英裔，法裔魁北克会马上独立，如果这样优待法裔，全加拿大非法裔都会暴动抗议。
马来西亚独立后更大量批准同为马来人种的印尼人移民马来西亚以增加马来人数量，而新加坡的分离又降低了华人的数量，以至华人比例大幅减少，以下为1976年的马来西亚各族人口数量：
马来半岛
马来人 5423057
华人 3556771
印度巴基斯坦人 1058771
其它 76855
沙捞越
马来人 212038
华人 347327
海达雅克人 347551
陆达雅克人 95696
米兰诺人 53908
其它 62111
沙巴
卡达山人 217506
穆鲁特人 36173
巴查乌人 95484
马来人 44962
华人 160836
其它土人 156749
其它包括印尼人 125809
以下为1980年的新加坡各族人口数量：
马来人 359700
华人 1819600
印度巴基斯坦人 162800
其它 71800
以下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相加的三个主要民族的人口数量，你们可看出各族人口实际的消长：
马来人 6039757
华人 5884534
印度巴基斯坦人 1221571
相关链接：南洋哀鸿，印尼华人的苦难岁月
“6年前的排华事件给许多人造成了肉体和精神上的伤害，但更为严重的是给国家和民族的不同社会族群带来了仇恨和猜忌。”——印尼总统梅加瓦蒂在出席由印尼中华改革党在雅加达举行的1998年“5月排华事件”6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的讲话内容。
苦难从海上开始华人来到印尼拓殖和谋生，最早可追溯到汉朝，但有正式记录的第一个来到印尼的华人是东晋高僧法显，他由海路去印度取经时途经印尼。明朝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曾看到爪哇与苏门答腊等地已有不少华人聚居。到了19世纪70年代，清朝政府对海外移民由敌视改为护卫后，出现了华人移居东南亚的高潮，大量的破产农民纷纷到海外去开拓他们生存空间的新边疆。清政府也设置领事机构，对侨民实施保护。
华人前往东南亚地区，也与欧洲殖民者在中国东南沿海掳掠、诱骗廉价的苦力，即所谓“盗人”政策有关，这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1622年，在印尼从事殖民活动的荷兰人，从中国掠取了1150名华人，以密集装运的方式用船运往印尼。这些华人因腹泻、饥饿以及船上的苦役等原因，途中已死了半数，其中预定前往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的571名华人，在海上已死去475人，登陆后又死了若干，最后的幸存者只有33人。可以说，华人在海外艰辛苦难的岁月，在南中国海的波涛上就开始了。
从17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的200多年间，华人在印尼从事最艰苦最危险的星荒和种植工作，为印尼的开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一点连许多西方人也不得不承认。达夏德神父1685年路过日达维亚，他的感想是：“中国人勤劳聪明，没他们的帮助，根本谈不上生活的舒适。他们耕种土地，而除了中国人外几乎就没有工匠了。”印尼作家甫格·沙勒也说：“华人虽受到各种压制，但以坚韧不屈著称。中国人开小商店，也当菜农、渔民、裁缝、木匠、打石匠和舢板船夫……作为货郎，他们整天背着沉重的包袱，从一条巷子走到另一条巷子去叫卖。”尽管华人是以勤劳的汗水与合法的劳动来谋求生存，但他们所受到的种种不公平和惨无人道的待遇，绵延了数个世纪，直到今天。
洪丝丝先生在为《印度尼西亚华侨史》一韦所作的序言第一句话就是：“源远流长的华侨历史是血泪斑斑的。”
印尼华人所遭受的第一次大规模迫害是发生于18世纪中叶的红溪惨案。荷兰殖民者需要华人劳动力时，就千方百计掠取华人入境，并一度严禁华人入境后再离开。当殖民地华人人口激增时，殖民当局又严厉限制华人移入，未经批准登岸的华人，将受到逮捕和罚做苦役，乃至处死。1740年7月，荷兰当局下令，凡属可疑的华人，不管有无身份证，都先行拘押。几天后，巴达维亚盛传许多华人在押解途中惨遭杀害，尸体抛到海中。华人愤慨之余，人心惶惶，许多人逃出城外遁入山林。荷兰人惧怕华人起来造反，决定清除和追杀城里城外的所有华人。华人不得不以木棍、锄头反抗。10月9日，殖民者借口搜查私藏军器挨家挨户屠杀华人，华人区20多处起火，大部分建筑物化为灰烬。殖民当局还煽动一些愚钝无知的土人攻击华人，答应每砍一个华人的头，奖赏银钱若干。结果，全巴达维亚的华人，除少数依附当局者外，差不多无人幸免，被打死、烧死、吊死或溺死的共有1万多人。流经巴达维亚的一条名叫红溪的河流，终于被华人的鲜血染红了。 关于红溪事件，后来荷属东印度的杂志有过这样的记载：“凡属华人，无论贫富、老少、有罪无罪，凡是被遇见的人，都遭无情杀害，怀孕的妇女，哺乳的母亲，无邪的儿童，颤栗的白发老人，都被刀剑所屠戮。这些于无寸铁的俘虏像绵羊般地被割断了喉管……不久，火焰和杀戮遍及全城。郊区的情形也是一样。河水被鲜血染红，尸体满街，死神到处狰狞横行……暴行并不因黄昏天黑而停止。受伤者的呻吟，人的疯狂叫喊，彻夜可闻。”（转引自朱杰勤：《东南亚华侨史》）
惨案发生后，恶果很快就显示出来，巴达维亚的商业活动几乎陷于瘫痪，蔗糖生产停顿，经济大倒退，政府税收大减。大屠杀前的税收达13130银元，大屠杀后锐减至5530银元。
在邦加的椰树林中
印尼独立后推行一系列的同化政策，在经济与文化上对华人实行诸多限制。1965年“9·30事件”后，苏哈托领导的军方将苏加诺推翻，同时展开了规模空前的排华与大屠杀，华人遇害者人数一直未有正式统计，学界的说法从20万到30万不等。 华人在印尼最容易被当作是最适当的政治牺牲品、社会矛盾的替罪羊
和出气筒。在别有用心的人的唆使、误导下，不少原住民将华人视为夺取原住民财富的人，是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的根源，是与高官显贵和军人勾结来欺压原住民的外来者，是专搞色情赌博走私等非法生意的败类，是一群入乡不随俗、信异教的支那人，是剥削工人的老板。
华人背负着“占总人口3％的华人控制全国70％以上的财富”这一罪名。这一说法严重缺乏事实根据，事实上，印尼的许多重要产业如石油、矿产、林木、各种土特产、粮食、城市房地产建筑、银行主融、电力、汽车。香烟等，都被有背景的原住民特权集团所垄断。印尼600多万华人（一说1000万）中，称得上富豪的只有数人，中产阶级充其量也只是几十万，仍有几百万属于中下阶层、甚至是赤贫阶层，和其他族裔其实并无太大的区别。许多华人一辈子都住在穷乡僻壤。
一位已返回中国居住的印尼归侨通过因特网向印尼总统哈比比写信，信中说：“我合着眼泪……告诉总统阁下，邦加（按：印尼某海岛）这个美丽、迷人的原始小海岛，那里有着我祖先的辛酸泪、血汗史，埋葬着我祖先的骸骨和忠魂，更有我祖先开天辟地所创立的丰碑。有了千千万万华人汁后才能从荷兰统治者千里接收效益极佳、当时就可以充实国库的许多锡矿……邦加的椰树林中埋葬着我们数不清的当“猪息”的先辈，他们静静地躺在异国他乡土地下，野草丛生，默默无闻。总统阁下，你们实在应该给他们补挂勋章，来表彰他们对当地经济的伟大功绩。”
公然的种族歧视
然而印尼当时的一些当政者为了迎合某些不健康的情绪，为了转移社会矛盾，对华人制订了一系列以歧视和排斥为主要内容的政策（当然，冷战的大环境也是造成这结果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而无视联合国关于人权和反种族主义的宣言和公约。
印尼独立后对华人的歧视政策举要（其中一些政策现已作修改或被取消。此处参考了暨南大学华侨所黄昆章教授的著作，特此致谢）：＊严格选择入境对象，指定入境口岸，对华人入境者规定诸多入境条件。
＊根据1958年第10号总统条例， 10多万华人被强迫遣返中国。由于严禁华人入境，只出不进，此后印尼华人人口的增长主要依靠人口的自然繁殖。
＊延长华人取得永久居留证所需的居留年限。“9·30”事件后，政府更暂停办理华人侨民加入印尼国籍达数年之久。此后华人办理入籍时，手续繁杂，费用高昂。
＊华人已加入印尼籍者，其居民证上仍被打上“非原住民”记号，即使此人已不会说华语。
＊提高华人的各种税额。
＊限制华人的居留地点、旅行和营业。限制华人的职业，限制华人在政府部门任职。
＊取消对华校的资助，限制办学范围，并取缔部分华校。到70年代中期，华人子女基本上丧失了接受中文教育的机会。政府还限制华人青年报读大学。
＊1965年“9·30”事件发生后，印尼政府全面取缔华文报刊，禁止使用华语，禁止进口中文印刷品和华语音像制品，到印尼旅游的人必须在入境表上申报是否带有“危险物品”，包括毒品、武器和中文印刷品。
＊禁止宣扬中国文化和习俗，提倡改名换宗，大部分华人社团被禁止。80年代中国太极拳风靡印尼，当局深感不安，下令太极拳要改名为“印尼疗法操”，并配以印尼音木。
＊苏加诺时期，限制华人从事外贸。汽车贸易、碾米、木材等重要行业，禁止华人零售商在县以下地点经营。苏哈托时期对华人采取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在限制方面，包括对转汇和转移资主、经营期限、股份比例。中标权等等的限制。
据印尼一个民权组织的统计，目前至少有16项法律存在种族歧视，其中13项是直接针对华人，涉及范围包括民事、政治和社会权利。
90年代最大的排华凤潮发生在1998年5月。在亚洲主融风暴冲击下，印尼经济迅速陷入困境，面对前所未有的“反贪污、反独裁”的政治改革运动，苏哈托政权故伎重演，有组织有计划地挑起更猛烈的排华浪潮，企图把要求政治改革，挽救国家经济的爱国学生运动，与抢掠烷杀。强奸轮奸的排华暴乱混为一谈，同时让华人成为社会矛盾的祸根，然后再给予严厉的镇压和军管，从而度过政权危机。
在黑色的五月，印尼华人被毁的商店和住所有数万间，财物损失超过20亿美元，10多万人出国避难，上千名华人遇害。至少有160名华人妇女遭到了有组织的轮好，被辱妇女从10岁到55岁不等。轮奸场面有的就在大庭广众之下，有的受辱妇女被暴徒用铁条捅入下体，有的遭强奸后被推入火中活活烧死。
痛定思痛
印尼的社会动乱和排华恐怖引起了印尼华人的深刻反省：
一、必须积极地保护自己的权益，摈弃“不管政治，只顾赚钱，逆来顺受，打小算盘又不团结”等等消极的态度。华人社群借哈比比接任总统后解除党禁的良机，先后组织了一些华裔政党和团体，如中华改革党、印华百家姓协会、印尼华裔总会等等，以争取和捍卫华人的政治权益和其他权益。
二、成为纯华裔的政党并不一定有利，而参加原住民温和派领导的大党或组织以华人为主、有各民族参加的政党更为稳妥，如著名经济学家郭建义已成为梅加瓦蒂的斗争派民主党的主要智囊。华人作为少数民族，只有通过与全体印尼人站在协同立场，共同行动，方能有所作为。目前的政治形势对华人有利，无论是执政的专业集团，还是赖斯领导的伊斯兰教背景的国民公义党，都宣布了亲华人的政策（当然这与竞选有一定的关系）。
三、理性地自我定位。动乱中一些华人离开了印尼并发誓不再回来，但绝大多数印尼华人仍然要在印尼生活下去。他们如果希望平安地生活下去，就必须首先将自己定位为“印尼人”，其次才是“印尼华人”，和所有族裔团结在一起，热爱印尼，建设印尼，勤劳致富但不要炫耀财富，和睦共处，为争取基本人权和平等的公民权而共同斗争。
争取阳光下的权利
华人是青石板下的小草，只要有阳光，在哪里都能冒出头来但这又是怎样的一个“头”呢？不错，赚了钱，盖起了中国式的华屋美居，成立了会馆，逢年过节热闹一番，与军方强人或政坛大佬攀上关系，孩子有钱去欧美留学等等等等。华人认为这就够了，华人只是来海外开拓生存空间的新边疆的，有一方热上能谋食活命繁衍子孙就可以了，至于当地的政治，华人一般总是谦卑地弯腰让开道路，让人口占多数的当地人昂首阔步据而有之。
海外华人对所在国政治的退避三舍，是多种因素造成的，譬如殖民当局的分而治之政策（让华人成为殖民地经济机器的主要零件，而让原住民参与公共行政事务，日本人占领东南亚后原住民的参政热情得到进一步的激发与扶持）；原住民的人口众多和久居于此在社会权力结构中占据了一定的优势；此外．华人对政治的态度倾向消极也是重要原因。
海外华人希望通过自己的勤劳（其磨砺身心的程度令人惊讶）和机巧（这是“祖传心法”）在海外过上比家乡乡绅更为富有闲适的生活，并通过与权势人物的利益结盟来保护身家的平安（这实在不能算作是“政治”）。
其实，避免卷入当地政治，是世界各族移民的通病。美国知名学者和评论家欧文·豪在《父辈的世界》一书中写道：在美国生活的一切开放领域中，犹大移民涉足最迟缓的，便是传统的政党政治。
在印尼，华人原本薄弱的参政意识被长期的军人专制高压所消磨，但1998年的黑色五月终于使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意识到应当以积极的态度参与政治，不是以走权势人物后门的方式，而是堂堂正正地以成立社团、竞选各级议会席位和公布自己的投票态度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存在和维护华人社群的利益。哈比比开放党禁、言论自由的开明政策所形成的“政策保护”，成了历来对政治有畏惧心理的华人的一颗定心丸。华人政党已逐渐为外人所知：印尼中华改革党、大同党、印尼同化党等等；印尼华人已破天荒地赢得国会议席，尽管只有一个；印尼华人也积极参与到原住民的政党中去，为某种政治信念，更为超越族群的更大社群谋求权血。
黑色五月之后和今年6月大选之前，有不少华人携家眷细软逃往国外，但印尼华人的大多数只能留在印尼，作为印尼国民尽义务、谋生存、求发展。笔者相信，通过不懈的努力，印尼华人一定能够搬掉压自己身上的种种“石板”，挺直腰杆站立在阳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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