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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核司令”隐姓埋名数十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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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06/13 出处：厦门日报 |
“如果当初我不回国，没有到核试验基地，可能个人会有更大的成就，但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幸福，因为我把一切都与祖国的国防科技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引子
2005年4月22日，记者见到了中国核武器技术开拓者、“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这位传说中极其神奇的“核司令”正在厦门休养。虽然已是87岁的高龄，进入耄耋之年，但程开甲依然步履轻盈、思维敏捷，谈论中充满睿智。忆往昔峥嵘岁月，他充满深情地说：我怀念那片神秘、神圣的大漠戈壁，怀念曾经与我一起为了祖国的核试验事业奉献过、战斗过的同事、战友们，怀念那里的罗布泊、孔雀河、博斯腾湖，怀念那里的胡杨林、红柳丛、马兰花，怀念那里的一切。
面对面
钱三强“点将”
隐姓埋名搞核试验
记者：您从哪年开始参与原子弹研制工作，事先知情吗？
程开甲：1960年，我在南京大学教书，有一天接到上级命令，让我去北京报到，也没说去干什么，当时南大的郭影秋校长也不知道是去干什么。到了北京，被指引着上核武器研究所，才知道被钱三强亲自“点将”，参加原子弹研制工作。
记者：据说参与研制工作的科学家都隐姓埋名，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程开甲：搞原子弹，在当时是国家最高机密，对于我们来说就意味着与外界断绝联系，不参加学术会议，不发表学术论文，每个人都严格遵从“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保密条令。我可以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有一对夫妻接到命令后互相隐瞒着，只含糊地告诉对方和家人：“有工作，要出差”就匆匆赶到核试验基地。一天，女专家在孔雀河边的一棵老榆树下洗衣服，偶一抬头，哟，那个刚刚从树下走过来的人，不就是他吗！她一喊，她丈夫也愣住了，两个人几乎异口同声地问：“你怎么来啦，不是说出差了吗？”可谁也没有回答，只是会心地相视而笑。这次巧遇成了核试验场区的一个美谈，从此，基地上的人便称那棵树为“夫妻树”，那位女专家的名字就叫王茹芝，是国防工程方面的副教授，真人真事。
记者：那您如何与家人联系呢？
程开甲：最初的几年，主要是靠到北京和内地其他地方开会的时间偶尔回趟家。家里人只知道我忙，却不知道我从事的工作，时间长了，他们也不问了。1969年，全家搬到核试验基地，也就没这些麻烦了。
喝苦水住帐篷
最大的享受是吃西瓜
记者：核武器试验基地当初为何会选址罗布泊？
程开甲：核武器试验基地最初按苏联方面的意见选在敦煌，设计的试验场最大可以爆炸两万吨级威力的核武器。指挥过上甘岭战役的志愿军高级将领张蕴钰，时任组建核武器试验基地的首任司令员，他实地考察后，感慨万分：美国在比基尼岛已经试验1500万吨TNT当量的氢弹了，我们建个试验场只能试验2万吨级的原子弹，这真令人费解！他亲自开着车在戈壁急驰，在沙丘穿行，他要为我国寻找自己需要的核试验场。经过了艰苦的实地踏勘，他说：“苏联给我们选的这个地方不行，可真是麻子不叫麻子，叫坑人。”他将自己意见上呈到北京高层，这才有了后来的决策转变：由敦煌转场，西出阳关，叩响了罗布泊的大门。他对我说过：“将鲜红的热血涂在印版上，印出光灿的国史，有此机遇何志不酬呢？”
记者：罗布泊，人称“死亡之海”，沙丘绵延、凄凉荒寂，据说生存环境相当恶劣。您从“鱼米之乡”到西北大漠，最受不了的是什么？
程开甲：喝水的问题。在戈壁滩上，水就是生命，这里每年降水量只有十几毫米，上百公里很难找到一个水泉。我们喝的是场区的一条叫孔雀河里的水，盐碱浓度高，又咸又苦又涩，而且水质不好，一喝就拉肚子，可它就是当时惟一的水源，拉肚子也得喝。第二个是风沙大，沙尘暴一来，漫天飞沙走石，人称“黑风”，闻之色变。我们一开始住的是帐篷，风沙一来就被掀翻了，有时候半夜起来赶紧要拽住帐篷，要不风就刮跑了。住帐篷还有一个难受处：冬冷夏热。戈壁滩夏天地表温度高达六十多摄氏度，没有一棵树，帐篷里热得像蒸笼；冬天温度降到零下二十多摄氏度，帐篷里又冷得像冰窖。那时的帐篷很薄很薄。
记者：住的是帐篷，吃的呢？
程开甲：吃的都是粗粮，米呀、面呀，蔬菜特别少、荤的东西也很少，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咸带鱼，但是很少能吃到。那时候最享受的事情就是偶尔能吃到西瓜，西瓜从几百公里外运来，一路颠簸，加上日晒，都变了样，但是很好吃，我们馋得连皮都吃下去了。我算比较晚去的，条件还好一点，那些从1958年春天开始前去先期建设基地的干部战士因为营养跟不上，缺乏维他命，很多人得了夜盲症，牙龈也出血。后来基地就动员大家吃榆树叶补充营养，那里有条低洼的蚀沟，长了一些榆树，大家就吃那树上的叶子，以后基地就叫它“功勋榆树沟”。
记者：在基地里，您每天是怎样安排的？
程开甲：在基地里是没有节假日的。一早起来，吃完饭，就开始工作。当时我负责整个研究所工作，每天要到各个点站了解工作的进展，看谁有什么问题就提出来，大家一起讨论，解决。一直要工作到很晚，饿了，最好的宵夜就是吃凉馒头，把出差从北京带来的固体酱油，兑点水化开了，沾着吃。由于每天都绷紧神经，我患上了失眠症，严重时，整夜整夜地难以入眠。
见证我国首颗原子弹爆炸
我跟他们说：它不能不响
记者：作为我国核试验技术的总负责人，您参与主持决策了几十次核试验，被人尊称为“核司令”。您还记得首颗原子弹试验时的心情吗？
程开甲：紧张、兴奋那都不用说，但我有一种强烈的信心，我们的理论和试验技术研究工作是扎实可靠的，我对张爱萍和张蕴钰说：它不能不响，一定响，一定保证安全，一定能拿到大部分数据。结果证明在第一次核爆炸中，我们一千多台的仪器，拿到的是100%的测量数据。这些仪器设备都是我国自力更生研制的。
记者：能不能给我们描述一下，首颗原子弹爆炸那一意义深远的历史性时刻的情形？
程开甲：1964年10月16日我们用塔爆炸方式试验首颗原子弹。我的岗位就在离爆心17公里的主控站。当时国防科委的副秘书长张震寰还闹了一场虚惊。他知道，在主控室里指挥的人，是不能见到那道强烈闪光的，更甭提见到腾空而起的巨大蘑菇云了。为了最早得知爆炸是否成功的信息，他耍了个小聪明，将主控室对着爆心开着的一个小洞上的防护光辐射和冲击波用的钢板，设法留了条缝隙，如果爆炸成功，在未听到声响前，就会有强光照射进来，他想第一个看到。但随着报时：“……5、4、3、2、1、起爆”，主控室的其他技术人员通过观测仪器反应，确认爆炸成功了，张震寰还怔怔地，没等到强光的出现，他说，坏了。你知道他为什么看不到光线吗？原来负责最后安全检查的人员把那小洞上的防护钢板关死了。想要做第一个看到核爆的人，反而落了后。（呵呵而乐）
还有另一场虚惊。原子弹爆炸后，远距离测量击波压力给出的数据报到了我们指挥所里说核爆炸只有6千吨的威力，这让在场的领导们都惊呆了：与设计参数相差也太大了。我说，不会的。再等等前方近区的测量数据。最后综合了各项数据，经过精确计算，确认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威力是2.2万吨级。那个远距离的测量数据，是受到了气象等方面的影响。实际上大气层核试验容易受外界因素干扰，影响测试的准确性，也影响武器的发展。所以以后，我力主试验方式转入地下。当然，也有个保护环境和利于保密的问题。后来，全世界都不搞大气层核试验了。
这辈子最大幸福
与祖国的国防科技休戚相关
记者：您在西北大漠呆了20多年，在那么艰苦的环境里是什么支撑着您坚持了下来？
程开甲：中国的原子弹研制是在有核国家的核恫吓、核讹诈下进行的，我们知道我们搞的是“争气弹”，铸造的是核盾牌，所以再苦再累也心甘。每当遇到困难，我们都会给科技人员打气：搞原子弹是件开天辟地的大事业，如果我们不努力地去干，去攻关，去完成任务，是会后悔一辈子的。
记者：现在再回首在核试验基地的岁月，什么使你最难忘？
程开甲：我怀念那里的一切。最难忘的是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对我们的信任、关心和爱护。每次核试验前，周总理首先考虑的是人的安全问题。他向我们提出了十六字方针：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每个在基地工作过的人员都能倒背如流，并铭刻在内心。最难忘的还有我的同事、战友。在那块土地上锻造出来的“两弹一星”精神（即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值得代代传承。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您有多种身份：中科院院士、“核司令”、大学教授、留洋博士、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哪一种身份是您最喜欢的？
人物名片
程开甲，江苏省吴江市人，1918年生，中共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开拓者之一和中国核试验事业的创始人之一，创立我国自己的系统核爆炸及其效应理论，为我军的核武器应用奠定了基础。
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1946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工作。1950年回国，历任浙江大学、南京大学教授，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核武器试验技术研究所所长、核武器试验基地副司令员。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6年起任国家超导专家委员会顾问。现任总装备部科技委顾问。
背景
从1958年的夏天开始，中国有一大批卓有成就的科学家陆续地退出了公众的视野，从科学舞台上“集体失踪”。
数年后，贫穷落后而又蒸蒸日上的新中国在世界东方的地平线上，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氢弹，在本国国土上成功地进行了导弹核武器试验，人造卫星也在天宇奏响了《东方红》。“两弹一星”打破了当时美苏等大国的核垄断，大振了中国的国威、军威，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业绩。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过：“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又过了几十年，人们才渐渐了解原来“失踪”了的科学家们当年都蛰居在西北戈壁荒滩，为了国家利益隐姓埋名衔命研制“两弹一星”，默默奉献自己的青春，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99年9月18日，新中国成立5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学家授予“两弹一星元勋”称号，中国核武器技术开拓者程开甲赫然在列。
故事1 曾经是顽劣少年
程开甲出生于江苏吴江一个家道中落的家庭，小时候，十分顽皮，一门心思就是玩，小学二年级竟然连着留级三次，全校上下都叫他“年年老板”。有一次他拿了钱一人跑到上海疯玩到花光最后一分钱，露宿街头。最后被家人找到带回，挨了一顿痛打，也是惩戒最严厉的一次。或许正是这破天荒的一顿痛打惊醒了梦中人，他开始发愤读书。
在程开甲的成长路上，很幸运地遇上了许多好老师。在浙江嘉兴秀州中学读书时，数学老师姚广钧发现了他的数学天分，并发现这孩子有一股“驴”劲，越是难题，越是较劲。姚老师便常把解难题的任务交给程开甲。每次程开甲为他“争光”后，姚老师都会当面夸他：瞧瞧，比老师还厉害。在老师的激励下，程开甲对数字的记忆力和数学水平让全校师生为之折服。
在上大学的生涯中，程开甲受师于束星北、王淦昌等教授。后来留学英国，又师从著名的德国理论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玻恩教授，并成为教授的得意门生之一。晚年的程开甲提及这些恩师时，依然充满敬爱之情。他特别提及了束星北，早在1940年，在束星北的家里，束先生就非常前瞻地和程开甲探讨了中子和核裂变反应问题。
故事2 家里的“甩手掌柜”
全身心投入工作的程开甲，如何处理工作与家庭的关系呢？
正如一句名言所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个伟大的女性。程开甲因为工作关系，无法顾及家庭，在家基本上就是个“甩手掌柜”，照顾5个儿女的重担都落到了夫人高耀珊的肩膀上。程夫人十分贤惠，也是一名中共党员。尽管自己不清楚丈夫具体从事什么工作，只知道很重要，却不深究，就认定一点：支持丈夫的工作，其他的一概不问。
程开甲的大女儿程漱玉，现在是他的助手兼秘书。回忆起小时候，程漱玉印象最深的就是父亲关在书房里整天写呀算呀，母亲最常对他们说的一句话就是“轻声些，别吵着你爸爸。”有一段时间，他们都很难得见到父亲的面，一直对父亲都有一种敬畏感。
程开甲上了年岁后，组织上安排了同样做物理研究的女儿程漱玉当了他的助手。程开甲并没有因为是自己的女儿就降低对她的要求，相反的要求极严，交办的工作绝不能出一点差错。
有趣的是当年令人敬畏的父亲，如今却寸步难离女儿的照料。自从程夫人过世后，程漱玉担当起了秘书、助手还有管家的角色。在采访过程中，程老说的普通话带了口音，我们不理解的，她就在旁边翻译，还时不时给程老倒开水，提醒他不要激动。程老都乖乖地听话，享受着女儿贴心的“管教”。
印象 秘书眼里的程开甲
从“难伺候”到“真佩服”
如今在厦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当纪委书记的王保民，是程开甲的首任秘书，于1981年初至1984年在核试验基地为程开甲当了近四年的秘书。
提起对老首长的印象，王保民笑着说：那时候基地盛传他“难伺候”，刚开始到首长手下工作时，自己心里挺忐忑的。听说在我之前已经走了好几个秘书，都是呆了十来天就被“炒鱿鱼”了。我刚开始的试用期也是15天。
接触了后，细心的王保民发现，程开甲“难伺候”的地方就在于他的严谨求实，他最看不得工作偷懒、做事敷衍、粗枝大叶的人。长期从事科学研究，使他养成了绝不含糊的态度，不对就是不对，哪怕是面对着最高领导。他最讨厌不守时的人，来得早和来得晚的，一样不受欢迎，按他的话就是：来得早是浪费自己的时间；来得晚是浪费别人的时间。他以身作则，工作起来废寝忘食，身边的工作人员自然也不能懈怠。
相处久了，王保民则深深为程开甲的人格魅力所折服。他发现对程开甲的话，张爱萍和张蕴钰将军总是十分重视，也深得中央首长的敬重。有一次拉家常，王保民问起程开甲当年为什么回国，程开甲郑重地说：小王，你知道当时外国人是怎么看我们的吗？他们把我们当成劣等民族。我就是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回来的，我就不信我们中华民族不会富强起来。这句话，王保民至今记忆犹深。程开甲的爱国、奉献、敬业、开拓精神与务实、严谨的作风，也成了王保民学习的榜样。王保民入伍前尚未读完初中，后来锻炼成才成为核试验基地作战试验处处长，在试验现场一线组织指挥了我国核试验暂停前的最后几次核试验，转业前已是基地师级领导干部和大型国防科研组织指挥管理方面的人才，编著了50来万字的《核武器试验与管理》一书，还正式出版了《瀚海沉吟 岁月如歌》个人诗文集。
这位面冷心热的首长绝不允许身边的工作人员拿他的招牌为个人谋利益，但对于勤奋上进的战士却很关心，他的警卫员中有的成长为军级领导干部，有的成了著名的诗人。离开基地后，程开甲与王保民还常常联系。此次在厦门为王保民散文集《大漠风流》作序时，程开甲开篇便写道：“保民与我，用时下通俗的说法，是很有缘分。我打心底里喜欢他。”用程漱玉的话说：“老爷子对保民比对自己的儿子都亲。”
撰文/廖慧娟 辛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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