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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和国的第一场“文字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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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06/12 出处：多维 |
——专访胡风女儿晓风
今年5月13日，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50周年。
今年6月8日，是胡风辞世20周年。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起大规模“文字狱”，数以千计的人被打成“胡风分子”、“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判刑、劳改、管制、抄家，被逼疯致残，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其中不少人是极有才华的作家学者，酿出无数令人潸然泪下的人间惨剧。最高决策者关于这一“文字狱”的逻辑、方式，上承十多年前的“延安整风”，下启当年的“肃反”、两年后的“反右”，四年后的“反右倾”、八年后的“四清”“社教”，一直到中国二十世纪灾难的顶峰──“文革”。在这十余年中，所有策划和参与构陷“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人，除了毛泽东本人，先后落到与胡风相似的命运。5月9日，多维记者对现居北京的胡风的女儿、中国艺术研究院退休研究员晓风（张晓风）进行了电话采访。
飞来横祸
年过花甲的晓风，去年送走了母亲、儿童文学作家和传记作家梅志，但幸而赶在母亲辞世之前，在海外出版了《虽九死其犹未悔──我的父亲胡风》（美国溪流出版社），在此之前，她还编过《我与胡风──胡风事件三十七人回忆》等多种书籍，让母亲感到了后继有人的欣慰。
半个世纪风浪之后回忆往事，晓风声音相当平静。她告诉多维记者：“去年出的书把我掌握的材料都写进去了。过去五十年了，很多档案还是没公开，所以更深层的内容还是不大能把握住。只能从旁边的史料，例如当事人、受害者的回忆录写到的内容来推测。”她推荐了许多胡风事件的回忆和研究专着，还说，2002年胡风百年诞辰，复旦大学中文系与苏州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研讨会的论文成果，由复旦的学者主持编辑成书，但到现在尚未出版。“胡风事件属于‘重大历史事件’，所以有关选题必须报批。我也不想让出版社和有关人士为难，不去催。”没能赶在胡风事件50周年之际问世，晓风流露出一丝遗憾。
胡风事件时，晓风刚刚16岁，正上高中一年级。她告诉多维记者，她家在北京的北海后门的太平街甲20号，父亲搬到北京时买下这个非常破烂因而也非常便宜的四合院，兴致勃勃地设计装修方案，采购家具，订制书柜，整修厨房厕所，还买了花卉果树，花了跟房价差不多的钱建设这个家。但晓风到师大女附中上高中后无法理解山雨欲来的气氛，乾脆在校住宿，不常回家。她在《虽九死其犹未悔》书里写道：“5月13日正是星期五，看到报上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一批材料》，感觉如雷轰顶，被震懵了，不知如何是好，这个周末就没回家，直到下一个星期六（5月21日）才回到家中。”
家里已是物是人非，“外婆流着泪对我讲述了那天的情景。那是5月16日的晚饭时分，由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刘白羽陪同，公安机关带人来我家搜查，抄走了床边、桌上、抽屉内的所有文稿、书信、照片、日记以及一切他们认为有价值的物品，甚至将小院的那几棵树下面都掘地三尺寻找，以防那里藏有什么‘罪证’。折腾了整整一夜，到第二天凌晨将我父母分别带走了。……”
时间开始了，时间终结了
开国大典之后，胡风于兴奋之中写下一首着名长诗，《人民日报》连续几期以整版篇幅发表。已故学者李慎之晚年回忆：自己曾以为那种盛况“决然无法用文字表达”，但胡风竟表达出来了。名句不胫而走──“时间开始了！”但是对于胡风，仅仅五年，他的“时间终结了”。
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的胡风逮捕证，显示是1955年10月17日由公安部签发：“1955年5月18日经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胡风。这是胡风被捕五个月后补办的手续。实际上，胡风被拘捕是5月17日凌晨，毛泽东说，胡风“是全国人大代表，必须经过人大常委会批准才能逮捕”，人大常委会第二天走了个过场。逮捕证上日期这么填，是为了掩盖先斩后奏。
胡风夫妇被分别拘禁在公安部看守所，老人孩子的生活费用由晓风到公安部传达室找专人领取，“不过，那不是政府给的，而是来自没收的我家存款。”后来才让她和弟弟去见母亲，父亲则绝不许见。
《人民日报》先后于5月13日、24日和6月10日连续发表了三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随后出版单行本，发行500多万册──当时全国人口才多少？识字率才多少？与“批判的武器”并举的是“武器的批判”：各地公安出动捕人：上海抓了王元化、何满子、彭柏山、张中晓、贾植芳……北京抓了路翎、绿原、牛汉……武汉抓了曾卓、郑恩，杭州抓了冀□、方然，湖南抓了彭燕郊，天津抓了阿壠、鲁藜、卢甸……
《人民日报》上那些份量极重的话，强烈地显示必有来头──这是钦定铁案！
“三十万言书”与“两个口号”
胡风到底犯了什么大罪呢？触怒当局的直接导火索，是因为胡风在前一年，1954年7月，向中共中央呈递了一份28万字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俗称“三十万言书”。晓风对记者说：父亲当时将“三十万言书”交给了中共中央文委主任习仲勋，不过，习收下时说“我很快就不管这一摊了”。胡风这个报告是对《文艺报》1953年第二期林默涵、第三期何其芳对胡风批评的反驳，林是中宣部文艺处长，何是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都是中共声名赫赫的文艺批评家。中共中央将“30万言书”交中国作协主席团处理。
《报告》分四个部分：一、几年来的经过简况；二、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三、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四、作为参考的建议。前面有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八千字长信。晓风说：“三十万言书”批评了1949年到1954年文艺界各方面的情况，申诉自己遭遇到的不平，这使毛泽东十分忌讳：我信任的文艺官员，执行我的文艺政策，你认为错误那么多、那么没有用！其中“五把刀子”更让他们感到刺眼──“三十万言书”中说某些理论家在读者和作家头上放了五把“理论刀子”：作家得首先具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算生活；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重要题材”一定得是光明的东西。胡风遭难的更深层原因，就说来话长了。
胡风原名张光人，出生于湖北蕲春县的贫寒之家，是李时珍的同乡，上中学起就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他先后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就读，去日本庆应大学留学期间，加入了日本反战同盟和日本共产党，1933年被捕，被驱逐回国。在上海他担任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不久接任“左联”书记，在鲁迅的帮助和指导下开展工作和研究，撰写了大量文章，编印丛书、期刊。中国新文学史上着名的“两个口号之争”，埋下了胡风后来的祸根。
所谓“两个口号”，一个是周扬、郭沫若等人推崇的“国防文学”；一个是鲁迅、冯雪峰和胡风等人标举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是革命作家内部就如何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展开的论争。
1935年冬天，已失掉与中共中央联系的上海文艺界党组织负责人周扬，从外刊辗转得知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1936年4月，冯雪峰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从陕北回上海，住在鲁迅家的后楼。晓风介绍说：那段日子，周扬和胡风关于现实主义问题正打着激烈笔仗，冯雪峰没有太在意这些。父亲去看冯雪峰时，冯说“国防文学”这口号不大好，建议另提一个口号。第二天，冯雪峰告诉父亲，口号定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鲁迅也同意了，要父亲写文章反映出去。当晚，父亲便写了简明扼要的千字短文《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交给了冯。冯雪峰看完后一字未改，并说鲁迅也认可。
1936年6月1日文章发表了，新口号引起了周扬一方的愤怒。他们不了解这其实是鲁迅、冯雪峰的意见，认为是胡风有意挑衅他们所代表的党的领导。晓风说：父亲感到有责任再作些解释，但冯雪峰不同意。“雪峰代表着党的领导，父亲只好服从了。”
“国防文学”口号，侧重国难当头时全民族所有文艺家的广泛联合，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更强调在联合中要坚持主导权。今天读者很难理解当年文人为字眼会争得你死我活，而从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可以看出对周扬（当时叫周起应）憎厌之深、周扬他们对胡风戒备之深。
鲁迅重病缠身，这封万字公开信是由冯雪峰起草的，鲁迅在增改文字中写道：“有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一两个，一律洋服，气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鲁迅不相信，“我倒明白了胡风鲠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
视胡风为“内奸”的青年周起应，13年后成了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在周扬眼中，胡风所参加的“左联”是共产党领导的组织，放着“国防文学”口号不响应，去跟鲁迅一道另提口号，不是正坐实“内奸”指控？
可疑的“主观”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风长期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领导工作。他先后主编《七月》、《希望》杂志和“七月诗丛”、“七月文丛”等，艾青、田间、邹荻帆、路翎等一批作家在他指导下崛起，形成了着名的文学流派“七月派”。
胡风接受马克思主义和鲁迅文艺思想，提出许多有真知灼见的文艺命题，他的理论中心是“主观战斗精神”，认为创作是作家的“自我扩张”过程，要求作家用强烈的主观战斗精神去拥抱现实；反对革命文学运动中长期存在的概念化、公式化和庸俗社会学倾向。另一个重要观点是揭示民众的“精神奴役的创伤”。延安文艺家对这些观点都很不信任。
晓风说：由于时代的局限，胡风的文艺思想不可避免地也受到“左”的影响。他认同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但他更提倡要遵循文学自身的规律。反对文艺图解政治。父亲有个“爱爱仇仇”的说法──热爱我热爱的人，仇恨我仇恨的人，而不是按照旨意下去体验生活、写作品。
毛泽东于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奉为“无产阶级文艺”圣经。晓风说，父亲在政治上追随毛泽东，尤其是毛高度评价鲁迅，更使他倾心，但他不赞成把毛这一“讲话”的观点照搬到国统区。当时郭沫若、茅盾都表态拥护“讲话”，而胡风却没有为此着文，党员理论家给他记下了又一笔“反对‘讲话’”的帐。
1945年初，胡风在重庆主编的《希望》创刊号发表了舒芜《论主观》，被认为是与毛泽东整风报告唱反调。晓风说：在延安方面看来，我们正批教条主义，你提倡什么？提倡主观主义！就有了1948年左派理论家在香港对他的那次批判：你胡风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但是在我们马克思主义看来，你不是！新中国马上要建立了，先批你一下，休想拿你那套来冒充正宗马克思主义！
在共产党夺天下的敌、我、友格局中，胡风认为自己大半生追随中国共产党，应该是“我”，“不把自己当外人”；而延安一直怀疑他是“敌”，充其量将之定位为“友”，时刻警惕他以“自己人”的面目出现。这是胡风的悲剧，也是中共的悲剧。
毛泽东下手，这“壶”到那“壶”
中共建政以后，文艺界由延安、解放区出来的官员执掌大权，对国统区文艺另眼看待，五、六年间，不时发起对胡风及他提携的作家的批判，1952年中国作协还召开座谈会，专门“帮助”胡风作检讨。胡风的心情常常感到很压抑，也很不服气，他对文艺领导人的政策有意见，认为不符合这伟大的时代，压制了活泼的创作生命。
1954年10月，中国文联和作协连续举行八次扩大联席会议，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所谓胡适派唯心论倾向和《文艺报》的错误。胡风本来不想发言，经人动员才讲话，一旦开炮就收不住了。晓风说，此前毛泽东并没看“三十万言书”，胡风两次批评文艺界领导人的发言引起毛的注意，这才调来“三十万言书”看。从第五次会议开始，从这一“壶”到那一“壶”──不再批胡适，而完全是针对胡风了。中国作协主席团在1955年1月12日向中央报告，主张印发胡风“三十万言书”。毛泽东当天就批示：“刘、周、邓即阅，退定一同志，照办。”印发干什么？当然是当成“反面教材”。
周扬1月15日给毛泽东和中宣部长陆定一写报告说，昨晚胡风来承认错误，说他是以小资产阶级观点来代替无产阶级观点，思想方法片面，并有个人英雄主义，以至发展到与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相对抗，并说希望不要公开发表他“三十万言书”，如要发表，也希望作些修改，并在卷首附上他的一篇声明。周扬献策：“拟以书已印好，无法补上这样的理由回绝他。”毛泽东随即批示：“（一）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二）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1月26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宣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把胡风推到了绝境。
时任《文艺报》负责人之一的康濯，在《〈文艺报〉与胡风冤案》一文中披露了当时批判胡风的部署，以及如何陡然升级：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工作由周扬、林默涵具体指导。1955年《文艺报》一、二期合刊发表了“三十万言书”中最主要的两部分作为靶子，随后每期都发表好几篇批胡文章。恰在同时，舒芜提供了一批胡风过去给他的私人信件，分类编辑、注释。中宣部决定将舒芜《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和胡风《我的自我批判》同时在《文艺报》5月初这一期加编者按发表，由《人民日报》转载。康濯写了编者按语，《文艺报》排好清样送交周扬，周扬又送毛泽东审阅。一天多以后，毛泽东做了决断：“周扬同志：按语不好，改写了一个，请你和定一同志看看可用否，如以为可用，请另抄付印，原稿退还给我为盼。毛泽东 五月十一日”。毛还下令：“可登人民日报，然后在文艺报转载，按语要用较大型的字”。
毛泽东亲自将“胡风小集团”改成“胡风反党集团”（不久又改为“反革命集团”）。将文艺思想批判一下升格到政治上对敌斗争，而且还是“集团”！下手之狠，连早有整胡风之心的周扬、林默涵等人也瞠目结舌！
私信的致命杀伤力
继第一批材料之后，随后又有了第二、三批材料。毛泽东亲自操刀，写了多段按语，后来有些收入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字字千钧：胡风所领导的一批人“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这一切，成千成万的善良人是不知道的。”
历史已证明“胡风反革命集团”根本不存在，怎样凭空把一个不存在的“反革命集团”制造出来呢？中国成千成万的善良人才真是不知道的！
毛泽东一夜之间洞察敌情，乾纲独断，看来就是因为读到了舒芜提交的那批掐头去尾的信。毛泽东说：“广大群众很需要这样一部材料。”舒芜将胡风主要在四十年代《论主观》发表前后给他的信件，摘引34则，“按照林默涵同志给拟定的四个小标题，进行摘录、分类、注释”：
第一，胡风一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对文艺运动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
第二，胡风一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学队伍；
第三，胡风为反对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和革命文学队伍，进行一系列的宗派活动；
第四，胡风这一切反共宗派活动，以怎样一种思想，怎样一种世界观作基础。
舒芜最后写下一段总结性评论：“整理胡风给我的信中这许多材料之后，不禁触目惊心。……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气息，卑鄙的个人野心的气味，是这样地强烈。”
毛泽东公然号召利用抛出私人信件来整人，他在按语中说：“路翎应当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的而得有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
中共中央成立了肃反领导小组，指定陆定一任组长，派人四处搜集与胡风有关的材料。晓风说，父亲母亲和有关朋友先后被捕，从这些人家中搜出了大量信件，还有一些是主动上交的。公安部动员大量人力物力，整理装裱成册，还“从中宣部机关、作家协会、文化单位及公安部抽调了何其芳、刘白羽、张光年、郭小川等十多人，在林默涵率领下审阅这些文字，用红笔勾勒‘有用’之处，并写上注释，呈交上去”。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此后二十多年，胡风及家人的遭遇不堪回首。
关押了十年半后，1965年11月2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审”胡风，判决说：“被告胡风早在大革命时期，即投靠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为国民党的反动政策效劳。后又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勾引公职人员，盗窃国家机密，造谣诬蔑，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文化事业的领导，破坏人民民主事业，犯有严重的反革命罪行。”判处有期徒刑14年。
春节过后，胡风夫妇被赶到四川。当时已是“文革”前夕，“没想到这一别竟又是十多年，更没想到这一去还是救了父亲，不然的话，留在北京，等待着他的绝对是‘覆灭’的命运”。
“文革”高潮中，由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押送，公安人员把胡风夫妇转到了位于芦山县苗溪的劳改茶场，住进山上一座孤零零的小屋。在这里夫妇还能在一起，一年多后被分开。胡风被关押在成都的看守所，一度单人囚禁。1969年5月，他因14年刑期已满，给军管会打报告，要求出狱，得到的指示却是“关死为止”！
梅志五年后再见到胡风，“已是1973年1月，这里正是位于大竹县的四川省第三监狱。站在母亲面前的父亲竟像是完全变了个人，成了一个佝偻着背、缩着脖子、破衣烂衫、满怀恐惧，在管教人员面前连头也不敢抬的老犯人，再也见不到他那明亮的眼神和独有的眯缝着眼的微笑了。”梅志很快发现胡风极不正常。“他得的是心因性精神病，完全是心理因素所致。他既不好好吃饭也不好好睡觉，总是生活在恐怖与畏惧之中，说有空中启示他曾犯过的‘罪行’，常常念念有词地对空说话。”
许多“胡风分子”遭遇更惨。晓风说起了路翎──他曾经被一些现代文学专家认为是“不亚于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中国最优秀作家之一，其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被誉为“史诗性巨着”。晓风说，她记忆中的路翎“非常年轻、帅气，非常有才华”，被捕时只有32岁，在狱中，他得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不是默默无言，便是长时间狂嚎。他一度被保外就医，痊愈后又不断地上书申辩，再次入狱，被判20年徒刑，1975年才释放，由街道派出所监管在胡同里打扫卫生，靠每户每月交的一毛钱清洁费维生。哀莫大于心死，他那像贫民窟一样的家里，甚至不再有一本书。
晓风说，本人惨，孩子也惨，路翎的二女儿也患精神病，一直未成家。“都是受他的罪名的影响啊。还有几个家庭的子女也得了精神病，例如绿原的小女儿，插队时受了刺激──还不也是受绿原被冤枉成‘国民党特务’的连累……” 被整的人惨，整人的人后来竟也惨：舒芜揭发胡风有功，但在“反右”时在劫难逃；冯雪峰、艾青、丁玲这些曾向胡风等人开过火的人，都被打成“右派”；到“文革”，最先被打倒的就是指挥反胡风运动的陆定一、亲自签发胡风逮捕令的罗瑞卿；随后周扬及其麾下林默涵、张光年、郭小川等一大批人，都被一锅端进了“牛棚”遭到残酷批斗…… 他们在被诬陷、被囚禁的时候，是否想起过“请君入瓮”的成语，是否想起过自己在十多年前对胡风及同伴做了些什么？
1985年3月14日，胡风应约为“巴黎图书沙龙组织”和瑞士《24小时报》写下《我为什么写作》一文，这是他漫长写作生涯中最后一篇文字。他告诉读者：“为了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而写；为了表现人民大众的生活困苦、希望和斗争而写；为了反映社会历史的发展动向和革命的胜利而写；为了有益于人民解放、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而写；也为了探求文学发展的规律，阐明它内有的精神力量而写。”
胡风的骨灰盒上，嵌着屈原的诗句：“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小资料：“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简介
中国着名诗人、文艺理论家胡风1954年向中共中央递交“三十万言书”，对中共建国后的文艺政策和状况提出批评，中共随即对胡风开展批判。1955年5月到6月，毛泽东将胡风及友人“问题”的性质钦定为“反革命集团”，当局连续公布三批胡风及友人的私信作为罪证，展开全国大规模清查和批判。据公安部、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党组1980年《复查报告》统计，2100人因莫须有罪名受到株连审查，实际上受到迫害者远远不止这个数字。胡风承蒙毛泽东开恩下令“不杀”，关押十年后开庭判刑14年，期满之后又改判无期徒刑，一度精神失常。1979年出狱，1980年、1985年、1988年三度平反，推倒一切罪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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