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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人民迎接的是日军，还是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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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06/05 出处：凯迪网络 |
1984年小瓜呆当兵时，有一次去台湾最南端的东港演习，附近有个大鹏营区，日治时代就是水陆两用机场。因为借住民宅，小瓜呆与一位70岁的老人聊天时，谈到这里以前日军也驻扎过，小瓜呆立刻想起历史课本里提到的「南京大屠杀」，就随口问一句，他们在这里一定是「奸淫掳掠、烧杀一空」，不料那老头很不「爱国」，竟用台语回答我：「少年仔，阿本啦比阿山啦好十倍啦！」
这「汉奸老头」的回答让我很不高兴，虽然我也痛恨老蒋的专制，但对着我这外省人第二代说日军比国军纪律好，实在让我很不服气。（或许是因为我福佬话还算「轮转」，让老头以为是「自己人」，所以不隐瞒。）
接下来的日子里，小瓜呆去台北松山、新竹湖口、嘉义水上、台南新营等日军留下的营区时，都问过当地耆老同样的问题。结果不是别人不愿回答（那时还是小蒋的戒严时代），就是一口咬定日军好，从未听过一个年长者说过国军比较好的。
这个结果很伤害我的「民族自尊」，退伍之后我看到马丁、米勒（J. Martin Miller）1900年的著作“China. Ancient and Modern”里，叙述庚子事变那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时说：「只有日本人采取旁观态度，不参与抢劫，并且认为抢劫战利品是全然错误的。」而日军指挥官柴五郎成了民众的「守护神」，日军占领区纪律严明，北京市民还联名向英国公使麦克唐纳请愿，将俄占区改为日占区。
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中也说：「联军中日军在京全然没有对平民百姓行抢掠之道，是当时有目共睹的。作战争先，掳掠落后，一时颇为他们入侵的友军和本地华民，另眼相看。」而日军指挥官柴五郎回国述职时，北京民众竟夹道流泪欢送，这些历史纪录，都让小瓜呆开始怀疑，日军在台究竟是「奸淫掳掠、烧杀一空」，还是让人民「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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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头逢逢雷大鼓，苍天苍天泪如雨。倭人竟割台湾去，当初版图入天府。
天威远及日出处，我高我曾我祖父，艾杀蓬蒿来此土，糖霜茗雪千亿树。
岁课金钱无万数，天胡弃我天何怒，取我脂膏供仇虏！眈眈无厌彼硕鼠。
民则何辜罹此苦！亡秦者谁三户楚，何况闽粤百万户！成败利钝非所睹。
人人效死誓死拒，万众一心谁敢侮？一声拔剑起击柱，今日之事无他语，
有不从者手刃汝，堂堂蓝旗立黄虎。
1895年4月，甲午战败后的清廷，与日本签定「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消息传来，台湾官绅个个是群情激愤。这是对岸「爱国诗人」黄遵宪的七言古诗＜台湾行＞，可以说是以「蓝地黄虎」为国旗的「台湾民主国」的诗史，描述台湾人「誓死护土」的决心，也表现出诗人「寸寸河山寸寸金」的「爱国」情操。
至于当时在北京的台籍官员、翰林、举人，也由丘逢甲领头，联名向都察院递呈说：「闻之道路，有割弃全台与倭之说，不胜悲愤。数十百万生灵，皆北向恸哭，闾巷妇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怀不共戴天之仇，谁肯甘心降敌。」末了还慷慨激昂的说道：「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
五月中旬，所谓的「全台绅民」透过南洋大臣兼两江总督张之洞电奏朝廷，表达了「建国」的意愿，电文中说︰「台湾属日，万姓不服，叠请唐抚院代奏台民下情，而事难挽回，如赤子之失父母，悲愤曷极。伏查台湾已为朝廷弃地，百姓无依，惟有死守，据为岛国，遥戴皇灵，为南洋屏蔽，惟须有人统率，众议坚留唐抚暂仍理台事。并留刘镇永福镇守台南，一面恳请各国查照割地，绅民不服公法，从公割断台湾应作何处置，再送唐抚入京，刘镇回任，此举无非恋戴皇清，图固守以待转机。」
就这样，老蒋历史课本中的「东亚第一个民主国」，台渎论者口中的「第一次台湾毒痢运动」，就在5月21日于台北宣布「毒痢」。原来清朝的台湾巡抚唐景崧，在「绅民入抚署，鼓乐斋送者百余人，行两跪六叩首礼」下，成立了「台湾民主国」。
为了表明「据为岛国，遥戴皇灵」而无「毒痢」的妄想，大清的三跪九叩，此时缩了水成两跪六叩，年号还叫「永清」，连国旗都搞了个台湾根本没有的「黄虎」，表明不敢触犯大清「龙威」，难怪美籍历史学者H·J·Lamley说这是「非革命、非独立、非民主」的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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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鸱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
对岸有位「爱国诗人」，台湾当然不落人后，也有位「爱国诗人」丘逢甲。这首诗中的宰相是指李鸿章，孤臣当然是丘逢甲自己，鸱夷子是指春秋时的范蠡，在辅佐越王句践复国后，知勾践不可共安乐，于是浮海出国，变姓名，自号鸱夷子皮。写的是令人怅然泪下，不过事实也与「台湾民主国」一样，根本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唐景崧在台湾巡抚任内，因筹办全台防务，就从广东募来一批「广勇」；而台湾割让后，仕绅们也广募「土勇」。广勇与土勇合计五万人，虽然装备不错，还有德制克虏伯炮。但既无训练，又毫无纪律；唐又偏袒广勇，至双方嫌隙甚深。
5月29日，日帅北白川宫亲王还未办好交割手续，即命川村景明少将从澳底登陆。而当初豪气万千，自动请缨的守将曾喜照，虽有三营官兵，竟未战先溃。日本陆军中尉石光真清的日记上说：「登陆台湾时，敌人毫无抵抗。」民主国内务大臣俞明震在《台湾八日记》里说：「土民勾结挖金沙匪，引倭人由澳底登陆。」与递呈说的「各怀不共戴天之仇」，根本是两回事。
当时《纽约先锋报》的驻台记者戴维生（James W.Davidson，后任美国驻台领事）说：「日军登岸时，岸上居民给他们很多帮助。」而他叙述曾喜照将军受伤的情形，也让人匪夷所思。「基隆的华军司令曾喜照，在『轿中』受伤」。小瓜呆也算好读文史，从来也只听说大将军「骑马打仗」，华军司令曾喜照竟能首开先例，「坐轿打仗」，也让小瓜呆大开眼界。
虽然日军已登陆，华军抗敌无力，内斗却内行。狮球岭守将吴国华在瑞芳，杀了一名日军的前哨，但包干臣率领的部队来了之后，不但不追击日军，反而争抢日军首级，以「汉奸」为名杀了吴国华的手下，吴国华在前线得知日军首级被抢，立刻回师追击包干臣，三貂岭就这样不战而溃，日军得以长驱直入。而包干臣逃回基隆后立刻向台北报捷，唐景崧与官绅闻讯后还在大肆庆祝，但日军就快攻入台北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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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日军进攻基隆，广勇虽有十二营，但统帅李文魁(原为河北土匪，从淮军渡台，居唐景崧麾下)不敢出兵会战，于是又弃守，日军登陆占领基隆港。戴维生报导说：「当基隆失守而日军进迫狮球岭时、身为民主国总统的唐景崧却按兵不动，台湾北部的防线开始溃灭，败将李文魁乘乱率领捕缉营残兵窜入台北城、前线的其它败兵也纷纷退至城内，各自烧杀劫掠、强奸妇女，文明的台北立刻沦成为人间地狱，朝夕不保，人心惶惶。」
根据连横《台湾通史.独立纪》上说：「李文魁驰入抚署请见，大呼曰：『狮球岭亡在旦夕，非大帅督战，诸将不用命』。景崧见其来，悚然立；而文魁已至屏前。即举案上令架掷地曰：『军令俱在，好自为之』。文魁侧其首以拾，则景崧已不见矣。景崧既入内，携巡抚印，奔沪尾，乘德商轮船逃。炮台击之，不中。文魁亦蹑景崧后至厦门，谋刺之。事泄，为清吏所捕，戮于市。」
戴维生则说：「从开始就无意维持台湾残局的唐景崧，与内部大臣俞明震及军务大臣李秉瑞，一同潜行至沪尾、藏匿于英商忌利士海运公司。6月4日趁着黑夜，不顾一切的搭上英轮亚沙号逃回厦门。」而唐景崧在到了沪尾后，6月5日急电丘逢甲「千急急、赴援」，6月6日再「万急急、速赴援」。但丘逢甲毫不理会，领了全军饷银后接着也就逃回大陆了。
连横《台湾通史.列传八》说：「逢甲任团练使，总其事，率所部驻台北，号称二万，月给饷糈十万两。十三日，日军迫狮球岭，景崧未战而走，文武多逃。逢甲亦挟款以去，或言近十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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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大总统逃亡后，台北城内的两万华军群情激愤，索性烧杀劫掠起来。《清史稿.列传二五○》：「溃兵争入城，城中大惊扰乱，客勇、土勇互仇杀，尸遍地。总统府火发，景崧微服挈子遁，附英轮至厦门，时立国方七日也。」
清人姚锡光《东方兵事记略.台湾编》也说：「前敌溃兵入城，城中大乱。遍地积尸伤患，而广勇、土勇互残，哭声鼎沸，未几抚署起火，景崧微服混于弁勇中出逃。散兵游勇沿途劫掠，藩库犹存银二十四万两，劫夺互斗，库中积尸四百余。」
这些对中国人自己对华军在台北城内「烧杀劫掠」的叙述都太抽象，戴维生说的就更具体：「六月五日上午二时，唐总统忽然隐遁，外务大臣出差未回，日领五角高薪的八位议员携眷至沪尾内渡。乱军在城中劫掠，人民日夜恐惧哀嚎。独立仅十天的民主国已灭亡。」
「唐总统为了逃出总统府，送了五万元贿赂自己的卫队。搭上德轮亚沙号(Arthur)，在德国军舰伊利斯（Iltis）号的护卫下逃回厦门。消息传出，其它士兵也来央求分钱，却发现总统已逃窜，愤而放火烧毁总统府。士兵们趁夜沿街放枪，四处抢劫奸淫，遭难者狂呼却无人敢援，人民只得祈求赶紧天亮。但枪声越来越密，大家也越恐慌。」
「我们回大稻埕（今延平北路），看见兵工厂被打开，士兵们把可以移动的金属，连枪炮都搬出来贩售。一串钱能买原来几百元的东西，许多商人用十分之一、甚至二十分之一买了许多金属。日军进城前，几千名华军不再打仗，开始贱卖枪弹。最新型的威斯切斯塔连发枪贱卖到一美元，老式的步枪被丢在稻田中，弹匣散落满地。」
整个台北被华军搞成了人间地狱，而台北原来已是通商大邑，大稻埕的许多洋行如德记(Tait)、美时、义和、新华利、怡和、Dent、Douglas Lapraik等代表也深感不安，就由茶商李春生（通英语）翻译，与李秉钧、陈舜臣、吴联元等仕绅开会决定，派鹿港人辜显荣去汐止请日军赶紧进城，同时担任日军进台北城的响导。
但日军见辜衣着破旧，举止粗鄙，脑后还一条骯脏的猪尾巴，无法相信眼前这位只会说福佬语，不会说日话、英语，连北京话都不会的混混，会是台北城派来的使臣，就将他视为刺客逮捕。幸好不久后又有三辆华丽马车，在荷枪的外籍佣兵二十多人护卫下，三位西装革履的绅士：德商Ohly、英商Themson与法商Bedilan，代表台北仕绅们委托，请日军赶紧进城，内定为台湾首任民政长官水野遵才相信。
6月14日，近卫师团第一连队长小岛上校，率领五百名先锋队兵不血刃的顺利入城，城内两万名华军毫无抵抗。随后桦山总督入城，台北市民人人着白衣、手持小旗，箪食壶浆跪迎道路两旁，乐师齐奏大鼓、铜锣、唢吶等。几天以来华军的烧杀劫掠，总算因日军入城而安定下来。
戴维生则说：「日军入城后，台北市民立刻竖起白旗，或粗糙地在白布上染红制成日本国旗。艋舺（今万华）人则欢迎日军，家家挂着『日本良民』、『我等同一国民』或『我把贵军当成朋友』的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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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留在台北城内的两万华军，桦山总督决定全部遣送回国。45岁的福岛安正上校，之前他曾单骑渡西伯利亚，现在奉派为淡水司政官，他所写的《淡水新政记》，里面就写到如何遣送这批曾在台湾犯下暴行的华军。
「6月9日：遣返千余名支那降兵回国，宪兵检查他们的行李，让他们搭上英国轮船去对岸。任务繁忙到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尤其下午到黄昏，各村代表都来陈情，请我派兵镇压村里支那兵的奸淫掳掠。」
「6月10日：公布日币与清币的兑换表。为户口调查雇用36名本地人去购买食物，并担任室内清洁与炊事工作。新庄住民密告说，庄内陈桂阳等14人组成强盗集团，我立刻派宪兵一人与士兵十一人清剿，但该集团已闻风而逃。」
「6月12日：向华山总督拍发电报，报告昨日已遣送一千七百多名支那兵登船。淡水与台北间定期航班已恢复。决定发放15石贫民救济米，制作1,500张领米收据。」
「6月15日：公布清洁法。等待遣送的支那兵集合在码头，英船因故迟延一日，发放支那兵一日口粮。支那兵很不卫生，集合地点极脏乱，需以枪逼迫打扫。淡水市街户籍调查完毕，计1,019户。」
「6月16日：巡逻兵报告有一支那兵死亡，命五名支那兵将其埋葬，但支那兵不肯，仍需以枪逼迫，支那兵对同胞之死竟毫无怜悯。发给支那兵308人船票。午后遣返支那兵350人。支付工资给雇用的苦力15人、木匠10人。」
「6月17日：桦山总督在台北举行始政式，并举行阅兵，淡水港外军舰鸣放21礼炮。对宪兵开始实施台语教育。」
「6月18日：总督下令，有日本工人强入台湾人民宅，不仅违法，也有损帝国威信，令竹林少尉严禁所属工人再犯。工人衣着不限，但严禁赤膊，违者交宪兵处理。」
「6月19日：为加速遣送支那兵，向三艘支那船交涉。一艘往温州可搭60人，每人发2.5元船费与米。另二艘分别可搭136人与62人，每人发1元船费与米。支那兵已遣送完毕。二脱逃者被捕，一江西人，44岁，裁缝；另一为农民，20岁。」
从福岛上校的日记看来，日军雇工、购物都付钱，连自己的工人打赤膊都禁止，军纪竟是如此严明。相形之下，华军的作为就让百姓徒叹奈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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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日军眼中的「台湾民主国」的华军，竟是如此不堪的光景。回想几天前唐总统的公告中，还豪气万千的「敢战之士，一呼百万，又有防军四万人，岂甘俯首事仇？」结果这四万华军，一夜之间竟成了「奸淫掳掠」的匪寇。诗人王松形容德极为传神：「将官欲诈千錉饷，丐子堪当一日兵」。
再回头看一下这批「乞丐兵」，在美国记者戴维生笔下怎样形容：「他们有许多行李，也不守纪律。装备有步枪、刺刀、手枪、各种刀剑、弹药袋、毯子、饭碗；还有扇子、雨伞、灯笼、盘子、锅子、装烟与烟管的小篮、图画、铁罐、绳子、铁斧、大箱、小盒、草帽、捆束的木板，以及不知装着什么的大包，乱七八糟，毫无秩序。」
「他们穿著红色制服，暴躁慌张、大声喧哗、全身恶臭，在月台与无蓬车之间来回奔跑。为了在开车前把行李装好，总是互相碰撞，不断有争吵，也因此掉落不少行李。上了车为抢座位，又是怒骂不断，我已为必定会打架，结果又静了下来，士兵们纷纷拿出烟管来抽烟。」
「火车一到站，士兵们争先恐后的跳下来，用枪当作扁担，扛着属于自己的家当。士兵们完全不理会军官，自由自在地在街上散步。曾将军受伤后，士兵更难管束。华兵四处喧闹，沿街勒索抢劫，甚至杀害军官，毫无顾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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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议割台，全台震骇！臣等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臣誓死守御。设战而不胜，请俟臣等死后再言割地。如日酋来收台湾，台民惟有开仗。」
遥想1895年乙未割台后，「爱国诗人」丘逢甲慷慨陈词时，是何等豪气万千。当他听到唐大总统弃职潜逃回中国时，还作诗明志：「虎韬豹略且收藏，休说承明执戟郎。至竟虬髯成底事？宫中一炬类咸阳。」大骂哭曰：「吾台其去矣！误我台民，一至此极！景崧之肉其足食乎！」
不料这位要扬言要「食景崧之肉」的伟大诗人，没多久也跟随唐总统脚步，内渡而去。当然，诗人就不像唐大总统那么笨，人家的理由可好得很，《岭云海日楼诗抄》上说：「此地(台湾)非我葬身之地也，须变计早去，父母在世，应求自己平安。」原来诗人的「爱国」就是与我们升斗小民不同。
除了《台湾通史.列传八》提到丘逢甲「卷款内渡」外，当时很多人的书里也都提到。如易顺鼎《魂南记》说：「时守台中之道员林朝栋、杨汝翼、主事丘逢甲，皆拥巨赀，弃师潜逃。」吴德功《让台记》说：「丘逢甲之勇前扎在南崁，亦奔回扎捒东，各领银饷三个月。」洪弃生《寄鹤斋诗话》里更说：「昨年时事破碎，（逢甲）闻唐抚弃台西遁，己遂弃义军仓皇渡海，军饷不发，家屋尽被部下所焚。」
一场轰轰烈烈的「独立建国运动」，结果日军还没到，总统先逃了，华军追赶不及，开炮相送，连总统府都烧了。副总统「不落人后」，仓皇内渡前还不忘先领军饷，部下又烧了他家。这种君不君，臣不臣的台湾民主国，加上属下那些大陆来的乞丐兵，结果当然是日军未到，华军就已在台「奸淫掳掠、烧杀一空」了。
盗台军饷，盗粤军装，军法总能逃，事变两番成大盗。
非清人物，非汉人材，人言终不息，心甘一死莫知非。
1912年，丘逢甲在内地去世时，台湾高雄美浓一位前清举人林金城，为这位被大中国主义者尊称为「爱国诗人」的丘逢甲，写下了这副挽联，也为一场游戏一场梦的「台湾民主国」画下句点。至于那些曾被华军「奸淫掳掠、烧杀一空」的台湾人民，也就只能感慨日军来得再早一点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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