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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耀:我与丁陈反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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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5/06/05 出处:凤凰卫视 |
《口述历史》
主持人:陈晓楠 口述者:徐光耀 访问时间:二○○五年四月
电影《小兵张嘎》,对很多人来讲不陌生。嘎子聪明、机灵,有智有勇的形象留 在了千百人的记忆中。不过,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嘎子这个人物诞生的时候, 其实也正是作者徐光耀人生中相当苦闷的一段日子。一九五七年,作为“丁陈反 党集团”的主犯丁玲、陈企霞的学生、一向自以为是“左派”的徐光耀,被扣上 了“右派”帽子,直到一九七九年才最终得以改正。
今天已经是八十岁高龄的徐光耀老人,回忆的正是这一段在他看来是“头朝下脚 朝上”的历史。
徐光耀:我从十三 岁当小八路,我参加的战斗啊,一共加起来,我一生参加过的 战斗差不多有一百次。确确实实是在战火里滚过的。而且,我在战场上见过各种 各样的人物,他们的表现,有英雄,也有半英雄,也有表现一般的,也有表现得 很糙的,很贪生怕死的,我都看见过。我身边的很多人呢,也牺牲在敌人的枪弹 下,这我都经历过,都亲自经历过。这些东西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毫不夸张地说 ,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一九三八年,只读过四年小学的徐光耀参加了八路军,当了一年勤务员之后,徐 光耀开始了为期六年的锄奸工作。
徐光耀:锄奸工作在部队里是个机要部门,营里设特派员,这就是专门锄奸工作 的。团里是锄奸股。旅里、师里就是锄奸科。再往上是锄奸部。简单地说,它的 主要任务就是保持部队的健康,把混到部队内部的奸细、特务什么的挖出来,锄 奸工作是干这个的。干这个呢,他就经常琢磨人,如果碰见一个真正有嫌疑的, 或者他家庭出身比较富裕,地主富农出身,或者是他的爸爸是个国民党员,曾经 是个国民党员,那么,我就得派人,或者我安排人去盯着他。尽做这工作啊,不 是我的天性里头所喜欢的东西。
我不愿意写那段历史,因为那段历史我很不喜欢它。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在一个 锄奸科里当干事,还有另外一个干事在部队里,在营里当特派员。他就对我说了 一个故事,有一次,我向锄奸科做了一个汇报,有一个副排长说了几句怪话,那 怪话说,都说八路军是官兵平等,我看就不平等,为什么有人骑马,有人就走着 路啊,要是真平等的话呢,要么大家全骑马,要么谁也别骑。有这样的一种怪话 。他说,我写了报告给锄奸科,锄奸科就下令把这个人抓起来了,抓起来的时候 是他负责抓的,带着人把他抓起来,然后交到锄奸科,过了些日子,他就听说把 那个副排长给枪毙了。枪毙的理由呢,那就是他在瓦解部队,散布不满情绪瓦解 部队。
这个派员人说,我当时还在营里呢,那时候他就骑马,骑着马夜行军的时候,就 晃晃悠悠,晃晃悠悠,老想跌下来,他非常难过,他以为那个人是不应该枪毙的 。
抗日战争时期,徐光耀所在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深入敌后。由于游击战争的环境 恶劣,敌人扫荡频繁,根据地甚至没有一所固定的监狱,锄奸科的工作不得不讲 求快速简化。
徐光耀:抗日战争时期,我在锄奸科工作的时候,我就知道,以前审犯人是可以 用肉刑的,打,打得你叽哩咕噜,用各种各样的刑罚打。屈打成招是有的。有些 承认了,拉出去枪毙。到底是不是屈打成招,他反正承认了,承认了就拉出去就 枪毙了。这个说不清楚的,这种冤案是肯定还会有的。但是,锄奸工作的内部文 件,总是一部比一部细,一部比一部细,审讯犯人不允许用肉刑,不许逼供刑, 不许诱供,有很多个不许,这样子就避免了锄奸部门错杀好多人。
工作之余,徐光耀很喜欢看书读报。到抗日战争后期,他已经开始在解放区的报 纸上发表文章。与此同时,徐光耀越来越不喜欢锄奸科的工作。一九四五年,经 过反复争取,已经是营级干部的徐光耀放弃了吃小灶的权利,成为了前线剧社创 作组的成员。一九四七年,徐光耀考入了华北联合大学的文学系,系主任就是《 北方文化》月刊的副主编、后来的“丁陈反党集团”主犯之一的陈企霞。
徐光耀:陈企霞是个非常严肃的人,很刻板,很严肃,平常说话很少笑。但是, 他在讲课的时候,特别是讲作品分析的时候,那分析的是有条有理,很深刻的。 他也能掌握同学们的一般心理,你需要听什么,你最想听什么,他能够供给你这 些。所以我很佩服陈企霞。那时候党的威信特别高,陈企霞是党支部书记,那就 对他格外尊敬。
抗日战争中,徐光耀在晋察冀边区战斗和生活的几年时间,构成了他难以磨灭的 抗日情结,也成为了他日后文学创作的源泉。一九四九年,徐光耀用很短的时间 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平原烈火》,并且交给时任《文艺报》副主编的 陈企霞,希望得到他的指导。没想到陈企霞一夜之间就看完了。
徐光耀:他说,现在我所看到的稿子里,能够写战争写得这么健康,写得这么激 烈,没有什么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那些个调调,他说,你这个很不简单。
《平原烈火》在陈企霞的帮助下很快出版,作为当时罕见的描述敌后抗日根据地 的文学作品,受到了极大关注。在不久之后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平原烈火 》被作为重要作品写进了会议报告。
陈晓楠:一九五〇年,丁玲奉命创办中央文学研究所,也是今天鲁迅文学院的前 身。徐光耀几经争取,终于成为了中央文学研究所的第一批学员,也见到了自己 一直很崇敬的丁玲。
徐光耀:丁玲是个非常有才气的人,极其聪明,不光是热情,而且非常聪明,非 常机灵啊。你听她讲课的时候,她讲课从来不拿稿子的,没有稿子,哎呀,这个 山南海北讲起来,讲得非常生动,非常细致,非常活灵活现,她口才非常好。我 们听别人的课常常打盹,或者听着听着就没了劲了,听她的绝对是精神始终饱满 ,始终集中。
解说:丁玲曾经以《沙菲女士的日记》蜚声文坛,到延安后又得到毛泽东的青睐 。毛泽东曾用“昔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来称赞丁玲。一九五一年,丁玲的小 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斯大林文学奖,成为建国后第一次获得国际性大奖 的文学作品。作为中央文学研究所的负责人,丁玲很重视徐光耀和他的《平原烈 火》。在一次上课时,丁玲这样说,
我在人民大学讲演的时候,我就吹牛,我说我们《平原烈火》比《日日夜夜》( 苏联作家西蒙诺夫的长篇小说,描写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编者)只差了一点点 ,她拿手比着,只差了一点点,就是周铁汉这个人物还有些概念化。她讲课的时 候呢,跟我们全体同学讲的。那个时候全国最流行的描写苏联卫国战争的小说, 就是《日日夜夜》。
徐光耀觉得丁玲对他的偏爱,是源于丁玲的爱才之心。
徐光耀:我觉得丁玲是喜欢我的,她之所以喜欢我呢,她有一次向聂鲁达(著名 的智利诗人,一九七一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编者)介绍的时候,她说,这个是 徐光耀,青年作家徐光耀,他写了一部小说,写得很有才能。“很有才能”这么 四个字,我也记得很清楚,她从《平原烈火》里,发现了我有一种写作能力,艺 术细胞比较多一点,她大概是这么看的。
丁玲在延安时代主编的《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曾经发表过王实味的《野百合 花》等一系列主张民主、平等、个人权利的文章。丁玲自己也写过《三八节有感 》、《在医院中》等作品。作为一位新女性,她带头挑战传统男权文化中心。但 是纵观丁玲的一生,有人说她是:一生激进。四十年代,丁玲揭发王实味是“善 于纵横捭阖,阴谋诡计破坏革命的流氓”,五十年代批胡风是“一个披着马克思 主义外衣装饰着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她也批过萧军、萧也牧。在很多 人眼中,丁玲是一个左派。
徐光耀:那个时候,你要说不左,作为一个党的红人没有不左的。其实,丁玲的 左啊,她是很真诚的,她对党,对毛主席确实有感情,确实是有感情的。这感情 不是做作出来的,也不是故意表达出来的,她对党的感情是很深厚的。其实呢, 有些是她不得不跟着。她在一次小范围的会上说起胡风来,批胡风的文艺思想, 那时候主要是批胡风的文艺思想,她就说过一句话,胡风是很懂得创作的,这句 话很重。所以,批胡风是批他什么东西呢,是批得不对的,她心里是有数的。
陈晓楠: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文艺界出了一个“丁、陈反党集团”。当时 曾经大力宣传,几乎是家喻户晓。这个案子在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七年期间,其 实是有过三次大起大落,最初是遭批判,被定性;然后重新审理,改写结论,案 子好象马上就会得到改正;但是到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时期,此案却被加大了批 判力度、而且被重新定性。
一九五五年九月,由中宣部副部长兼作协党组书记周扬主持,写成了《关于丁玲 、陈企霞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这份报告的内容主要 是关于丁、陈二人思想作风、工作态度,还提及了丁玲被国民党逮捕过的问题, 并没有着重陈述二人的“反党事实”。徐光耀毕业后下乡参加了三年的农业合作 化工作,此时刚刚回到北京。
徐光耀:我不能接受,从感情上,从理性上来说,都不能接受。因为我没有看见 过他们两个人反党,没有一丝一毫的反党,说共产党不好,或是说上级哪个人不 好,没有听见过。当然,我和他们没有敞开胸怀聊天,那个机会没有,大部分时 间都是说些正确的话。所以从感情上,我觉得陈企霞那就是党的化身,丁玲就是 党的化身,他们怎么会反党呢?但是那个时候呢对党中央是非常非常迷信的,是 党中央说她反党,不是别人说她反党啊,那她一定就是,一定是反了,那个我们 不知道,她背着我们反党的。
徐光耀被指定在中宣部的党员大会上发言,批判丁、陈。由于对“丁、陈反党小 集团”的情况一无所知,徐光耀重点批判了丁玲所谓的“一本书主义”。
一九五六年五月,因为“托派嫌疑”而被公安机关“隔离审查”的陈企霞、李又 然,都被释放了,经过陈企霞、丁玲的一再申诉,中宣部开始了对丁、陈问题的 重新审查。一九五六年底,徐光耀在华北联大的同学李兴华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徐光耀:他给我打来电话来,他说,陈企霞被关了一年多,现在出来了,因为扣 了他的工资,也没有补,家里头呢,他老婆又是一个很老实的人,没有多大能力 ,现在弄得家里头啊,连件过冬的衣服都没有,你能不能把你那稿费分出一点来 给老师买一件皮大衣过冬?我说,这个可以吧,因为陈企霞对我不错,这是第一 ;第二呢,我给他几百块钱买个大衣,这只是物质上的一种援助,这不是政治性 的问题。那么我就问李兴华,需要多少钱,一件大衣需要多少钱?他说,二三百 吧。我说,你派个人来吧。我准备了三百块钱让他拿走了。
后来,一位联大的女同学再次从徐光耀那里拿了四百元钱,用来资助陈企霞。一 九五六年底,徐光耀收到了一封作协党组的调查信。
徐光耀:信封上有“极密”,极端的极。一个圆戳子,极密。然后呢,这个信皮 的背面还有三联单式的收到条,第一联先是我签了名,送报,送信的人拿过去, 做交代;第二联是我们机关上保存,我们单位保存;第三联是属于我保存的。如 果出了事儿呢,这三联还可以互相对起来,它是一种极端机密的情况底下给我写 信的。
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党组织向党员发信,调查另外一个党员的实际情况,而且 是用秘密的方式来做的。那么呢,不管我说什么,只要是事实,我不造谣,没有 有意识地改变、歪曲事实,或者是诬蔑人,不管我观点是什么,观点上的错误是 不能够处分我的。
调查信的主要内容是:丁、陈是否主张“一本书主义”,是否提倡过骄傲是美德 ,是否让中央文学研究所成为独立王国,使“党的空气进不去”。徐光耀认为调 查信的语气还算客观,以为丁、陈的问题即将解决,于是依据自己的日记和听课 笔记,很快写好了回信。
徐光耀:比方说,宣传没有宣传过“一本书主义”,我就说了,她在讲课的时候 说过,《平原烈火》只比《日日夜夜》差了一点。我说,这句话可能引起我的骄 傲,可能引起我对“一本书主义”的思想萌芽,可以诱发出来。但是,丁玲在后 头接着说的一段话就是,作品出来了,就不是你的了,而是社会的了,人民有权 批评,也能够批评,不让批评就是守财奴,那你当打字员去好了。这就说得很清 楚,她不是有意识地培养一本书主义。尽管把《平原烈火》跟《日日夜夜》一比 ,抬高了我的身价,但是,她后头这句话呢,就否定了一本书主义,这是个铁的 事实。
除了对调查信的问题一一回答,在回信的最后,徐光耀还表达了一下自己的观点 。
徐光耀:我觉得那种调查方式只问你一个方面,没有另外一方面,只问坏的方面 ,没有问好的方面。如果是他在这方面给我提问题的话呢,我还会写出丁玲的一 些个正面的东西来。
在徐光耀眼中,曾经位于北京王府井六十四号的文联大楼,是一个有资格成为纪 念馆的地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很多文艺界的大批判都曾经在这里上演。
经过对丁、陈问题的反复审查,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整风鸣放的末期,作协召 开了党组扩大会。周扬首先说,一九五五年对丁玲的批判,只有斗争没有团结。 对待丁玲这样的老同志,这样做是很不应该的。邵荃麟、刘白羽等人也相继发言 。有的说,“丁、陈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站不住的,不能成立;有的说,批判 有偏差,斗争过火。接着,党组扩大会的批评矛头都指向了周扬,批评得越来越 尖锐,态度也越来越强烈。
然而两天后,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号召“组织 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作协的党组扩大会议转变成针对丁、陈的批判大 会,艾青、冯雪峰、罗烽、白朗、陈明等人,与丁玲、陈企霞一道归结为“资产 阶级右派集团”。会议规模一再扩大,与会人数达到几百人,徐光耀作为部队的 党员作家也被通知参加会议。
徐光耀:我们大卡车刚一停下,有人就说,哎,丁玲来了,丁玲来了!我还没有 印象,说是丁玲挨整了,没有这个印象,我以为她还很好地过自己的日子呢,丁 玲来参加会呢,也是跟我们一样,接到通知了,开个什么会,就来了。我说,丁 玲在哪儿呢?他们说,那不是,就在那。我一看,陈明搀着丁玲,丁玲戴着个墨 镜,两个人走着来了。我就赶忙跳下去追过去了,到了那里跟丁玲还想握手,说 ,丁玲同志,你好。丁玲的手不伸出来,脸怔着,她那个眼睛,因为有眼镜,我 也看不清楚。我再一看陈明,陈明是满脸惊慌的样子。我忽然觉得怎么回事啊? 她也不伸出手来,我就不好意思了。我说,这个大概不对劲啊,就赶紧翻身往回 跑,这才跟创作室的队伍一块儿进了大楼。
徐光耀发现参加会议的作协领导主要有刘白羽、邵荃麟、郭小川等人,周扬却很 少见到。
徐光耀:以前我以为周扬没来,后来有别人发言的时候,周扬忽然插话,说,这 个事情说明了是他们要整人,不是我要整人吧?他插了这么一句话。我说,哦, 周扬也在这呢。而且插的话呢,大体上是这个,是他们要整人,不是我要整人吧 。他没有坐在主席台,没有主席台,就是弄了几张课桌啊,大伙儿这么散坐着。
徐光耀第一次参加会议时,第一个发言的是时任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老作家 方纪。
方纪报名发言了。他一发言这个气势就非常、非常之凶,说,这个丁陈反党阴谋 集团,就一下称阴谋集团了,怎么怎么,我们天津打出一个右派小集团来,他已 经开始说了,这里头呢就有丁陈集团里头的一个干将,叫柳溪,柳溪已经坦白了 。说的一下子就吧我给震住了,我说这怎么回事坦白了,怎么弄到这么严重了。 而且,我后来知道,那个方纪的发言是一个分量很重的发言,所以把很多人,扩 大会议都扩大了去的,是有意识地让我们去听一听方纪的发言,把这个火烧得更 猛一点
在徐光耀眼中,与批判者们的几乎一致的慷慨激昂相比,那些被批判的人们,表 现却各有不同。其中艾青是最特别的一位。
徐光耀:艾青是这样的一个人,这一点我也很佩服他。平常在生活里,他有点儿 大大咧咧,说话也是随随便便,他就该笑了,他觉得,有些人说话很可笑,他就 在那哈哈大笑。所以,主席团就要整他。大概就是郭小川,说是艾青这个人,自 己有错误呢,不好好反省,叫他写检查,他交上来检查稿,也是非常不严肃的, 现在我给大家念一段看,他交上那个检查稿呢,是他老婆给他写的,那上头有一 句话,我正在做一件什么事儿的时候,我正在生孩子呢。这当然是引起哄堂大笑 的。郭小川就很激动地说,啊,这个艾青,连写这个检查稿,写自我反省的稿都 不自己动手,让他老婆给他写,写完了以后,他自己看都不看,就这么交上来了 ,这对党是什么态度!人们就跟着起哄,反对,抗议。那个时候艾青啊,我那时 候很注意艾青的,因为挤兑他很厉害。他呢,忍俊不禁,也觉得非常好笑,他自 己还是笑了。给我印象很深。他也不害怕,他实际上他看得很清楚,这是都是逢 场作戏。
作为“丁陈反党集团”的“首犯”,丁玲的发言无疑非常重要,当时在会议上, 她的发言却往往被打断。
徐光耀:丁玲做过检讨,但是丁玲的检讨,是经过她自己左右掂量了,掂量了又 掂量了,她是非常有分寸的,我哪些地方不对了,我对周扬同志不够尊重了,哪 一件哪一件事情我应该跟周扬同志商量,但是我没有商量,我就作了主了,但是 我没有跟周扬商量,我跟邵荃麟商量了。她就这么样子坦白。坦白半天,往往就 坦白到半腰,大家拍桌子,啊,不老实,不坦白,浪费大家时间,建议主席停止 她的发言。主席就说,你别说了,你别说了,就拉倒了,不让她说。因为听她那 发言啊,就等于她为自己辩护。
丁玲是风格很高的人,她绝不会在那样的会上揭发任何人,包括陈企霞,她也不 会揭发像我这样的小人物,她会把自己牺牲掉,她不会牵连别人的。
与其他人不同,曾经的老师陈企霞的发言令徐光耀非常吃惊。
徐光耀:在我印象里头,发言使我最震动的就是陈企霞自己有个坦白,坦白交代 。他这个人呢,跟我以前对他的了解是非常一致的。他一上去就说,我是个犯了 严重错误的人,我就是个反党分子,我陈企霞,这个自以为很聪明,办了很多反 党的事,实际上了,我还是不聪明的。他就说,我跟周言已经同居了十年,我们 有一个密室,这个密室的钥匙,我现在掏出来交给组织。就把钥匙掏出来扔在桌 子上。大伙儿就觉得,哎,姘居十年这样的丑事他承认了,钥匙交出来了。这个 匿名信是他跟周言秘密地写好了,写好了以后,让周言的一个侄女给写出来什么 的。成了证据,这就水落石出。
一九五五年,丁、陈被定为“反党小集团”,就是从追查一封向中央反映作协问 题的匿名信开始的。当时有人认为是陈企霞所写,陈企霞矢口否认。作协党组反 复调查依然没有结论,在这次党组扩大会议上陈企霞自己却承认了。
徐光耀:那个信的主要内容为自己辩护,说给他的那几十条帽子呢,是不对,没 有这么一回事。但是呢,他觉得组织是攥在周扬他们这些人手里的,他要按组织 一层一层地往上递的话,他就交不到中央。但是呢,你是向中央告黑状的,你没 有通过组织,你就是反党行为,当时它就变成这个了
陈企霞也坦白了曾经向徐光耀要钱的事情。
徐光耀:他说,我还花过同学们的钱,比如说,给我这个点名呢,比如说我就花 过徐光耀几百块钱,一笔二百,一笔四百,他把那个三百变成二百了,包括李兴 华的那笔钱,也是他打电话给李兴华,教给他怎么说,然后再跟我去要钱,跟周 言的那个,更不用说了,他说我花过同学的钱,在这件事情上,你们怎么说我, 我都会接受的。
我首先是听了,听了陈企霞的讲话,我一下子就吓一大跳。而且,吓一大跳的地 方呢,一个是他跟周言已经姘居十年,再一个呢,花我的钱是他们俩商量好了的 ,去骗我的,我觉得这样的老师啊,实在是太不配做老师了,道德水准太低了, 很气愤,
其实他坦白的那些东西呢,没有真正的几件是反党的,都是自个儿的丑事,自个 儿的私事,包括给我借钱,就算是说了几句假话,或者策划得很卑鄙,手段很卑 鄙,他不是反党啊,但是他交代跟柳溪的关系,跟周言的关系,跟我借钱,写这 个匿名信,这些个呢,都当成反党的行为。
在党支部的要求下,徐光耀也违心地写了一篇批判丁陈的发言稿,在一次会议上 交给了主持人刘白羽,但直到会议临近结束,刘白羽才悄悄地把徐光耀叫过去。
徐光耀:有人通知我,徐光耀你别走呢,刘白羽叫你呢。我一回头一看,刘白羽 在一个大圆柱子那立着呢,就等着我呢,拿着我那个发言稿。我就去了。他见我 去了,态度非常不好,非常冷。就把我那个发言稿向我怀里这么一扔,说,你还 在,你还在“吁请”啊。因为我那个发言稿,最后的结尾就说,就是对着丁玲说 的,说我徐光耀以你学生的名义吁请你痛改前非,争取回到党的怀抱中来。这是 一种非常非常温柔的批判。给我了,我还真是很高兴,我说不管怎么着,不管后 果怎么样吧,我这个不发言的目的还是达到了,这让我免去了一场出丑,自己给 自己出丑。
二○○一年,徐光耀写了一本回忆录,名叫《昨夜西风凋碧树》,书中记述了徐 光耀自己与“丁陈反党集团”的起起落落。刘白羽在看了这本书后给徐光耀写了 一封信。
徐光耀:他看了《昨夜西风凋碧树》以后给我写过一封信,说是我在看了你写的 那篇文章了,那篇文章字字是血泪,我负有很大的责任,我向你谢罪,向你谢罪 。
在这次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之后,“丁陈反党小集团”变成了“丁陈反党集团”, 同时扣上了“右派集团”的帽子。丁玲被流放到北大荒长达八年,之后又在秦城 监狱被关押五年。“丁陈反党集团”的其他人也受到迫害。
徐光耀:把丁陈打成右派集团,究竟是谁发起的,究竟谁主持的,怎么会把她打 成右派集团的?丁玲自己就说过,我这个案子是御案啊,这个就是上头指定下来 的,凭周扬那几个笔杆子,他们打不倒我。反右的时候要再批判,把丁玲的什么 《三八节有感》、《在病房中》几篇文章,有问题的文章,重新在《文艺报》上 发表。发表的时候加了一个按语。这个按语是刘白羽他们起草之后交中央,他要 把这个事交到中央去审查。毛泽东亲自把那个按语改了,大概至少有一半篇幅是 毛泽东亲自改了的。报纸上一出来,丁玲一看,她说我没有希望,没有希望能够 逃得过这一关了,因为按语就是毛泽东写的。
那个文风她一看就看出来了,其实毛泽东的文风是有特点的。我们那个时候看了 以后,也觉得这可能是毛主席的,里头至少有一部分话是毛主席的。 ...华岳论坛 - "http://huayue.org"
在文联大楼的批判斗争如火如荼的时候,徐光耀自己单位的领导也命令所有和丁 陈有关系的人要赶快交待。徐光耀把一个人受到批斗的过程归纳为四个阶段:坦 白交待,批判揭发,深挖根源,最终就是“梳辫子”定案,而他本人就完完整整 地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徐光耀:我那封信啊,对整丁玲的那批人,就是包括刘白羽、郭小川,甚至周扬 、邵荃麟他们这些人,因为我那些写的全是事实,他们很难驳倒,要给丁玲平反 的时候,大概我那个信是起了作用的,他们就对我的那封信印象很深。这封信的 作者是一定要打成右派的,因为这封信使他们为难了,起到使他们确确实实为难 了的作用。我那个是真正的是事实,是经得住调查的。也许具体的历史事件是这 么演变过来的,但是把我打成右派的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毛泽东。毛泽东要把一 批知识分子老老实实地打下去,是他在这样的一个总的战略方针底下,我被打成 右派,不然的话,绝对不会出现这种非常荒谬的事情。就算是刘白羽把我打成右 派吧,但是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这个战略方针要打下一批知识分子去,我也不可能 ,尽管机关党委三次把我顶下来,一定要叫我戴帽子,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实 在是没有理由,实在是没有理由把我打成右派。
徐光耀认为自己在反右派斗争之前一直是个左派,但是反右运动中,徐光耀一九 五六年给作协党组的回信成为了他最大的罪名。
在精神崩溃的边缘,徐光耀为了转移自己的注意力选择了埋头写作,后来风靡全 国的《小兵张嘎》就这样诞生了。徐光耀说,之所以写《小兵张嘎》,写嘎人嘎 事,就是为了用轻松的题材忘记心中的苦闷。在此后的二十二年中,徐光耀曾在 右派农场劳动,在保定市文联作过工作人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徐光耀再次见 到了丁玲。
徐光耀:第一次见她是在一个文化部的招待所里,还没有住进医院去,她刚从陕 西来,两口子住在一个小招待所的一个小屋里。她自己用电炉子烧水。还是那种 情况下,她见了我,我和另外一个同学两个人去的,她一见我第一句话就是说, 哎呀!徐光耀,你是吃了我的瓜络了,我连累你了。第一句话就是这个。后来我 说,不,我跟你没有关系,是我自己的一些事情闹成这样子的。
很多人说周扬在文革后觉悟了,所以有了“人道主义和异化”的风波;相比之下 ,丁玲却显得非常谨慎。
徐光耀:丁玲的问题就在于她最后翻身站起来之后,她还左。这个东西我跟别人 探讨过,她主要是有一种情结,叫做辩诬情结。这个是我能够可以解释,就是说 她长期地被人说成是反党的,长期地被人说成是右派,她就一定要在最后,我在 死以前,我再也不能让你们说我是右派了,再也不能说我是不爱党的、是不爱革 命的了
丁玲在一九七三年的一篇日记中写道:《三八节有感》使我受几十年的苦楚。旧 的伤痕还在,岂能又自找麻烦,遗祸后代!丁玲晚年创办了《中国》杂志,扶植 了残雪、格非、王富仁等一批当时很前卫的作家。
反右派斗争曾导致丁玲被流放被关押,也导致徐光耀二十二年的厄运,对此徐光 耀有自己的观点。
徐光耀:我现在能够反思到的就是,毕竟这是个制度问题,它不能由某一个人来 负责的,比方打我右派,我说让刘白羽负责,或者是让我们的那个创作室主任负 责,这都是不科学的。尽管刘白羽说,他向我谢罪,他有责任。但是呢,我也不 把这些事情呢堆在刘白羽身上,因为毕竟毛泽东所创立的这一套制度,是在这种 制度底下才发生的这样一些悲剧,一些真正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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