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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悲剧：和谐乌托邦的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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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06/01 出处：世纪中国 |
熊培云
中国历史，是一部求和谐而不得的悲剧史；中国历史悲剧的循环往复，不过是“和谐乌托邦”的次次破灭。其症结在于，当人们一心追求和谐时，却以极不和谐的方式继续或重新埋下危机的种子，重蹈“伪和谐”之路的所有悲剧。这就是我说的“中国悲剧”。
本文第一部分为作者对当前中国内政外交的共性探讨，阐述如何避免“中国悲剧”重新上演。第二部分为作者与法兰西学院院士、国际知名学者程抱一先生的访谈，着重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从一元到三元的转变过程中，未形成真正的二元，主体不平等是造就中国历史布满深渊的根源。
笔者以为，所谓国家悲剧，不外乎内乱（社会安全）与外侮（国家安全）。因此，今日中国沉迷于国家道德幻想、无心追求政府权力制衡的左派先生、保守主义者，和另一些对美国政府迷信盲从的自由派精英所犯的错误是一样的，前者忽略了个人作为平等的主体在中国的意义，后者忽略了中国作为平等主体在世界的意义。
第一部分 和谐之上有国殇
如果说西方是从精神的断裂终于走向社会和谐，中国则从精神的和谐一次次走向社会的断裂。
中国人讲和谐，既是出世的，也是入世的，既讲天人合一，也讲处世圆滑。儒道互补，是此一时彼一时的和谐。
在社会关系中，人们多崇尙隐忍茍安，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关于这一点，即使到了国外也一样）。遮掩丑闻时，无论是国家的还是家庭的，都重视和谐的外表，所谓家丑国丑不可外扬，知体面，识大局。历史上，所有的思想大一统也是为了和谐，焚书尚未成功，坑儒还需努力。任何不合主宰者意志的危险种子都要消灭，所谓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因此历史上有了株连九族的刑罚。
群起闹革命，造反，同去同去的热闹是为和谐，大义灭亲造个人间天堂也是为了和谐。
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隐士辈出，道士流行，文人墨客涉水藏山，于云深不知处物我双亡，美其名曰天人合一，求得大和谐。
外交与救国也是和谐无数：为了安享太平，秦始皇修了条让月球人都知道的城墙。到抗战时，曾经“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精卫先生慷慨赴了艳市，发了艳电，当上汉奸俱乐部的首领。既是不负中年屁股，也是笃信了和谐教的缘故。
至于缓和政府与民众的矛盾，北京政府不久前做了榜样，制定了一份《意见》，要求对信访自杀自残的群众追究扰乱社会秩序的责任。这定是因了和谐的盛名，中了和谐的魔法。
然而，当我们回望中国历史，和谐的魔法并不灵验。在逝去的千年岁月里，酷刑与冤狱，党案与诬诟，腐败与残暴，损害与侮辱，武斗与文革，苦海与梁山，无不恶性循环，朝代相因，世代相袭，此伏彼起。我们虽然有祖宗文化的传统，但它掩盖不了中国历史浴火偷生的事实。中国历史是一部杀人放火史，它没有因为秦朝的那场惊天动地的滂沱大雨发生任何实质性地改变。
放火：
如我在一篇札记中所写，“中国人关起门来放火，细算已有两千年。楚霸王的火烧了宫殿，秦始皇的火烧了诗书，八国联军的火烧了财宝，鬼子的火烧了家园，毛领袖不忘凑热闹，掘地三尺，要烧我们文化的根……一把大火湮没了另一把大火，所以阿Q说我们家先前也阔过。……我说，如果你不自己放火，别人怎么敢来放火？联军走了，鬼子来了，历史上所有的侵略，其实不过是趁火放火、趁火打劫而已。”
杀人：
杀人是艺术，它包括精神上的消灭和肉体上的消灭，在这方面出了不少国粹。有株连九族的豪放，也有凌迟处死的哀婉。若是考证一下凌迟的千刀万剐，便知西洋人画油画的技艺不过是从中国刑场上偷去的。中国好汉们南征北战的屠城往事同样声名远播，为国争了光。一百五十年以前，广西金田出息了个擅长口吐白沫的洪先生，从南杀到北，打破了同类相残的世界纪录。为了建立地上天朝，短短十几年间中国枉死近亿人，让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人口论变成两堆废纸。
几年前，写到中国腐败分子为何会被杀头时，我问了个问题，“为什么共产党人不能善待自己的官员？”体制是当然主要原因。由于没有监督机制，小病养成了大病，大病养成了绝症。虽然有些是权争的结果，但是多数是养病千日，殁于一时。
能决定人走向善恶两端的，有三种东西。一是他的经历（人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二是文艺（诚实的教育或洗脑式的宣传），三是利益抉择（做恶时的成本与风险衡量）。如果一个官员贪污妄为、党同伐异的行为得不到有效的约束与惩罚，人性中的恶只会继续蔓延。现在有些官员，看到人民要求权力制衡便心惊胆战，却不去想，其实这种制衡也是在保卫他自己。其一拒绝或限制自己人性中的恶，二是拒绝人民造反的恶，三是拒绝顶头上司的性恶与恶行。关于第三点，毛泽东对自己的追随者大开杀戒，也不过是三十年前的事。辛亥革命以来，虽然告别了君主制，然而“核心化”政治倾向让民主共和制徒有虚名。在专制社会里，政治核反应堆能量无穷，然而，“核废料”处理却一直是个难题。如何解决核废料问题，需要勇气、智慧，更需要胸襟。毛泽东当年护权搞文革，归根到底，就是核废料（此描述绝无讥讽之意）问题没有妥善解决好，才导致了天下大乱。民主政体的优势，就在于能够以一种较公平、公开的方式解决权力交接的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官员被杀戮更是司空见惯寻常事。写历史的人，言及扰乱连绵，常止于哀鸿遍野、民不聊生，感慨血色染红了塞北江南。当知，中国历史上同样官不聊生。以修齐治平高蹈理想的文人志士，或堕落于朝廷或沦落于天涯，终难逃流放、自杀或赐死的宿命——被皇上送了绸缎与毒酒的，还得领旨谢恩，一世辛勤服伺带棺上朝，好歹算混了个全尸而退。
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官！中国古代官场政治，不过一是幅泼血图。举宰相一职而言，著名政治思想史专家刘泽华先生在《王权至上观念与权力运动大势》（见《洗耳斋文稿》）一文中记述：
“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先后任命宰相13人，其中自杀和罪杀者占7人，免职的4人（其中一人免职后又被弃市）。原来宰相府的客馆车水马龙，后来变成了丘虚、马厩、车库和奴婢室。过去宰相之职是何等的威武，令人向往，此时竟与刀下鬼相邻。当要任命公孙贺为相时，公孙贺泣涕跪拜不起，恳请不受。在汉武帝强命下不得已而受任，但终于没有逃脱被杀的命运。”
刘先生解释说，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权力支配社会，因此权力的运动与整合常常会牵动整个社会。就其恶的作用而言，曾无数次把社会拖到全面崩溃的境地。之所以会如此，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掌权者对“利”无限地追求，与强盗无别，常常破坏了正常的经济运转；其二，权力的运动经常与大规模武力争斗、厮杀相伴，把社会抛到了万劫不复之渊。
直至今日，权力仍在支配社会。关于第一点，如贪污腐化；第二点，比如很多时候反腐败在也是官场斗争的一部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惟有权力制衡，让政治服从法律。政治之美来自平衡，没有平衡的美，是悲剧，是拉奥孔扭曲的面孔。
如上所述，权力制衡的深远意义在于，它不仅让民众从此生活轻松，也让官员过得轻松，既让统治转向管理，也使统治者告别官场如战场的政治困局。
千百年来，扰乱不断。所谓处江湖之远民不聊生，居庙堂之高官不聊生，及至鸦片战争以来之弱国外交，已是大厦将倾，国不聊生。雷蒙·阿隆曾说，革命是知识分子的鸦片。我以为，和谐是中国人的鸦片。鸦片不只是英人用船运来的，还有深藏于中国人内心的，前者麻痹了中国人的肉体，后者麻痹中国人的精神。这种伪和谐可分为两种，一是“消极和谐”，即隐忍苟安，二是“积极和谐”，行专制主义，压制一切不谐之声。二者构成一个虚幻的和谐世界。和谐乌托邦遗害中国，即在于它过度宣扬和谐，忽视潜在的恶，或以和谐之名行罪恶之实，使百姓日复一日受害于自己的隐忍与朝廷的和谐运动，终至盗贼四出、扰乱不断，从此积弱积贫、国衰民穷，直至双双受害于列强。
从歌舞升平到扰乱连绵，甚至外敌入侵、火烧中原，中国历史悲剧的循环往复，不过是“和谐乌托邦”的次次破灭。其症结在于，当人们一心追求和谐时，却以极不和谐的方式继续或重新埋下危机的种子，重蹈“伪和谐”之路的所有悲剧。
在近几年的若干文章中，我多次提到中国政府应注重平等，而不是一味追求效率或GDP式数字化生存。然而，我提倡的平等并不限于经济学意义，它还包括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的平等，同样包括中国在国际上的平等。惟有在此双重平等的基础上，政府与人民才会双赢，才可能有真正的和谐，才会形成合力，互相汲取力量，不彼此伤害，不彼此吞噬；同样，既不因谋求对外扩张而自取其辱，也不致国衰民穷受害于列强或独强。否则，这个困扰中国历史的恶梦还会继续下去，终于化一切和谐为乌有。对于中国的前途，以目前的发展态势，经济繁荣或指日可待。然而，如果人生而不自由、批评不自由，作为对话主体的人不自由，连喊冤自杀的人都要被抓起来追究拦轿子的责任，这种繁荣必定大打折扣的，是耻辱的，更无幸福可言。即是说，我们的人民，身处一个繁华的时代，或许会很富有，但并不会幸福，因为一切幸福都始于自由的获得。就像一个前列腺患者，虽然可以点点滴滴地排泄，毕竟是病态的。中国有学问家，却难出思想家，与笔杆子的前列腺症候有关，滴滴嗒嗒，再好的英雄牌钢笔不起作用。
中国所以要转型，是因为危机四伏。然而，危机能被看见毕竟是件好事，回避危机、不面对它才更危险。有干部下乡送温暖，讲和谐吧，问父老乡亲们，大家还缺点什么？老乡说，俺们就缺陈胜、吴广了！这是笑话吗？不是。你不能指望中国农民都像西北父子兄弟那样赊喝农药来化解社会矛盾。当农民对农药也失去信心后，祖宗留下来的扁担便可以派上用场了。这不是什么耸人听闻的事，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太平盛世超过三五十年。中国人隔一两代便群起“忍无可忍”，甚至要彻底打翻“钦定的和谐”和“自我约束的和谐”，为什么？对于已经出现的历史征兆，如果我们不直面它，改造它，对于中国的未来大概只有悲观。
中华文明浸淫于官场文化，一个显著特征即是屁股的地位决定面子的大些正是这个“屁股决定面子”的悖论导致社会沦丧堕落，少羞耻心。我们从来看不见有哪位官员因为失职向人民谢罪。建国五十年余年，未解决温饱或可宽容，然而有些官员年底给辖区百姓送温暖，竟然没有一点难为情，跟着一群摄影记者，把这种“施舍”当恩情与政绩来炫耀。而比这更糟糕的是，这种温暖只能官府送，不能群众亲自要，否则就有可能以扰乱社会秩序的诸种罪名抓起来。与此同时，他们在道德上也脱不了干系，所谓“集体上访违法、越级上访可耻”。送温暖光荣，要温暖可耻。这就是我说的单向透明的社会，用传播学理论可以较好地解读政治。
2003年，是值得追忆的一年。以八千万网民的数量，民间兴起维权运动，从前隐藏着的德累弗斯案（孙志刚案，黄静案，哈妇案，孙大午案，拆迁案……）纷纷现身。然而，我们有些官员，有城府无胸襟，不知道谦虚，或是因为腰带上挂有印刷厂和监狱大门的钥匙，便不屑于和老百姓（“公民”二字都不能提）对话，不愿被批评，不愿倾听老百姓的声音，甚至胡作非为，把讲真话的人送到监狱。其一是因为他不懂或不愿正视社会批评对于一个国家走向文明、进步的意义；其二是许多像程维高那样的叛徒，以稳定之名，行“稳腚”之实。稳定压倒一切，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但是这种稳定应该是大稳定，是长治久安的稳定，是面向未来的稳定，不是过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的稳定，更不是被掌权者拿来报复异己的稳定。
唐德刚先生说，中国用200年时间穿越历史的三峡。南·都·事·件发生后，我时常想起几年前与程-益-中等媒体同仁在三峡、白帝城开会时的情景。我由此坚定一个看法，即，中国现在要穿越的历史三峡无外乎三个问题：城市问题、乡村问题以及监狱问题，而最关键的问题仍是监狱转型。城乡问题基本上是经济山峡，监狱问题是政治山峡。政治体制改革，说到底是要实现监狱转型。民主的前提，是人的自由。只要政府权力不被滥用，官员不胡作非为，多尊重些人民的自由与追求幸福的热忱，不明里暗里对人民动武，畅所欲言，群策群力，城市问题，乡村问题都可以解决好。否则，我们今天既在解决问题，也在种下祸根。我们的民族，势必要一代一代地转型下去，穿越无穷无尽的山峡—— “瞿塘险过百牢关”。我们纪念遇罗克，纪念林昭，并非为了死者，而是因为在一个宪法没得到尊重的时代，人们随时可能因为说真话而遭受不公与迫害。拒绝一切伪和谐，是在痛定思痛后的起而行，藉此希望中国不重蹈“和谐乌托邦”破灭的覆辙。
索邦大学著名传播学学者斯费兹先生谈到乌托邦时总结了五个特征：
一、 孤立于世界的实践
二、 叙述者解释一切
三、 承诺和谐幸福一蹴而就
四、 重组惟一价值以改造人民
五、 回到伊甸园
关于第一点，在本文中可以解释为乌托邦和谐的狭隘与伪全局观，如太平天国运动；第二点，逐渐形成话语霸权，如只有XXX，才能XXX式的政治话语；第三点，短视、激进，就像庸俗革命家一样，盼着在有生之年享受革命成果，关于这一点法国小说《蚂蚁的革命》里有详尽叙述；第四点，价值一体化的专制主义，如各朝各代的屠杀与洗脑运动；第五点，忽略或超脱于现实，许诺将进入或重返人造天堂，比如共产主义理想。从中可以看出，乌托邦本质上是一元论，当它落实到政治领域必然会与专制主义合流。我之所以说中国历史上没有革命，是因为中国历史变迁无非一个乌托邦代替另一个乌托邦，或者说一个专制代替另一个专制，导致悲剧轮番上演，有始无终。真正革命不以政权更迭和暴力为首要特征，倘不能从一元走向二元，彻底推翻秦制，所有革命与起义就不过是造反，轮流坐庄。如果信息技术能使中国走向二元化，走向民主自由，那么它就是伟大的革命。今天，互联网放大每个人的蝴蝶效应，它在日常生活中改变中国，也从根本上改造中国人的意识。在此意义上，我相信，一切政治，都可以纳入到传播学领域来研究。
如上所述，和谐乌托邦的破灭，可以解释世界史上诸乌托邦梦想、共产主义运动何以破灭失败：否定人之特异性的建设以及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的和谐观，本身就是极大不和谐。非善即恶的结果是，在人们过度强调自己所代表的善时，必然会释放了内心的恶，迎合内心的恶。当惟物主义蜕变成一种拜物教，以绝对真理的面目横行于精神领域，社会最大的不和谐既已形成。也就是说，当人们肩负伟大理想，试图建立完美社会时，建设者即破坏者。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系统论中找到证据，共产主义不过是一张脑平面图，因为它在本质上是一元的，所以是一个死系统。同样，当美国西部牛仔被选为总统，开始以上帝之名，将宗教从私域带到公域，积极推行其狂热的全世界新和谐运动（新十字军东征）时，新的悲剧其实已经拉开序幕，布什先生所谓“非我即恶”式的国际专制，归根到底是一元论。当知道，二元论是三元论的基础，没有二元就没有真正的主体，没有平等的主体便不会有三生天下的繁荣——如果全世界都来看好莱坞的垃圾片，其结果与文革何异？
关于中国未来走势，出了很多理论。有位何新的追随者写了篇《论政治公有制和政治私有制》的文章。其观点大致如下：除了经济有公有私有之分，政治也分公私。在近代西方伴随着反“封建制”，而兴起的两大社会运动——民主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其本质上都是在反“私有制”的运动。只是，民主主义运动反的是“政治私有制”；而社会主义运动则是继民主主义运动之后，进一步的反“经济私有制”。社会主义运动之所以没有在近现代取得根本胜利，其根本原因就是，在一个“政治私有制”和“经济私有制”都非常严重的社会里，很难一下子就把这两大社会根基都消除掉。
该作者认为，人类历史上，马上就会迎来一个新的革命时期——“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革命”时期。这场革命将比由于“铁器时代”的到来而消灭的“政治私有制”更具有革命性，也肯定会比“工业革命”更具有革命性。这畅大革命”肯定会完全消除“经济私有制”，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公有制”——既实现“政治公有制”，又实现“经济公有制”。
在我看来，这个推理看似有逻辑，其实是荒谬的，因为它忽略了人需要自由和社会架构需要制衡这个前提。没有真正的制衡，社会不会达到真正的和谐。为什么这么说呢？
从传播学的角度上说，虽然传媒加大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会走向公有制。恰恰相反，当个人能力借传媒之力扩大时，他的私有性或个体性反而会加强。所谓蚊子要成群结队，而狮子却会特立独行。这也是后现代理论所描绘的社会特征之一。人类基因组计划和生物圈二号计划虽然有公有制的某种特性，但是绝不会将社会带向一元化，人类幸福不会有一揽子解决方案。
与此同时，借助上面的概念（其所谓“政治”实际上是指公共权力），我们可以厘清为四种社会形态组合：
一、经济公有制和政治私有制。即一小部分人拥有天下的财产，这样的社会，必然引起其他一部分的不满，即使能建立，也必定会被推翻。
二、经济公有制和政治公有制。为什么行不通？因为当个人都归为公有后，个人的利益实际上被剥夺，公有制对公有制的制衡必将名不副实。
三、经济私有制与政治私有制。在这样的社会里，有政治资源的人会对其他人的财产进行抢夺。举中国古代例子，在王权主义盛行的社会，虽然有许多富人，但是政治与经济上的株连九族可以让这些富人朝不保夕。
四、经济私有制和政治公有制。我以为，只有这样的社会才可能达到和谐。所谓政治公有制，即民主制度；经济私有制，即每个人享有自己的财富不受国家或他人之害。作为个人，他必须互订契约，以防范这种侵害。也就是说，在个人权益保护方面，他有双重保护，一是他自己（经济私有权），二是国家（政治公有制）。只有如此，社会才可能达到真正的和谐（这就是我说的“天大为公、地上为私”“公私分明”的和谐）；只有如此，才能实现个人与社会（或政府）之间制衡。即政治公有制与经济私有制之间的相互制约。在这样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主体，社会是人的依托。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中国的问题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政治公有制还未实现，人民代表大会仍是手臂的森林，政治权利为集团利益所左右。其二由于政治公有制未真正实现，宪法未得到尊重，经济私有制也不可能真正形成。如同民主不是定期选举，宪政不是制定一部宪法天下太平，它必须落实到有一种力量可以对违宪行为实施纠错与惩罚。所谓民主自由的社会，实际上是公共权利得到宪法保障，个人权利也得到宪法保障，公共权利是个人权利的集合。正因为如此，人们争取的个人言论自由，既包括餐桌上的自由，也包括在报刊杂志上言说的自由。
所谓国家悲剧，不外乎内乱（社会安全）与外侮（国家安全）。我相信，这个世纪，无论是沉迷于国家道德幻想、无心追求政府权力制衡的左派朋友、保守主义者，还是对美国政府迷信盲从的自由派，所犯的错误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即，前者忽略了个人作为平等的主体在中国的意义，后者忽略了中国作为平等主体在世界的意义。
一个中国，两个极端。有些左派人士，无视我们历史上的苦难，甚至承认文革的合理性，以怀旧之光粉饰黑暗的闸门，更有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打着中国复兴的幌子要求中国扩张，以达到客观上“消灭中国低素质人口”的目的。当说这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种子，世上险恶的人心。与此同时，自由主义精英，对美国无条件赞美，无异于放弃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性与客观精神。美国的宪政自由要学，但对美国也需警惕，将十几亿中国人的安全幸福寄托在地球背面几亿选民的爱心与道德之上，何其天真！当我们反对好莱坞的暴力文化时，也应该有所反思：美国人能在虚无缥缈的宇宙中找到敌人，我们为什么不能从美国的人性中找到恶？如果美国人天性善良（讲性恶论的美国人是不会这样自我评价），为什么会有贩奴运动和种族隔离政策？我们痛斥中国警察收容死了孙志刚先生，失去权力制衡的美国警察又何偿不会草菅人命与他国？民主作为普世价值勿庸置疑，一边倒的自由派所犯的错误也是致命的，即在美国的枪炮上寄托了太多的道德，将民主与道德混为一谈，无视国际法的建设与国际社会的纠错功能。我们可以怀疑德治在中国的功用与动机，又有什么理由高估美国施行于世界之上的道德（此后的伊拉克虐俘事件证明了我的判断）。一个人可能为理想献身，为信仰绝食，然而一个民族，永远是用肠胃和大脑同时思考的，所谓肠胃与大脑，各有各的理性。国内民主不能代替国际民主。由于美国一极独大并奉行单边主义，世界历史可能正在重蹈中国历史的某种悲剧。正因为这个认识，我们看到了欧洲联合与中国和平崛起之于世界的意义（尤其前者在主权实践上的意义）。否则，联合国永远只是个为美国打扫战畅包扎伤口的国际红十字会。
人类走向自由民主的社会，不外乎两个历程。其一，结束专制主义，进入公民社会，实现人的平等，现代西方国家基本实现了这一目标。其二，结束霸权主义，实现国家平等与世界和平，这是欧洲联盟主权实践的意义，人权高于主权，主权不高于主权。极端民族主义的危险在于，让中国保持专制主义并走向霸权主义。但是，专制主义与霸权主义内政外交上，并没有必然联系。即，专制国家可能在国际关系上可能保有民主作风，而民主国家在国际上可能很专制。这一切取决于各种力量的此消彼长，而非国家或某位总统的道德品质，因为每个国家都要面对地球上的有限资源、人的无限欲望和某些集团的既得利益。（关于这一点，李慎之先生生前的一段感慨：国共谈判时，当时双方“斗争的焦点”是国民党要把持政权，并且以政府的名义要解散或者收编共产党的军队；共产党则主张成立联合政府，要国民党开放政权，开放民主。其中有一个到今天看起来还特别有意思的论点是：国民党认为中国人民的素质太低，实行不了民主；而共产党的反论则是，要学会游泳只有跳到水里去才能学会，不实行民主，人民的素质永远不会提高。奇妙的是半个多世纪过去，国民党的论点现在成了共产党的论点，而大批的知识分子，从当年的国民党人和党外人士到今天的共产党人和党外人士，虽然身份变了一个个儿，但是论点却完全一致，都是认为中国人素质太低，短期内不能实行民主。）
在国际政治领域，没有哪个国家的选民乐意选出一个为世界人民效劳的总统，也没有哪个国家的总统会代表世界人民的利益宣誓就职。只要国家利益或集团利益存在，国际社会的所谓合纵连横，就不过是一幕幕脚踩多只船的“群奸群宿”。 反对一切专制主义与霸权主义，崇尚人的自由与文明多样性，既是政治的，也是文化的。如汤因比所说，世界不只有一条文明之河。它需要彩色，而不是黑白。在这个世界里，蒙娜丽莎可以拒绝隆胸，保留其古典之美；同时，它拒绝视楚王宫里的“细腰”为绝对真理，宫娥多饿死。要求隆胸（以扩张为特征）的帝国主义和要求细腰（以压制为特征）的专制主义都是人类自由价值、文明多样性的敌人，无论它们披着多么华丽的道义与主义的外衣。坚持多元化，保持文化多样性，即反对绝对真理，承认一个人的局限与多数人的创造，相信多种文化与文明齐头并进的繁荣。多元化的前提是主际平等，它是一切对话的前提，是真正和谐的基础，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当力量平衡被打破，人性中的恶便会以各种面目出现，即使是怀着善良愿望解放全世界，同时也会解放自己卑污的兽性。因为没有制衡与约束，任何政府的道德都是靠不住的，如H.西蒙所说，我们只有有限理性。
不久前，国内有批儒学研究者对刘泽华先生大骂出口，因为刘先生在《中国的王权主义》一书中对儒学进行了批判。研究者们称刘先生居心叵测，“无知”、“反动”、“荆轲刺孔”、“猪脑”、“是废道来的”。由于刘先生的人品和见解，我参与了其中的一些讨论，发现许多人连刘先生的书翻都没翻，目的是要为他们的道德“造势”。有人问中国为什么不出思想家，我看至少有下面两个原因，其一学者们忙着走捷径“杀人放火受招安”耽误了时间，其二是没有一个宽容的学术环境，民间与官方都流行党同伐异、占山为王的学术专制主义，一元论。早在八十年代，刘先生曾主张除对象外，争鸣不应有前提，“我们不能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引向科学的唯一之路，更不能认为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一切都是混话。如果真的这样认为，须请先证明除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全部知识都是谬误，否则，那只能是武断。”比照不久前出台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前提性意见，可以说，当下中国的学术环境，从民间到官方，都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进步。
从现实看传统。关于儒学之于中国的意义，我的基本观点是，在民主化中国之前，儒学弊大于利，在民主化中国之后，利大于弊。理由是，没有真正二元化，儒学会成为一元化中国的帮凶，与专制主义合流；有了真正二元化之后，每个人成为平等独立的个体，中国会借儒学之力走向三元，进一步实现社会的和谐。儒学推崇者与刘泽华先生的分歧是，刘先生在做第一阶段的事，儒学推崇者在做第二阶段的事。这里有个时间顺序问题，是个轻重缓急问题，这也是我所以说现在以儒学研究人权较研究道德更重要的原因。当下，西方的孔子和国内的孔子是不一样的，西方是在二元基础上需要孔子，会走向三，而中国是一元之上，所以仍会停留在一，二者结果完全不同。关于这一点，也可以用法国自由、平等、博爱三项价值来区分体现。法国人讲自由、平等、博爱，这三种价值是有序的。首先是自由（每个人成为独立的个体），才会有平等（二元关系），走向博爱与宽容（三元）。若不以自由为前提，所有平等、博爱皆是空谈。这也是我说的“和谐乌托邦“破灭的真正原因。
有多少悲剧还会重来？这是个巨大的历史追问。走过无数浩劫与磨难，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必须理性、真诚地面对过去和未来。我们这代人的所有努力，就是追求个人在中国的自由与中国在世界的平等。因为这种担当与远景，我有理由说，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
中国历史，是一部求和谐而不得的悲剧史；中国历史悲剧的循环往复，不过是“和谐乌托邦”的次次破灭。其症结在于，当人们一心追求和谐时，却以极不和谐的方式继续或重新埋下危机的种子，重蹈“伪和谐”之路的所有悲剧。这就是我说的“中国悲剧”。
本文第一部分为作者对当前中国内政外交的共性探讨，阐述如何避免“中国悲剧”重新上演。第二部分为作者与法兰西学院院士、国际知名学者程抱一先生的访谈，着重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从一元到三元的转变过程中，未形成真正的二元，主体不平等是造就中国历史布满深渊的根源。
笔者以为，所谓国家悲剧，不外乎内乱（社会安全）与外侮（国家安全）。因此，今日中国沉迷于国家道德幻想、无心追求政府权力制衡的左派先生、保守主义者，和另一些对美国政府迷信盲从的自由派精英所犯的错误是一样的，前者忽略了个人作为平等的主体在中国的意义，后者忽略了中国作为平等主体在世界的意义。
第二部分：和谐之上有国殇
——与法兰西学院程抱一院士对话中国传统与未来
以下是本文作者与法兰西学院院士程抱一先生的部分对话，谈中国的传统与未来。
“主际对话”，是这部分谈话的灵魂字眼，有其深远的蕴意与内涵。我把它视作中国内政外交实现真正和谐、上升的基穿没有这个双重基础，一切繁荣、掩耳盗铃式的和谐都将毫无意义。
如抱一先生所言，外加的道德抑制不了内生的危机，人性仍在形成过程中，而拒绝恶的最好方式，是制衡与平等。当主际升华（1+1＞2至≈3）沦落为不平等主体间的互相吞噬，1+1＜2至≈1，即是悲剧开始之时。
一. 善恶之两端，人性是一种可能
熊培云：您曾经说过自己是个心灵破裂的人，这种破裂对您一生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程抱一：我祖籍南昌，小时候常去庐山玩。母亲是在九江长大的，湖北人，是个孤儿，由教会养大。长江，庐山对我来说敏感极了，那时我们逃难到了巫峡，印象很深。现在三峡的后果我们都无法预测，地震、工程质量、恐怖分子。若是有灾难，真不知道怎么应付。中国这个民族，一些流弊，将来一定被迫要改，这是个时间与代价的问题。至于要付出多少时间，我们还不知道。
我的生命中间发生一些事情。七岁的时候，有个姑母在法国学历史，带回来了卢浮宫的维纳斯像和一些安格尔的裸体画，这都是女性的理想美。对我是一种震憾。但是，两年以后（1939年）发生南京大屠杀，另一个形象出现了，其惨烈是你们无法想像的。很多女人被强奸，被光着拍照，这些裸体和安格尔的画里面少女端着水罐完全是两个世界。中国兵被日本人一排排地练剌刀，这种苦刑，即十字架形象。它们是引发我后来同西方对话的原因，看西方如何面对恶。那时我虽是少年，已经决定对人间大恶与大美的思考，不可放弃任何一端。七岁和九岁，我接受这种心灵破裂。因为它，我可以把人间的东西都纳入到这个空间里去。
基督教对恶的分析比儒佛道都走得远。釋加牟尼在菩提树下圆寂，基督却是钉死在十字架上，大恶与大痛苦，以走到最底层的方式去面对。与十字架对话，我不是从信仰出发，而是对生命的质问。
熊培云：中国人讲隐忍、和为贵，因此常回避恶，即使知道恶的存在，也并不正视，敬而远之。中国传统文化里多拳匪情结，讲朴刀棍棒，当说是正视了恶的，然而寻仇者快意恩仇，冤冤相报，终至恶性循环。武侠也很少走到《基督山伯爵》里最后的宽恕，多是大团圆，并没有解救方式,《水浒传》里宋江等招安之后也全是悲剧。
程抱一：西方除了要面对恶，也提出了解答。不止于至善，绝对不为恶，还有至爱。他们面对的是绝对的恶，解答也是绝对的解答——想办法爱到以爱敌人的方式来解决它。基督所说的宽恕，不是就此忘掉了。他在十字架上，底下人嘲笑他，你既为神之子，怎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基督说原谅他们，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可惜这个恶的问题，中国一直没有真正面对。
在中国传统里，除了孔子，孟子也讲性善。荀子讲性恶，可是孟子占了上风。儒家思想从孔子、子思到孟子作为正统传了下来，人性以五伦定制。性善论最大的问题是忽略了人性仍在不断地形成。由于性善论，中国儒家对恶的问题没有做绝对的正视。性善论认为人性是既定的东西，而事实上人性是一种可能。法文里讲人性，On devient humain（我们变成人），甚至是我们de plus en plus humain（逐渐变成人），就是说二十世纪在人类历史发展中还是很短的。
西方对恶，不只是基督教，从希腊开始，悲剧把人性中最不能忍受的东西都搬了出来，母屠子，儿弑父，每一剧演到淋漓尽致。中国人讲和谐，说怎么能将血淋淋的基督挂在那朝夕相伴？当知，人性在善方面能达到相当高的地方，如圣人，为恶也可以达到无底深渊。动物之恶出于本能，而人因智慧所达之罪恶，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我看过一张关于中国凌迟的照片，我想大概是徐锡麟，被一层一层照下来，直到割耳挖心，人还一直活着，这是怎样的刑罚？中国有无数的历史深渊，这是不可否认的。到了文革，更是冤狱无数。对于这些恶，无论做什么层次的思考，我们都要面对它。假如我的真理不包括这些东西，它毫无价值。不以绝对的眼光去正视恶的问题，并提出至善的问题，我们的主体不会有发掘真理的可能性，更不会有真正的解救方式。
熊培云：西方人说，地狱常为善愿铺就，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迷信善，使我们对恶缺乏必要的警惕，一旦降临，常常猝不及防，甚至无力回天。这也印证了黄仁宇先生论及贞观之治时的一段总结，“西方的政治思想，坦白的承认性恶，反能造成政治体系的‘制止与平衡’，使一个现代的国家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尤其值得我们反施”（《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二．中国传统里没有二
熊培云：在政治结构上，中国是一元，美国是二元，法国是三元。道家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是伟大的，现在世界多样性实际上也是要坚持三。中国文化讲阴阳，应该说有二元论传统，为什么两千年来政治都回到了一？
程抱一：中国在哲学抽象思考的方法上西方没法比，西方从希腊开始便重推理，而东方却是直觉性的，但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有几个哲学观念。中国宇宙与生命的观念建筑在气论上面。“生生不息”也是从气而来。中国的一元论，是气，它把所有的东西都包容进去。同时又由于气是个动性的概念，立刻有了变化的和关系两个概念。中国思想很快便从一元，从易经开始，转到了三元。
为什么中国从一元几乎直接跳到了三元？大家忽略了“冲气”这个概念。 老子“三生万物”之后接着是“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主张和谐，认为如果只有阴阳，它是一个对立的二元，可能会产生冲突，于是立刻说“二生三”，“冲气以为和”。冲气就是三。最初中国人要求和谐，人与人之间也是不要冲突。孔子讲天道人道，立刻引进五伦的问题。先把关系定好，然后用礼乐来处理。到了淮南子时期，经过了战国，讲天地互相感应达到和谐，圆润周流，而二的观念对他们来说一直是对立冲突的观念，不能达到和谐。大而逝，逝而远，远而返。道是周流，而不是直线或方的，对立的。一高丽人听我的演讲，说他们出去旅行，有个格言，不要两个人，要三个人。两个人会冲突，三个人就没有问题，总归有个多数，三能达到一种和谐。问题是，如果三个人不平等，真正的和谐也是不存在的。所以，法国有汉学家说，中国的三是一的演变。
中国传统里有三元的思想，它知道你和我，有人和大自然这个二的分别，但是很快想从中间找到一个共同的成分，滋生一个我们都倾服的第三者，即所谓的冲气，冲气可以让阴阳达到和谐交互。孔子很清楚，人和地和关系一定要有个天，否则将会有不断的争执，所以要把中国的思想推向三元，追求和谐。但是，真正的三，由阴阳达到“冲气”，是最高准则，必须是超过我们俩的，而妥协是每个人放弃一点甚至很多，不但不能达到三，甚至低于二，不如二。没有真正的二，就没有三。中国就是忽略了二的问题。二首先是亚里斯多德说的主体和客体。有了对主体的肯定，才有了法与自由的观念。中国人讲求“和谐感应”、“天人合一”，好像很伟大，其实不然。
熊培云：中国的三元找到了天，又因为王权的缘故，最后天的概念被“天子”拿到自己家里去用了，终于回到了一元，国变成了家。由于它忽略了个体，忽略了人，制造了非人，从官方到民间，都讲和谐，人们生活在“和谐乌托邦”里，它不但没有实现善的一面，反而最终造成了社会的不安与动荡，造成了最大的不和谐。中国历史上的灾难，不过是“和谐乌托邦”的一次次破灭。反思人类历史上的极端共产主义实验，各种人造天堂，其实不过是在追求一种和谐。1803年，傅立叶发表《全世界和谐》便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源头之一。尽管中国人的“和谐乌托邦”情结有更多的涵义，但它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为什么有广泛的群众基穿
程抱一：西方有三位一体的思想，但主要是建立在二元上面，从亚里斯多德开始，要求主体客体分开，不然，我们没法观察世界，事实上，柏拉图时便已经将人当主体来思考了。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是让主体面对客体，很明确地说一定要保持分离，最后认为大自然是我们主体应该征服的。启蒙时代，是对人的大肯定，自然就是要被管理。当然，对物质征服，从文艺复兴便开始了，到了十八世纪已经被定义下来。有人说，黑格尔提出了三，正反和，事实上是个惟心论。它从主体出发，创造一个客体，使自己不断超越，达到和。然而，它是将客体吞并以后达到的和。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对立的；毛泽东说，无产阶级要把资产阶级吞进去了，这种辨证观后来都行不通。“相看两不厌，只有静亭山”里有大境界，这不是要主观去吞掉客观。
熊培云：和谐之上有国殇。即是说，历史上的这些理论之所以遭遇挫折是由于它以一种极不谐的方式（比如将盖仑式的“放血疗法”应用到社会生活领域）制造和谐，以为去掉了不谐之音，便可以达到和谐，无视过程的不和谐已埋下危机的种子。
当今中国还是遇到了一些问题，“稳定压倒一切”本是中国发展的长期目标，是全民面向未来的一件大事，却被程维高等腐败官员当幌子用，最后揭发他的人竟被扔进了监狱。这好比发现了大堤管涌却不让别人说，这些人恰恰是最不珍视稳定的。有人分析国内腐败现象为“前腐后继”，主要原因仍是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监督。中国转型开始了这么多年，为什么民主化依旧困难重重？
程抱一：西方的二元，中国人也看出了它的流弊，会造成紧张，甚至还有悲剧，因为西方主体与客体是分开的，主体存在于不断的征服和斗争中，但它有它的伟大，包括对物质的分析与征服，包括它的医学。同时，对于主体的肯定，可以让主体尽情发挥，由此产生了法的观念。从希腊、罗马，到黑格尔、康德，他们不断思考法的问题，怎样保护主体，使主体达到绝对自由。主体不只是自己，你在我对面你也是主体。如伏尔泰说的，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绝对尊重你发言的权利。这一点，中国文化里没有，因为它没有二的过程。中国在美学上达到那么大的发挥，可是在人际社会里，困难重重，就是因为二的问题没永远解决，也不能产生真正的三。中国人寄情于大自然，是因为大自然并不限制你。西方在哲学道德等方面的思考，比中国走得远，主体的观念、法的观念、自由的观念，这些都是连接起来的，后来民主思想由此产生，是自然演进、非达到民主不可的。
三. 《中庸》是伟大的三元论
熊培云:中国渐进式改革取得了一些成绩，现在左右两派争论得很厉害。与此同时，世界冲突也是没有停歇过一天，面对这些纷扰与紧张，我们能否从中国传统中找到智慧？
程抱一：《中庸》是本伟大的书，现代知识分子觉得它腐朽，是因为它被误读了。“中国”本义源于地理上的中原，可是真正的思想也是从“中”开始。商汤去世之前说，要永远保守中；后来老子也说，不如守中；到孔子时，中是最大的观念。《论语》里有段话，有人问孔子道是什么，孔子说我也不知，可是如果有人问我一件具体的事，怎么应付，我叩其两端，然后取中间（作者注：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这个“中”是三的观念，两端加一中，即是三。《中庸》将天地之准则视为中，定了准则后，天地都不能改，就像上帝定了一个东西，自己也不能改，都要遵守，只有遵守了，生命才会继续。极端很容易，中却是最难的。像毛泽东那样朝令夕改是容易的，这和拿破仑晚上没睡好觉要打莫斯科是一样的，明天来个运动，五万人进去，下棋一样。极端就像是发脾气，总是容易的。
中国的思想，不管是尚书、易经、道家、儒家，以及后来佛家的中派，都是受了“中”的影响。每一代哲学家，理学朱熹二程也讲，中不是折衷。在一个不自由、有等级的制度下，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对话只能是折衷。中是在具体的情况下非那样不可，是“中肯”的“中”，所谓“中者，中也”，打中了靶心。冯友兰讲新儒学，也说“中”绝对不是折衷。在思想上，“中”是中国人的伟大的直觉，可是中国社会，却是一个大的折衷，大的妥协，大的匍伏。相反西方将这种“中”人格化了，不让人朝令夕改、投机取巧。
熊培云：中国的中字，被误读了一半。这即是说，中国跳过了二的问题。您谈的中庸与两极给了我一些启示，可以解释中国目前的一些困境。我一直认为美法方向上的争执是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之间的分歧。中国前改革时代理论上追求绝对的公平，以及改革后追求绝对的效率都是容易的，而在效率与公平之间找到中，恰恰是最难的，却是最重要的。中国应当从中国之“中”、中庸之“中”里重拾智慧，找到平衡之美。
四. 解剖中国王权
熊培云：马克思谈到法国中世纪的特点时说，“行政权力支配社会”，刘泽华先生穷一生所学，据此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点是“王权支配社会”。刘先生在《中国王权主义》一书中讲，在中国完全世俗化的社会中，最高王权不是在社会经济中受经济规律支配形成的，而是非经济方式吞噬经济的产物，是武力争夺的结果。这意味着不是经济力量决定权力分配而是权力分配决定着社会经济分配，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体是权力分配的产物。于是，王权决定了社会的基本结构，而不是经济运动决定社会结构。中国人文主义中的“修平治齐”客观上与王权主义合流，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苦难的生生不息。
程抱一：中国的天子以天为命，事实上是他个人的意志，因为在政治文化里“二”没有分清楚，天地人，五伦，实际上都笼统为一了。中国人爱讲超脱，这不是超越，超脱是阿Q式的悠哉游哉，我吃苦没关系，我不管，你们去搞。这不解决问题，免不了天灾人祸还要来。中国五千年文化，一直要追求和谐，可是没有一个太平时代超过三五十年，就是唐朝鼎盛也不过三十年（作者注：贞观之治为公元627年一6^49年，开元盛世为公元713一741年），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此外，几乎没有一个文人善终，冤狱无数，不是从上面来，便是从下面来，馋言、诬告、嫉妒……这是个非常可怕的社会。当然西方社会也很可怕，我不否认，但基本上还有些保障，王权不似中国强大。比如到了路易十四，朕即国家，但他对哪个女人有贪念，还要追求一下，大臣参议一下。中国却是后宫三千，全国美女召来，放在后面，没有止境。西方也就是找个小公馆，偷偷摸摸，最后还服务于政治。
五. 外加的道德与内生的危机
熊培云：中国传统思想是彻头彻尾的人文思想。它把自然与神作为人的手段，尘世生活得到了最大的肯定，人的终极价值追求不过成圣成贤，社会生活因此全面道德化。现在的中国，尽管出现了严重的道德危机，但仍有很多学者在继续反思道德在整合社会秩序时的功用。曹锦清在《黄河边的中国》一书里也提到中国的政治困境，“政治必须走民主化、法制化的道路。并非法治优于德治，而是德治不足凭，唯有求助法耳。”
程抱一：对西方中国仍停留在科技上的大吸收上。假如没有精神上的激变与提升，没有制度保障，社会危机还是非常大的。贪污舞弊丛生，社会不公正扩大，这些危机都是从流弊中来的。事实上，康德和孔子都讲过，真正的道德要求是思考以后得来的，而不是外加的一个。人的真正自由，也是在深思之后获得的。所以，道德的信条不是外加的，假如我们的社会金钱主义流行，惟一能维持社会秩序的，是外加的规律与道德，没有经过个体内心思考这个过程，这样社会必然会有大的危机。
六. 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另一种解读
熊培云：一直以来，我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华文明淹灭入侵的“外族文明”，是不是因为我们的臣民文化与奴性传统在起作用。不久前，法德电视台中法文化年专题节目里播放了中国缠足的历史，也做了些反思。
程抱一：中国文化里所以有奴性，就是因为没有形成真正的二，就像我刚才说的，为了追求和谐，忽略了主体。所谓的二元论，只是一个吞并另一个。这样的二只会回归到一，更不会产生真正的三。入侵者沿袭中原旧制，因为就管理臣民而言，没有比这一套制度更好用的了。
七. 什么是真正的对话？
熊培云：去年除夕，正好RER线部分罢工，在站台上与一位老巴黎聊天，我想讲点抱怨的话。猝不及防的是，这位朋友知道我来自中国便满嘴跑坦克，勾引我回忆那个兵临城下的年代。中国的文学与哲学，大团圆无数，而历史却几乎全是悲剧，只在悲剧中团圆，“初闻涕泪满衣裳”。
在法国，我们看到对话、辩论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道风景，譬如朱佩被判刑，媒体立刻有了讨论。去年，法国卫生局长Lucien Abenha?m因为热死人的事件引咎辞职，数月后出了本书，就此事件进行了检讨，这种官场文化是很值得中国人学习的。中国的官场文化，是有官场，无文化，有技术，无科学，书里讲马克思，书外讲马基亚韦利。在西方，沙龙也比较多。希拉克一直在号召政府与社会各界加强对话，您认为对话二字，最重要的内涵是什么？
程抱一：必须要有对话，积极地对话。你和我谈话，假如你不自由，我不能学到什么东西。相反，辨论、对话，是在绝对自由的状况下的主际对话，我们之间所产生的东西永远是高于我们自己的。真正的三，首先是二的关系。我们对话，假如都有诚意，绝对是把我们最好的东西拿出来。对话之前，好的东西各自藏着，对话之后，好的东西不但发挥出来，而且可能会发生质变。一个人身上有着绝对的真，但要通过真与真的交往、交汇，才能达到提升的地步。创造者也一样。我写小说，贝多芬写音乐，凡高画画，都是在与天地对话。真与美都是在交往的状况下达到更高的境界。只有这个境界我才会心悦诚服，因为它是从我这里出发，又高于我本身。真正的美，只有在主际之间才能被启示出来，才具有直正的价值，所以二是十分必要的。民主制度与法治即是保持这个二。中国现在也讲法制，由于立法与执行没有分开，仍是一，没有二。二的问题，中国一定要面对。不管是从科学、道德、思想、哲学，还是从社会制度上讲，二都是必要的。目前中国基本上是朝这个方向走，怎么走，是个时间与代价的问题。
八. 中国怎样对话世界？
熊培云：历史上所有的文明兴替，都与其同外界的对话程度和方法有关。回顾中国近现代历史，以闭关自守追求和谐所得教训不可不谓惨痛。如今，“后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等词语渐渐唤起各国对“软霸权”的警觉。法国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曾向中国知识界呼吁，中国知识界应该站在中西交汇的高度，用中国概念重新诠释中国传统思想，不能继续被动接受西方思想，否则中国思想传统将会被西方概念淹没，成为西方思想的附庸。与此同时，伴随着中国经济力量的上升，国内掀起了极端民族主义的新浪潮。二十一世纪，中国如何在对话中面对传统与世界？
程抱一：当选法兰西院士后，当我走在街上，常有法国人突然把车停下来，向我问好，说法国为你骄傲。我当时有些迷惑，后来知道骄傲有两层意思：一是他们为自己国家接纳了远来的人骄傲，二是为自己的文化能吸收了他人带来的精华而骄傲。于是我想，一个人与一种文化的伟大，是以它的开放性来衡量的，而不是保护僵死的国宝的问题。法国有成语讲，如果蛹只知道照镜子，永远不能成为蝴蝶。生命的提升与超越，只能通过不断地交流才能产生，若是自己在房子里照镜子，永远也不能超越。很多人以为，受外来的影响会失去自己的灵魂，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灵魂。相反，只有更丰富自己的灵魂才有意义，否则，它也不会有什么意义。比如你和一位西方圣者谈话，怎么会失去你自己的灵魂呢，相反他的光照只能发扬你生命中最好的方面。如果你身上有点光的话，也只会发扬他身上最优良的一部分。如上面所说，只要这种对话是平等的，我们便能获得对方最好的东西。如果没有那种高度交流，我们可能不知道什么是自己优良的一部分，甚至会把卑下的一部分当作最好的。我们只有从那种本身具有高度要求的眼光中，才能看出自己境界最高的一部分。
几十年来，我和西方对话，一是不要有限制，二是要和最高层次对话。中国的文化，在我和西方对话过程中，只会得到发扬，绝不会减灭。灵魂、民族魂绝不会因为对话而失去，中国文化达到最灿烂的时候，是跟佛教交结后取得的。
九. 复兴与危机
熊培云：2003年，通过互联网这个平台，中国参与型民众改造社会的热情与积极作用已初现端倪，公共知识分子也逐渐找回其社会担当的角色，您对国内知识分子之于中国未来有何评价？本世纪中华文明复兴是否可能？
程抱一：指望很高。1998年，我回国一个月，一直在北大讲五十年代以来的西方思潮。我感觉国内对新东西很敏感。许多抽象的名词，他们都能理解。应该说，中国文化有一种潜力，也有一种吸收力。只要愿意做，还是能把西方好东西搬来的，中华文明复兴完全可能。但也有问题，比如现在有些艺术家，到了西方后，说还搞什么文艺复兴，你画几笔不就可以了。我说你一定要在意大利去看，那是源头。中西交流，若只追求快熟可用，得到的可能是最庸俗、最下层的一部分东西。就像外国人买中国书法，一团糟，什么都要，因为他们本来也看不懂。
熊培云：是不是说西方也在堕落？譬如说去年夏天法国热死老人的灾难，一定程度上也与家庭伦理危机有关，老人的生活全丢给了社会与福利，子女们都忙着罢工和度假了。
程抱一：目前西方也处于堕落的状态，但西方底子大，虽然价值混乱，神圣和高贵的东西还在，至少还没有堕落到破产的地步。因为它也有危机，所以，各种文明之间互相发掘很重要。应该说，西方交换时，很理智，知道哪些要学习，哪些要发扬。比如巴黎最近的孔子展览，西方人看到，啊，原来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伦理,但警省之后，并非完全拿来主义，而是尽可能从自己文化中去发现。我们的优良传统被抛在一边，有些东西应该把它拿回来。中国神圣的东西没有了，从前可能有些大境界，现在已没有东西可以替代，这是一个危机。此外，现在许多工程和生产没有权力制约，难免将来也会有物质危机。
最后要说的是，不管什么事，都要经过一个人去做。对真理与美恶的思考，都是在一个人的脑子里进行的。每个人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到了时候，总会显现出来。比如玄奘，此前也有很多人去印度，没弄出什么东西，可是到了他，时候到了，也由于他的毅力，就行了。
熊培云：平平淡淡地生活，一天一天地殉道。但凡坚定一个信念，一代代努力，中国必得幸福自由。
——2004年初春 记于巴黎米哈博桥畔
（本次采访得到陈彦博士的大力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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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抱一简介：生于1929年，祖籍江西。1949年赴法留学，2002年6月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程抱一先生集诗人、作家、翻译家、批评家于一身。1999年，法国总统希拉克亲自授予他荣誉骑士勋章以表彰他的文学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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