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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纯属捏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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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06/01 出处： |
张宏志
不知从那个阴沟里吹来一股阴风：“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请大家冷静的想一
想，当时中国人口总数是6亿，假定真的饿死3000万人，平均每20个人中就有一人
饿死。那将是：“饿殍遍地，野狗成群，四散逃生的难民，抛妻舍子，家破人亡
，中国大地满目凄凉。”这是多么凄惨的景象。现今55岁（大跃进时10岁）以上
的人。估计约有4.5亿，他们是那个时代的见证人。试问，他（她）们有谁见过那
种景象呢？没有、没有一个人见过。因为那是谎言。在4.5亿人众目睽睽之下说谎
，可见谎言泡制者是多么的无耻！
饿死3000万人之说，究竟是怎么来的？
原来，1983年国家统计局报经国务院批准，将1949—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
人口数字，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予以公布 （1983年出版的《统计年
鉴》）。美国的人口学家从这个材料中估算出1958——1963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
为2700万（2680万）。这个数字被人“移花接木”，说成是大跃进“饿死三千万
人”。我们不知道谁是玩手段的第一人，这个人一定是一个善长讹赖的老手！如
是“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在国内外就这样流传了近20年。为什么无人对此进
行批驳呢？因为它适合了一些人的政治需要，一些反对社会主义，而主张恢复资
本主义制度的人，兴高采烈。他们说人民公社、大跃进饿死那么多人，还不应该
把社会主义反掉吗？！换言之“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就是一些人为搞资本主义
所制造的借口，对这种谣传必须给予彻底驳斥！
户口登记数字及其计算方法科学吗？
现从国家统计局1983年公布的1949——1982年的统计表中摘出1957——1965年8年
的统计数字。（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新观察]•文库
版•大饥荒档案www.xgc2000.com下称“李文”）
年份 年末总数人口（万人）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1957 64，653 34.03 10.80 23.23
1958 65，994 29.22 11.98 17.24
1959 67，207 24.78 14.59 10.19
1960 66，207 20.86 25.43 -4.57
1961 65，859 18.02 14.24 3.78
1962 67，295 37.01 10.02 26.99
1963 66，172 43.37 10.04 33.33
1964 70，499 39.14 11.50 27.64
1965 72，538 37.88 9.50 28.38
（“李文”）
“上述数字公布后，很快引起了国内外的反响。西方几十个大通讯社都报导了1960年
人口总数净减1000万的消息，共同社说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各国的人口学家认为上述所公布的数字有重要的价值，同时也指出某些数字间
存在着一些矛盾。这表现在各个年度人口出生率减死亡率所得出来的自然增长率
，与本年总人口减上年总人口得出来的增长率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距，而这种差
距又不能用“机械增长”即国际移民来解释，因为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移入移出的
人数少到可以忽略的程度。他们希望有更准确、更系统、更详细的资料，以便深
入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年人口的变动，其中包括弄清‘大跃进的人口后果’的
数字。
“国外研究中国人口的著述中，影响较大的是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普
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提出的研究报告。他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美国
全国研究理事会的资助下，带领他的助手进行了详细研究，写成《从1952年到1982年
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书，作为美国全国研究理事会行为与社会科学及教育委
员会的《人口与人口学第27号报告》公开出版发行。
“科尔在前述著作中对‘大跃进’引起的超量（非线性）死亡人数作了研究和估
算。书中说：‘按官方开列的死亡率计算，1957年的死亡数为590万，1964年为802万
，这些年的死亡数量从590万到802万的线性趋势，可算出1958年至 1963年（线性
）死亡总数为 41 80万。由官方记录得出的死亡人数为5740万，照此计算，困难
年代超量死亡数约为 1600万。’书中又说：‘1957年和 1964年经过对少登记数
调整后的死亡数为1040万和940万。按照线性趋势，1958－1963年调整后的死亡总
数为5940万。实际死亡总数为8620万，超过线性趋势的死亡数约为2700万。’（
按：引文中的线性死亡，即正常死亡，超线性死亡，即非正常死亡。下同—引者
注）
“美国人口及人口学委员会于 1984年7月 10 日为科尔上述著作的出版举行了记
者招待会。合众社、美联社和西方其他大通讯社在报导中都说到上述超线性死亡
数宇。
“法国人口学家卡洛没有估算‘大跃进’引起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但他对科尔的
研究结果表示了某些保留，并认为‘中国的问题最好由中国人自己来回答’。他
在《为便于分析中国人口统计资料的建议》一文中写道：‘无论如何，历史学家
需要这样一个估算。我们建议中国同行对这些数据进行科学的调整，并说明调整
方法。”（“李文”）
“蒋正华（按：时任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引者注）以历年生命表为基
础，估算出历年死亡人数，其中1958年至1963年共死亡8299万人；同时按这6年预
期寿命的正常变化，估算正常死亡人数为6602万人。这样可以推算出非正常死亡
人数约为 1700万人 （1697万人）。” （“李文”）
“科尔估算的1958年至1963年实际死亡人口为8620万人，减去线性死亡人口 5940万
人，超线性死亡人口为2680万人。约为2700万人。”（“李文”）
“但要指出，在这里面有一个例外的情况：按1957年户口登记的年平均人口63741万
人所推算出的死亡人数与科尔书中给出的1957年死亡人数有较大距离。那么，是
不是科尔书中给出的1957年死亡人数是根据另外的年平均人口计算的呢？笔者计
算的结果是：（1）按科尔书中给出的户口登记1957年死亡人数590万，死亡率为
10.80‰。倒推，这一年的平均人口为54630万人；（2）按科尔书中给出的他所估
计的1957年死亡人数1040万，死亡率19.0‰倒推，这一年的平均人口为54737万人
。这样倒推出来的两个1957年人口数比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的58260万人（这个数
字是科尔所肯定的）还少3500至3600万人；而且把1957年与1958年的65324万相比
，一年内猛增1亿多人，是难以设想的。因此，笔者（按：即李成瑞）认为科尔书
中给出的1957年两个死亡人数与相关数字间存在着令人难以理解的矛盾，至少在
科尔作出新的解释前是这样的。”（“李文”）
“经笔者（按：即李成瑞—引者）对1957年死亡人数进行技术性修订，即按表5（
按：此表本文略—引者）中其他所有年度同样的方法，按官方的人口统计的1957年
平均人口为63741万，依照科尔重估的这一年死亡率19‰计算，死亡人口为1211万
人。把这个数字与科尔计算的1964年的死亡人日940万联系计算，则1958年至1964年
的线性死亡人口为6462万人，与科尔估计的6年实际死亡人口 8620万相比，超线
性死亡人口为2158万约为2200万，这一数字的修订由笔者（按：即李成瑞—引者
）负责”。
从以上引用的材料中看到，对1958—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研究，依据同一材
料（1958—1962年人口登记），三个人得出三个结论。蒋正华：1700万（1697万
）；科尔：2700万（2680万）；李成瑞：2200（2158万）。
再则，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与学者们推论出的数字，存在着重大差别。
“两位学者对1958至1963年年死亡人口总数的估计相差不算大。科尔估计为8620万
人，蒋正华估计为8299万人，相差32万人，占死亡人口总数3.8‰。这个差额，在
两个估计的非正常死亡差额983万人中，约占1／3，是一个次要因素。同户口登记
的6年死亡人口 5740万相比，科尔的估计数增加了2880万，即增加了50.2‰，蒋
正华估计数增加了2559万人，增加了44.6%，增加幅度相当大，只是增幅高低的有
些不同。
“两位学者对1958至1963年正常死亡人口的估计差距悬殊，这是对非正常死亡人
数研究结果不同的主要因素。科尔估计6年的正常（线性）死亡人口为5940万人，
蒋正华估计为 6602万人，相差662万人，占正常死亡人口的 11.1%。这个差额约
占两人估计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差额983万人的2／3。”（“李文”）
上述情况告诉人们，这种单纯的数字推论和估算，科学性有多大，可信度有多大
？！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登记，同样也是漏洞很大、很多。例如，1959年与1958年
相比，1959年的出生率减少了5个千分点，死亡率增加了3个千分点，在死亡率增
大，出生率减少的情况下，而人口却增加了2000万。这2000万人是从那里来的，
除非用机械增长，即移民来解释。1962年比1961年又增加2000万人。这两年人口
出生率，1961年为18.02‰，1962年为37.01‰，1962年与 1961年相比，增长了19个
千分点，即增长了50%还多；人口自然增长率1961年3.78‰，1962年为26.99‰，
1962年比1961年增长了8.5倍。虽然1962年经济形势开始好转，但是，人口死亡率
、出生率、自然增长率以及人口年增幅的这种无规则性，是不可思议的，只能用
“统计有误”来解释。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材料公布后，美国官方反映最敏感，最强烈。他们紧紧地扣住
1958——1962年的材料大做文章，做大文章。他们似乎从这些材料中看出了破绽
，很快地确认了 1960年人口总数净减1000万，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
口事件”。
笔者认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材料中，人口变动的这种大起大落，不能不使人怀
疑这个统计数字的真实性，和材料编制人的责任心，人们有理由指出国家统计局
所公布的人口登记，和国外研究者、报导者们的失真、失实，失掉客观性？
下面看科尔研究方法的粗糙和片面：
“第一，科尔是从生育率开始，经过一系列推导，求得两个普查间隔期的不分年
龄性别的死亡人口总数。
“第二，科尔在推算出两个普查间隔期的死亡人口登记平均漏报率之后，对于如
何将平均漏报率分配到各个年度（作为推算每个年度死亡人数的主要依据）这一
重要问题上，是根据未作详细说明的‘假设’来作出的。”
“第三，科尔对各个年度死亡人数的估计，始终是围绕粗死亡率即全年死亡人口
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进行的，而没有研究每个年龄组人口的死亡率。他虽然编制了
两个普查间隔期（1953——1964，1964——1982）的5岁为一组的简略生命表，但
没有编制各个年度的生命表，因此无法用来推算各个年度的死亡人数。（“李文
”）
“第四，科尔对于1958至1963年正常死亡人口数，认为是线性趋势，按两点间直
线来计算。因此，起点年数值与终点年数值的高低，对6年总数起决定作用。这两
个点的数值估计，因种种原因有可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偶然性、随意性，从而对
计算结果产生较大影响。”（“李文”）
统计学是科学，是勿庸置疑的。但是，无论是统计工作、或是研究工作，都是由
人来做的。如果统计者提供的材料是真实的，而研究工作出现片面性；或者研究
工作无误，而统计材料失真；或统计者、研究者都出现主观随意性，那么科学就
会变为荒谬！我们认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材料，人口研究专家得出的结论，都
有失真，失实和失掉客观性之嫌！因为它和客观存在的历史不相符，主观和客观
不统一。研究人员的数字推论，必须以客观存在的事实来验证，而不是按数字推
论的结果去描述历史。
1983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949——1982年人口登记后，如前所述，外国主要
是美国的专家很快发现了1960年中国人口总数净减1000万，于是西方几十个大通
讯社立即报导了这一消息，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共同社
一声呼唤，国内外一些人，拍案而起，一齐鼓噪，越喊叫愈离奇，在这个反华声
浪中“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出笼了。以讹传讹，传了近20年。汉语中有一句讽
刺性成语：真作假来，真亦假；假作真来假以真。假的就是这样变成“真”的了
！
一切善良、正直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这样的历史：美国帝国主义，一向仇视中国
共产党，一向仇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向仇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在同国
民党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美国帝国主义一直是国民党镇压中国共产党的帮凶和
靠山。抗战胜利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和美国空军陈纳德第十四航空队赖在中国
，帮助蒋介石集团打共产党。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三大决战胜利后，1949年3月，美
国政府做出决策：台湾对于美国在西太平洋战略有着重要地位，美国的目标，是
决不能让台湾和彭湖落在中共手中。从这时起，美国霸占了中国领土台湾。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海军第七舰队进入台
湾海峡。1950年9月，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其矛盾直指中华人民共和国。1951年5月
18日，美国操纵第五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的议案。1973年，
美国总统尼克松在白宫会见台湾国民党副总统严家淦，表示：美国将继续同台湾
保持“外交及其他友好关系”，“美国决心信守对中华民国的协防承诺”。美国
政府现在更加疯狂地支持“台独”，妄图把台湾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上分割
出去。中国人民深深懂得共同社所喧嚣的“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不过是
帝国主义者们人工制造的反华借口。至于国内那些别有用心者，人们早就看清了
他们的嘴脸，他们想把“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强加给毛泽东。“反毛必反共，
反共必亲美”，这就是他们的逻辑。
我们要做的是还历史以本来面貌。1958——1965年中国人口确实发生了变动。这
种变化，用人口学研究中的某个公式是无法说清的。还是法国人口学家卡洛先生
说得好，“中国人的问题，最好由中国人自己来回答。”
关于出生率从1958年至1961年呈下降趋势问题。
考虑这个问题，有两种人两种思路：一种人说，陷入严重的经济困难的人们被饿
得奄奄一息，怎么会生育呢？这种人出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敌意，丑化、诅咒社
会主义建设。他们所追求的是私有制、资本主义。另一种人则主张进行深入的社
会分析，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寻求答案。我们认为：
其一，大家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大力抓教育，开展了全国范围
的普及基础教育，当时的教育制度是12年，基础教育的实施，改变了传统的早婚
（十五六岁结婚）习惯，这个婚嫁真空的时间窗恰好落到了六十年代初（1949＋
12）。
其二，从五十年代初期，国家大力宣传废除包办婚姻，提倡婚姻自主，婚姻制度
的这一变化，破除了早婚习惯，由此造成的婚嫁真空时间窗，尽管比较含糊，但
我们仍然认为它对1958年以后出生率下降是有影响的。
其三，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是中国工业打基础的时期，大约5000万
农民转为工人；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初期，1958、1959年两年又有2000万
农民转为工人，在这7000万工人中，单身约占95% 即 6950万人，由此而造成的婚
嫁真空时间窗，虽然其时间界定含糊，但完全可以判定它对1958年以后出生率下
降产生影响，当是确定无疑的。
其四，1958年、1959年、1960年，3年间参加农田基础建设和水利工程的农民，不
少于4亿，这么广大的青壮年男女，从小家庭生活转变为大集体，占全国人口70%的
青壮年男女，其婚、嫁改变常规，必将对出生率产生重大影响，这是无可否认的
事实。
搞清了上述社会历史环境再来评述出生率下降，就会知道，出生率下降是诸多社
会因素造成的，不能简单的归结为经济困难的结果：而那些把出生率下降看作是
大跃进，人民公社给中国带来的灾难的人们，假如你们不是出于偏见，相信你们
是会修正自己的看法的。而对于那些出于偏见的人们，对他们不想说些什么，他
们的立场决定了他们决不会承认真理，除非改邪归正。
关于1958年91961年死亡率呈上升趋势问题
这里有三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经济遇到了很大困难。主要是粮食短缺，一直持
续了3年。营养不良使一些年老多病或体质衰弱者，对疫病抵御能力下降，故而使
一些人在连续饥荒中早亡。这种情形是在全国范围零零星星持续3年发生的。它不
引起社会振荡，不会使人感到恐慌，仍属正常死亡。而饿死人则是另一种情形。
举例说，一个五口之家，其中一人因饥饿待毙，其他4人必会救助，而不会眼睁睁
的看着其死亡。一家如此，一个村亦然。一家有难，其他家决不会坐视不顾。不
要忘记那是人民公社时期，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之一，就是互助。因此，一旦发
生饿死人，即是区域性、群体性，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必将震惊全国，瞒是瞒不
住的。
其二，广大群众运动中的意外事故（伤和病）。前已述及，1958年、1959年、1960年
，3年中约有4亿农民投入农田基础建设和水利工程，挖掘的土石方年平均约1.5亿
立方。而许多工程都是民办的，自筹经费。如河南省林县红旗渠工程，1960年开
工，1969年竣工。还有大量民工投入铁路建设工程。这样大规模的、遍及全国的
、高强度、长时间的劳动，意外事故和疫病发生是难以避免的。这里虽然没有意
外事故和疫病死亡人数的统计表，但这是死亡率增大的原因于是成立的。这个代
价是有意义的，它为中国的经济建设、铁路建设、特别是水利建设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设计灌溉面积达10亿亩。这是整整一代人的贡献。今天分享着大跃进成果
的人们。应该饮水思源。一些人所以要诅咒大跃进，不是大跃进做错了什么？！
只因为大跃进体现了社会主义风貌，人们的无私奉献、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自
力更生精神。而这些是与一些人追求资本主义相对立的，故为他们所不容。他们
把“自力更生”曲解为“闭关锁国”，“驱使人们去做不必要的牺牲”。
其三，是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死亡。1960年“5个月里，台风登陆11次，……台风
造成暴雨频繁，洪水泛滥，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江苏、山东、河北
、辽宁、吉林、黑龙江11省，直接死亡5000余人。（《灾情报告》第378、第379页
）1961年，“到9月，灾区有60万公顷仍积水未退，聊城、沧州有3500个村庄被水
包围，280万人断粮。沦州专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 4.9%。（《灾情报告》仅举以
上两例，灾害造成的直接死亡，怕是不仅如此？）
一切害怕社会主义的人，无不攻击大跃进。“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就是这些人
骗造出来的。倘若发生集体饿死人事件，不仅震惊全社会，同时也会在历史上留
下阴影；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尔今已经过去40余年了，一些反对毛泽东、
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利用他们手中的一切便利条件，翻箱倒柜，把大跃进运动、
人民公社运动的历史翻了个底朝天，除了40余年前早就曝了光、任人皆知的“信
阳事件”外，有谁翻出了新的“信阳事件”呢？没有，一件也没有。
三年经济困难有无饿死人
有的。个别地区确实发生了饿死人的事件：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第一个信息，是1959年春旱。1959年出现严重春旱之时，毛
泽东和中共中央对防灾抗灾是非常注意的。4月17日，毛泽东看了国务院关于山东
等省春荒缺粮的材料后，亲自拟定题目《十五省三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
题》，要求在三天内用飞机运粮送到15个省的第一书记手里，迅即处理紧急危机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8册第 20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1966年版）。24日
，他又对东部沿海发生风暴的报告批示：“再接冉历，视死如归，在同地球开战
呀要有此种气概。”（同上，第217页）
不过这时，就全国形势而论，并不严重，所以，在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修正主
义逼债的情形下，1959年仍出口粮食41.6亿公斤。
1960年3月，习仲勋送来安徽“饿死人事件”的群众来信，毛泽东、周恩来等对全
国经济形势的严重性开始关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灾情非常关心，对灾区人民
十分关爱，1959——1961年，国家通过调入、进口等办法，向农村返销了大量粮
食，3年共计546.6亿公斤，占总征购量的34.4%。（《当代中国粮食工作》，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页）1959年底，至1960年底爆发了农村缺粮高峰
，全国农村平均每人消费量由1957年的204.5公斤，下降到1960年的156公斤，1961年
的153.5公斤。（国家统计局编：《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第336页）
农村的严重缺粮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注意。1960年6月，毛泽在上海会议的《十年总
结》讲话中主动承担了追求高指标错误的贡任。11月3日，周恩来受中央委托起草
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坚决纠正一平二调的
错误，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12月，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粮食和市场
问题的汇报提纲》指出了粮食多征购的问题。“1958、1959两年大约多征贸易粮
200亿斤左右；”（《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第108页）从1961年开始，国家大量
进口、调拨粮食：1959、1960、1961年调入粮食量分别为—589.8、—169.5、—
409.4万吨，进口粮食量分别为0.2、6.6、58万吨，向农村返销。净征购粮率降为
17.5%。
事实上，因为各地受灾程度不同，粮食的减产情况也不同，灾害集中和持续的地
区，缺粮食情况比一般地区严重得多。如湖北省工作组1962年9月3日给周恩来的
报告中说，谷城、光化、襄阳三县被调查的13个遭受旱灾的大队，特别严重的，
群众根本分不到口粮；严重的，每人每月平均4－6斤；一般的，每月10斤（《建
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17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而且，各年缺
粮程度及人口也不是平均的，如1960年粮食减产最多，这年形成的缺粮人口也比
上年增加68%。高达2.18亿。
中共中央的种种努力，其社会效果是积极的，三年饥荒未酿成大灾难。即没有发
生地区性、群体性、普遍性的死亡事件。饿死人的事仅仅是个别地区、个别人、
个别现象。这种现象不仅灾年、常年也在所难免，即使是今天人们偶尔仍可看到
饿殍。
河南省信阳地区发生的饿死人事件（史称“信阳事件”），诚然与三年自然灾害
有直接关联，但主要是人祸。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导致的。笔者将以专题附录于后
。
科尔的统计数字不可信
现在把话题转到人口学方面来
人口学是一门科学，它可以从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人口变动发现社会运动的规律
。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人口学研究所得的结论，其正确与否，用什么来检
验？只能是社会实践。不是人口学决定社会运动，而是社会实践检验人口学；前
者是第二性的，即社会运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后者是第一性的，物质的，它
存在于人们头脑之外。我们所坚持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下面从
三个方面对科尔的统计数字进行验证。
关于中国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
科尔的研究工作所使用的中国官方公布的1958—1964年人口登记数字。这个统计
材料其客观性、真实性是要大打折扣的。数字本身有无法解释的矛盾，本文己在
前面说过了。
科尔的研究方法过于粗略
科尔线性（正常）死亡人口，其计算公式，是起点数加终点数，被2除。科尔估算
（注意是科尔的估算，不是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1957年死亡人口是1040万，1964年
死亡人口是940万，二者相加是1980万，再除以2，等于990万。如是科尔得出结论
，1957——1964年，中国年平年死亡人数是990万。以此推算，1958—1963年线性
死亡人数5940万。这么粗略的推算方法，科学吗？其结论客观、真实吗？ ...华岳论坛 - "http://huayue.org"
人口学研究方法的瑕疵
人口学中按出生率或死亡率计算出生人口或死亡人口，都是以年平均人口为基数
的，年平均人口在理论上应按365天的人口平均计算。但这种方法实际上难以做到
，通常使用的简便方法是以上年末的人口加本年末的人口除以2，得出平均值，作
为本年平均人口。
再如，制成一张人命表，需观察一批同龄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全过程，需花费 100年
左右时间，实际难以做到，即使做到已成为历史的追述，失去观察分析现状的作
用。一般使用的简便方法，是根据一年或几年统计资料，来确定一批人分年龄的
死亡率，并算出平均预期寿命。
以上所述，中国官方公布的人口登记数字，其准确性是要打折扣的；而科尔的研
究方法又过于粗略；再加上人口学研究方法的瑕疵，因此科尔的研究结果，1959、
1960、1961年3年，中国非线性（非正常）死亡2700万人，是不可信的。
现在的问题，是依据科尔的结论撰写中国历史呢？还是以中国的历史事实去检验
科尔的结论？我们坚持的是后者。
需要说明，科尔作为人口学家，他所进行的工作是科学研究，其结论对与错，都
是研究工作。
而另外一些人，把科尔的研究结果用“移花接木”的卑劣手段，诬称“大跃进饿
死三千万人”！他们制造这个谎言，是用来打毛泽东；丑化社会主义建设，曲解
社会主义。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摇旗呐喊！
（摘自《还清白于毛泽东》国际炎皇文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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