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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作人的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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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05/31 出处： |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９日，周建人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署长是胡愈之。叶圣陶是另一个副署长。
这时弟弟已经是副部长级的高级干部，而做哥哥的周作人却不能担任任何公职，不能教书，甚至不能用自己的姓名发表文章和译文。被捕服刑的那三年多里，周作人养家的责任只得由儿子丰一和当中学教师的媳妇张芳担当起来，现在回家了，他也就不能不管一点了。这时他除了卖文之外也没有别的办法弄到钱。他写得很勤。从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１５日开始，他应友人之邀为上海《亦报》写稿，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里，写了九百多篇文章，平均每天写了一篇多。大多是几百字一篇的随笔，过一千字的很少。写文章不难，难的是找题目，每天至少是一篇，哪来那么多的题目呀。
这些文章给读者一个强烈的印象是，周作人想竭力跟上时代潮流，文章里，像“为人民服务”，“向工农学习”这些字句触目可见。也常作新旧社会的对比，对比之中对新政权赞不绝口。例如１９５１年２月１０日刊于《亦报》上的一篇《水龙会》说：
民国以前，消防都是民办的，各水龙会并无统一的指挥，通信机关也不完备，可是有了火警，铜锣一敲，水龙毕集，会员如不亲去，只须交纳工资一角，成绩也相当不错。后来社会事业悉由公家办理，水龙会自然消灭，改为消防队了，可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这与民众利害关系最是密切的机构也一样的腐化堕落，失火人家的四邻如不先讲条子，不但难受保护，还不免要被毁坏，这足以证明蒋朝政治之腐败，远在满清时代之上了。
现今各级政府致力于为人民服务，民间生活日益安全幸福了，从前办善举的精神和力量，正可以复活过来，转向正当方向，自动地出钱出力，做些有益于社会的工作，我想这正是极可能也应当的吧。
人们不要简单地说这是一种取悦当权者的态度，说日本人来了，他就逢迎日本人，现在共产党来了，他又逢迎共产党。对于这种意见只须反问一句：他在张作霖的治下办《语丝》，为什么并没有去逢迎张作霖呢？钱理群的《周作人传》说得好：“但至少在建国初期，周作人对于新政权的拥护、认同的真诚性，却是无可怀疑的。”那时岂止一个周作人，许许多多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对北洋时代、国民党时代的腐败感到失望乃至绝望，现在看到一个清廉的、高效率的、也确实为人民办了些好事的新政权，都是竭诚拥护的。直到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派斗争之后，知识分子的态度才有了一个大的变化。具体到周作人这人，他有当过汉奸的历史罪过，更需要比别人表示更多的拥戴的态度。因此有时候他写文章歌颂新政权，却把话说到事理之外去了。
周作人写了许多这样的文章，一是他养家的需要，同时也是借此表明心迹吧。
大约就是为了准备在１９５４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得先期从基层开始逐级选出人民代表，为了进行选民登记，１９５３年１２月８日，北京市法院传唤周作人前去问话，上午１０点钟去的，１２点半才谈完。谈的结果却是不妙的，２２日得到法院的判决：自即日起褫夺政治权利。这样，公布选民名单他就榜上无名了。有权在选举区人民代表的选票上画一个圈的选民，大概并不会意识到这选举权有什么重要，现在周作人被剥夺了选举权，就不仅是不能在选票上画圈，而且是由福绥境派出所交到八道湾街道办事处管制改造，三天两头被叫去开会，听训，处处都要低人一等了。
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是知道周作人这位高明的翻译家的分量的，想尽量让他多译些书，特别是让他去译别的译者不容易译好的书。１９５４年１２月１９日出版社通知他：从明年１月起，每月预支稿费二百万元（即人民币新币２００元），还可以临时支借。这样，他每个月都有一笔稳定的收入，不必再去写《亦报》的那种短文。他就一心一意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译书了。
１９５６年是鲁迅逝世二十周年，中央决定来一次规模盛大的纪念和宣传活动。为了给鲁迅迁葬，毛泽东为他重新写了墓碑。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开始印行附有注释的新版《鲁迅全集》，报纸刊物都要准备刊登纪念和宣传的文章。这时，就有许多报刊来约请作人、建人兄弟写稿了，约作人写稿的更多些。他为《中国青年报》写了连载稿《鲁迅的青年时代》，北京的《文艺学习》、《读书月报》、《民间文学》、《工人日报》，南京的《新华日报》，天津的《新港》月刊，都发了他回忆鲁迅的文章，上海的《文汇报》更发表了好几篇。
这许多刊物约周作人写文章，固然是为了纪念鲁迅，有这个需要。也反映了这年的政治空气稍稍有了一点松动。这年１月１４日至２０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提出要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４月，毛泽东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这些报刊可以没有顾忌地约周作人的稿子。也是在这个大背景之下，中国文联还安排了周作人到西安的旅行。
似乎流露出了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的伤感吧。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宣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立刻影响到周作人的生计。人民文学出版社负同他联系的编辑文洁若在《晚年的周作人》一文中说：
然而一九六六年形势急转直下，出版社的业务已陷于停顿状态。当时的“革命”措施之一，就自当年六月起，停付周作人、钱稻孙的预支稿酬。到了六月中旬，两位不谙外间事的老人还曾分写信来质问此事。我把信交给了财务科，并回信向他们解释说，这件事我实在无能为力。那阵子，在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中，“三名三高”遭到炮轰，历史清白的著译者尚遭贬斥，历史上有污迹的更是活靶子。事实上，他们所译的作品已被斥为“大毒草”，而五十年代以来出版社领导在上级指示下利用他们的专长，组织他们翻译作品，并预付稿酬，就更痛斥为“招降纳叛”。
７月１０日，他写信给当时担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的章士钊（字行严），把自己现在断绝了收入来源的困境告诉他，向他求助。日记说：“此亦溺人之藁而已，希望虽亦甚微，姑且一试耳。”１８日，章士钊派他的秘书王益知来看他，大概是先了解一下情况的意思。尽管这天他并没有得到任何实际的帮助，就只凭秘书来了一趟，记中就说“甚可感荷”。３１日，他的日记说：
此一个月不作事，而辛苦实甚，日唯忧贫，心劳无一刻舒畅，可谓毕生最苦之境矣。行严秘书王君曾云，当再次来访，因随时期计其到来，作种种妄想，窃自思惟，亦不禁悯笑也。
他把在南京老虎桥狱中写的咏叹古人的《往昔诗》三十首恭楷抄录，订成一册，托王益知转呈章士钊。另外，将他论汉字的长文《十山谈》的手稿赠送给王益知留作纪念。反正这时他这文章也已经无处发表了，把稿子交给王君，也许有托孤之意吧。这位王君也是够朋友的，后来他通过关系将这篇文章发表在１９８０年的《南洋商报》上。使这篇很有学术价值的力作得以保存和流传。北京鲁迅博馆出版的《鲁迅研究月刊》２００３年３月号首次将它在国内正式发表。
我们回想一下１９２６年“三一八”惨案前后周作人写了那么多的文章，义正辞严地斥责章士钊，而今天沦落到向他求助的境地，把自己心爱的作品亲笔抄录作为献礼，把自己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我也禁要为知识分子的卑微命运长叹一声了。
在周作人日记本上的最后几天里，人们可以看到，他没法找《毛主席语录》来看，找《毛泽东论文艺》来看，还特别记明：这语录本买不到，他是借孙儿的看的。大约他是想从这里了解到正在身边发生的事情吧。
８月２２日，一伙红卫兵冲击了八道湾十一号。周作人的末日来临了。文洁若的《晚年的周作人》一文写了这一段的情况：
到了二十四日早晨，红卫兵索性把房统统查封，并将周作人拉到院中的大榆树下，用皮带、棍子抽打。为首的红卫兵看到周作人年迈，就提醒手下的小将们：“不要打头部，得给他下活口；好叫他交代问题。”及至周作人的儿子周丰从北图回来吃午饭，他们便把他扣下。当时年已五十四岁的丰一只好代老父挨打。小将们对丰一可就毫不留情了，以致他的右腿被打坏，顿时昏死过去。……周作人的几个孙男孙女自然也跪在旁边“陪绑”。
一批红卫兵索性住到他家里来了，以便监视周氏一家老小。他们只允许周作人睡在洗澡间，睡在那里喂蚊子。这样过了半个月，张炎芳求得红卫兵恩准，在厨房的北角东拼西凑搭了个铺板床，让周作人容身。文洁若的那篇文章接着说：
红卫兵为周家规定了生活标准：老保姆是十五元，周作人是十元。他们向粮店打了招呼：只允许周家人买粗粮。周作人因牙口不好，一日三餐只能就着臭豆腐喝点玉米面糊糊。由于营养不良，又黑间白日囚禁在小屋里，他的两条腿很快就浮肿了。在中学当教员的张炎芳，每天得到学校去集中学习。但回家的路上，她不时地到药铺去为公公买点维生素片，或到副食品商店去买些松软的糕点。待监视的红卫兵睡熟后，就蹑手蹑脚地踅进小屋去，偷偷塞给周作人。老公公每次都感激涕零地念叨：“我还不如早点死掉算啦，免得这么牵累你们。”
周作人的死，这篇文章是这样说的：
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早晨，张炎芳照例给公公倒了马桶，他准备了一暖瓶开水，就上班去了。……那天中午，照例只有老保姆和周作人在家吃饭。老保姆在自己屋的房檐下熬好玉米面糊糊后，给周作盛来一碗而已。他吃得干干净净，保姆并未发现他有什么异常征候。
这一天下午两点多钟，住在同院后罩房西端那两间屋里的邻居，偶然隔着玻璃窗往里看了看。只老人趴在铺板上一动也不动，姿势很不自然。他感到不妙，便赶紧打电话给张炎芳，把她从学校喊了回来。
张炎芳奔回家后，发现老公公浑身早已冰凉了。看光景，周作人是正要下地来解手时猝然发病的，连鞋都没有来得及穿就溘然长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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