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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能的毛泽东和无知的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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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05/29 出处：世纪中国 |
全能全知的毛泽东和无知无欲的华盛顿
中西文化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虽然二者的起点都很高，但中国则在两千年前达到的农业经济高台上，不停地搬演着繁荣和毁灭的喜剧和悲剧，至今还没有再创造出自己的新高峰；而西方却不同，虽然它从自己两千年前创造的农业经济高台上跌下来以后，曾经长期一蹶不振，再没有缓过劲来。但是，自从大宪章运动和文艺复兴以后，经过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洗礼，社会革命，工业革命，科学革命，一浪高过一浪，社会发展迅猛，一个高峰连接着一个高峰。不仅彻底改变了欧洲的面貌，而且强劲地推动着整个世界发生根本的变化。
为什么几乎同时起步的两种文化，到后来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呢？急于赶超西方的中国人提供的答案尤其多，也都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在我看来，从内在的动力分析，中国文化对人认识未知世界的思想的培植，对人认识未知世界的能力的训练，跟西方文化有根本的不同，这可能是导致中国文化长期裹足不前，难有建树，而西方文化却终于东山再起，大放异彩的根本原因。
看看中国文化最近的集大成者毛泽东和西方文化最杰出的集大成者华盛顿，也许能明了这一点。
毛泽东是中国从严格意义上讲结束农业经济时代，开创工业经济时代的第一人。然而，他并不成功，因为他几乎又把自己开创的工业时代扼杀在摇篮里。他为什么会出尔反尔，倒行逆施呢？要知道，在中国，在世界上，当年还没有能够阻挡毛泽东步伐的力量。他的改变，主要是他自己的思想认识造成的，是他自己改变了自己。
在毛泽东看来，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他的使命，就是解决矛盾。这种看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绝非完全的真理。因为矛盾表现的只是事物间的关系，有了事物，有了事物间的关系，才有矛盾。只讲矛盾，就会忽视事物的存在。由于中国的先民进入农耕社会以后，面对的农耕基本条件土地，人力，畜力，雨雪风霜，日落日出虽是确定的，但也有变化。确定中的变化，就成了农耕经济和农耕经济派生出的部落存在和发展的关键，因而忽略存在，专注变化就成了中国思想的基本特色。《易》经就是这种特色的第一个结晶。由于不去分析主体，客体，本体，只研究矛盾变化，这个矛盾变化只能是现实生活表象的再现。像一生最重视研究《易》的孔子，学生问他“死”的问题，他拒绝回答，“不知生，焉知死”。他考虑的只是现实的人生。他拿天作比，也只是讲，“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强调的还是生活的现实。对形而上的问题，了无兴趣。既然思想只反映现实生活的变化，落脚点自然就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跟在他后面的代代传人，必然也只能对生活的现实修修补补。毛泽东的矛盾论，继承的正是这种忽略存在，只重变化的传统思想。而他比传统的高明之处只在于，形式上借用辩证法的名义，模式上套用先验哲学体系的架构，给旧思想穿上了新时装；在新舞台上，演唱了一出传统折子戏。
由于只重变化的思想在中国循环往复的历史上屡建奇效，毛泽东便认为抓住变化就抓住了中国思想的核心，抓住了中国社会问题的要害。所以他告诫全党，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策略高于原则，就是毛泽东的秘密，毛泽东的绝招。这套绝招也真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和策略，把毛泽东从小学教师的讲台送往井岗山的高峰，送进延安的窑洞，送上天安门城楼。当毛泽东兴奋地在高高的城楼上高声喊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他心里想的可能是，我终于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踩在了脚下。不要说愚昧的国民全都会兴高采烈的认可，连毛泽东的精英战友们也心悦诚服——事隔多年，邓小平还承认，没有毛泽东，胜利便不回那么快取得。
然而，忽略存在，只重变化的思想，其实还是以现实的存在为前提。所以，这种思想不能引导认识新世界，不能推动创造新世界。两千年来，中国历代王朝都陷入毁灭——繁荣——毁灭的怪圈不能自拔，就和这种思想有关。而今它又来捉弄毛泽东，在把毛泽东推向胜利高峰的同时，又把毛泽东推向阶级斗争为纲，反右派，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的绝路。在毛泽东利用矛盾变化，把权术玩得得心应手，出神入化，打遍敌人，朋友，战友无敌手，自以为建立了空前伟业，正引领中国进入新时代，正推动世界进入新时期的时候，他不知道他比较的坐标是秦，汉，唐，宋，元先就错了。封建统治，只能推翻，不能效仿。超过历代专制统治者，达到的不过是封建统治的新高度，只能离自由民主的新制度更远。一代英豪，已成为中国和世界的绊脚石。
这是必然的。民以食为天的时代早该过去了，土里刨食和权里刨食的办法早该抛弃了。工业时代要求的是发展。要发展，就要更多地认识主体和客体。工业发展对科学发展的依赖，更要求人们在认识主体和客体的同时，还要更多地思考本体，在主体，客体和本体的互动中发展前进，创造一个又一个新世界。而土里刨食和权里刨食，除了食没有别的目的，除了刨没有别的方法，除了土地和对手，再没有别的认识对象。本事再大，也离不开土地和权利，贡献再多，也超不出刨食的范畴。想当年刘邦项羽没发达时就对秦始皇喊过，“大丈夫当如此也”，“彼可取而代之也”。传道士张角也曾向天下宣布，“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盐贩子黄巢也曾对菊抒情，“它日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行伍出身的赵匡胤也曾摇头晃脑，“一轮顷刻上天衢，逐退群星与残月”。凤阳花子朱元璋也曾卖弄斯文，“未离海底千山暗，才 到中天万国名”。尽管气壮山河，惊天动地，他们开辟的依然还是嬴政种植的小菜园。毛泽东的歌声再响亮，毛泽东的胸怀再博大，“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也不过是应声附和，古调今弹。既不知对自由，正义，博爱的精神的追求，又不知对民主，平等，公正的制度的建立；既不知尊重对自然无穷无尽的研究，又不知尊重对宇宙诚惶诚恐的思考。了无新意，不要说影响世界了，连对中国的影响也是片段的，局部的，有限的。
令人深思的是，毛泽东的失误是在正确的认识论口号下实现的。据说，他跟外国朋友交谈，说他最看重的是自己的《实践论》，而不是《矛盾论》。本来，从培根强调经验主义的归纳法，洛克提出人的认识的白板理论以来，人的认识源于人的实践活动，已是常识。毛泽东把英国人的经验主义和《易》“见几而作”的古训，传统“知行合一”的见解揉和在一起，概括出人的认识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实践哲学。就像把德国人马克思的主义概括成矛盾哲学一样，很有一些道理。然而，也并不是完全的真理。因为现代人的头脑已不可能是一块白板，它既要受人生活地位，立场和经历的限制，又要受各种思想文化的影响，既要取决于思想方法，又要受制于感情发作，十分复杂，并不简单。而且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新的认识论是有前提的，即人是认识的主体，人又是认识的目的；人人都有认识的能力和权力，人的认识是个发展的过程，永远不可能完成；有限的人只能虔诚地向无限的宇宙顶礼迈进。忘掉这些前提，新认识尽管有科学方法和工具，依然会蜕化变质为旧认识。毛泽东在把复杂的哲学问题简单化的同时，背弃了新哲学的前提：他个人成了认识的主体，别的人都成了供他认识的客体，丧失了认识的权力和能力；由于他个人完成了认识，别的人都成了落实他的认识的工具，丧失了认识的目的性。他的话成了最高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全国都成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人人都在“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人人都在恭颂万寿无疆，永远健康，三忠于，四无限。从实践出发又回到实践的正确思想，最后结个从思想出发落实到实践再回到思想的怪胎，从解放人民的理念出发到饿死人民，斗死同志再到领袖崇拜，是毛泽东坐井观天的必然结果。
毛泽东确实是个怪才。他是农家子弟出身，理应知道稼穑艰难，有些农耕常识，然而大权独揽以后，把农业搞得一塌糊涂，却把工业搞上去了，为中国奠定了世界少有的齐全的工业体系。他是个小学教师，写一笔好字，文章诗词都不错，理应懂得教学，懂得教育，懂得文化，然而进城以后，把教育，把文化也是搞得一塌糊涂，但打仗却总是赢，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常胜军事家。他爱说自己无法无天，无法无天可能就是他出奇制胜，歪打正着的秘密。作为大家，他的无法无天其实是苏东坡说的境界，“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跟孔子说自己，“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是一个意思。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十分了解旧世界，十分了解旧文化，在跟旧世界斗的时候，他新意迭出，妙理无穷，随心所欲，得心应手，够得上一个圣人。然而这也就是极限。一到新世界，他那一套便统统不灵了。只重变化，不重实体；只重矛盾，不重事物；只准执行，不准认识；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便认识不了主体，认识不了客体，无法感知本体，根本无法认识新世界，更无从创造新世界，昔日造成他胜利的法宝，今日正是导致他失败的致命伤。
宇宙是由能量组成的，这些能量又在不断地转化。能量的表现形式不同，转化的规律也就不同。木柴杂草很容易点燃，煤就麻烦多了，利用核能则只能是现代高科技的产物。人类社会随着人的认识的发展而发展，人的认识也随着人类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以《易》为代表的中国人的认识很早就发现了世界在变化的奥秘，有力地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但由于后代子孙不知道去认识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变化规律，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时代变化中，只能一遍又一遍重温“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旧梦。等于端着金饭碗要人家的残汤剩饭，谁也没有为自己找到出路，谁也没有为中国找到出路，实在可惜。毛泽东也许是最末一位乞求帝位的人。他本来已经跨进了新时代，但由于他身兼秦皇“焚书坑儒”和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暴政，强行用自己的一人之见封闭中国，便把中国拉进最黑暗无耻的时代。旧时代的圣君贤相，不过是屠夫骗子，充其量是新时代的凡夫俗子，这是他们的宿命，不独毛泽东为然。
跟毛泽东认为自己是红太阳相反，华盛顿始终认为自己是凡夫俗子——一个普通公民。
列克星敦打响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1775年6月15日，亚当斯提名当时并不知情的华盛顿担任大陆军总司令，大会全票通过。华盛顿接受任命时诚恳地说，“虽然我深知此项任命给了我崇高的荣誉，但我仍深感不安，因为我的能力和军事经验恐怕难以胜任这一要职。鉴于议会的要求，我将承担这一重任，并愿竭尽所能为这一神圣的事业效劳。”（《华盛顿选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46—47页）在6月18日写给夫人的告别信中，他依然无比真挚地说，“亲爱的帕齐，请你相信，这一职位并不是我自己去谋求的。我曾竭尽全力摆脱，不仅是由于我不愿离开你和我们全家，而且由于我也自知，就我的能力而言，的确难以胜任。我在家中同你一起度过的一月，那种真正的幸福要远远胜过我在异地他乡若干年后始能盼到的遥远的希望。”（同上，47页）在6月19日给朋友的信中，他又再一次谈到，“自己既无能力，又无经验，很难担当如此重大的职责。”他能保证的只是以下三点：“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忠于职守；廉洁奉公。”（同上，49页）
经过大宪章运动和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洗礼，在培根，洛克，牛顿，休谟，斯密的教育下，英国人的精神早从王权和神权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他们在不迷信国王和教皇的同时，也深知人的局限性和不可靠性。他们是理性的自由人，在独立自主的认识世界，建设生活。华盛顿有自知之明，不充救世主，不做包打天下的英雄，又能在国难当头的时刻挺身而出，当仁不让，义无反顾，正是英国先进文化在新大陆结出的硕果。
华盛顿的伟大，不仅仅在于继承了先进的英国文化，而且在于他在新大陆的特殊条件下大大向前发展了英国先进文化，领导进行了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实验。在独立战争即将胜利之际，美国大陆上涌动着一股学习英国君主立宪制，在新大陆建立君主制的思潮。手握重兵，领导打赢独立战争，威望日隆的华盛顿自然众望所归，成为人们注目的焦点。而华盛顿深知，君主是旧时代的产物，跟自由，民主，平等，正义是不相容的。英国社会从传统中走来，借用君主制的形式是不得已的选择，而不是最佳选择。新大陆要做新实验，必须让人民自己来管理自己，让人民自己来管理国家，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因而绝不能再走君主制的老路。美国总统布什认为，这是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取得的最大成就。他很为这个伟大成就不是由开创文艺复兴的意大利，掀起宗教改革的德意志，推动启蒙运动的法兰西，实现工业革命的英吉利，而是由后起之秀美利坚合众国完成而自豪。保证美国成功进行实验的关键人物，就是华盛顿。
1782年5月，华盛顿的一位老部下致信于他，攻击共和政体，主张君主制，他立即严厉批评了这种想让他王袍加身的思想。“我非常意外和吃惊地阅读了你要我深思的意见。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战争中发生的任何变故都没有像你说的军队中存在的那种想法使我更加痛苦。我不得不怀着憎恶的心情看待这种想法，并给予严厉的斥责”。“我想不出我有哪些举动会鼓励你写这样一封信，我认为这封信包含着可能降到我国头上的更大的危害。如果我还有点自知之明的话，你不可能找到一个比我更讨厌你的计划的人了。”“如果你还重视你的国家，关心你自己和子孙后代，或者尊重我的话，你应该从头脑里清除这些想法，并决不要让你或任何其他人传播类似性质的想法”。（同上，239-240页）就这样，华盛顿和《独立宣言》的作者及一批自由民主人士共同努力，顶住了要求君主制的历史逆流，在新大陆为人类开辟了一片自由，民主，共和的蓝天。
华盛顿是那样说的，也是那样做的。1783年9月3日，英美和约签定，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12月23日，华盛顿在安纳波利斯向大陆会议辞去一切公职，亲手交回了大陆军总司令的委任状。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起程赶回故乡——弗农山庄。弃甲归田的统帅心情是恬然的，“戏已经演完了。我不再肩负公职，有如释重负之感。我希望能在余生中为善良的人们做一点事情并专心修身养性”。因为洞察社会人情的领袖人物对生活自有高见，“亲爱的侯爵，我终于成了波托马克河畔一个普通的百姓，在自己的无花果树下休闲纳凉，看不到军营的喧闹和公务的繁忙。我此时所享受的这种宁静幸福是那些贪婪的追逐功名的军人们，那些日夜图谋策划，不惜灭亡他国以谋私利的政客们，那些时时察言观色以博君王一笑的弄臣们所无法理解的。我企盼能独自漫步，心满意足地走完我的人生旅途，我将知足常乐”。（刘文涛《革命之剑华盛顿》，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242页）所以，他满足于做一个普通农夫，过平民生活。“我住在一幢小别墅中，四周放置着农具和羊皮。我只求从容地沿着生命之河顺流而下，直至被葬入我祖先的沉寂的宅第”。（《华盛顿选集》，220页）“我亲手栽下的树木迅速成长起来，似乎它们已知道我行将衰老，在我与世人告别之际，要用它们的浓荫为我遮阳蔽日“。（同上，243页）他的私人秘书托拜厄斯`利尔说，“在弗农山庄居住的那段日子，可能是华盛顿先生一生中最快乐幸福和无忧无虑的时光了”。（同上，246页）
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受万民朝贺的毛泽东，吟诵着“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那是为了教化治下的老百姓，那是为了打倒向他争春的政治对手。不到死神让他闭上眼睛，被抬出丰泽园，他是不会离开中南海的。他不知道，在二百年前，大洋彼岸的开国元勋，已经切切实实做到了“不争春”，“丛中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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