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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运动发生发展后果及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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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05/28 出处： |
（一）
由于新中国以来的主流传媒的口径一统原因，现在，人们一说“五四运动”，往往是把发生在1919年5月4日北京的那场“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五四运动”与自1915年以来主要由陈独秀等人通过《新青年》所发起的且延续多年的“新文化运动”，统称为“五四运动”。无可否认，这两起事件有深刻联系，但是，这两起事件不但事件本身完全不同，而且又各自有自己的历史背景和由头，两者所产生的社会效果也有很大差异。所以，为了有所区别，笔者本文所谈的，主要是指1919年的那场由山东及北京肇始而波及全国的“五四爱国运动”。
一，1894年——1912年中国的历史背景简介
目前，人们反思和溯源“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生和发展情况，普遍是从1915年中华民国的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所谈起，但是，弄清楚1919年以前的若干年的情况，会更加有助于我们弄清楚为什么会在1919年发生“五四爱国运动”的深层原因。
晚清的1894年的6月，有志于弃医从政且已28岁的孙中山（1866——1925）经过多方面打点关系，他在天津托人将自己的“效行西法，以筹自强”宗旨的《上李鸿章书》呈献给了当时的朝廷首辅李鸿章（1823——1901），以表达自己改革中国的理念；当时的孙中山之所以给李鸿章上书，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得到朝廷的重用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但是，该上书从此便没有了下文。因为，当时的李鸿章正在按照自己的“忠信笃敬；委屈周旋；但求外敦和好；以夷制夷”的外交思想路线而忙着联络沙皇俄国调停日本进攻中国藩属国朝鲜的事情，而野心勃勃的日本不可能按照李鸿章的迂腐国际外交原则所行为，因此，日本不但没有停止进攻朝鲜，反而开始直接进攻驻扎在朝鲜的清朝驻军和进攻中国本土，逼迫清朝不得不仓促应战，从此，便拉开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帷幕。不久，孙中山见自己的上书一直没有下文，便去了美国，同年11月，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成立了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排满兴汉”为主要宗旨的“兴中会”。
1895年4月，清王朝在甲午战争中战败，清廷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台湾被割让日本。该消息传到北京以后，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广东举人梁启超（1873——1929）和他的老师康有为（1858——1927）联络湖广举子上书朝廷反对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从而爆发了著名的“公车上书”事件；一个多月以后，清朝政府与日本正式签订了割让台湾的手续。同年8月，在会试中落第的梁启超结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由于李提摩太在中国开办了一个翻译机构“广学会”，广学会同时又办了一份专门向中国人传播西方各种知识的中文报纸《万国公报》，因此，从1895年8月起，梁启超与康有为一边向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学习西方知识，一边开始在《万国公报》协助李提摩太向中国人介绍“西学”和发表自己认为中国应该仿照西方政治体制进行社会改良的文章，从此，两人走上了使用西学改良中国的职业社会活动家的政治道途。同年10月，孙中山在海外募捐成功，他利用这笔捐款而联络国内会党在广州发动了进攻当地政府的反清武装暴动，但是，暴动失败，革命党人被杀头。同年12月，袁世凯得到李鸿章支持开始在天津小站扩建装备有洋枪洋炮的新军，从而使得袁世凯的北洋军后来一举成为了晚清时期的最强大武装。
笔者之所以纪录了1894年和1895年这两年间中的几个主要事件，是要提示这样的一个中国近代史轨迹，即，后来的历史，也就是自1894年孙中山《上李鸿章书》始，一直到1919年中国国民党成立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分别成立止，这27年的时间中，李鸿章、袁世凯、孙中山、梁启超分别是搅动和重大影响这段中国历史的四个最重要人物；而且，他们四人的各自事业和思想，不仅仅直接重大影响了这27年的中国社会形势，还对后来的中国历史进化轨迹和逻辑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作用，即使至今，他们四人从事的事业的影响依然还没有消去。
下面，笔者简约纪录1895——1912这十八年之中的一些与1919“五四爱国运动”相关的大事。
1895年，梁启超与康有为通过向朝中官员送自己主笔的《万国公报》，向朝中大员宣传仿照西法改良中国的政治主张，1895年8月，在康有为与梁启超的鼓动下，在李提摩太等外国传教士的直接支持下，有志使用西法改良中国的“强学会”正式成立，康有为、梁启超、陈炽、袁世凯、徐世昌、汪大燮、杨锐、黄遵宪等20余人成为正式会员，李鸿章指派门生张孝谦列名会籍，张之洞、刘坤一等封疆大吏对“强学会”捐赠银两。不久，梁启超将《万国公报》直接改变成为强学会的机关报纸《中外纪闻》。1896年2月，御史杨崇伊奏本朝廷指责强学会要挟官员和图谋不轨，强学会被清政府强行改制成为官家书局，《中外纪闻》也被强行停刊。梁启超等人被转到书局以后，他们见该书局已经距离自己所操办的强学会宗旨甚远，于是，1896年8月，梁启超联合黄遵宪等人在上海开办了《时务报》，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了效行西法改良中国的“变法通议”系列文章，这组系列文章为后来的戊戌变法提供了理论根据和制造了社会舆论。
1897年11月，山东巨野的两个德国天主教传教士能方济与韩·理加略二人被夜行者所杀，这两个传教士之所以被暗杀，与他们长期在本地勾结官府霸占老百姓良田修建教堂，从而引发公愤直接相关。德国早在1860年代就已经看中了山东胶州湾一带，他们也清楚山东老百姓不欢迎他们的传教行为，因此，德国首相亨诺曾经对德国皇帝说：“一二年后的教案问题可以给予德国行动之借口。”（转引自《中国教案史》P481，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由此可见，德国是早就想利用山东不断的教案去给清朝政府施压，以达到他们长期霸占山东胶州湾的野心。因此，巨野发生德国两传教士被暗杀事件以后的一个多星期，德国便派遣数艘军舰开进了胶州湾。李鸿章出于自己一贯的“委屈周旋；但求外敦和好”的软弱外交路线而指意胶州湾当地驻军不能对德军开一枪，就这样，胶州湾被德军轻松占领。本来，巨野距离胶州湾非常远，连方向都不一样，即使按照一般常理，也应该在巨野地盘上处理赔偿事宜，但是，德国却派遣军队占领了另一地区的胶州湾，由此可见，这次德国军队占领胶州湾是蓄谋已久的行为，山东巨野事件不过是个借口而已。事后，德国天主教教会在德军的支持下向清朝政府提出了一系列赔偿要求，次年3月，李鸿章代表清朝政府与德国签署了《中德胶澳租界条约》，胶州湾被德国强行租借，而且，还在山东各地划地修建了更多的新教堂。这个被德国强行占领的胶州湾，就是后来的“青岛市”，也就是直接引发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的事件策源地！
1897年12月，沙俄帝国眼见中国政府越来越软弱，他们派遣军队占领了旅顺和大连，并占领了旅顺港口。次年3月，清朝政府又与沙俄签订了《旅大租借条约》，5月，签订了《续盯旅大租借条约》。而这个事件，是后来日本军队借口进入中国并导致在中国本土上与沙俄开打了一场“日俄战争”的策源事件。为什么沙俄会如此大胆派兵进入中国本土并胁迫清朝政府签订租借旅顺大连的条约呢？说起来，这与李鸿章在1896年与沙俄签订《中俄密约》有直接关系。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按照自己一贯的“以夷制夷、利益均沾”的荒诞外交路线，试图利用沙俄去抵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于是，李鸿章与沙俄的罗拔诺夫分别代表中俄政府签订了这份密约，密约规定，如果日本侵略中国和俄国，中国和俄国的军队，军火、粮食、港口可以互相支援。沙俄是老牌帝国主义，他们怎么会白帮中国的忙呢，所以，俄国同时在密约中要求中国政府同意他们可以在战时派兵进入中国任何港口，并要求中国政府同意沙俄的道胜银行在中国投资修建一条穿越黑龙江与吉林的铁路。这份条约签订以后，光绪皇帝非常气愤而不同意，被沙俄使节和李鸿章随员当庭胁迫，迫使光绪不得不同意该卖国条约。由此可见，李鸿章是何等卖国！结果，没过两年，沙俄便在不给中国政府任何通知的情况下，而擅自向东北地区派来了所谓的大量“护路军”，从而使得中国东北成为了沙俄的殖民地。中国后来的“拒俄”社会浪潮，就是因为此事件而起。而五四时期风云人物陈独秀，最早就是拒俄运动的参与者。
1898年9月，光绪皇帝下密诏康有为、杨锐等人以改革当时越来越衰败的政府，同月，谭嗣同策反袁世凯胁慈禧太后就范，袁世凯立即将此消息透露给荣禄，荣禄将消息透露给在外地的慈禧太后，慈禧太后立即回北京幽禁了光绪，并下令逮捕康有为等人，同月，谭嗣同等六人被杀头。康有为梁启超外逃到日本以后，与孙中山见面谋划两个反政府组织的合作事宜，但失败。同年12月，立志从精神文化上去拯救中国人民出专制苦海的梁启超在日本开办宣传变法的《清议报》。1901年，《清议报》停刊，一个月以后，梁启超又在日本开办了《新民丛报》，一年之后，又开办《新小说》杂志。这三份报刊，对晚清时期的中国思想进步者起到了很大的煽动和影响作用。再加之梁启超在日本流亡期间曾经在日本东京开办了高等大同学校，即国内清华大学的预科学校，所以，梁启超在日本培养了不少后来追随自己的学生，其中，就有在1915年发动护国战争的蔡锷。梁启超在日本的几年之中，阅读了许多日文书籍，“自此居日本东京者一年，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梁启超《三十自述》），这说明，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福泽谕吉等人的思想也对梁启超产生了重大作用，这也是自梁启超流亡日本以后，为什么会激烈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因，因为，日本明治维新精神文化领袖人物福泽谕吉就是个激烈反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效法西学的“贬中扬西”者。
晚清时期，最激进的两个“革命党人”，当属梁启超与孙中山，这两人一文一武，对清朝政权的崩溃起到了重大动摇作用；但是，这两人也有一个极大的差别，这就是，孙中山一生矢志不渝地谋求在中国建立自己理想的且以自己的“三民主义”为核心的西式共和国政体；相比之下，梁启超一生中的政治意志则多变不定，思想也一直到晚年才定格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而他早年激进反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化造反所谓中国专制政体和所谓民众奴性的一系列“新民；少年中国”的思想，特别是他试图引用西式进化论去重新改造中国传统史学的“新史学”思想及其“新文学”思想，都直接重大影响了后来的所谓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大批发起者的思想，因此，可以这样说，梁启超是20世纪以来中国的最早最大的“文化造反派”。但是，纵观梁启超一生，正如他自己所说：“所志所事，百不一就。惟日日为文字之奴隶，空言喋喋，无补时艰。平旦自思，只有惭悚。顾自审我之才力，及我今日之地位，舍此更无术可以尽国民责任于万一。兹事虽小，亦安得已。一年以来，颇竭棉薄，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然荏苒日月，至今犹未能成十之二。惟于今春为《新民丛报》，冬间复创刊《新小说》，述其所学所怀抱者，以质于当世达人志士，冀以为中国国民遒铎之一助。呜呼！国家多难，岁月如流，眇眇之身，力小任重。吾友韩孔广诗云：“舌下无英雄，笔底无奇士。”呜呼，笔舌生涯，已催我中年矣！此后所以报国民之恩者，未知何如？每一念及，未尝不惊心动魄，抑塞而谁语也”（《三十自述》），梁启超，终归还是一个在“立功、立德、立言” 传统老套子中挣扎了一生的中国传统文人！梁启超，从来就不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而孙中山走的路子，最初是高扬“排满”的汉民族主义旗帜，组织模式与成员来源主要是按照中国清朝以来的“反清复明”天地会的老办法，因此，孙中山长期没有提出自己明确和有号召力的政治主张，一直到1905年，他才按照美国林肯的“民治、民有、民享”理念第一次提出了自己的“三民主义救中国”主张，但是，此时的“三民主义”仅仅是个理念，并无详细的内容可言，而孙中山关于“三民主义”的系统阐述，则是1924年的事了。但是，孙中山在自己的革命生涯中建立了一套相对组织有序的政党组织机构，这是他后来能够带领中国国民党夺取中华民国政权的重要原因。
相比之下，梁启超开辟的“秀才造反”和“思想革命”社会运动，非常值得今天的人们深入研究。这就是说，后来由陈独秀等人肇始的“新文化运动”，其实就是建立在梁启超所开辟的一系列“以西学拯救和改造中国”的“思想文化革命”基础之上的。又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后来的国民党政权及其中共政权有很大影响作用，甚至像1966年发生的那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直接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关，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推论：梁启超所进行的一系列精神文化革命的具体做法，也就是他通过文化的手段去宣传以西学拯救中国的思想革命行动，比如他通过“万国公报；中外纪闻；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刊”等报刊，发动社会进行的“贬中扬西”的文化革命，既是对高举外国精神文化旗帜去打击中国文化传统的太平天国洪秀全的“贬中扬西；斩邪留正”运动的直接继承，梁启超自己又也直接开辟了后来延续中国百年之久的以西学为标准去造反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革命”格局，这样的“文化革命”格局，至今依然重大影响着中国。
19世纪末期的中国，在李鸿章等朝廷权臣的一系列投降主义的国际外交路线的作用下，在国际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狂潮下，越来越衰败。这样的情势。终于引发了中国民间的反抗怒潮。官家软弱我自强，官家卖国我护国，自1898年开始，遭受西方列强肢解最严重地区之一的山东开始出现了以赵三多等人为首的自发以“扶清灭洋”为宗旨的群众暴动团体，这，就是后来义和团的最早起源！
由于晚清官家软弱导致国家越来越衰败的刺激原因，山东义和团的“扶清灭洋”宗旨引起了全国各地老百姓“保家卫国”的共鸣与响应，很快，全国各地出现了类似于山东义和团那样的暴动组织，义和团开始流行中国各地。
东北义和团起事以后，义和团猛烈攻击和拆毁俄罗斯在东北修建的铁路，并赶走了铁岭辽阳一带的俄罗斯驻军。俄罗斯眼见自己的在华利益受损，便于1900年6月联合英、美、日、德、法、意、奥七国开始进攻中国天津，试图逼迫中国政府镇压义和团。7月，八国联军攻陷天津，他们在天津成立了自己组织的临时政府，8月4日，八国联军开始进攻北京，14日，北京失陷。在八国联军进攻京津地区的同时，俄罗斯又派兵17万占领了中国东北地区。清朝政府为挽救自己衰败的政权而派遣李鸿章等人与八国联军议和，次年9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幸丑条约》，这个条约不但让中国赔偿八国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甚至还规定了中国境内不得再发生反抗外国列强的组织和事件。
1901年11月，李鸿章死亡。李鸿章执政清朝军事、外交和经济大权达30年，这30年时间中，他出于自己迂腐的“以夷制夷”的原因与俄罗斯在1896年签订了《中俄密约》，他的本意是试图让俄罗斯去制约越来越骄横的日本，结果，请神容易送神难，这给中国东北地区引来了一只极其凶恶的北极熊。当然，晚清政府于1897年与俄罗斯签订的《旅大租借条约》，规定了俄罗斯军队应该分期撤走驻扎在中国的全部军队。但是，俄罗斯在八国联军事件之后，变得骄横起来，1903年，他们不但不按约定撤兵，反而还对沈阳增加了军队，同时，沙俄军队开始侵入朝鲜。这，直接威胁到了日本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利益。于是，1904年2月，日本军队在朝鲜和中国旅顺地区开始攻击沙俄的军舰港口和驻军，从而爆发了日俄战争，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居然在别国的土地上打响了争夺各自殖民地的“日俄战争”。“日俄战争”整整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了一年，沙俄陆军与海军损失惨重，这样，日本取代沙俄成为了中国东北地区的利益者。李鸿章的“以夷制夷”国际外交路线再次受到历史的嘲弄，沙俄北极熊走了，又来了一头更加凶恶的日本狼！日本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开始长期盘踞中国东北地区，1915年，日本又利用参加一战而一举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地，使得日本在中国更加横蛮，并在1931年发动了9·18事变，拉开了中日战争的帷幕。由此可见，这个李鸿章给中国种下了多少祸根！李鸿章的投降主义外交路线，罄竹难书！李鸿章，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活脱脱的“秦桧”。
1903年，四川留日学生回川发起自筹款自办自经营的“川汉铁路股份公司”，1905年，已经初具规模的“川汉铁路公司”制定出了详细的自办计划和公司操作规范，并同时制定了“不招外股，不借外债，是以专集中国人股份，非中国人股份，概不入股；股票转让，惟只售于中国人，倘转售非中国人，本公司概不承认，股票作废”的股份公司的民族自办经营性质的说明。“川汉铁路公司”的这种民族自办经营性质，显然损伤了一些凡事想从中捞一把的政府官员的切身利益，更威胁到了长期虎视眈眈想在中国进行铁路资本扩张的西方列强的利益，因此，从1906年始，英、法、德、美、日相继胁迫清朝政府将川汉、粤汉铁路经营权转让给他们，1909年，清朝政府与英法德三国签订了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后来，美国也参与进来，从而将中国四川民间自办的“川汉铁路股份公司”完全撇开。清朝政府这种伤害民族产业和垂青外国列强的做法，肯定会激怒川人，因此，从1909年开始，四川就开始出现了有组织有计划的保路运动，这，实际上是一次中国独立自主的民族产业与外国资本主义扩张及新殖民政策的冲突对抗，清朝政府站在哪一边，将最终决定清朝政府的命运。非常遗憾，1911年5月，清朝政府强行将川汉铁路权收回“国有”，一转身，清朝政府就将“国有”的川汉铁路权转让给了美、英、法、德等国家，这，是最终引发“辛亥革命”导致清朝政权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索！这个教训，即使对今天的中国到底走一条什么样的国家经济发展道路，依然有重大启迪意义！
1904年，英国侵略西藏，攻陷江孜，逼迫西藏签订了“拉萨条约”。同年11月，光复会在上海成立，蔡元培担任会长。
1905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召开同盟会，蔡元培等人的光复会和黄兴宋教仁等人的华兴会加盟同盟会，孙中山担任同盟会总理。同年，袁世凯的北洋新军炼成。本年，中国科举考试被取消。
1907年，光复会会员秋瑾和徐锡麟在浙江暗杀安徽巡抚恩铭失败被处死。本年，江浙一带出现要求收回沪杭甬的铁路权利的群众斗争。
1908年，山东出现抵制德国货物运动，，广东广西出现抵制日本货物的群众运动。
1909年，清朝政府畏惧袁世凯军权太大，罢免了袁世凯，遁入民间的袁世凯则私下结盟北洋军旧部准备伺机颠覆清朝政府。
1911年，1月，湖北革命党人在武昌成立文学社，这个文学社，是后来直接引导武昌起义的重要组织。4月，同盟会黄兴等人在广州起义，牺牲86人，烈士遗骸埋葬在黄花岗，史称黄花岗86烈士。此时的孙中山，远在国外。5月，清朝政府颁布“铁路国有”政策，但马上又把铁路权转让给美国等西方列强。6月，川汉铁路股东在四川组成保路同志会，6月起，四川各革命党组织与哥老会组织纷纷起义占领地县，9月1日，四川保路同志会发动抗粮抗捐运动，四川实际上已经脱离了清朝政府统治；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出兵镇压四川保路同志会；9月8日，四川保路同志会起义包围成都，引发全四川省响应；9月25日，四川同盟会起义军占领荣县，宣布独立。10月2日，重庆宣布独立，10月6日，四川泸州宣布独立。9月，驻扎在湖北的清朝政府新军一标在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端方的带领下进入四川“平叛”，11月，驻扎在四川资阳的清朝军队中的革命党人卢保清、任永淼在资阳刺杀死端方及其其弟端锦。次日，刺杀端方的该军队致电已经独立的蜀汉军政府宣布反正，是日，原清朝政府四川总督赵尔丰宣示四川独立自治。
四川汹涌澎湃的保路运动导致清朝政府不得不调遣端方重兵前往四川镇压，这，直接导致武汉一带的兵力空虚。1911年10月10日，武昌军队在文学社与共进会这两个革命党组织的导引下爆发起义，11日，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选成为都督。武昌起义成功，再加之北洋军旧部的北京逼宫，逼迫清朝政不得不在11月1日起用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大臣，重新执掌北洋军大权。10月10日，清朝政府命令北洋军旧部段祺瑞和冯国璋军队对湖北“平叛”；10月28日，同盟会的黄兴与宋教仁抵达武汉参与指挥汉口保卫战；10月底，从日本紧急回国的梁启超和康有为制定出“用北军倒政府，立开国会，挟以抚革命党”的行动计划。11月2日，清朝北洋军的冯国璋部攻陷汉口，11月27日，冯国璋攻陷汉阳，11月28日，冯国璋要求进攻武昌，被已经上任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制止。12月，袁世凯派遣大量精锐军队进入长江流域一带各城市，以威胁那些羽毛未丰的各革命党军队和独立政府机构，袁世凯指示冯国璋军队一部与已经残败的湖北军政府和谈，湖北军政府不得不就范，袁世凯摘了桃子，他成为辛亥革命的最大赢家！11月26日，袁世凯在北京组阁，回国的梁启超被委任为法部次官；1913年，梁启超担任袁世凯北京政府的司法总长。
1911年12月25日，长年在外国的孙中山回到上海，但是，此时国内的许多并不隶属于孙中山同盟会的其他革命党人，其中也包括一直对当年出卖戊戌变法的袁世凯耿耿于怀的梁启超等宪政派，也都不得不承认手中掌握着可以改变历史格局的重兵的袁世凯是当时唯一可以担纲推翻满清的举足轻重人物，因此，孙中山没有回国之前，这些革命党人与新政派人士已经实际上达成了袁世凯担任未来共和国的总统的共识，尽管这些革命党人和宪政派人士并不尊重袁世凯这个反复无常的军阀，但是现实又不得不如此。这无疑对于孙中山是个很大打击。但是，公正评价，当时的孙中山的政党力量和社会影响，也不足以担纲统一中国的大任，这点，即使是孙中山本人自己也是清楚。这就是说，清朝的覆灭，是在复杂的中国政治格局中所出现的，这为后来中国各政治派别的激烈内讧内战，埋下了祸根。
1911年12月29日，17省独立军政府和革命党人代表在南京召开会议，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布中华民国成立，他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力主与北洋军一博，打算组织北伐军向摘辛亥革命桃子的北洋军开火，但是，遭到了同盟会内部黄兴等人的反对。消息传至北京以后，袁世凯的北洋军也开始组织军队准备南下讨伐，南北双方对峙格局形成。但是，此时的清朝皇帝还在位。经过南北紧急磋商，孙中山同意将中华民国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以换取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1912年2月12日，在袁世凯逼迫下，清帝宣统皇帝下退位诏书，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4月，孙中山向中华民国参议院辞职。8月，孙中山应邀到北京，同月，孙中山和宋教仁以同盟会为基础组成国民党，这个国民党是个议会政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党。8月，梁启超组成民主党，梁启超担任该党党魁。9月，袁世凯任命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修建。11月，沙俄挑唆蒙古独立，但北洋政府不予承认。
待续：下篇：二，1911——1919年的中国政治背景浅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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