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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76百姓真实生活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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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05/28 出处：BOX--小康 |
一九五八年，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是特别荒唐的一年，这一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毛泽东曾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讲过这么一段名言：“……历来自诩的地大、物博、人多，你有那么多的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象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这种希望中国迅速摆脱贫困落后局面的出发点本无可厚非，但是在一个刚刚进行过“反右”运动、全国搞成“一言堂”的国家里，这种激情却变成了一种拔苗助长、得不偿失的时代悲剧。
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土改之后农民分得了土地，原本以为可以过上“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田园生活了，很是高兴了一阵子。然而好景不长，很快上面又强制农民加入合作社，从初级社到高级社，规模越搞越大。到了大跃进期间，毛泽东照搬了苏联斯大林集体农庄的做法，又搞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实际上，大多数中国农民并不喜欢这种“一大二公”的体制。我父亲就亲耳听到很多农民抱怨说：好容易土改分到了田地，屁股都还没焐热就要收走了。因此在“入社”过程中，和苏联“集体化”时期一样，农民大量宰杀牲畜，造成了一次生产力的大破坏。此外，在人民公社化大刮“共产风”的过程中，农民的自留地等全部被没收了，断掉了农民最后的依靠。不仅是生产资料，连家具、被褥等生活用品也被“共产”了，口号是“一碗一筷归个人，一草一木归集体”。剥夺自由，剥夺财产，剥夺一切，这就是中国随后发生那场骇人听闻的人间惨剧的根源。
大跃进初期，我父亲所在的劳改农场还搞过一阵子跟风跃进。由于劳动任务异常繁重，导致父亲在劳动中肩胛骨被压断，左腿膝关节以下神经麻痹。我小的时候，看到父亲肩膀一高一低，心里好奇问怎么回事，父亲就回答说小时候挑水压的。后来大了才知道，那是“大跃进”和劳改营给我父亲留下的终生纪念。当时农场没有医生，只有一名由刑事劳改犯人充当的不脱产的卫生员。我父亲受伤以后，不但没有得到治疗，反而因不劳动而被减去一半伙食。一面是伤痛，一面是饥饿，使得父亲产生了逃跑的念头。于是，父亲在伤势好转一些以后与一位难友、原开封市建设局干部曹××二人密谋后逃回开封，当天就被抓回劳改营。为表示惩戒，劳改营采取了特别措施：白天上工时有武装看守，晚上睡觉时就给二人戴上手铐，这样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
到了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刑事劳改犯转移完毕，我父亲服刑的农场已经几乎是清一色的是在政治上受到过打击的，管教干部也换了。因此，即便有那么几个积极分子上窜下跳，但曲高和寡，政治气氛仍然不浓。再加上新来的管教干部比较开明，也就不再跟风跃进。于是，这些“洋劳改”们以旁观者的身份经常走出农场，比较从容地观察、亲历了“大跃进”当中许多令人终生难忘的场面。
一九五八年冬天，我父亲和前宜阳县长张×（【注】张×在农场中和父亲睡上下铺，父亲记忆中他是洛阳地区宜阳县原县长，老共产党员，当地游击队领导人之一，因主张实行“党内民主”而遭殃）一起到农场附近“大修水利”的工地上慰问演出，唱进步戏。当时他们看到在凛冽的寒风中，一面面红旗迎风飘扬，农民们全都光着膀子干活，甚至连妇女竟然也光着膀子。见到我父亲他们几个目瞪口呆的样子，得意洋洋的村干部介绍说：这样做是为了“突出干劲”，妇女脱光膀子则可以证明“妇女能顶半边天”。赤裸着上身的妇女和赤裸着上身男人一同挖土石方，穿着棉袄大衣的村干部则站在堤顶，时不时举起右臂高呼：“超英赶美！”赤裸着上身的妇女也放下挑子，振臂高呼“超英赶美！”村干部又呼：“干！”农妇也呼：“干！”……雪白的奶子随着举起的手臂晃动着。我父亲实在看不下去了，拉着张县长的胳膊小声说：“快走吧！”这时，他才发现张县长眼中竟闪烁着泪花，脸上流露出一种极度痛苦和迷惘的神色。到了晚上，父亲他们开始唱“进步戏”。农民白天劳累十五、六个小时，到了晚上早就又饿又累、东倒西歪了，可还是必须得去看戏。我父亲坐在台上，看到民兵手持带着刺刀的步枪和红缨枪站在道路两旁，农民则在中间跌跌撞撞地走着，场面就和押送俘虏一个样。
那时还到处宣传毛泽东所提倡的所谓丰产经验——深翻土地。我父亲在农场附近看到当地农民深翻土地时，竟然深翻到一米多深。当然，这并不算最夸张的，后来我看到资料说某些地方“深翻土地”可以达到一丈多深，完全可以盖楼房了。河南大部地区都位于黄河冲击扇上，表层土深翻这么多，翻上来的全部是沙子，人为地加剧了当地的沙荒。而且，翻这么深的土地，种子种下后很难成活，第二年地里一片荒芜。农业本身就有很多靠天吃饭的因素，即便是精耕细作还免不了遇到歉收，而如此胡乱折腾，岂能不闹饥荒？
农村大修水利时，我父亲随农场的豫剧团到附近工地演出。大跃进期间河南农村普遍搞“插红旗”、“拔白旗”。所谓“拔白旗”，就是批斗那些干活比较慢的人，人们往往利用这个机会泄私愤或者欺负弱者。我父亲那里看到：每次只要一到休息时间，农民们都要在村干部的组织下搞“拔白旗”。拔出来以后，村干部就吩咐一声：“甩他！”
（【注】“甩他”是豫东方言，意即“打他”）于是，大家围成一圈，先对这个不幸的人用拳头推推搡搡，推倒后再用脚使劲跺。为了不至于惹怒村干部被当作下一个“白旗”，人人都争先恐后地使出吃奶的力气打人以显示自己“积极”。那些被打的农民，趴在地上哭爹喊娘，哀号连连。就如同击鼓传花游戏一样，每一次休息都必须从十几个人里找出一个不幸者进行殴打。
尽管赫鲁晓夫嘲笑毛泽东的“大跃进”，中苏关系出现了龃龉，但五十年代“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惯性还存在。所以那时河南农村还流行佩戴肩章，村干部纷纷在自己穿的中式对襟棉袄上也缝上了肩章，有的竟然还斜披着类似现在商场促销员戴的绶带，看上去不伦不类。我父亲曾经见过几个村干部手持大棒，穿着戴肩章的黑棉袄，厉声呵斥几个蹲在地上挖野菜的农妇。那几个农妇连头都不敢抬一下，只是胆战心惊地一味干活。村干部们对管人有特殊的癖好，已经不满足于奴役那些老实巴交的农民了，想把手伸到这些“洋劳改”身上。有一次，几个村干部跑到农场来找农场管教干部谈话，说这些“洋劳改”活得实在太滋润了，干活时慢条斯理的，完全是在消极怠工嘛。如果能把“洋劳改”们交给他们这些村干部“管教”，保证会让犯人俯首帖耳、拼命干活。可农场有政策，管教干部当场拒绝了村干部的无理要求。村干部们白费了半天口舌，只得恨恨地走了。
在大跃进时期，我国部分“先进”的农村实行一种只有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和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才能与之媲美的伟大措施：“聚家并屯”，这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大捷径。由于官方蓄意把这一段历史从人们的记忆中抹掉，因此今天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对“聚家并屯”这个词已经感到非常陌生了，甚至闻所未闻。那么，什么叫“聚家并屯”呢？就是实行所谓的“军事共产主义”，以一个县为一个团，一个公社为一个营，一个村庄为一个连，拆散家庭，把人口按男棒劳力、女棒劳力、少年劳力、老弱病残等几个特征分开，分别住在不同的“连队”（村庄）里，分配以不同的劳动定额、不同的粮食定量。不到规定的时间，亲人们互相不允许见面。我父亲他们到农村演出时，当地的“聚家并屯”已经实行了一段时间，所以看演出时，台下男人一片、女人一片、老人一片、儿童一片，基干民兵持枪在各个片中间来回巡视，以防止亲人见面后互相交谈。
“聚家并屯”实行后，农民被迫从世代居住的村庄和住房中搬出重新洗牌，居住地发生了大迁徙，原来的自然村落变成了“男人村”、“女人村”和“老弱病残村”。由于老弱病残不进行“重”体力劳动，因此食物定量也少。实际上，以正常的标准来衡量，“大跃进”期间老年人从事的劳动也是很重的，因此很多老年人在饥饿和劳累中悲惨地死去，死时连亲人的面都见不到。
一九五八年底，我父亲所在劳改营的犯人从杞县集体转移到河南焦作的新河农场，当时场部位于焦作市南郊。他们的豫剧团也就经常到附近的大炼钢铁工地演出。第一次演出时，我父亲来到一个位于山坡上的工地，顿时被一幅壮观景象惊得目瞪口呆：一望无际的土高炉，一望无际的、像万国旗一样的花花绿绿的帐篷（【注】这些帐篷是用很多人家的被单缝成的，五颜六色，因而看上去像万国旗），一望无际的新坟头。等到走近一些，我父亲看到每座坟头前都插着一个木牌，上面用墨汁写着死者的名字和生卒年份。那些木牌都还很新，连树干自身的白色都没有褪去。上面无一例外地写着：×××，一九××～一九五八。
和我父亲住上下铺的前宜阳县张县长是个有良心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张县长跟我父亲关系很好，二人之间无话不谈。他在目睹了这些令人发指的场面后，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放声大哭了一场。一天夜里，被残酷现实折磨得无法入睡的张县长偷偷叫醒我父亲，小声对父亲说：“我干了半辈子革命，跟小日本斗、跟老蒋斗、跟地主老财斗，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当年我枪里来雨里去，老百姓为支援和掩护我们做了很大牺牲……谁反对共产主义，我会马上砸烂他的脑壳，可是难道……共产主义竟然要用这种方法来实现吗？”这番话把我父亲吓得面如土色，因为同屋的犯人中间，前某地委组织部陈部长是奸细，经常向组织上汇报其他犯人们的言行，如果被他听到，那张县长算是彻底完了。于是，我父亲捂了捂嘴，又指了指尚在睡梦中的陈部长，示意张县长别再往下说了。
一九五八年，我母亲居住的滑县也开始“大跃进”，村干部先夸口说要“十五年超英赶美”，后来又说“七年超英赶美”。现在五十年过去了，超英赶美仍旧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却也无人对此负什么责。村子里竖起了土高炉，但滑县不出铁矿石，就把农民家里的铁锅、铁勺、甚至农具拿去当原料炼钢，没有燃料就砍树。炼钢并非什么人、什么条件都可以炼的，好好的铁锅铁勺，炼出来却是充满杂质的废物。不是没人知道这是胡搞，也不是没人知道这样胡搞是会受老天爷惩罚的，但就是没人敢说——反对总路线，谁担得起这个罪名？
土高炉没有安全设施、没有必要的技术保障，因而事故频繁发生。很多人就这么死了，死在溅出的铁水里面，死在倒塌的高炉下面，死在过度的劳累之中。因此，河南民间将“大跃进”称呼为“大要劲”，来形容当时的过度劳累。有一段时间我的外公也被强制去大炼钢铁，后来我小的时候，外公跟我讲起那段经历时总是摇着头叹息说：“大要劲哪，累死多少人！”
后来又搞公共食堂，每家每户不许生火做饭。无所不至的村干部只要一看到哪家有炊烟，就立刻带人去搜查，没收农民私藏的粮食和家什。等到劳力们都上工后，村干部和民兵手持一头削尖的铁棍，挨家挨户打开大门，一进屋就用铁棍在地上戳来戳去，以防止农民偷埋粮食。但凡有可能埋粮食的地方都要掘地三尺，一旦发现有偷埋粮食的，不但全部没收，而且要挨打、“没牛槽”（【注】“没牛槽”是豫北方言，意即不许吃饭）。农民下工以后，看到满屋的狼籍，只有忍气吞声，自己把地平上。这种敲骨吸髓般的剥夺，彻底断绝了农民的储备。其实，中国大多数农民都有储备粮食备荒的习惯，而大跃进期间，剥夺了农民储备粮食的自由，又吹牛皮粮食丰收，上上下下鼓励消费，结果等发现粮食没了就束手无策。后来三年“自然灾害”时，那么多农民死于饥饿，与此有相当大的关系。
不久又开始“放卫星”了，胡吹一亩地可产粮几千斤，后来吹到几万斤。当时农村的墙壁上到处写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之类的标语。农民都是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心里自然不信。然而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谁不小心说出自己的怀疑，马上就会招徕横祸挨打。有个别稍微正直一些的村干部，在报产量时报的低，马上就被打成“右倾分子”，强加上“瞒产私分”的罪名，很快就鸦雀无声了。就这样，全国上下到处充斥假话、大话、空话，整天自欺欺人。
村子里的公共食堂在刚刚开办时，生活倒是不错。那时的村干部天天教育农民说：“毛主席说了，现在的问题不是粮食不够吃，而是怎么吃，这么多的粮食一定要想办法吃完，一天三顿吃不完就吃五顿。”于是，有一段时间号召“敞开肚皮吃饭”，公共食堂天天都可以吃面条馒头，玉米、高粱都拿去喂猪喂牲口，浪费极其严重。河南农民多数都很贫穷，就连我外公这样的小地主，解放前都不敢顿顿吃干饭、白面。如今，见到公共食堂天天不限量地吃白面，好多农民都是一边吃一边松裤带，就这么寅吃卯粮。上级来参观检查时，村干部就让人把粮仓里面堆上土，外面洒上粮食，造成粮仓充盈的假象。
一九五八年冬天，我外公又被抽去大修水利。不知为什么，硬要在好端端的平原上平行挖两条人工河。滑县位于黄河故道，挖地没多深就是沙土，一旦有大风，就卷起漫天的风沙威胁庄稼；河道不偏不斜，正好穿过村子东头，为此拆掉了好多房子。外公挖河时，村干部拿着大棒站在旁边监视，稍有懈怠就棒打脚踢。那时的口号是“宁叫人死了，不叫红旗倒”，挖河的农民每天要工作十五、六个小时，经常有人在解手时就蹲着睡着了。碰到雨雪天气也不能停工，挖河的人就泡在在齐腰深的泥汤冰水中，晚上回到家时全身上下都结了冰，如同武士的盔甲一般。由于劳动强度太高，外公累得脱肛，经常鲜血淋漓。我小的时候在滑县老家农村住过两年，经常到那两条河边玩。其中一条河非常宽，低于地面，河床里全是沙土，从来没有过一滴水；另一条河则高于地面，河床里长满了青草，偶尔有上游的水库放一点水，形成一个个水洼，我们小孩子就在里面放羊、放牛。那条河边一个挨一个全是无碑的坟头，据村里老年人讲，那是“大跃进”时期挖河时累死的棒劳力。
挖河工程最紧张时，甚至出现了连续几天几夜不许停工、不许休息的情况。农民实在受不了了，就琢磨着逃亡。前面提到过的领着大姨探监的那位船姥姥，有一个儿子小名叫大臊，当年十七八岁，正是挖河的棒劳力。经常连续几天几夜不许睡觉，觉得自己快要累死了，就跟船姥姥偷偷商量着要逃跑。那时没有汽车等交通工具，逃亡全靠步行；白天不能走，也不能讨饭，否则被人家捉住送回来，那后果不堪设想。好在那时公共食堂还能吃饱，大臊就每天多领一个馒头，找个地方埋起来；又谎称拉肚子，每天在茅坑蹲很长时间，给村干部形成一个错觉。终于等到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大臊在干活时又谎称去拉肚子，船姥姥偷偷把干粮从土里挖出来送到大臊那里，于是大臊就逃跑了。村干部等了好长时间不见大臊回来，就派了民兵拿着枪去追赶，由于没有月光也没追上。大臊昼伏夜行走了四五天，来到了河南鹤壁市煤矿。恰好当时煤矿也在大跃进，就下井当了矿工。大臊这人运气好，逃亡算是成功了；有些逃走的人则被抓回来打得死去活来；还有一些人，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能回来，死活都不知道。
人被这样过度地奴役，但生产队的牲口却需要和正常情况下一样休息。这是因为，牲口算“集体财物”，是要爱惜的。那时一般的农民还没有刷牙的习惯和条件，但我父亲在农村演出时却亲眼见到过给牲口“刷牙”的情景。那天晚上演出结束以后，父亲他们收拾好乐器走到一个牲口棚旁边，见到几个男社员正在拎着个水桶，用大刷子挨个给牲口刷牙。我父亲他们头一次看见给牲口刷牙，觉得有趣，就站在一边看稀罕。给牛、马刷牙都还算顺利，刷到一匹骡子时出了事。骡子这种牲口有劲，但脾气很怪，不听话。那几个人见骡子总是扬着头不肯刷牙，就硬拽着缰绳，掰开骡子的嘴，那个拿刷子的社员就把手伸进去刷。那匹骡子受了强迫，突然把嘴一合，当场把那个刷牙的农民胳膊咬住，疼得他“哎呀娘啊”地大叫。等骡子张开嘴把他放出来，大家一看，骨头被咬折了。
那时的很多地方的农民每天要连轴转地劳动，深更半夜了还要往地里拉肥料。可是牲口已经休息了，拉肥料的汽马车就要由人来拉动。男劳力都被抽调去“大修水利”或“大炼钢铁”了，拉肥料的活就由女人来干。一般都是找一个身强力壮、有点二百五味道的女劳力驾辕，一、二十个妇女拉一辆车。当时很多妇女都还是小脚，跑不快；连我母亲这样的七八岁的小孩子也不能休息，跟在那些大脚壮年妇女后面累得气喘吁吁。老弱妇孺挤作一团，一边干活一边喊着口号，现场人声鼎沸。
我曾经见过一些人写的回忆录，虽然里面承认大跃进“劳民伤财”，但总是强调人民的“热情很高”。但是，真相并不是这样，我的父母，我身边的很多亲人朋友都是“大跃进”的亲历者，他们从来没有觉得老百姓对“大跃进”真的有什么热情。其实大家想一想就明白，老百姓怎么可能对这种完全的奴隶性质的劳动产生“热情”？也许“大跃进”的最初日子里，人们被那些美好的许诺给骗了，有点热情，但很快牛马不如的处境就让他们醒悟了，恐惧了。那时老百姓最大的愿望，不是移山填海，而是逃亡。那些鼓吹大跃进时人们“热情很高”的，要么是高高在上的官僚，被下面劳动场地的虚假热情骗了，站着说话不腰疼；要么就是昧着良心、毫无廉耻地指鹿为马、胡说八道。
后来我母亲所住的村庄也搞起了“聚家并屯”。分类甄选那一天，全村人被民兵驱赶着排成一个长队，耀武扬威的村干部站在队伍前面筛选。哪些人该进男劳力营、哪些人该进女劳力营、那些人进老弱病残营，都由他们说了算。当时我母亲只有七岁，本来应该进儿童营的，但因为个子比较高，加上出身不好被有意歧视，结果被送进少年劳力营，和十三、四岁的孩子干同样的活。筛选过后，持枪的民兵在村干部的指挥下强行拆散家庭。而农民不愿意分开，全家人紧紧抱在一起，哭声震天，又被铁面无私的民兵和村干部用大棒强行拆开。“聚家并屯”进行分类甄选时的景象，至今为止我没有见到有任何影视作品来描绘，在此我推荐大家看《欣德勒的名单》和《逃离索比堡》这两部电影，虽然反映的是纳粹集中营里的事情，但和大跃进期间的“聚家并屯”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母亲被编入“少年营”后，每天从事的都是十几岁孩子们才能从事的劳动，如搬砖、挑土等，每天要劳动十六、七个小时。那时因为挖的一条人工河正好从村子东头穿过，所以扒掉不少民房。按照规定，每个孩子每次至少搬六块大方砖。而一块大方砖足足有现在一般建筑用红砖的三、四倍大，六块方砖即便是成年人搬也会感到沉重，更不用说我母亲这样七八岁的小孩子了。白天从事繁重的劳动，晚上还经常被押送着看“进步戏”。那时外婆、外公都已被拆开弄到七八十里以外的工地干活，三个月才能回来一次；母亲就和一些十四、五岁的孩子们住在一起。其中有一个原来跟我们家邻居的女孩，叫春字，当时大约十五岁，对我母亲很好，看戏时总是领着这个七岁的小女孩。由于太疲惫，我母亲走路时都几乎要睡着了，所以“进步戏”的内容基本上没记住，朦胧中只对一句话有印象：“小妹妹，送哥哥，大炼钢铁……”
甚至就连这些少年儿童，也不能逃脱“拔白旗”的厄运。我母亲成分不好，每天谨小慎微的生怕惹来横祸，干活时都是在拼命，因此倒一次也没有被人家“拔白旗”。同村的文妞兄弟（【注】“妞”是滑县方言中对男孩的腻称，对女孩的腻称则是“妮儿”），当时一个八岁，一个六岁。文妞兄弟的爹是村子里有名的窝囊废，又刚死了娘，好欺负，因此每次干活休息时都被当作“白旗”拔出来。一群小孩恶狠狠地一拥而上，对这两个没娘的小兄弟拳打脚踢。两个小孩被打倒在地上，脸上糊满了鼻涕和泥土，一边挨打，一边抱着脑袋哭喊：“我的娘啊……”虽然我母亲当时只有七岁，但在外婆的教育下已经懂得不对弱者落井下石的道理，每次碰到休息了要打两兄弟时，母亲就撒谎说自己要去解手，避开这种场面。当时人人自危，每次看到文妞兄弟挨揍我母亲就吓得直想哭，却又不敢。这两兄弟至今还健在，哪位读者要是不信那个时代对孩子也如此残酷，我可以安排实地采访。
看完“进步戏”也不能睡觉，深夜还要推磨，有时推着推着就睡着了。当时，村干部还指定了一个女人，专门监督孩子们劳动。不过这个女人心眼还不错，小孩们推磨推到半夜，早就饿得心里发慌，那女人一到这个时候，就说“去茅厕”避开一会儿。她刚一走，饥肠辘辘的孩子们就捧起那些还未完全磨碎的棉籽、麦粒和玉米粒，狼吞虎咽地往嘴里送。我母亲因为出身不好，做事情不敢出格，总是吃上两口就赶紧把嘴擦干净，免得被心眼不好的人发现而招徕横祸。
马克思曾经愤怒地谴责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雇佣童工、过度劳动的暴行，指责资本主义“自从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而大跃进时期的所谓“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比起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下以何种方式、到何地点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尚可选择，而在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旗号下，人们连选择的权力都没有，完全是奴隶性质的劳动。由于长期从事过度的劳动，我母亲七岁就得了严重的关节损伤，终生折磨着她。
如今，大跃进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对于它带来的惨痛教训，也有高层的不少人出了书，进行回忆和反思。然而，站在高层体会大跃进，和站在老百姓的角度体会大跃进，完全是不同的感觉。来自高层的反思，一般都比较抽象，用一些枯燥的统计数据来分析；而涉及发生大跃进的深层次原因，则因为政治上的顾虑而闪烁其辞，将其推卸到“国际环境”之类的大背景下。我认为，中国之所以会发生大跃进这样荒诞不经的事件，其主要原因不应当从所谓的国际环境去寻找，而应当从当时执政者的政治意图中来寻找。
对比苏联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一九三○年苏联开始搞“集体化”和“工业化”以后，也曾经出现了大规模的强制性奴隶劳动，之后也遭遇了大饥荒。饥荒最严重的乌克兰，以往被称作“欧洲粮仓”，却竟然有四分之一的居民饿死。可以说，中国“大跃进”期间发生的一切，是沿着斯大林主义的轨迹前进的。所不同的是，苏联的“大跃进”使得苏联在付出了几百万人死亡的惨痛代价后，工业取得了总量世界第二的成绩，支撑着苏联成为世界一流强国；而中国的大跃进，则在付出几千万人的代价后，仍然是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斯大林与毛泽东统治时间相仿，其间苏联还经历了惨烈的卫国战争，但斯大林逝世时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比斯大林刚刚接手这个国家时要强得多；而毛泽东逝世时，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尚不及五十年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是斯大林不及格的学生。
谈到执政者的政治意图，我认为在极权主义统治者眼中，为了一个主观的、宏大的目标，他们是决不会吝惜千百万人人头落地的，因为人命是他们眼中最廉价的成本。这不是因为统治者的道德败坏，而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种草菅人命的社会环境中。在这个环境下成长起来并且为了政权长期进行残酷斗争的人们，自然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式：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牺牲“人”的幸福，“人”的尊严，“人”的自由，甚至“人”的生命；越多的人甘于牺牲，胜利的把握就越大。建立政权需要牺牲，搞建设为什么就不能牺牲呢？这就是他们的逻辑。那么，这种需要不断牺牲人命的“建设”究竟还有什么意义？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一切东西。”（【注】节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9～10页），社会主义思想本身是为了“人”生活得更好、更公平、更轻松而提出的，但结果恰恰相反，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人”生活得却更差、更不平等、更沉重。这种强调人们做出“牺牲”的“社会主义”，完全是与社会主义的初衷南辕北辙。可以说，毛泽东和斯大林等人，虽然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但他们根本就没有理解根植于西方人道主义、民主主义和普世思想的社会主义的精髓，而仅仅从经典著作中为社会主义定框框，并且根据自己的好恶做出取舍，弃社会主义的精髓于不顾，在类似所有制的表象上和一些经典作家的对未来人类的设想上吹毛求疵，追求一大二公，纯而又纯，从而沿着错误的道路越走越远。经典著作越多，框框就定得越死，方向就越偏，造成现实社会主义品种越来越退化。领袖尚且如此，普遍缺乏文化的中下层干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更加肤浅，更加公式化。脱离了社会主义一切为了“人”的本质，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产生出这样那样的惨剧和闹剧，就是不可避免的。
二、大饥荒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的豫北迎来了连续两个大丰收年，风调雨顺，庄稼长势出奇的好。但是棒劳力都去“大炼钢铁”、“大修水利”了，“大办粮食”的任务就落到我母亲这个七岁的孩子和外公的父亲（【注】外公的父亲时年已经接近七十岁了）这样的老弱病残头上。可这样这些老弱病残能有什么力量呢？况且，在干部们的重压之下，还必须赶“进度”、追求所谓的“提前××天完成指标”、“收割放卫星”，于是就胡乱收割，甚至有些地块根本没收割而直接犁地，放一把火以后用土把庄稼埋起来就算完事。大量的庄稼就这么烂在地里做了肥料。而且在当时，谁都不能偷偷地把作物带回家里，因为那是盗窃集体财物，是“挖社会主义墙角”，揪出来可不得了。每天下工时村干部都守在村口，一个挨一个地搜身检查。有几个村干部特别邪恶，有时候搜身时对妇女的私处连摸带抠。查到谁偷带了食物，当即就是一顿痛殴。由于饥饿感的驱使，年幼的母亲总是在地里偷吃生的农作物，生茄子、生南瓜、生麦穗、生玉米——什么都吃过。浮夸风带来高指标、高征收，队里本来就不多的余粮甚至种子都交出去了。
试图在短短几年之内建成天堂般的共产主义，违背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注定是要受到报复的。“天堂”没有建成，地狱般的大饥荒却来临了。自从一九五九年秋后，各地的粮食就纷纷告急；而到一九六○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一场惨绝人寰的饥荒袭击了全中国。这次大饥荒在河南被称作“粮食关”。
在一九六○年年初的一段时间里，我母亲住的那个村几乎天天有人饿死。饥荒最严重时，每个棒劳力每天的粮食定量是四两，老人和孩子则是二两，还常常中断，或者被村干部截流贪污。有人也许会说，“四两粮食不会饿死人嘛，我现在每天也吃不了多少粮食。”其实，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人的饮食主要消耗已经转向副食品，如肉、蛋、奶、青菜之类，粮食已经成为次要消费品；而在五十年代末，在几乎完全没有副食和超负荷的劳动支出情况下，四两粮食是根本不可能养活一个棒劳力的。
而所谓的四两“粮食”，也不是白面大米，甚至不是完全的粗粮，而是由棉籽、豆饼、玉米面之类混合成的饼子。人吃了这种东西拉不出屎来，青壮年好办一点，老年人就非常痛苦。当时，外公的父亲已经快七十岁了，原本身体很硬朗，但每天饥肠辘辘，吃了棉籽后又经常一二十天解不出手来，很快就病卧而倒。没办法，外公只好用手帮他往外抠。揶到一九六○年二月，老人就饿死了。
大饥荒刚刚开始时，离家比较远的野地里还有草根、野菜这些东西。为了填饱肚子，外婆就让我母亲到野地里挖野菜。我母亲当时八岁，和前面提到过的另外一个女孩子春字两个人一起到离家十四、五里地开外的一片荒坡去挖野菜，早晨天不亮就出发，一直挖到太阳落山。两个小女孩每人身上都一前一后地背两个装满野菜的大包袱，摇摇晃晃地往家走。那时已经开始有人饿死，谣传说有人专门抓小孩杀了吃肉，两个小女孩背着野菜原本走不快；但一想到这个传言，就禁不住吓得浑身发抖，拼命往家里赶，边走还边往后看看有没有人跟着。到了后来，这些东西也没有了。
尽管腹中空空，但那时还要“跃进再跃进”。一九六○年元旦，在各地已经开始大量饿死人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仍然在说“我们已经完满实现‘一九五九年红到底’，现在正满怀信心地为‘一九六○年开门红’而奋斗。”于是乎，我的外公继续被抽调去“大修水利”，挖那两条无用的人工河。外公是家里的顶梁柱，无论如何不能塌下来，于是我的外婆从自己和我母亲的口粮中节省下一部分给外公吃，算是让外公没有和他一同挖河的伙伴们那样成为“倒卧”（【注】河南民间俗称饿死的人为“倒卧”）。外婆浑身浮肿得按一下一个大坑，而时年九岁的母亲则因患小儿疳积，肚子肿得像个大锅，肚脐眼上的青筋外翻。
然而，尽管村民们浑身浮肿甚至成为“倒卧”，但村干部们生活得却不错。人民公社化以后，农民家里养的鸡、羊、猪等家禽家畜，以及牛、驴、马等大牲畜都被强制充公。没有粮食时，村干部就开始杀鸡宰羊吃肉，农民只有眼巴巴看着的份儿。当时村里有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太太，是个贫农，忍不住饥饿偷了队里的一只鸡，刚杀完还没做熟就给村干部逮到了，在村里召开批判斗争大会。会上也不讲什么“阶级友爱”了，让这个小脚老太太站在一条半米多高、四寸来宽的板凳上，嘴里衔着那只鸡。先是村干部破口大骂，然后让群众喊口号，可群众早就饿得有气没力了，也只是稀稀拉拉地挤了两嗓子。批斗结束，村干部飞起一脚，把那个阶级姐妹踹到地上，又踢了几脚，这才拎起鸡子来扬长而去。
大队长是我们家五服以内的亲戚，母亲有时候到他们家里去玩。令母亲惊讶的是，大队长家里有个用席子卷起来的粮屯，比我母亲的个子还要高，直径大约四尺半。就这个粮屯里面，至少有一、两千斤的粮食。大队长的老婆人还算可以，看到母亲时偶尔塞一个烟盒那么大的玉蜀黍加野菜饼子。大队长的女儿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用鞭子抽我母亲的改改，心地不善，看到母亲吃他们家的东西时总是拳打脚踢。但是我母亲太饿了，还是硬着头皮去他们家。
当时春字家院子里有两棵祖上种的枣树，此时已是枝繁叶茂，然而队里却不许春字家的人吃树上的枣子，因为那两棵枣树已经被“共产”了。大队支书、队长的家属、孩子，才有资格来打枣吃，春字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但饥饿难忍，到了晚上春字就领着我母亲偷偷摸摸地爬上树，也不敢点灯，爬上枣树上摸几个枣吃。吃完后不敢把枣核随便扔，怕干部们看见，还要找个地方埋起来。
时年八九岁的母亲，每天饿得心里发慌，特别是夜里更是肚子里火烧火燎，难以入睡。我的外婆干活时偷藏了一小根胡萝卜，自己舍不得吃，每天夜里看到我母亲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就从衣兜里掏出这根胡萝卜，让母亲咬上一小口，还嘱咐要慢点嚼。每当这时，外婆还经常讲一些故事，哄母亲开心，转移母亲的注意力。其实，外婆当时也挣扎在死亡线上，但为了自己的孩子，强忍着难捱的饥饿，一口都不吃。就这根小小的胡萝卜，成了年幼的母亲一直惦记着的美食，每夜啃上一小口，半个多月才吃完。
当时我母亲在离村一里的落庄上小学，这短短的一里路，在人极度饥饿的情况下却成为畏途。有一天母亲在家里的门框上拣到一颗老豆角，可能是以前遗留下来的，已经完全干了。母亲把豆角剥开，把里面的几颗豆子放在兜里。在去落庄上学的路上，由于太饿没有劲，走几步就挪不动了。母亲就蹲在地上，把那几颗豆子掏出来放在手心里看看，也舍不得吃。就是这几颗豆子，成了支撑母亲走到学校的神奇力量。一九五九年冬天以后，死去的人越来越多，来上课的学生越来越少。当时教我母亲的是个年轻的男老师，宽脸庞，高高的个子。由于饥饿，老师的肚子肿的像一口大锅，仍然坚持讲课，经常讲着讲着，就用手扶在讲桌上停好大一会儿不说话。终于有一天，老师讲课时忽然一头栽倒在地上，再也没有站起来。学校没了老师，不得不停课放假了，一放就是一年半。
死神每天徘徊在村庄里，随时向每一个人招手。肚子里没有一点热量储备的人们，哪怕一次断顿，甚至晚吃几个小时的饭，就有可能成为“倒卧”。公共食堂停办前不久的一天，我的外公下工很晚。那时家里不许开伙，也没什么锅之类的东西可以开伙，因此家里都是等外公下工回家后才去打饭。这是因为外婆心疼外公身体，如果打得太早，外公吃的时候饭就会变得冰凉。当时外婆因为浮肿已不能行走，就让我母亲捧着个瓦盆去打饭。那时一切铁的东西都被收去炼钢铁了，只有瓦盆这样的器皿可以盛饭。母亲来到食堂，看到食堂的稀饭只剩了锅底的糁疙瘩。这是食堂炊事员耍的小聪明：煮饭时故意捏上一些糁疙瘩放到锅底，社员打饭时就盛上面的稀汤，最后留下锅底的糁疙瘩自己吃。当时村里的司务长、炊事员都是村干部家里的人，贪污、克扣社员口粮现象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农民们编了个顺口溜：“一天吃一两，饿不死司务长；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炊事员。”我母亲看到这些糁疙瘩满心欢喜，想着这下子可以吃上顿半稀半干的食物了。然而，就在我母亲高高兴兴地把饭打回家准备往嘴里送时，她的嘴突然张不开了，牙关不由自主地紧紧闭合。有着饥荒经验的外婆一看，知道我母亲已经出现了人饿死之前的濒死症状，于是赶紧用筷子掰开母亲的嘴，硬是把稀汤灌了进去。一碗稀饭下肚，我母亲才从死亡边缘上活了过来。
饿死的人快死时的感觉，并非像我们平常人想象的那样充满痛苦。实际上，人要饿死时，初期感觉非常的饥饿，什么都想吃；几天后就进入第二期，人已经感觉麻木了，不太感觉到饿；死亡是突然来临的，那时就是有粮食放在面前，自己也往嘴里送不进去。因此，我们常常可以听说这类事情：某些人正在好好走着，突然倒下再也站不起来了。饿死人的感觉我母亲亲身经历，至今不能忘怀。
饥饿使很多人丧失了起码的良心和感情。前面提到过的船姥姥的男人，按辈分我应该叫他船老爷，当时四十来岁，饭量很大，每天的粮食定量根本就吃不饱。他的二儿子给生产队养猪，经常偷些喂猪的糠皮回家，由于糠皮也少，就只留着自己吃。有一次，船老爷发现了猪饲料，由于他饿的实在受不了了，就偷吃了几口。二儿子回家发现后将他暴打一顿，船老爷不久就饿死了。
此时的公共食堂已经办不下去，解散了，可是拜“大炼钢铁”和“反瞒产私分”所赐，农民家里都已经没有铁锅和任何粮食储备。那一段时间，整个村庄总是一片死寂，没有人在街上走；村里一切能动的动物，从牲口、猫狗、麻雀甚至老鼠，都已经绝迹了。那些去年还在用打油诗描绘“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天堂蓝图、抒发“冲天干劲”的贫下中农们，一个个坐在家里等待死亡的来临。开始还经常埋死人，到后来连死人都没劲埋了。
和一般农民比起来，我们家算比较走运的：我舅舅和大姨早早参加了工作，有粮食定量，经常自己省下粮票买点食品往家送，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们家的粮食紧张状况。其实，当时当工人的大姨自己的定量也很少，为了往家送粮食，自己节衣缩食，落下一身的病根折磨了她一辈子。我家尚如此，很多老实巴交、没有外援的农民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鉴于大饥荒年代的惨痛教训，七十年代末我们家状况好转后，我母亲拼命积攒全国粮票，到八十年代初期已经积攒了二千多斤，可惜九十年代国家粮改取消票证供应以后都作废了。
一九六○年夏天以后，我的大姨父当上了单位食堂的炊事员，在单位基本上可以吃饱，偶尔还可以往家里带一个馒头。食堂里老鼠比较多，经常会把面袋咬破。单位就让大姨父把面袋拿回家里缝补，缝一个破损小一些的面袋挣半分钱，破损严重的则是一分钱。那个时候人穷，半分钱也是钱。由于粮食紧张，面袋都被扫得干干净净的，但等大姨父把面袋拿回来给大姨缝补时，二人惊喜地发现面袋上还是多少沾着一点点面。等到仔细用刷子扫完以后，一个袋子居然扫了半个香烟盒面；四五个面袋就有两个香烟盒那么大。不要小看这两个香烟盒的面，在大饥荒的岁月里，关键时刻就可能救活一个生命。
俗话说积少成多，自从大姨家有了这个额外的粮食来源之后，每天都可以多存下二三两面，粮食情况稍稍好转。因此，大姨两口子赶紧把正在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自己的父母亲人轮流接到郑州补充一点营养。外婆到郑州时，母亲就跟着外婆一起到大姨那里求活。外婆当时浮肿病很重，不能行动，我母亲就在大人上班时带着大姨的两个孩子在街上转悠。令人奇怪的是，尽管老百姓大批饿死，一些地方还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但郑州街上的饭馆还在营业，橱窗里挂满烧鸡、卤肉等食品，也时常有一些衣着整齐的人在里面吃饭喝酒。三个饥肠辘辘、衣衫褴褛的孩子，总是站在橱窗外面，看着那令人垂涎的食物，久久不肯离去。
饥饿促使了农民向外逃亡。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盛传新疆在招工，可以吃饱，于是很多农民背井离乡向新疆逃亡。由于当时不许农民自由流动，所有出逃的农民被叫做“流窜犯”，民兵、民警处处设防，捕捉着逃亡的农民。可是奇怪的是，内地围追堵截，新疆乌鲁木齐火车站外却挤满了招工的单位，农民只要一下火车，就有人热情地问想不想参加工作。等报了名，招工的人立刻端上馒头、稀饭先让这个幸运儿饱餐一顿，之后就成了全民所有制工人或军垦战士。真的有人在新疆参加了工作，还回家捎来了宝贵的粮食、粮票。半真半假的传言给了人们以希望，大量的农民开始逃亡，少数成功了，大部分被堵截回来了，也有很多因为饥饿和寒冷倒毙在途中、倒毙在货车车厢里。当时我母亲十一岁，外婆也开始为她准备行装让她逃亡，后来因为一九六二年麦收后饥荒缓解没有走成。
三、“吹口琴”
一九五九年秋天以后，粮食一天比一天紧张了。我父亲劳改所在的新河农场供应比农村要好的多，但还是饥饿难忍。新河农场有一个用甘蔗作原料的制糖作坊，农场领导很明显地偏袒这些“犯人”，轮流让他们到农场的制糖作坊“劳动”，实际上是让他们补充营养。为此，很多人吃坏了牙齿但保住了性命。很多人也卖掉了自己的衣服、手表等财产换粮食吃。
腹中空空，人们就怀念起以前能吃饱的日子来。每天到了晚上，犯人们就说起以前吃过什么好东西，搞精神会餐。一天晚上，一个犯人绘声绘色地说，自己从前吃过满满一饭盒红烧肉，红烧肉作成酱色，一打开一股肉香迎面扑来。说到这里，他说不下去了，连忙咽了两口涎水，所有的听众也听得直想流口水。
当时农场里种着甘蔗和玉米，按道理是不许随便吃的。但是犯人们都很饿，总是琢磨着偷玉米和甘蔗吃。因为怕被管教干部发现，大家发明了一个暗号：管吃玉米叫“吹口琴”，管吃甘蔗叫“吹笛子”。一到晚上，犯人们就三三两两地凑到一起，说：“走，吹口琴去”，或者说，“走，吹笛子去”。当时我父亲就总是“吹笛子”，结果把牙吃坏了，一辈子总是牙疼。
那时全国到处饿死人，上面总算认识到了吃饱肚子的重要性，于是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生产是基础的基础”。玉米要生火烤熟了再吃，有一个犯人每次吃烤玉米时，总是啃上一口，说一句：“唔，基础的基础”，再啃上一口，再说一句：“唔，基础的基础”。每到傍晚以后，农场的玉米地里总是这里一柱青烟，那里一堆篝火，都是犯人们在烤玉米吃。农场的管教干部都还不错，明明能够看见那些炊烟和火光，但总是装聋作哑。
实际上，我母亲所在的豫北和我父亲劳改所在的豫西，饥荒状况并不是全国最严重的。光河南信阳一个地区就饿死了一百万人，其中一个小小的息县就死了十万人，有六百三十九个自然村全村饿绝。这件事在后来被人们称做“信阳事件”，引发了中央对整个信阳地委的大清洗，最后找出几个“混入干部队伍中的地主阶级分子”处理做了替罪羊。就这样，中国以死亡三千万人的巨大代价，给毛泽东一手发动的“大跃进”划上了血红色的句号。（【注】饿死三千万人的说法，是个大致的、粗略估计数，具体饿死人口多少，一些学者互有争议。根据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在《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一文中的分析，1959～1962年饿死人数在1700～2200万之间；另据重庆大学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纲》记载，这一数字为1900万；据美国著名人口学家科尔根据我国官方公布的数据，在《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文分析结果为2680万。不管饿死的人是三千万还是两千万，在和平时期内、没有全局性大规模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饿死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都决不是什么“一个指头”的小事。）
后来，某些人为了给自己推脱罪责，称一九六○～一九六二的饥荒是“特大的、严重的、持续三年的、百年未有的自然灾害”，这其实是占不住脚的。根据我国历年水文气象资料来看，那几年的确发生过自然灾害。但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每年不可能保证各地都风调雨顺。那三年的“自然灾害”的规模和程度，甚至远远比不上一九五四年的全国性洪涝灾害，为什么一九五四年就没有饿死人呢？真正该对大饥荒负有责任的人，无中生有地把这顶黑锅扣在大自然身上，以推卸自己的罪责。当然，他们也自感底气不足，又给加上了两条：“苏修逼债”和“美帝封锁”，其实这也是很可笑的——“苏修逼债”发生于一九六○年夏天，而饥荒发生于一九五九年秋后，到一九六○年春季最惨烈（“信阳事件”就发生在一九六○年春天），哪里有“因”在后，“果”在前的？事实上，苏联当时还曾经借粮食给我国东北地区，使得数十万人得到口粮而免于饿死。至于“美帝封锁”就更可笑了，“美帝”自一九四九年就“封锁”中国（无非是不跟中国进行贸易），特别以朝鲜战争时为烈；朝鲜战争后英、法等西方国家跟中国逐渐恢复了贸易关系，然而饥荒竟然是在“封锁”有所放松的情况下发生的！这种伪造历史、推脱罪责的做法，真是让人齿寒。
我的大姑父当时还在河南省军区，在信阳事件后毛泽东到河南郑州开会时他也在场。会议在河南省军区礼堂召开，出席者是河南省地区以上党、政、军官员。一开始就是热烈鼓掌，伟大领袖的第一句话就是：“信阳人民不愧是革命老区人民！”接下来又是热烈鼓掌。晚上跳舞，吃的喝的应有尽有。据大姑父回忆说，信阳事件发生后，为了隐瞒灾情，信阳实行了特别措施，民兵占领了火车站，只许下、不许上，所有邮件都要拆开检查，查到有人写信上告或上访，都抓起来。当时人们都在死亡线上徘徊，关上两天没一个人能熬得过去，于是就在监狱里死了。
四、短暂的喘息
六十年代初期，中央的确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以刘少奇为首的、希望给予放松对农民控制，按农民自己意愿从事生产活动的路线；另一条则是以毛泽东为首，造成几千万人饿死、工农业总产值下降百分之四十的“三面红旗”路线。由于大跃进带来的严重后果，毛泽东的“三面红旗”已经难以为继，只好由刘少奇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一九六一年后，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实行“三自一包”，政策逐渐宽松起来：允许农民有少量自留地、自留畜、自留树，也可以开小片荒。从一九六二年开始，农村缓慢地恢复和喘息。外公分得了四分的荒地作为自留地，于是用他种地的专长精耕细作，家庭开始逐渐恢复生机。到一九六三年秋后，终于能够吃饱了。当时的食物都是一阵子一阵子的：一阵子顿顿是红薯，吃得人直从胃里往外流酸水；过一阵子又都是南瓜，吃得人直想吐。
然而即便是能够吃饱也可以导致厄运。一九六二年麦收以后，很多饱受饥饿折磨多年的农民，由于长期的饥饿导致肠胃功能退化，饱食后胀腹而死。我的外婆知道一些科学常识，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方法让全家人恢复肠胃功能，才使家里无人遭此厄运。由于能吃饱了，大自然又开始了人口补偿，加之当时没有什么计划生育工作，满街出现了大肚子，中国又一个人口生育高峰来到了。在我参加工作后接触过的同事中，有很多都是一九六三、六四年出生的，却极少见到一九六○、六一年的。
五、“老婆迷”
那时村子里有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汉子，我母亲喊他“常叔”。常叔的老婆在粮食关时饿死了，给常叔留下了三个孩子。他老婆死的时候，常叔趴在他坟头上哭了好几天。那时吃不饱肚子，家里又穷，常叔也就没有再娶老婆。
到了一九六三年以后，肚子可以吃饱了，常叔就琢磨着再娶个媳妇。后来有人介绍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外地女人，常叔也不知道人家的底细，就跟那女人一起过了。谁知那个女人是个放鹰的（【注】“放鹰的”是滑县方言，意思是骗婚后偷窃财产的人），还不到一个月，就把常叔家所有值钱的东西一卷而光，还在外面借了不少钱，跑了。常叔人财两空，日子越发艰难。
但是常叔这人特别迷女人，总是还想再找个老婆。那时人们本来就穷，又刚被放鹰的打劫了，常叔更是穷得家徒四壁，还欠着一屁股债，自然没人愿意跟他。当时村子里有几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觉得常叔这人有趣，就想愚弄他。于是，这几个年轻人就编造说有个寡妇愿意嫁给常叔，假模假样地到常叔家提亲。常叔一听，顿时喜出望外，连忙做了一顿好饭招待人家，一个劲地催着要求见面。本来那些人就打算诓他一顿饭算了，但看常叔如此迫不及待，禁不住又想逗逗他。于是，这伙人撒谎说那个寡妇答应常叔当天晚上（【注】河南风俗，见寡妇要在晚上）在生产队的场（【注】“场”是滑县方言，指农民晒粮食的空场地）里见面。
几个年轻人跑到邻近的任庄，跟那边人一说这个情况，任庄的几个小伙子也加入到恶作剧的行列中去。其中有一个长得比较清秀的小伙子，自告奋勇地充当女方，找了一身花衣裳一穿，又戴了一个花头巾，看上去还真有几分像个女人。到了晚上，就按约定在场里的麦秸垛前等着。那几个年轻人赶紧去通知常叔，常叔一听，高兴得合不拢嘴，屁颠屁颠地去了。其实当时村子里好多人已经知道这是恶作剧，但都想看常叔的笑话，也就不跟他挑明。常叔去的路上，跟着十好几个半大孩子起哄，麦场里也围了好几十个年轻人看笑话。常叔见了那“女人”，激动得不得了，问寒问暖，那小伙子只好捏着嗓子回答。常叔求偶心切，竟然没听出来，一本正经地问这问那，把看热闹的大人小孩个个笑得前仰后合。
寒暄几句之后，常叔就急切地要求人家当晚跟他回家住，那“女人”也不推辞，跟着走了。他们俩在前面走，后面跟着几十个大人小孩，边走边笑。等到了家里，常叔要亲人家时，那个小伙子实在憋不住了，哈哈笑出声来亮明了身份，常叔这才醒悟过来。从此，常叔彻底死了心，再没动过找媳妇的念头。
六、阳光灿烂的日子
我的外公还有个外号叫“瓜把势”，意思是特别会种瓜。当时三庄五里的就数外公的瓜种得最好、品种最多。他在自己开出的四分小片荒地上，种了酥瓜、甜瓜、香瓜、面瓜、菜瓜、打瓜等瓜类，在一九六三年夏天获得了大丰收。收获时我母亲每天都要摘下满满两大篮子的瓜果回家。酥瓜是一种长型的小瓜，不太甜，但水分足、口感特脆，轻轻一碰就粉碎；甜瓜则是花皮、绿肉、红瓤，比现在的哈密瓜甜的多；面瓜是黑皮，淡黄色的肉，放在太阳底下看时，果肉能够映射出一些金星来。家里人都吃不完，就送了不少给街坊邻居。但是这种局面没有维持多久，一九六五年以后就又不许开自留地了。
外公除了种自留地，还给生产队种瓜，培训年轻人。但是吃“大锅饭”以后，年轻人对庄稼把势已经不是那么用心学了，所以外公的绝活没有传下来。我外公一辈子都是老实的庄稼人，无论是给公家干还是给自己干，他都一样的认真踏实。这不是因为他觉悟高，而是因为他对土地、对庄稼有着一种深厚的感情。在木讷的外公心目中，庄稼就是他生活的全部内容，他对庄稼所付出的爱甚至超过了对子女的爱。跟种粮食不一样，种瓜需要一棵一棵地打理，外公在瓜地里干活时往往一蹲就是一整天，背都被太阳晒得爆皮了。外公给队里种瓜时，遇到有没长好的瓜摘下来以后，想想种瓜的辛苦，从来舍不得扔掉，都留下来自己吃。
那时社员们不偷别人自留地里的东西，只偷生产队的东西。因此，当西瓜快熟了的时候，外公就一天二十四小时住在生产队的瓜棚里看着。每天中午我母亲放学以后，都要到地里替换外公回家吃饭。外公怕母亲饿着，就先准备一些淘汰下来的歪瓜、小瓜给母亲吃。母亲等外公走了以后，看看满地的大西瓜，心想干吗不吃好的，非要吃这些小破瓜呢？想到这里，她自己摘了一个大西瓜弄开吃。可我母亲那时才十一二岁，不懂得如何挑瓜，一打开发现还是生的，吃了两口又酸又涩，就扔掉了。外公吃完饭看到地上扔的瓜，心疼坏了，满地里追着母亲打，嘴里还喊：“给你挑了瓜你不吃，非要祸害好瓜！”第二天，母亲再替外公看瓜时，发现昨天还长得好好的大西瓜都不见了。后来才知道，外公怕母亲偷瓜吃，就在每个西瓜下面挖一个坑，竟然把西瓜埋了起来。
外公种冬瓜也是一绝，个头大的冬瓜足足有四、五十斤，最大的一棵达八九十斤，比一个十来岁小孩还高。当时报纸上曾经刊登过某地一个农民种出了一个重达六七十斤的冬瓜，还进京献给党中央。外公种的冬瓜比那个还要大，可惜我外公成分不好，没资格上报纸的。
我母亲从小脑袋瓜好使，当时学习成绩在班上数一数二，还戴上了红领巾。当时母亲就读的学校位于离村子四里的界河路镇，是一所正规的小学，里面的教员都是正规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我母亲普通话说得特别好，每次各个公社学校的老师进行现场观摩教学的时候，都是她朗读课文。她的作文也写得很好，几乎每一篇作文都被贴在教室后面的《学习园地》里，供学生们学习。我母亲于一九六五年小学毕业，当时中国正在搞“抗美援越”，小学毕业语文考试作文的题目就是《给胡志明伯伯的一封信》。
一九六五年的时候，生活已经改善了一点。那年夏天，我母亲从生下来第一次买了一件新衣服。当时村里的供销社进了几件衣服，其中有一件粉红色的短袖褂子，母亲穿上试了试，觉得特别好看。一问价，要五块钱。五块钱对我们家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于是外婆嫌贵没买。回家以后，母亲总是惦记着那件短袖褂子，天天跟外婆撒娇，软磨硬泡。外婆见她实在是喜欢，也就给了她五块钱让她买了。母亲拿着钱往供销社跑的时候，快乐的觉得身上像长了翅膀一样，胡同里荡漾着这个十四岁少女清脆的笑声。
可以说，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六年上半年算是我母亲少年的记忆中唯一晴朗的日子。当时，还发生了一件几乎可以改变她一生命运的事：那是一九六五年夏天，中国民航到母亲所在的那个村子招收航空服务员，也就是今天所称的“空姐”。母亲十四岁时身高就长到了一米六五，也继承了外公与外婆的美貌，口齿清楚，普通话又标准，被招工的同志一眼看中，几乎就走了。可是正在全家欣喜若狂时，却传来了泡了汤的消息。原来，民航服务员需要政审，而我母亲的家庭成分是“地主”，于是自然就没有她的份了。民航的那几位招工的同志看到这个十四岁少女失望的神色，心里也觉得挺难过，就安慰了她几句。后来，又来人招收过铁路乘务员和赤脚医生，都是先被选中，又因为出身问题被撸了下来。
尽管我母亲以全班第一的成绩小学毕业，但是当时滑县有个土政策，这种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不被允许读正规初中，只能上那种半耕半读的初中。即使这样的初中也只上了一年，到了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开学的时候，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来临了。
七、在大森林里
我父亲最初被送去“劳动教养”时是没有期限的，但是到了一九六一年上边又出台了个政策，开始从颁布之日起算劳动教养年限。我父亲因为“没有右派言论”而定了一年的“劳动教养”，加上已经服刑的四年，合计一共被“教养”了五年。一九六二年五月，我父亲解除劳教，被就地安排在他劳动改造的新河农场强制就业，当了一年农场职工，仍旧属于管制对象。当时家里已经搬到河南郑州市，我父亲在回家探亲时恰逢东北铁路工程局（【注】该局系建国初期组建的铁路工程单位，原称“海拉尔铁路工程局”，后改称“东北铁路工程局”，七十年代改称“铁道部第Z工程局”，简称铁Z局，我父亲参加铁路时，该局还叫做“东北铁路工程局”）在郑州招收工人。我父亲看到以后，觉得与其在农场当被管制人员，不如到深山老林里做一个自由人，就报名参加了铁路。当时强制就业人员是不能自主选择单位的，但由于东北铁路工程局在边疆艰苦地区，报名参加这个单位属于“支边”，新河农场也就网开一面，让我父亲报了名。然后，我父亲跟随单位去了大兴安岭，在茂密的大森林里呆了三年。
在去东北报到的路上，新参加工作的工人们坐在火车里，怀着对建设边疆的浪漫幻想和兴奋，有些知识青年还吹起口琴，拉起手风琴，有说有笑，一路欢歌。等到了齐齐哈尔，一下火车，就见到车站上敲锣打鼓，红旗飘飘，巨大的横幅上写着：“热烈欢迎新战友！”于是大家更兴奋了。我父亲自从被打作“右派”和“坏分子”后一直是专政对象，此时一看自己又成了“新战友”，心里也感到一丝轻松。本来一路上走了几天几夜，也没有怎么正经吃顿饭，人们都想着要饱餐一顿，再美美睡一觉，就奔赴工作岗位。谁知每人只发了两个窝窝头，一块咸菜，就又让人们坐上闷罐子车，继续向前开去。走着走着，前面到了铁路终点，于是又下火车改乘汽车。这时天已完全黑了下来，父亲往远处望去，只见黑黢黢的一片大森林，无边无际。远远的看到有孤零零的一盏马灯，车上带队的人就拿出花名册，点几个人的名下车；每到一盏马灯前，就有几个人下车，父亲他们几个是在最后一站下的车。下车后，只见林间空地上有一个帐篷，挂着一盏马灯。进了帐篷以后，发现里面居然没有床铺和被褥，只有一些由白杨树枝钉成的木排放在地上，上面铺了一些草，这就算床了。白天还在欢声笑语的工人们，此时一个个都沉默不语。
渐渐地天气冷了起来，工地上根本没有地方可以洗澡，人人身上都长满了虱子。虱子太多抓不过来，人们就在睡觉以前把衣服扔在外面，让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冻死虱子。后来单位发了御寒的羊皮袄，羊皮的味道吸引了森林里的狼，每天晚上围着帐篷转。多的时候，从狼嗥此起彼伏的声音来判断起码外面有几十只狼。有些狼还用爪子刨帐篷，“哧，哧”的声音搅得人无法入睡。于是工人们都起来，拿着木棒铁棍，冲出去打狼。可狼是一种很机敏的动物，每次人们冲出去，却见不到狼的踪影。
起初，我父亲在一个叫加格达奇的地方修铁路。当时的加格达奇还是大森林里的一个小小的集镇，原本只有一个单位：林业局工人及其家属，一共只有二、三百号人；全镇只有一个商店、一个饭铺子。铁Z局工程队的到来，使得这个荒僻的小集镇逐渐有了些生机。如今，加格达奇已经发展成一个有一、二十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了。
那个年代，形式主义、表面文章盛行。修建工程常采取“会战”形式。我父亲就曾多次参加这种
“会战”：现场到处插满红旗，成千上万名工人一起上阵干活，边上还有人敲锣打鼓加油鼓劲。实际上这种貌似干劲高涨的“会战”效率很低却浪费惊人。工人们往往干上一小时休息半晌，围在枕木组成的篝火旁边烤火边说说笑笑，一项本来不大工程往往上千人拖上个把月才完工。
距离加格达奇西北不远，就是鄂伦春族自治旗。鄂伦春人是生活在大兴安岭一带的少数民族，世代以打猎为生。我国音乐家吕远曾经写过一首名为《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的歌，歌中唱道：“亲爱的的汉族兄弟哟，和我们并肩建设哟，在那些野草滩上噢，盖起了多少厂房噢……”而实际上，由于大量砍伐木材和修建铁路，鄂伦春族赖以为生的大森林开始不再平静，猎物也越来越难打了，因此他们对待在加格达奇修建铁路和伐木的“汉族兄弟”一点也不友好。
大兴安岭确实是个自然宝库，不仅空气新鲜，物产也很富饶。鄂伦春人偶尔也将打来的猎物卖给加格达奇那家唯一的饭馆。那一段时间，父亲和他的工友们吃过不少稀罕的动物，有驼鹿、狍子、松鸡、狗熊、雪兔、獐，等等，价格也非常便宜。不过，大兴安岭也有令人恼火的地方，比如蚊子特别厉害，甚至能够将铁路工人们住的帐篷叮穿。除了蚊子，还有小咬，这玩意成群结队，专吸人血。到夏天时在外施工，必须把全身从头到脚遮得严严实实，否则出去转一遭回来，身上必定被咬得体无完肤。
八、好不过毛泽东时代
在大兴安岭期间，我父亲听老工人说了一件事。当时刚刚经历过一九五九～一九六二年的大饥荒，许多关内的饥民流落到大兴安岭林区谋生，被林场招作临时工。大概是一九六二年前后，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袭击了大兴安岭地区，由于得到了气象部门的预报，林场职工和铁路职工得以顺利撤出危险地区，惟独将这些民工“忘记”了。洪水到来后，把这些民工和家属围困到一个高地上，断了粮食。一个多月后当人们重返林场时，几百名民工和家属全都饿死在那里，无一幸免。现场尸骨纵横、惨不忍睹。三十年以后，父亲向我转述这件事的时候仍然充满了满腔悲愤：难道民工不是人吗？难道他们不都是“贫下中农”吗？为什么不把他们一起撤走？为什么不空投一些粮食？那些饥民背井离乡、辗转到关外只不过是为了求一口饭吃，可万万没想到这里竟成了他们的葬身之地。
一九六四年夏天，父亲所在工程队附近的加格达奇林业局有一位工人妻子上吊自杀了。当时加格达奇是个小地方，林业局的工人和铁路局的工人之间互相都很熟悉，我父亲也认识那个工人和他的妻子，两口子都很厚道。那位自杀的女人是山东人，原本已经结婚生子。一九六○年大饥荒袭来，那女人的父母兄妹均被饿死。眼看着全家都已经饿得奄奄一息、束手待毙，那女人心一横从山东老家逃到东北求活，辗转来到加格达奇。
当时，加格达奇还是个偏远小集镇，女人特别少。林业局的工人虽然都有不少积蓄，但好多工人年纪不小了还娶不到媳妇。这位工人当时已经三十出头了还是单身，遇到这个比自己大两三岁、孤苦伶仃的女人后，就想娶她做媳妇。于是，这个女人以嫁给林业局那位工人为条件，每月往老家邮寄粮票和钱。正是这些宝贵的钱和粮票，帮助原来的丈夫和孩子们捱过饥荒活了下来。
随后的几年里，这个女人又为新的丈夫生下两个男孩，但心里仍然牵挂着原来的丈夫和子女。就这么着，几年时间里那女人每年都从东北到山东往返几次，两边都难舍难分。假如两个丈夫之间有一个不好那还好做出选择，问题是东北的丈夫对这个女人非常疼爱，又算是这女人全家的救命恩人；山东老家的丈夫则因为是自己媳妇做出牺牲才救活了全家人的性命，对这个女人更是好上加好。可怜的女人夹在两个好男人之间，无论丢下哪边都无法承受。天天受到煎熬，最后只得以死求得解脱，留下两个孤独的男人和几个年幼的孩子。
在大兴安岭期间，我父亲还认识了一个印尼归国华侨，姓特别古怪，姓“遆”，一般的汉语字典里根本就查不到这个字。此人是个土木建筑专业大学生，印尼华人富商的儿子，人们都叫他“遆疯子”。当时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分裂为两派：支持共产党的和支持国民党的。每年十月一日，支持共产党的华侨张灯结彩，挂五星红旗；而十天以后就是“双十节”，支持国民党的华侨则敲锣打鼓，挂青天白日旗。遆疯子一家属于支持国民党的一派，独独出了个遆疯子拥护共产党。一九五五年，二十二岁的遆疯子读大学期间与家庭决裂，怀着一颗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回到大陆。刚回来时到处被作为爱国华侨的典型披红挂绿，很是荣耀了一阵子。
谁知好景不长，一九五七年，正当踌躇满志的遆疯子即将完成学业，打算用所学的建筑知识为祖国的建设贡献力量的时候，“反右”运动开始了。遆疯子这样的家庭背景和海外关系，以及知识分子的身份，注定了他在劫难逃。于是，这个与家庭决裂的爱国青年被打成“右派”后送到大兴安岭改造，后来也参加了铁路成了我父亲的同事。遆疯子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满腔热情竟然遭受到这样的报应，受刺激太深，显得疯疯癫癫、语无伦次，也不和其他人打什么交道。因此，当时跟遆疯子一起干活的工人们大多不知道他的真实名字，只知道他的绰号。
我父亲和遆疯子处境多少有些类似，同命相怜，二人之间关系远比一般人密切。遆疯子和别人在一起时满口疯话，但跟我父亲在一起时却总是沉默寡言，偶尔和我父亲谈一谈自己的家庭和亲人。遆疯子一辈子都没有结过婚，像他这样有海外关系、本人又是右派背景的疯子，别人躲都躲不及，谁敢接近他？改革开放开始后，政策逐渐放松，一九八○年遆疯子申请回印尼探亲并获得批准，从此“黄鹤一去不复返”，结束了他二十五年噩梦一般的生活。这时，人们才知道原来遆疯子并不是真疯。
在东北时有一次局里在哈尔滨举行文艺汇演，我父亲也去参加了。父亲他们所演的节目是大合唱《好不过毛泽东时代》。那首歌的歌词是：“高不过蓝天，深不过海，好不过毛泽东时代……”我父亲一边唱，一边回忆起反右派、大跃进、大饥荒时期他的所见所闻：那些赤裸上身干活的农妇，山坡上的万人坟，被民兵押送的俘虏，被“拔白旗”的农民，饿死的民工，自杀的妇女，遆疯子，张县长……如同放电影一般在他眼前闪过。对，高不过蓝天，深不过海，好不过毛泽东时代。
九、无名英雄
一九六五年冬天的一个早晨，在加格达奇火车站附近，我父亲和另外四个工人在工班长的带领下坐着轨道车到工地干活。轨道车是铁路工人常用的一种交通工具，下面是火车的铁轮子，上面是平板，在铁路上可以用手推着或者手摇驱动把向前走。由于速度不快，轨道车的刹车装置比较原始：用一个木棍绑在车身上，刹车时拌动木棍，使木棍摩擦车轮停下来。
几个人在轨道车上有说有笑，不知不觉中走到一个很长的下坡。由于势能作用，轨道车突然加速，并且越走越快。工班长见状急忙扳动刹车棍，可是没想到绑刹车棍的绳子因为日晒雨林已经沤糟，一下子断了。在势能的作用下，失去刹车装置的轨道车就如同脱缰的野马，速度越来越快。工班长大惊，急忙拿着木棍跳下车，把木棍朝车轮底插去，想让车掉道。谁知车子跑得太快，木棍插了个空。工班长又拾起木棍在后面猛跑着追赶，可是根本就追不上了。
斜坡的尽头就是加格达奇火车站，站内正停着一列油罐车。我父亲他们几个已经看到了车站内正在徐徐行驶的机车所冒出的白色蒸汽，而且越来越近。其他在车上的几个工人见状纷纷跳车逃命，转眼间车上只剩下我父亲一个人了。但我父亲没有跳车，他当时只有一个念头：轨道车这么快的速度，如果撞上了车站内停靠的油罐车，那将会是一场后果不堪设想的恶性事故。一定要想办法让车停下来！当时车上已经没有其他可用的工具，我父亲就脱下了自己的羊皮厚袄叠起来并把袖子扎紧，使它成为一个枕头的形状，趴在轨道车上等待机会。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
一、逍遥派
一九六六年，在毛泽东的亲自发动号召下，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大兴安岭的森林深处距离政治中心毕竟太遥远了，因此这里的“革命形势”总是要比内地慢上一两拍，而且往往是强弩之末了。铁Z局的一般工人多是来自东北的自耕农，对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是不怎么热心的。因此，这里虽然也成立了造反组织，但规模却远比内地小多了。当内地充斥了惨烈的“文攻武卫、全面内战”时，这里的武斗却是凤毛麟角，而且不温不火。
不过，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借助现代化的交通及通信工具，统治者的权力已经达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大兴安岭虽然地处偏僻，但远不是世外桃源。自从一九六二、六三年以来，即便是这个接近国境线的深山老林，政治空气也是一天比一天浓厚了。当时的政工人员总是隔三岔五地跑到工人们居住的帐篷里大讲国际国内形势，特讲
“以阶级斗争为纲”，还讲“要把帐篷里的政治空气搞得浓浓的”。我父亲在五七年遭到那次打击后，对“政治”二字早已厌烦得不得了，一听到“要把政治空气搞得浓浓的”，一种厌恶情绪油然而生。
由于工人们的普遍抵制，铁Z局最早“造反派”们势力单薄、应者寥寥。为了壮大力量，造反派拼命拉人入伙，就连我父亲这样的人都成为他们拉拢的对象。我父亲出身不好、又有历史问题，自己一向都是夹着尾巴做人，哪敢去造别人的反呢？当然，他也不敢硬顶“造反派”，而是对造反派的拉拢采取了阳奉阴违的做法，最多只干点舞文弄墨的事情，而且只讲空话大话大道理，就是不肯针对任何一个具体的人和派别。
有一次武斗，造反派给我父亲发了铁棒让他也去参加。我父亲不敢不答应，但虽然表面上痛快地答应了，心里却盘算着怎么脱身。等到听到卡车来了的声音，他就“哎呦哎呦”地捂着肚子，装成痛苦万分的样子往厕所跑。造反派在外面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他人出来，于是气急败坏地跑到厕所喊他。我父亲就装出一副又想去，又站不起来的样子，让催他的人再等等。但“革命形势”不容拖延，那几个催他的人喊了几遍，看他一时半会出不来，也就把他落下自顾走了。就这样，我父亲算是逃过了这场“革命行动”。等到武斗结束，鼻青脸肿、头破血流的伤员被汽车拉回来时，我父亲直感到一阵暗暗庆幸。
后来时间长了，我父亲遇到这种情况不是肚子疼，就是崴了脚，一次“革命行动”都没参与。造反派也不傻，渐渐地发觉他是个软钉子，于是就不再理他了。好在造反派忙于夺权，也就没时间顾及这个“拒绝选择革命道路”的人，只是贴了几张大字报骂他几句“消极”、“两面派”，也没怎么着他。就这样，我父亲成为了一名“逍遥派”。
二、群魔乱舞
由于局面日益混乱，大家都忙于闹“革命”，生产自然停顿下来，很快就没人管了。我父亲一个人在森林里待着也没啥意思，就利用铁路工人坐火车不花钱的便利条件，频频回郑州探亲。一路上，我父亲一直冷眼旁观，见了很多，听了很多，也想了很多。当时的中国天下大乱，那些“造反派”一个个正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你方唱罢我方登场，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在我父亲这个旁观者眼里，那些无比投入、自以为是的造反派却不过是些可怜的木偶丑角，被那个魔术大师操纵着；一旦角色完成、魔术大师的目的达到，这些木偶就被他永远抛进了垃圾堆——红卫兵、造反派、“王关戚”、陈伯达，甚至“亲密战友”、副统帅林彪，有哪一个又能逃脱这种宿命呢？
由于运输秩序的混乱，再加上挤满了串联的人群，火车上拥挤不堪。定员一百一十八人的车厢里，往往要挤进三、四百人甚至更多。不但是过道，就连卫生间、行李架上也都挤满了人；坐在行李架上那些人的脚就伸在坐在座位上的人们的头顶，空气中弥漫着汗臭、体臭、脚臭和劣质烟草混合在一起的味道，令人窒息。即便是这样，革命情绪高涨的列车员还时不时地挤到车厢门口，手持一本《毛主席语录》高声指挥道：“乘客同志们！现在大家掏出红宝书，我们一起背诵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我们来自五湖四海……’预备——齐！”于是如同沙丁鱼罐头一般挤满车厢里人们就一起背诵“我们来自五湖四海……”其中不乏表情虔诚、声嘶力竭者，大概也不乏父亲这样口是心非、言不由衷的人。背诵完以后，列车员又挥舞着那本“红宝书”，满怀激情地领着大伙喊：“让我们一起祝愿我们革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他老人家万寿无疆！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于是，手握“红宝书”的人们，又跟着列车员有节奏地高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三十年后的一九九七年夏天，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里我曾被人邀请参加过一个传销组织的培训会。会场上人依旧是这么虔诚和狂热，只不过口号已经“与时俱进”地变成了：“王太王太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注】“王太”是这个传销网络中的一个成功者，在那次大会上做报告）和“我一定能发财！一定能成功！”当耳边响起这些整齐划一、震耳欲聋的口号，眼里看到那些齐刷刷举起的手臂时，我茫然地坐在观众席上左顾右盼，仿佛身处一九六七年的天安门广场。不过，这时我体会到我与父辈处境的不同：今天，我可以对自己不愿参与的事情说“不”，对自己不愿意说的话保持沉默。但我还是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这群人为什么如此歇斯底里，如此容易被人操纵？也许我们这个家庭的人天生就是另类，始终与主流社会不合群？假如时光倒流到三十年前，今日这些狂热地要发财的人又将会扮演什么角色？我想不通，为什么在这个辽阔的国家里，总有那么多人会如此轻易地抛却头脑、尊严和良知，听凭一两个骗子的许诺，对骗子崇拜得五体投地，愿意为骗子充当打手走狗鹰犬，甚至于肝脑涂地？
除了搞传销的，再看一看那些歇斯底里的“追星族”，还有那些听说自己崇拜的某个影星结婚就要自杀的影迷吧，他们和那些在文革期间疯狂崇拜毛泽东的人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不管你是否承认，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人缺乏自我意识，天生就是一具躯壳，需要用别人的头脑来支配自己。没有了偶像，他们就如同丧家之犬一样惶惶不可终日。
一九六六年夏末，我父亲从郑州经北京回东北。当时，我父亲坐的是三人座中靠窗户的座位。火车走到石家庄时上来两个中年人，由于没有座位，两人就把自己拎着的灰色人造革旅行包放在地上当板凳坐着。不一会儿，我父亲就和这两个人混熟了，三人海阔天空地攀谈起来，闲谈中我父亲获知他俩都是石家庄木材公司的干部，是到东北采购木材去的。
谈着谈着，列车到了保定车站时上来了一些红卫兵，跟查火车票似的在车厢里挨个问旅客的出身。当时人们都很老实，那两个石家庄木材公司的干部被红卫兵问到时，一个报了“地主”，另一个则报了“富农”，结果被红卫兵抓走了。那两人还申辩：“干吗要抓我们？我们可都是党员啊”。红卫兵则手持军用皮带，指着他们骂道：“去你妈的，党员算个屁？都他*的是剥削阶级狗崽子！你再不老老实实，老子就不客气了！”于是，那两个干部面色苍白地随他们走了。接着红卫兵又查到我父亲，看到我父亲穿着铁路制服，犹豫了一下，但还是问道：“你什么成分？”我父亲心想来者不善，被红卫兵抓走可落不到什么好，灵机一动报道：“工人”。红卫兵又问：“在当工人以前家里是什么成分？”我父亲就说三代都是铁路工人。红卫兵听了以后显得很客气，连声说“坐！坐！”继续查别人去了。
望着那帮红卫兵骄横跋扈却未脱稚气的背影，我父亲又好气，又好笑，心中暗骂：“呸！老子凭什么跟你们说实话？什么玩意儿！”后来列车到了丰台车站，我父亲透过车窗往外看，发现那群红卫兵正在押送一帮人下车。那帮被押送的人都用麻绳拴着左胳膊窜成一串，右手拎着行李，每个人背上都别着一张白纸黑字的纸条。一个红卫兵在前面牵着绳子，其余红卫兵则手持皮带走在队伍两边押送。刚才在我父亲身边坐的那两个报地主、富农出身的共产党员，身上则别着写有“地主狗崽子”、“富农狗崽子”的纸条，个个垂头丧气。
一出北京车站，我父亲就看到站前广场到处围着一堆一堆的红卫兵，地上则跪着一排一排要被遣送回原籍的专政对象，很多都是老年人。那些胡子还没长出来的红卫兵对那些白发苍苍的老人一点怜悯之心都没有，抡着皮带劈头盖脸地猛抽，嘴里还骂骂咧咧。正对着车站的地方则搭起了戏台子，一群身穿绿军装的人在台上扭来扭去。只见他们有的做忠心状，有的做决裂状，有的做满腔仇恨状，煞是过瘾。我父亲明白了，那是在跳“忠字舞”，向伟大领袖表忠心呢。不过，这些革命群众实在是缺乏最起码的舞蹈素养，楞是把个“忠字舞”弄成了群魔乱舞。此情此景，令我父亲情不自禁地联想起了伟大领袖的诗词：“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原文到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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