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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评黎笋谈越中关系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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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05/23 出处： |
关于1950-1970年代中越关系的几个问题
李 丹 慧
2000年1月，笔者赴香港参加“中国、东南亚与印度支那战争的新证据”（“New
Evidence on China, Southeast Asia, and the Indochina War”）国际学术研
讨会，在会上，挪威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The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所长Stein Tønnesson博士首次公布了《B同志谈
反动的中国集团对越南的阴谋》（Comrade B on the Plot of the Reactionary
Chinese Clique Against Vietnam）这份文件。其后，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
冷战项目编：《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2001年秋/冬号[1]以《黎笋和与中国的决
裂》为题（Le Duan and the Break with China），发表了这份材料。两年来，
关于此份文件，中国国内基本无人介绍和评论。笔者这里予以推介，并就有关问
题，略述己见。
据Tønnesson博士介绍，《B同志》一文的英译者为Christopher E.
Goscha[2]，他作为巴黎政治科学院当代越南研究小组的成员，在河内人民军图书
馆查阅到这份材料后，将其抄录并译成了英文。文件原件为口述式的，既像是黎
笋对秘书口授的讲话底稿，又似出席高层会议的某位人士对黎笋讲话所做的详细
记录。该件属名“B同志”，没有注名记录或撰写的日期。通过内容判断，文件完
成的日期应在1979年2月中越战争爆发至10月4日越南关于越中关系白皮书发表的
这段时间内。更具体一些，可能是于1979年3月15日中国做出从越南撤军的决定之
后仓促写就，但又应在1979年7月越共领导人黄文欢叛逃中国之前。将作者“B同
志”确定为时任越南共产党总书记的黎笋，是由于作者在文件中提到，他在1950或
1960年代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别人称为“Anh Ba”（三哥），而众所
周知，这是黎笋曾用过的化名。此外，文件于频繁提及越中两国领导人高层会晤
时，作者“我”总以一种权威的方式代表越南方面，而能够这样做的人，在越共
党内除了从1960年开始任越劳党中央第一书记的黎笋外，屈指可数。[3]
纵观黎笋这篇东西的要旨，可以说就是当年越南外交部发表的白皮书：《三十年
越中关系真相》的中心内容，诸如指斥中国在1950年代中期阻拦越南在抗法战争
中取得完全胜利，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初期阻拦越南加强南方的武装斗争，
等等。这一点，事实上也证实了Tønnesson博士关于“B同志”其人的
分析。
由于这份文件产生于中越两国兵戎相见，关系极度恶化的时期，因此，不仅基调
忿詈，洋溢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指摘也多有失实之处。对此，我们既有需要
正误之点，也有需要反思的地方。下面，就几个问题简要谈一点看法。
其一，关于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阻拦越南取得抗法战争完全胜利的问题。
第一次印支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就在暗中进行支持法国的活动，并于1953年7月朝
鲜实现停战以后开始更多地关注印支战场，试图拖延和扩大战争，使印度支那问
题国际化，进而以联合国的名义实施介入，乘势将东南亚国家完全纳入自己的军
事条约体系。如此，朝鲜停战后，中国与苏联，特别是中国，事实上面临着再次
与美国进行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而在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中，就力量对比而言
，苏联、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依然居于弱势。由此，赫鲁晓夫执政伊始即着
手调整苏联的对外战略，寻求同西方缓和，发展国力，以实现与美国平起平坐的
近期战略目标。与此同时，中国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完成第一个五年计
划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加速实现中国的工业化，推进国防现代化。这样，在同
美国再度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面前，作为苏联的忠实盟友，毛泽东外交思想中的
革命性与现实性发生了矛盾，其支援世界革命的强烈愿望不得不暂时让位于对国
家安全和建设的考虑。于是，中国转而在日内瓦会议上密切配合苏联，竭力说服
刚刚取得奠边府战役重大胜利，军事上处于进攻势头的越南党，牺牲局部利益以
争取全局利益，牺牲眼前利益以获取长远利益，采取积极的谈判方针，做出让步
。在苏联遥控指挥，中国大力推动下，越南与苏联和中国进一步协调了看法，恢
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最终达成。以北纬17度线以南、9号公路以北十几公里的六
滨河为军事分界线，越南被分割成了南北两个部分。
对于越中两国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合作及会议成果，越南党和领导人于会后曾多次
予以高度评价，胡志明在1954年7月发表的文告中即表示：“由于苏联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两国代表团的帮助，我们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法国政府承认了我国的
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并同意了从我们的土地上撤退法国武装部队，以
及其他。”1960年9月越南劳动党三大通过的决议也指出：“我们赢得了签订日内
瓦协议的胜利，恢复了印度支那的和平”。“北方得到完全解放后，越南革命已
经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越劳党中央并曾致电中共中央，对中国在“抗战以及
日内瓦的外交斗争中”给予越方的“全力帮助”，表示“诚挚的感谢”。直到1965年
10月，范文同在会见毛泽东时还说：“奠边府一战只能解放我们的一半国土。”
[4]
不过实际上，1954年签署的日内瓦协议对越南的许多领导人，特别是对1956年8月
根据越劳党中央政治局分工留在南方指导革命运动的黎笋[5]来说，已经成为一种
永久的痛，他们在内心深处始终认为，越南当时有可能乘奠边府战役胜利之势解
放全国，只是在中国的压力下才不得不停止了前进的步伐，其结果是为吴庭艳政
权对越南南方人民进行镇压和屠杀制造了条件。这股怨气，在越南抗美战争期间
，由于需要维护越中关系以获取中国的道义支持和物质援助，只能隐忍不发。而
二十余年后，当越中之间濒临大规模战争的边缘时，黎笋通过“B同志”的讲话，
向其党内同人宣泄了出来，他说：当我们签署日内瓦协议时，正是周恩来将我国
分成了两部分。我必须说，在1954年，当时我们赢得了奠边府战役的胜利，胡伯
伯发电报给我，要我必须前往南越重新集结那里的部队，并向南越的爱国者说明
这件事。我乘货车到了南方。一路上，爱国者们出来欢迎我，因为他们认为我们
已经取得了胜利。这是多么痛苦！看着我的南方爱国者们，我哭了。因为在这之
后，美国人会到来，会以可怕的方式大肆屠杀人民。[6]可以说，黎笋的这种积怨
是导致他较早成为越劳党中亲苏派人物的一个重要因素。
对于中国而言，日内瓦协议的签订，结束了法国所进行的殖民战争，分化了美英
法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孤立了美国，打破了其制造东南亚紧张局势，争取对东南
亚地区事务主导权的计划，推迟了美国对印支直接进行武装干涉的步伐。但是，
从冷战的角度，或者说以冷战思维观察，就社会主义阵营的长远利益而言，抗法
战争的和平解决，实际上更多地只是满足了苏联实现与美国缓和的意图，并为中
国提供了得以发展经济的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而其遗留下来的越南分裂，老挝
、柬埔寨在越军退出之后将由资产阶级控制等问题，无疑不利于整个社会主义阵
营力量的壮大。日内瓦会议结束不久，美国即以防止共产党侵略的名义建立了带
有军事同盟性质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并将南越、老挝和柬埔寨列为该军事集团的
“保护地区”，将南越直接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甚至公开宣称这个条约就是为
了对付中国的。这不仅打击了以妥协实现印支和平的中国和越南，而且实际上也
预示了美国同中越之间迟早要在印支地区发生军事碰撞的前景。如此说来，社会
主义阵营的长远利益、全局利益究竟是什么？是以苏联的战略利益为中心吗？这
个问题事实上既困扰着某些越南领导人，更困扰着毛泽东，这可以说是他后来反
复就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劝越妥协一事向越南领导人做自我批评，承认中国在印
度支那问题上犯了错误，日内瓦协议是一个失败的重要原因。
其二，关于中国在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初期的对越方针问题。
黎笋在“B同志”这篇谈话中，反复指责中国于日内瓦会议结束后阻止越南北方开
展统一南方的武装斗争，说尽管中国人帮助过北朝鲜，但那不过是为了保卫他们
自己北方的侧翼地区。而朝鲜战争结束后，当压力全都落在越南身上时，周恩来
却表示，如果越南人还要继续打下去的话，那中国就得自顾自了。他不会再帮助
越南，并且压越南停止战斗。在越南被分为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后，周恩来曾经
又一次向河内施加压力，要越劳党不要对南越做任何事情。根据黎笋的回忆，当
时越劳党在南方已经做好准备，待日内瓦协议签字后马上就发动游击战争。可当
越方提出要在南越发动游击战时，毛泽东立即回电说，“越南不能这么做。越南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必须坐等。”黎笋说：我们这么贫苦，如果没有中国做后
盾，我们怎么能和美国人战斗呢？因此我们不得不听他们的。但是我们不同意，
我们继续秘密地发展我们的力量。当吴庭艳拖着他的断头机在南越许多地方往来
巡游时，我们发布命令组建群众武装来反对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夺取权力。当
夺权起义开始以后，我们前往中国，会见周恩来和邓小平两人。邓小平告诉我：
“同志，既然你们的错误已经变成了既成事实，你们就只应该以一个排以下的规
模作战。”这就是他们向我们施加的那种压力。我说：“是的，是的！我们会这
样做。我们只以一个排以下的规模作战。”[7]按照黎笋的说法，似乎中国反对河
内走武装统一道路的态度贯穿于1950和1960年代。但事实上，中国此期的对越方
针有一个变化过程。
1954年7月日内瓦协议签署后至1950年代末期，中国领导人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内建
设方面，并掀起“大跃进”运动，希望大踏步地实现“超英赶美”，而且更为实
际的是超过苏联，以期比老大哥先行一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为此，中国需要一
个稳定的周边环境。这样，中共中央在印度支那地区的既定目标就是维持该区域
的中立化。而越南方面在1956年通过大选的和平方式实现南北统一的愿望落空后
，转而开始计划重走武力统一的道路。1956年6月越劳党中央政治局在关于当前南
方革命任务的决议中指出：“目前全国的斗争形式是政治斗争而不是武装斗争，
这并不等于说在特定情况下都绝对不允许采取自卫斗争形式”。分工负责指导南
方革命运动的政治局委员黎笋则在8月份撰写的《南方革命提纲》中进一步明确表
示，南方革命的道路是暴力革命。[8]1958年夏，越劳党中央就在南越开展武装斗
争问题征询中国方面的态度。中共中央以书面意见的形式向越方强调，越南南方
“目前不可能实现革命变革，而只能采取长期埋伏，积蓄力量，联系群众，等待
时机的方针”。[9]1959年1月，越劳党扩大的二届十五中全会做出了在南方开展
武装自卫斗争的决定，再一次肯定解放南方的道路是暴力革命的道路。黎笋并在
2月召开的总军委会议上提出：“我们不采用战争统一国家。但如果美—吴集团采
用战争，我们也必须采用战争，敌人挑起的战争将是我们统一祖国的一个机会。
”其后，北越派遣军队到南方作战的准备工作开始加紧进行。是年秋天，茶蓬武
装起义爆发。[10]但此时，中国方面在越南南方组织并发动大规模武装起义问题
上，尚未明确转变态度。
以此观之，有关中国在1950年代中后期阻止越南加强南方武装斗争的说法确是事
实，中国这时更多地关注了自己本国的利益。这种方针从中国所需要的国际、国
内环境的安定和经济建设的发展来看，应是合理的。但是，如若就国际共运、社
会主义国家关系中的国际主义原则而言，则又有不支持越南的民族解放斗争之嫌
。这种状况，其实反映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中存在的一个无法排解的矛盾，
它为“兄弟关系”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进入1960年代后，越南南方的武装斗争形势不断发展。1960年初，越劳党中央开
始在南方一些省份的农村发动总奋起。5月，周恩来、邓小平在与越南领导人商谈
南越斗争方针问题时即提出：总的说来，要搞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相结合，在城
市里，一般地说是搞政治斗争，但最后要搞垮美吴集团，没有武装力量不行；南
越农村有广泛的群众运动，有武装斗争，但武装斗争中也有政治斗争。[11]这表
明中国的对越政策此时发生了重要的转变。数月后，越劳党三大就进一步确定了
解放南方的战略任务。12月20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宣告成立，中国政府率先
予以承认。翌年2月15日，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宣布将南方的革命武装力量统
一为“越南南方解放武装力量”，[12]5月美国便派遣特种部队进入南越，所谓的
“特种战争”随之开始。一个月后范文同率党政代表团访华，毛泽东在会见他们
时即赞扬越南南方人民开展的武装斗争，说：你们工作做得好，北方好，南方也
好。看来南方形势比停战以前好多了，地区也比那时大，美国人没办法，是南方
人民自己搞起来的，人民要革命，美国人有什么办法。[13]其后，1962年夏胡志
明和阮志清到中国，要求向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力量提供军事援助。中国政府一次
就援助了各种枪支9万支。在这以后的几年中，中国在更大的规模上向越南南方提
供了各种枪支、火炮、弹药、军用品、布匹、粮食等物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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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CWIHP),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ed.,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Fall/Winter 2001,pp.273-288.
[2] Christopher E. Goscha目前在美国大学和巴黎国际学院教授历史。见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Fall/Winter 2001，p.285.
[3] 参见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Fall/Winter 2001，
p.273.
[4] 参见《本报评论 越南抗法、抗美斗争时期的中越关系——二评越南外交部
关于越中关系的白皮书》，《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1日。
[5] 参见越南国防部军事研究院编著：《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广西人
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页。
[6] 参见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Fall/Winter 2001,pp.279、
280.
[7] 参见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Fall/Winter 2001,pp.279.
[8] 《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第36、37页。
[9] 郭明主编：《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6页。
[10] 《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第43、44、48页。
[11] 《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第51-55页；《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
第67页。
[12] 《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第56-59、68、60页；王泰平主编：《中
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3页。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35页。
[14] 参见《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
），第34、35页。
〈下一页
因此，说中国在1960年代初期仍不支持越南在南方开展武装斗争却是有悖事实的
。
谈到此期中国对越方针的变化，其基础应有两个方面，一是美国开始逐步加强对
南越的军事干涉，使中国领导人感受到来自美国的潜在的战争威胁，但是毛泽东
同时又认为，英、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不是武力进攻，而是和平演变。美国
现在手伸得太长，十个手指按十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美国人如果要打中国，
他一国不行，得拉日本、南朝鲜，日本不参加，美国就不敢打，因为他管的事太
多了；[1]另一个则是中国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国际国内政策愈益向左转。
1962年，王稼祥提出的在老挝和越南问题上，当前要注意避免把美帝国主义的锋
芒全部集中到中国来，中国 “不宜突出，不宜打头阵”；援外工作要“实事求是
，量力而行”等正确意见，被康生等人扣上了“三和一少”的帽子。此后，毛泽
东即把所谓对外搞“三和一少”、对内搞“三自一包”，以及在统一战线问题上
“向资产阶级投降”作为中国党内有修正主义的主要例证，反复点名批评，[2]并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只要有帝国主义、反动的民族主义和修正主义存在
，阶级斗争的任务就没有解决，我们就必须高举反帝旗帜，无条件支持像南越和
老挝等国的武装斗争，因为那是“很好的武装斗争”。周恩来也宣称：“同志们
说得对，马列主义真理，世界革命的中心，是从莫斯科转到北京了”。“我们现
在是当仁不让，见义勇为。”[3]中国领导人搞世界革命的激进主义热情开始不断
升温。如此，中国再次奔向反美斗争第一线，成为支持和支援北越在南越开展武
装斗争的首要盟友。
重新考察美国对越军事卷入的过程可以看到，它是与越南南方武装革命规模的扩
大同步进行的。1961年是越南南方由局部起义转入革命战争的一年，越劳党中央
决定从北方向南方派遣3-4万经过正规训练的战士，南方革命斗争形势进一步发展
。是年末，美国派遣支援部队直接参战，到1963年底在越进行特种战争的美军人
数已近2万，越南北方和南方民族解放武装力量的集结部队则有4万进入战场。南
方武装力量已明显地获得了战场上的主动权，特种战争开始迅速朝彻底失败的方
向发展。[4]不过，肯尼迪直到其遇刺前都还没有接受他的一些幕僚的主张，向南
越派出地面战斗部队，美国政府在越南的目标仍然是竭力维持住越南南北分裂的
局面。约翰逊继任总统后，也未迅速选择迈出这一步，即如国务卿腊斯克所言：
如果河内和北京放过南越，我们就将打道回府，反之，我们便处于一种严重的局
势之中，就有一场真正的战争要打了。[5]但是此时，越南领导人和毛泽东为越南
南方战场的有利形势所鼓舞，显然低估了美国大规模介入战争的可能性，即便在
1964年8月“东京湾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在同黎笋等人分析形势时仍然说：看来
美国人不想打，你们不想打，我们也不想打，几家都不想打，所以打不起来。美
国要打越南北方，打一百年，腿拔不出去，因此他要考虑一下。[6]同期，美国却
过高估计了来自中国和越南的共产主义威胁，担心南越政权的垮台将导致整个东
南亚地区出现“多米诺骨牌”现象。这样，当美国国会乃至公众面对美国驱逐舰
遭北越鱼雷快艇群攻击的情况，转而一致支持政府对越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时，
[7]战争大规模的升级已经注定不可避免。中国背负着对越南做出的支持承诺，担
子也势必更重了。
其三，关于中国想控制越南的问题。
当提到1960年代中期中国援助越南进行抗美斗争的情况时，黎笋将谴责的重点转
向指斥中国领导人对越南的觊觎和扩张企图。他把越南战争期间中国部队入越帮
助修筑公路等行动，都视为是中国控制越南的阴谋或企图，认为毛泽东表示将派
中国部队帮助越南修路的实质目的是要摸清越南的情况，以便以后能够实施攻击
，并且再从越南向东南亚扩张。根据黎笋的述说，越南方面当时只要求中国方面
给予物质援助，但是毛泽东“强迫我们允许他派20000人的部队进来，修建从义静
到南部的一条公路”。“他们压我们允许他们进来”，“不断地施加压力”。“
我只要求他们派人来，但是这些部队都带着枪炮弹药而来”。黎笋以此提醒道：
“我给你们举出这些事例，同志们，这样你们就会看到他们长期以来窃取我国的
阴谋，就会看到他们的阴谋是多么险恶。”[8]
黎笋的这种观点在事实面前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中国支援部队入越是在执行中越
双方签订的有关协议，而该项协议是根据越方的迫切要求达成的，黎笋本人就是
提出这种要求的代表。1965年4月初，当越战升级的紧急关头，黎笋受胡志明委托
率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在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请求中国扩大援助规模并向越南
派出支援部队，主要为志愿的飞行人员，志愿的战士，以及其他方面的必要人员
，包括公路、桥梁等方面的人员。4月8日，刘少奇在中越两党会谈中，代表中国
党和政府明确表示：援助越南的抗美斗争“这是中国应尽的义务，中国党应尽的
义务”；“我们的方针是，凡是你们需要的，我们这里有的，我们要尽力援助你
们”；“你们不请，我们不去。你们请我们哪一部分去，我们哪一部分去”。主
动权完全掌握在你们手里。这次会谈，中越两国签署了有关中国向越南北方派出
支援部队的协议。随后，两国政府和军队陆续签订了一系列关于中国援助越南的
协议。4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做出相应决议，宣告：在美国继续扩大侵略战
争，在越南人民需要的时候，中国将派出自己的人员，同越南人民一起共同战斗
，赶走美国侵略者。[9]可见，在派遣支援部队、志愿人员入越的问题上，中国一
直是以越方提出要求为前提条件的。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早就提醒过中国领导人不要“过分热心”。1966年4月，邓
小平在与黎笋、阮维桢会谈时即曾提出：越南同志对我们的援助方式有一些其他
的想法。这使我记起毛泽东同志曾批评我们对越南的问题“过分热心”了。现在
看来他是有远见的。目前我们有13万人在你们国家，还向边界地区派出了1万军队
。这种“过分热心”是不是引起了你们的猜疑？怀疑中国的援助有自己的目的，
是要控制越南。我们愿意坦率地告诉你们，我们没有任何这种企图。邓小平并且
表示：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中国将立即撤走自己的军队。沿边界部署的军队也
将受命返回内地。[10]此后，随着越美和谈的启动，中国从1969年2月起开始撤出
在越支援部队，至1970年7月止，自1965年6月至1969年3月先后入越的中国支援部
队32万余人全部撤离越南回国。1972年5月美国恢复在越南北方的大规模轰炸和在
北方主要港口及内河航道布雷以后，根据中越两军总参谋部达成的协议，中国再
次派出汽车运输部队、海上扫雷部队等，赴越执行任务。这些人员也在完成使命
后于1973年8月回国。[11]
可以说，由于地缘政治、历史积淀、领土主权归属、华侨等因素的影响，越南对
中国的戒心始终存在，这即需要作为大国、相对强盛的中国格外去注意维护与越
南的关系。但是，中国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要求越南服从自己反帝必反修外交路
线的做法，在对越交往中的某种大党、大国主义倾向，实际加重了越南对中国的
离异情绪。这样，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当中国调整对美政策，着手缓和
与美国的关系时，越南方面对中国的抵触情绪愈益强烈，加上苏联的离间作用，
中越之间的裂痕不断扩大。中国在越南明显倒向苏联之后“忍辱负重”加强援越
的结果是，越南全身心地投入苏联的怀抱，并且如黎笋所言，在战争结束后保留
了一支百万人的庞大的军队以对付中国，[12]苏联则及时填补了美国撤离越南后
的空白。苏越结盟，使中国处在了一种新的不安全的周边环境之中。
另外，关于黎笋所说的，如果中苏两国不是相互争吵、彼此对立的话，美国就会
受到团结一致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牵制；而如果中苏双方联合起来帮助越南，美国
也就不可能如此猛烈地打击越南，即中苏关系对援越抗美斗争的影响问题；美国
从中国方面得到可以进攻越南的消息，即中美为避免发生直接军事冲突进行的信
息沟通问题；以及中国对越美和谈的态度和方针等问题，可见笔者文章：《中苏
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分歧和冲突》、《三八线与十七度线——朝战和越战期间中
美信息沟通比较研究》、《中国对越美和谈的立场方针及其变化（1965-1968）》
等，[13]这里不再多谈。
1990年代以来，随着柬埔寨问题得到政治解决，冷战宣告结束，美俄相继减少在
东南亚的军事存在，这一地区又出现了新的“力量真空”。面对美国调整亚太战
略，积极争取重返印度支那，以期获得对东南亚地区事务的主导权，进而保持和
加强其在亚太地区主导地位的趋向，维护和发展与越南的关系对中国来说十分必
要。中国应汲取历史的教训，尽力修复1979年那场战争给两国造成的创伤，消除
相互间的猜疑，避免越南再把中国作为填补真空的主要威胁。不管怎样，中国和
越南是世界上所剩无几的两个重要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两国毕竟曾经共同战斗
过多年，因此，双方应当客观地重新审视以往两国关系的好坏、曲折及反复，以
战略的高度和从大局出发，花大气力解决两国间存在的问题，加大合作力度，巩
固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共同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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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与秘共左派代表何塞·索托马约等人的谈话；外
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
513、514页；1964年10月7日毛泽东与崔庸健等人的谈话。
[2] 参见徐则浩著：《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563、565、567页
；《王稼祥选集》编辑组编：《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45页。
[3] 196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9月26日周恩来在八届
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印度支那战争》，李丹慧编：《
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38页。
[4] 参见《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第79、73、105页；时殷弘著：《美国
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136页
。
[5]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1968(FRUS),Vol.1:Vietnam,(Washington,1992),p.991.
[6] 1964年8月13日毛泽东与黎笋，10月5日毛泽东与范文同、黄文欢等人的谈话
。
[7] 参见《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第176页。
[8] 参见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Fall/Winter 2001,pp.279-280.
[9] 参见《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第69-70页；曲爱国等编：《援越抗美——中
国支援部队在越南》，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0页；柴成文等著：《
三大突破》，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232-233页。
[10] 1966年4月13日黎笋、阮维桢与周恩来、邓小平、康生会谈记录，Odd Arne
Westad, Chen Jian, Stein Tønnesson, Nguyen Vu Tung and James
G. Hershberg ed., 77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1964-1977, CWIHP,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ed., Working Paper No.22, pp.94-96.
[11] 参见曲爱国前引文，《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第91-97、101页。
[12] 参见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Fall/Winter
2001,pp.282.
[13] 分别见《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第126-291页；《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
第3期；《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增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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