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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黎笋谈越中关系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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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5/05/23 出处: |
关于1950-1970年代中越关系的几个问题
李 丹 慧
2000年1月,笔者赴香港参加“中国、东南亚与印度支那战争的新证据”(“New Evidence on China, Southeast Asia, and the Indochina War”)国际学术研 讨会,在会上,挪威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The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所长Stein Tønnesson博士首次公布了《B同志谈 反动的中国集团对越南的阴谋》(Comrade B on the Plot of the Reactionary Chinese Clique Against Vietnam)这份文件。其后,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 冷战项目编:《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2001年秋/冬号[1]以《黎笋和与中国的决 裂》为题(Le Duan and the Break with China),发表了这份材料。两年来, 关于此份文件,中国国内基本无人介绍和评论。笔者这里予以推介,并就有关问 题,略述己见。
据Tønnesson博士介绍,《B同志》一文的英译者为Christopher E. Goscha[2],他作为巴黎政治科学院当代越南研究小组的成员,在河内人民军图书 馆查阅到这份材料后,将其抄录并译成了英文。文件原件为口述式的,既像是黎 笋对秘书口授的讲话底稿,又似出席高层会议的某位人士对黎笋讲话所做的详细 记录。该件属名“B同志”,没有注名记录或撰写的日期。通过内容判断,文件完 成的日期应在1979年2月中越战争爆发至10月4日越南关于越中关系白皮书发表的 这段时间内。更具体一些,可能是于1979年3月15日中国做出从越南撤军的决定之 后仓促写就,但又应在1979年7月越共领导人黄文欢叛逃中国之前。将作者“B同 志”确定为时任越南共产党总书记的黎笋,是由于作者在文件中提到,他在1950或 1960年代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别人称为“Anh Ba”(三哥),而众所 周知,这是黎笋曾用过的化名。此外,文件于频繁提及越中两国领导人高层会晤 时,作者“我”总以一种权威的方式代表越南方面,而能够这样做的人,在越共 党内除了从1960年开始任越劳党中央第一书记的黎笋外,屈指可数。[3]
纵观黎笋这篇东西的要旨,可以说就是当年越南外交部发表的白皮书:《三十年 越中关系真相》的中心内容,诸如指斥中国在1950年代中期阻拦越南在抗法战争 中取得完全胜利,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初期阻拦越南加强南方的武装斗争, 等等。这一点,事实上也证实了Tønnesson博士关于“B同志”其人的 分析。
由于这份文件产生于中越两国兵戎相见,关系极度恶化的时期,因此,不仅基调 忿詈,洋溢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指摘也多有失实之处。对此,我们既有需要 正误之点,也有需要反思的地方。下面,就几个问题简要谈一点看法。
其一,关于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阻拦越南取得抗法战争完全胜利的问题。
第一次印支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就在暗中进行支持法国的活动,并于1953年7月朝 鲜实现停战以后开始更多地关注印支战场,试图拖延和扩大战争,使印度支那问 题国际化,进而以联合国的名义实施介入,乘势将东南亚国家完全纳入自己的军 事条约体系。如此,朝鲜停战后,中国与苏联,特别是中国,事实上面临着再次 与美国进行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而在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中,就力量对比而言 ,苏联、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依然居于弱势。由此,赫鲁晓夫执政伊始即着 手调整苏联的对外战略,寻求同西方缓和,发展国力,以实现与美国平起平坐的 近期战略目标。与此同时,中国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完成第一个五年计 划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加速实现中国的工业化,推进国防现代化。这样,在同 美国再度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面前,作为苏联的忠实盟友,毛泽东外交思想中的 革命性与现实性发生了矛盾,其支援世界革命的强烈愿望不得不暂时让位于对国 家安全和建设的考虑。于是,中国转而在日内瓦会议上密切配合苏联,竭力说服 刚刚取得奠边府战役重大胜利,军事上处于进攻势头的越南党,牺牲局部利益以 争取全局利益,牺牲眼前利益以获取长远利益,采取积极的谈判方针,做出让步 。在苏联遥控指挥,中国大力推动下,越南与苏联和中国进一步协调了看法,恢 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最终达成。以北纬17度线以南、9号公路以北十几公里的六 滨河为军事分界线,越南被分割成了南北两个部分。
对于越中两国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合作及会议成果,越南党和领导人于会后曾多次 予以高度评价,胡志明在1954年7月发表的文告中即表示:“由于苏联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两国代表团的帮助,我们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法国政府承认了我国的 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并同意了从我们的土地上撤退法国武装部队,以 及其他。”1960年9月越南劳动党三大通过的决议也指出:“我们赢得了签订日内 瓦协议的胜利,恢复了印度支那的和平”。“北方得到完全解放后,越南革命已 经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越劳党中央并曾致电中共中央,对中国在“抗战以及 日内瓦的外交斗争中”给予越方的“全力帮助”,表示“诚挚的感谢”。直到1965年 10月,范文同在会见毛泽东时还说:“奠边府一战只能解放我们的一半国土。” [4]
不过实际上,1954年签署的日内瓦协议对越南的许多领导人,特别是对1956年8月 根据越劳党中央政治局分工留在南方指导革命运动的黎笋[5]来说,已经成为一种 永久的痛,他们在内心深处始终认为,越南当时有可能乘奠边府战役胜利之势解 放全国,只是在中国的压力下才不得不停止了前进的步伐,其结果是为吴庭艳政 权对越南南方人民进行镇压和屠杀制造了条件。这股怨气,在越南抗美战争期间 ,由于需要维护越中关系以获取中国的道义支持和物质援助,只能隐忍不发。而 二十余年后,当越中之间濒临大规模战争的边缘时,黎笋通过“B同志”的讲话, 向其党内同人宣泄了出来,他说:当我们签署日内瓦协议时,正是周恩来将我国 分成了两部分。我必须说,在1954年,当时我们赢得了奠边府战役的胜利,胡伯 伯发电报给我,要我必须前往南越重新集结那里的部队,并向南越的爱国者说明 这件事。我乘货车到了南方。一路上,爱国者们出来欢迎我,因为他们认为我们 已经取得了胜利。这是多么痛苦!看着我的南方爱国者们,我哭了。因为在这之 后,美国人会到来,会以可怕的方式大肆屠杀人民。[6]可以说,黎笋的这种积怨 是导致他较早成为越劳党中亲苏派人物的一个重要因素。
对于中国而言,日内瓦协议的签订,结束了法国所进行的殖民战争,分化了美英 法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孤立了美国,打破了其制造东南亚紧张局势,争取对东南 亚地区事务主导权的计划,推迟了美国对印支直接进行武装干涉的步伐。但是, 从冷战的角度,或者说以冷战思维观察,就社会主义阵营的长远利益而言,抗法 战争的和平解决,实际上更多地只是满足了苏联实现与美国缓和的意图,并为中 国提供了得以发展经济的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而其遗留下来的越南分裂,老挝 、柬埔寨在越军退出之后将由资产阶级控制等问题,无疑不利于整个社会主义阵 营力量的壮大。日内瓦会议结束不久,美国即以防止共产党侵略的名义建立了带 有军事同盟性质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并将南越、老挝和柬埔寨列为该军事集团的 “保护地区”,将南越直接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甚至公开宣称这个条约就是为 了对付中国的。这不仅打击了以妥协实现印支和平的中国和越南,而且实际上也 预示了美国同中越之间迟早要在印支地区发生军事碰撞的前景。如此说来,社会 主义阵营的长远利益、全局利益究竟是什么?是以苏联的战略利益为中心吗?这 个问题事实上既困扰着某些越南领导人,更困扰着毛泽东,这可以说是他后来反 复就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劝越妥协一事向越南领导人做自我批评,承认中国在印 度支那问题上犯了错误,日内瓦协议是一个失败的重要原因。
其二,关于中国在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初期的对越方针问题。
黎笋在“B同志”这篇谈话中,反复指责中国于日内瓦会议结束后阻止越南北方开 展统一南方的武装斗争,说尽管中国人帮助过北朝鲜,但那不过是为了保卫他们 自己北方的侧翼地区。而朝鲜战争结束后,当压力全都落在越南身上时,周恩来 却表示,如果越南人还要继续打下去的话,那中国就得自顾自了。他不会再帮助 越南,并且压越南停止战斗。在越南被分为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后,周恩来曾经 又一次向河内施加压力,要越劳党不要对南越做任何事情。根据黎笋的回忆,当 时越劳党在南方已经做好准备,待日内瓦协议签字后马上就发动游击战争。可当 越方提出要在南越发动游击战时,毛泽东立即回电说,“越南不能这么做。越南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必须坐等。”黎笋说:我们这么贫苦,如果没有中国做后 盾,我们怎么能和美国人战斗呢?因此我们不得不听他们的。但是我们不同意, 我们继续秘密地发展我们的力量。当吴庭艳拖着他的断头机在南越许多地方往来 巡游时,我们发布命令组建群众武装来反对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夺取权力。当 夺权起义开始以后,我们前往中国,会见周恩来和邓小平两人。邓小平告诉我: “同志,既然你们的错误已经变成了既成事实,你们就只应该以一个排以下的规 模作战。”这就是他们向我们施加的那种压力。我说:“是的,是的!我们会这 样做。我们只以一个排以下的规模作战。”[7]按照黎笋的说法,似乎中国反对河 内走武装统一道路的态度贯穿于1950和1960年代。但事实上,中国此期的对越方 针有一个变化过程。
1954年7月日内瓦协议签署后至1950年代末期,中国领导人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内建 设方面,并掀起“大跃进”运动,希望大踏步地实现“超英赶美”,而且更为实 际的是超过苏联,以期比老大哥先行一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为此,中国需要一 个稳定的周边环境。这样,中共中央在印度支那地区的既定目标就是维持该区域 的中立化。而越南方面在1956年通过大选的和平方式实现南北统一的愿望落空后 ,转而开始计划重走武力统一的道路。1956年6月越劳党中央政治局在关于当前南 方革命任务的决议中指出:“目前全国的斗争形式是政治斗争而不是武装斗争, 这并不等于说在特定情况下都绝对不允许采取自卫斗争形式”。分工负责指导南 方革命运动的政治局委员黎笋则在8月份撰写的《南方革命提纲》中进一步明确表 示,南方革命的道路是暴力革命。[8]1958年夏,越劳党中央就在南越开展武装斗 争问题征询中国方面的态度。中共中央以书面意见的形式向越方强调,越南南方 “目前不可能实现革命变革,而只能采取长期埋伏,积蓄力量,联系群众,等待 时机的方针”。[9]1959年1月,越劳党扩大的二届十五中全会做出了在南方开展 武装自卫斗争的决定,再一次肯定解放南方的道路是暴力革命的道路。黎笋并在 2月召开的总军委会议上提出:“我们不采用战争统一国家。但如果美—吴集团采 用战争,我们也必须采用战争,敌人挑起的战争将是我们统一祖国的一个机会。 ”其后,北越派遣军队到南方作战的准备工作开始加紧进行。是年秋天,茶蓬武 装起义爆发。[10]但此时,中国方面在越南南方组织并发动大规模武装起义问题 上,尚未明确转变态度。
以此观之,有关中国在1950年代中后期阻止越南加强南方武装斗争的说法确是事 实,中国这时更多地关注了自己本国的利益。这种方针从中国所需要的国际、国 内环境的安定和经济建设的发展来看,应是合理的。但是,如若就国际共运、社 会主义国家关系中的国际主义原则而言,则又有不支持越南的民族解放斗争之嫌 。这种状况,其实反映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中存在的一个无法排解的矛盾, 它为“兄弟关系”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进入1960年代后,越南南方的武装斗争形势不断发展。1960年初,越劳党中央开 始在南方一些省份的农村发动总奋起。5月,周恩来、邓小平在与越南领导人商谈 南越斗争方针问题时即提出:总的说来,要搞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相结合,在城 市里,一般地说是搞政治斗争,但最后要搞垮美吴集团,没有武装力量不行;南 越农村有广泛的群众运动,有武装斗争,但武装斗争中也有政治斗争。[11]这表 明中国的对越政策此时发生了重要的转变。数月后,越劳党三大就进一步确定了 解放南方的战略任务。12月20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宣告成立,中国政府率先 予以承认。翌年2月15日,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宣布将南方的革命武装力量统 一为“越南南方解放武装力量”,[12]5月美国便派遣特种部队进入南越,所谓的 “特种战争”随之开始。一个月后范文同率党政代表团访华,毛泽东在会见他们 时即赞扬越南南方人民开展的武装斗争,说:你们工作做得好,北方好,南方也 好。看来南方形势比停战以前好多了,地区也比那时大,美国人没办法,是南方 人民自己搞起来的,人民要革命,美国人有什么办法。[13]其后,1962年夏胡志 明和阮志清到中国,要求向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力量提供军事援助。中国政府一次 就援助了各种枪支9万支。在这以后的几年中,中国在更大的规模上向越南南方提 供了各种枪支、火炮、弹药、军用品、布匹、粮食等物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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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CWIHP),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ed.,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Fall/Winter 2001,pp.273-288.
[2] Christopher E. Goscha目前在美国大学和巴黎国际学院教授历史。见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Fall/Winter 2001,p.285.
[3] 参见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Fall/Winter 2001, p.273.
[4] 参见《本报评论 越南抗法、抗美斗争时期的中越关系——二评越南外交部 关于越中关系的白皮书》,《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1日。
[5] 参见越南国防部军事研究院编著:《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广西人 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页。
[6] 参见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Fall/Winter 2001,pp.279、 280.
[7] 参见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Fall/Winter 2001,pp.279.
[8] 《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第36、37页。
[9] 郭明主编:《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6页。
[10] 《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第43、44、48页。
[11] 《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第51-55页;《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 第67页。
[12] 《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第56-59、68、60页;王泰平主编:《中 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3页。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35页。
[14] 参见《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 ),第34、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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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说中国在1960年代初期仍不支持越南在南方开展武装斗争却是有悖事实的 。
谈到此期中国对越方针的变化,其基础应有两个方面,一是美国开始逐步加强对 南越的军事干涉,使中国领导人感受到来自美国的潜在的战争威胁,但是毛泽东 同时又认为,英、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不是武力进攻,而是和平演变。美国 现在手伸得太长,十个手指按十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美国人如果要打中国, 他一国不行,得拉日本、南朝鲜,日本不参加,美国就不敢打,因为他管的事太 多了;[1]另一个则是中国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国际国内政策愈益向左转。 1962年,王稼祥提出的在老挝和越南问题上,当前要注意避免把美帝国主义的锋 芒全部集中到中国来,中国 “不宜突出,不宜打头阵”;援外工作要“实事求是 ,量力而行”等正确意见,被康生等人扣上了“三和一少”的帽子。此后,毛泽 东即把所谓对外搞“三和一少”、对内搞“三自一包”,以及在统一战线问题上 “向资产阶级投降”作为中国党内有修正主义的主要例证,反复点名批评,[2]并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只要有帝国主义、反动的民族主义和修正主义存在 ,阶级斗争的任务就没有解决,我们就必须高举反帝旗帜,无条件支持像南越和 老挝等国的武装斗争,因为那是“很好的武装斗争”。周恩来也宣称:“同志们 说得对,马列主义真理,世界革命的中心,是从莫斯科转到北京了”。“我们现 在是当仁不让,见义勇为。”[3]中国领导人搞世界革命的激进主义热情开始不断 升温。如此,中国再次奔向反美斗争第一线,成为支持和支援北越在南越开展武 装斗争的首要盟友。
重新考察美国对越军事卷入的过程可以看到,它是与越南南方武装革命规模的扩 大同步进行的。1961年是越南南方由局部起义转入革命战争的一年,越劳党中央 决定从北方向南方派遣3-4万经过正规训练的战士,南方革命斗争形势进一步发展 。是年末,美国派遣支援部队直接参战,到1963年底在越进行特种战争的美军人 数已近2万,越南北方和南方民族解放武装力量的集结部队则有4万进入战场。南 方武装力量已明显地获得了战场上的主动权,特种战争开始迅速朝彻底失败的方 向发展。[4]不过,肯尼迪直到其遇刺前都还没有接受他的一些幕僚的主张,向南 越派出地面战斗部队,美国政府在越南的目标仍然是竭力维持住越南南北分裂的 局面。约翰逊继任总统后,也未迅速选择迈出这一步,即如国务卿腊斯克所言: 如果河内和北京放过南越,我们就将打道回府,反之,我们便处于一种严重的局 势之中,就有一场真正的战争要打了。[5]但是此时,越南领导人和毛泽东为越南 南方战场的有利形势所鼓舞,显然低估了美国大规模介入战争的可能性,即便在 1964年8月“东京湾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在同黎笋等人分析形势时仍然说:看来 美国人不想打,你们不想打,我们也不想打,几家都不想打,所以打不起来。美 国要打越南北方,打一百年,腿拔不出去,因此他要考虑一下。[6]同期,美国却 过高估计了来自中国和越南的共产主义威胁,担心南越政权的垮台将导致整个东 南亚地区出现“多米诺骨牌”现象。这样,当美国国会乃至公众面对美国驱逐舰 遭北越鱼雷快艇群攻击的情况,转而一致支持政府对越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时, [7]战争大规模的升级已经注定不可避免。中国背负着对越南做出的支持承诺,担 子也势必更重了。
其三,关于中国想控制越南的问题。
当提到1960年代中期中国援助越南进行抗美斗争的情况时,黎笋将谴责的重点转 向指斥中国领导人对越南的觊觎和扩张企图。他把越南战争期间中国部队入越帮 助修筑公路等行动,都视为是中国控制越南的阴谋或企图,认为毛泽东表示将派 中国部队帮助越南修路的实质目的是要摸清越南的情况,以便以后能够实施攻击 ,并且再从越南向东南亚扩张。根据黎笋的述说,越南方面当时只要求中国方面 给予物质援助,但是毛泽东“强迫我们允许他派20000人的部队进来,修建从义静 到南部的一条公路”。“他们压我们允许他们进来”,“不断地施加压力”。“ 我只要求他们派人来,但是这些部队都带着枪炮弹药而来”。黎笋以此提醒道: “我给你们举出这些事例,同志们,这样你们就会看到他们长期以来窃取我国的 阴谋,就会看到他们的阴谋是多么险恶。”[8]
黎笋的这种观点在事实面前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中国支援部队入越是在执行中越 双方签订的有关协议,而该项协议是根据越方的迫切要求达成的,黎笋本人就是 提出这种要求的代表。1965年4月初,当越战升级的紧急关头,黎笋受胡志明委托 率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在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请求中国扩大援助规模并向越南 派出支援部队,主要为志愿的飞行人员,志愿的战士,以及其他方面的必要人员 ,包括公路、桥梁等方面的人员。4月8日,刘少奇在中越两党会谈中,代表中国 党和政府明确表示:援助越南的抗美斗争“这是中国应尽的义务,中国党应尽的 义务”;“我们的方针是,凡是你们需要的,我们这里有的,我们要尽力援助你 们”;“你们不请,我们不去。你们请我们哪一部分去,我们哪一部分去”。主 动权完全掌握在你们手里。这次会谈,中越两国签署了有关中国向越南北方派出 支援部队的协议。随后,两国政府和军队陆续签订了一系列关于中国援助越南的 协议。4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做出相应决议,宣告:在美国继续扩大侵略战 争,在越南人民需要的时候,中国将派出自己的人员,同越南人民一起共同战斗 ,赶走美国侵略者。[9]可见,在派遣支援部队、志愿人员入越的问题上,中国一 直是以越方提出要求为前提条件的。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早就提醒过中国领导人不要“过分热心”。1966年4月,邓 小平在与黎笋、阮维桢会谈时即曾提出:越南同志对我们的援助方式有一些其他 的想法。这使我记起毛泽东同志曾批评我们对越南的问题“过分热心”了。现在 看来他是有远见的。目前我们有13万人在你们国家,还向边界地区派出了1万军队 。这种“过分热心”是不是引起了你们的猜疑?怀疑中国的援助有自己的目的, 是要控制越南。我们愿意坦率地告诉你们,我们没有任何这种企图。邓小平并且 表示: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中国将立即撤走自己的军队。沿边界部署的军队也 将受命返回内地。[10]此后,随着越美和谈的启动,中国从1969年2月起开始撤出 在越支援部队,至1970年7月止,自1965年6月至1969年3月先后入越的中国支援部 队32万余人全部撤离越南回国。1972年5月美国恢复在越南北方的大规模轰炸和在 北方主要港口及内河航道布雷以后,根据中越两军总参谋部达成的协议,中国再 次派出汽车运输部队、海上扫雷部队等,赴越执行任务。这些人员也在完成使命 后于1973年8月回国。[11]
可以说,由于地缘政治、历史积淀、领土主权归属、华侨等因素的影响,越南对 中国的戒心始终存在,这即需要作为大国、相对强盛的中国格外去注意维护与越 南的关系。但是,中国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要求越南服从自己反帝必反修外交路 线的做法,在对越交往中的某种大党、大国主义倾向,实际加重了越南对中国的 离异情绪。这样,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当中国调整对美政策,着手缓和 与美国的关系时,越南方面对中国的抵触情绪愈益强烈,加上苏联的离间作用, 中越之间的裂痕不断扩大。中国在越南明显倒向苏联之后“忍辱负重”加强援越 的结果是,越南全身心地投入苏联的怀抱,并且如黎笋所言,在战争结束后保留 了一支百万人的庞大的军队以对付中国,[12]苏联则及时填补了美国撤离越南后 的空白。苏越结盟,使中国处在了一种新的不安全的周边环境之中。
另外,关于黎笋所说的,如果中苏两国不是相互争吵、彼此对立的话,美国就会 受到团结一致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牵制;而如果中苏双方联合起来帮助越南,美国 也就不可能如此猛烈地打击越南,即中苏关系对援越抗美斗争的影响问题;美国 从中国方面得到可以进攻越南的消息,即中美为避免发生直接军事冲突进行的信 息沟通问题;以及中国对越美和谈的态度和方针等问题,可见笔者文章:《中苏 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分歧和冲突》、《三八线与十七度线——朝战和越战期间中 美信息沟通比较研究》、《中国对越美和谈的立场方针及其变化(1965-1968)》 等,[13]这里不再多谈。
1990年代以来,随着柬埔寨问题得到政治解决,冷战宣告结束,美俄相继减少在 东南亚的军事存在,这一地区又出现了新的“力量真空”。面对美国调整亚太战 略,积极争取重返印度支那,以期获得对东南亚地区事务的主导权,进而保持和 加强其在亚太地区主导地位的趋向,维护和发展与越南的关系对中国来说十分必 要。中国应汲取历史的教训,尽力修复1979年那场战争给两国造成的创伤,消除 相互间的猜疑,避免越南再把中国作为填补真空的主要威胁。不管怎样,中国和 越南是世界上所剩无几的两个重要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两国毕竟曾经共同战斗 过多年,因此,双方应当客观地重新审视以往两国关系的好坏、曲折及反复,以 战略的高度和从大局出发,花大气力解决两国间存在的问题,加大合作力度,巩 固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共同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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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与秘共左派代表何塞·索托马约等人的谈话;外 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 513、514页;1964年10月7日毛泽东与崔庸健等人的谈话。
[2] 参见徐则浩著:《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563、565、567页 ;《王稼祥选集》编辑组编:《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45页。
[3] 196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9月26日周恩来在八届 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印度支那战争》,李丹慧编:《 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38页。
[4] 参见《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第79、73、105页;时殷弘著:《美国 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136页 。
[5]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1968(FRUS),Vol.1:Vietnam,(Washington,1992),p.991.
[6] 1964年8月13日毛泽东与黎笋,10月5日毛泽东与范文同、黄文欢等人的谈话 。
[7] 参见《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第176页。
[8] 参见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Fall/Winter 2001,pp.279-280.
[9] 参见《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第69-70页;曲爱国等编:《援越抗美——中 国支援部队在越南》,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0页;柴成文等著:《 三大突破》,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232-233页。
[10] 1966年4月13日黎笋、阮维桢与周恩来、邓小平、康生会谈记录,Odd Arne Westad, Chen Jian, Stein Tønnesson, Nguyen Vu Tung and James G. Hershberg ed., 77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1964-1977, CWIHP,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ed., Working Paper No.22, pp.94-96.
[11] 参见曲爱国前引文,《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第91-97、101页。
[12] 参见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Fall/Winter 2001,pp.282.
[13] 分别见《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第126-291页;《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 第3期;《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增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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