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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新“失宠”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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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05/17 出处：华岳论坛 |
征得何新先生同意，在此发表其中第一、第二篇。
引 言
问：外间有传闻说您身体不好，感谢您仍愿接受我的采访。
何：谢谢！是的，我心脏有点问题。早年在东北时我曾患过心脏病，后来表面上
痊愈了，其实只是“代偿”。现在年纪大了，旧病复发。医生去年就建议我做手
术。但我想把手里的事做完再说。人生很短促，只有思想是永恒的。
我已很久不见记者，没有精力。但我看了你们的采访提纲，我这次接受你的访谈
，是因为我也想通过这次对话，检讨和反思一下自我。谈谈在过去的二十年中，
我究竟作过一些什么。
五十而知天命。我的前半生，经历了一般人所未曾遭逢的一些风风雨雨。我得罪
了一些人，其中有政治家，但主要是知识分子。我打破了意识形态中一些人所制
造的神话，例如什么“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神话，什么“河殇”的神话，什么“
民主政治”的神话。以及“疑古”、“骂古”、“反古”的神话等等；搞得鼓吹
这些东西的一些知识分子很没面子。他们恨死我了。所以极力把我妖魔化。
你们点击“蝈蝈（google）”的搜索网页找“何新”，首页首先跳出来的一个标
题就是“何新自杀大快人心”（作者是“大纪元”的网上论客“任不寐”）。几
年了，这个标题始终挂顶，由此可以看出“蝈蝈”这个号称“客观中立”的信息
网本身的政治倾向性。我想我如果明天猝死，会有许多知识分子很高兴。他们会
说：这家伙总算死了！
有时我是的确有一点悲凉的。二十年来所为何事？不过一直都是读书、思考、写
作而已。但是，为什么有一些人竟这么仇恨我？
就是因为我的一套思想，妨碍了一些人达到他们的目标！
老子说“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首”也。古人云“察知渊鱼者不祥”，民间俗语说
“泄天机者遭天谴。”我平生数次道破了某些天机，砸了一些人骗人的饭碗；因
此犯了众怒，遭受天谴。
好在我已留下了一批已出版的著作，还有一些未出版和即将出版的手稿。我感到
骄傲的是，在学术上我所完成的事业，在许多方面是超越前人的。留给后人去研
究和评论吧。
我相信宿命，我也相信善恶必都有报。我相信上帝最终是公正的。
何新：第一次谈话
我是如何介入到中国政治之中的
问：您本来只是一个研究文化和文学问题的学者，究竟是怎么介入到中国政治之
中的呢？
何：是时代因素使然。老实说，我对政治本来是有所畏惧的。青年时代读《史记
》，每读到张良、陈平、韩信，主父偃这些奇男子的故事，就豪情慷慨。但又读
《资治通鉴》，从历史中看到政治斗争极其残酷一面。多少大人物今日高居庙堂
，明日杀身灭族；留在史书中的只不过是几行字而已！
文化大革命中，我曾试图向毛主席上书言事，但书信未能上达九重，人却成为反
革命，身陷囹圄，一尝铁窗滋味。
文革结束后，我从东北回到北京，一回来就感受到时代新政治风云强烈的冲击和
震荡。
从那时到现在的将近三十年里，中国经历了伟大的社会变革。而在发展的各个阶
段上，面对时代所提出的重大问题，使每一个关心国家命运而有志报国的华夏儿
女，不能不为之激动，不由得不想介入其中。
当年往事历历在目。天安门事件的平反，民主墙，报刊上的思想解放；这种不断
面临重大选择的时代背景，同时也为普通人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提供了一种新的舞
台和发表言论的空间。
于是，从文革后期已经不断在我脑中思考的许多问题，我决定以多种形式陆续将
它们写出来。
可以说，正是七十年代末邓小平发起的改革运动，把我卷入了当代政治生活和意
识形态辩论的激流之中。
问：您的政治言论是什么时候引起了高层注意的？
何：八十年代中期，我在当时知识学术界中已经颇有名气。这一点，你只要检索
一下那个时期的《新华文摘》、《文摘报》、《理论信息报》等报刊就知道了。
这些从全国出版物中摘选重要文论的报刊，当时经常转载摘录我所提出的一些新
理论观点。
1985年我在《读书》、《文艺研究》等杂志上发表批评当代文学“新潮”的一组
文章，它们引起了政治局胡乔木等领导人的注意。胡乔木亲自把文章清样调去，
多次亲自动笔作修改。文章发表后，一时震动文坛。
1988年夏，我在当时颇具影响的《经济学周报》上连续发表了一组评论经济改革
的文章，直陈当时的经改方针有重大失误，批评所谓“价格改革”已成为掩饰恶
性通货膨胀的遁词。这一组文章发表后，反响甚大，引起了高层包括赵的关注。
(先生逝世，我也感到悲痛。有友人曾告我，赵不仅知道我，而且欣赏我，因此希
望我参加追悼会；并且给了我车证。最终虽因故未能去，心则戚戚焉。）
其后（1988年10月），我在香港《明报月刊》上连续发表了一组评论，认为中国
的改革正在陷入危机，中国可能即将发生政治动乱，可能发生第二次天安门事件
。我预言，如果动乱失控，国家可能分裂而走向诸侯割据局面等等。
在这一组文章中，我甚至描述了一个中国演化向动乱方向的可能步骤和发生分裂
的具体模型。为了防止国家陷入动乱和分裂，我呼吁从激进改革方向退却，呼吁
采取渐进改革的路线，抨击所谓“长痛不如短痛”的“休克”疗法。
我的这些议论引起了国内政治家们，包括邓小平、陈云和赵的注意，也引起了国
际政治界的关注。1990年我访问日本时，日本人曾告诉我，这一组文章在香港发
表后，立即被东西方情报机构所重视。
1989年3月，我收到了一份从国务院发给我的密件，里面是刚刚成稿的《政府工作
报告》。这种文件通常是由高层发到小部分精英人士中听取咨询意见的。我发现
自己已经成为被政府邀请的受咨询者之一了。
后来我知道，当时我已被有关方面推荐名列于中组部和统战部所关注的培养对象
，尽管我并非中共党员。我一度甚至曾被高层提名为中华全国青联副主席的候选
人之一，只是由于社科院内部领导（不是胡绳同志）的反对，此事被否决了。
1989年游行事件发生后，4月中旬，我通过阎明复向邓小平同志提交了一封重要信
件。这个信件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赵秘书鲍彤在一篇回忆中说： ...华岳论坛 - "http://huayue.org"
“5月上旬，《快讯》登了社会科学院何新同志的一篇文章，题目我忘了。内容，
我现在回忆（我自己的印象，决不是何新同志的的原话）是讲发展中国家在现代
化过程中一定要处理好知识份子的政治要求，这是一个带普遍性长期性的问题，
特别要慎重从事，压是压不下去的，而可能适得其反等等。
同志问我对这篇文章有何看法，我说，这篇文章很有见解，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
步思考的问题。我建议在新华社发到省军级的内部刊物《国内动态清样》上发表
。他说，可以。
我就把这篇文章送给新华社总编室（文中有一节，专讲不能轻易动用军队。我把
这篇文章送新华社时，把这一节全文删去了。）但我不知道后来发表了没有。
我印象中，没有在《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这篇文章，因此可能没有发表。要是
没有发表，那是新华社负责同志不同意我的建议，但我当时确实提过这个建议。
”
鲍所指的是我1989年4月给邓小平同志的一封信。这封信后来在《国内动态清样》
上全文刊登了。
问：是否可以说，正是由于您的主动议政，引起了高层领导人对你的注意；最终
将你调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
答：1989年6月1日我得到李鹏总理的约见，作为知识界代表列席参加国务院办公
会议。
1990年国家副主席王震同志在病中多次召见我邀谈内外形势。同年我被中央直接
安排任命为全国政协委员，不久，我的工作关系调入了全国政协。
根据李先念、王任重的指示，政协领导对我的工作作了极其特殊的安排。让我作
为一个专职委员进行调研，随时将我的想法、言论和建议，通过正式渠道报送中
央最高决策层。这也就是我在后来的一些年代里，能以一个非党知识分子的身份
，发挥了某种特殊作用的原因。
那些工作成果中的大部分（属于能发表的部分），后来陆续汇集在一批书中出版
，即《何新政治经济论集》（白皮书），《致中南海密札》（海外出版）、《为
中国声辩》、《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新战略论》（三卷本）等。（以上著
作分别于1992—2000年，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及香港明镜出版
社出版。
许多朋友读过这几本书，但他们未必了解这些书中那些政治性信件和调研报告的
写作背景。其实这些著作就是我当时所作的工作。
问：您认识***吗？
何：认识。有这样两件事。
第一件事，大概是在1990年底或1991年初吧，江总书记要约见一些知识分子。中
央办公厅开了个名单，我印象中人不太多，好象只找了十几个人，到中南海怀仁
堂开会，其中有我。到会后，为了不引人注意，我溜边，在一个很边缘的角位上
入坐。
会议开始后，江总书记拿着到会者的名单说，很多同志是初次见面，我念名字，
念到的请站起来，给我认一下好不好？
于是他就根据名单一个个地念名，一会儿念到我，我站起来。他打量我看了一下
，说：“哦，你就是何新，这么高个子？”我笑了，他也笑了，我就坐下了。
后来会间休息，我去卫生间。一出门在走廊正好迎到江总书记从对面走过来。他
对我微笑，而且有意伸出手打招呼的样子，我看出了他的意思，但当时周围聚集
围观的工作人员很多，我有点惶惑和不知所措；所以一侧身绕到一个柱子后面避
过去了。这是我的一次失礼。
我估计这件事会给他留下一个不好印象，就是何新这个人的确很狂傲、怪僻。
第二件事是一位在中央工作的朋友告诉我的。他说，有一次总书记邀集了一些理
论界的人士开座谈会。在会上不知谁提起何新，于是一片指责之声。 ...华岳论坛 - "http://huazhen.net"
但是听他们讲完之后，据说总书记说了这样几句话：“同志们，你们讲的也许都
是真的。但是，当党和国家遭遇重大困难的时候，何新同志挺身而出，帮助了党
和国家。”于是大家哑口无言了。
这件事，我虽然并没有听到原话，但一直令我深受感动。
虽然***后来再没有直接约见我谈过话，但在他任总书记的整个时期中，我一直能
将自己重要的想法和社情舆论，通过中办机要渠道直接送报到他的办公室。在我
所提交过的文件中，有的是对于当时的内外政策，特别是关于国有企业改制问题
、下岗问题以及金融政策问题，提出强烈的不同意见的。
但是不论我讲了什么，我始终是能够畅所欲言的，从没有为此受到过任何批评或
压力。因此我认为江总书记是有容纳不同意见之雅量的。其中一些意见，我虽没
有正面看到他的答复，但是我可以从后来政策方向的调整中感受到，我的一些意
见可能发生了影响。
问：您和高层其他领导人也有直接联系吗？
何：是的。当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王震、王任重同志在世的时候，我写的东
西都是同时复印七份，送报邓（小平）、江（泽民）、陈（云）、王（震）、李
（鹏）、李（先念）、王（任重）。1993年后，老人家们陆续去世了，我一般就
只送报江、李了。
给邓小平送材料，当时既可以通过官方的正式渠道，也可以直接送到老人家的家
中。我记得最后一次送文件是在1994年底。以后知道老人家已不过问大政，我才
停送。
南巡之后，14大前，中国政坛一度风云激荡波诡云谲，小平同志提出“左比右更
危险”。记得当时王震同志曾把我找去，示意我向邓进言，支持江李体制。我先
后在1992年5月4日及7月2日写了两封长信给小平同志，谈论我对内外时局及国内
形势，包括反“左”的问题的看法，进言若撼动江李的地位，天下必大乱。(见《
何新政治经济论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204页“关于左及意识
形态改革问题的思考”，第233页“关于当前国内外形势的一封信”。）
我相信，我有一些意见曾引起小平同志的重视。但也有一部分意见，邓先生可能
很不以为然。但是，他也从来没有因此而不让我讲话。
问：您是否知道领导人们对你的意见的反应，反馈？
何：很多情况下，我并不知道高层对我的意见或建议的评论。我常常只是从后来
的政策方针特别是政策方向的调整中，去观察我的意见和建议的作用。
事实上，当时我给中央写调研报告或形势分析，从来只是谈我个人的看法，很少
揣摸上面对此已有什么精神态度，也很少顾忌他们爱听或不爱听。不能说我完全
无所顾忌，但的确是比较不顾忌的。我比同时期体制内的任何知识分子，更勇敢
站在国计民生的立场向中央领导人恺切直言。这有我的书放在那里可以作证。当
然，我思考的方向总是以国家利益为准绳的。
至于后来上面的政策与我的意见不合，我也不会太介意。我的地位不过是“从大
夫之后”，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反正该讲的我已经讲了，我认为自己已经尽到言
责了。
但是，这么多年来，我应该说，无论我曾说过什么，无论邓陈江李王，他们从来
没有为此怪罪我，或通过任何方式直接、间接地批评过我，或给过我任何压力。
不管我讲的话中听或不中听，他们爱听或不爱听。
相反，我能感觉到，他们一直是比较关心和爱护我的。
问：您在十六大之前发表过一篇《论***时代》。对江的评价很高，此文反响很大
，但是对此文，一些人有不同看法。
何：事实上，我主要是由于两篇东西，得罪了所谓“改革派”。一篇是关于下岗
问题的一封言词尖锐的批评信，另一篇就是这篇文章。这篇文章让有的人看了很
不高兴。
我当时之所以写这篇东西，主要是针对十六大前后，当时海内外有一股舆论。
我认为江总书记作为政治核心领导中国十几年，的确代表了当代史中一个重要的
时代，有三点成就是难以否认的。
第一，江总书记受命于国家经历89事件危难之际，他稳住了政治大局。
第二，他顶住了国内外要求中国走前苏联式改革之路的压力，避免了中国政治经
济制度的大崩溃。
第三，这十几年中内外政治形势极其复杂，意识形态极其混乱，众说纷纷。江总
书记基本上能不惑其间，平衡疏导内外矛盾，选择了一条相对较为平稳而又能使
经济较快发展的路线。正是在他领导的这十三年间，中国经济取得了高速发展，
成长为当今为全世界瞩目的一个富有生命力的经济体，这是伟大的历史功绩。
当然，现在回头看，文中有些词语也许有溢美之嫌，例如文中提出“盛世”的说
法，后来为人所“诟病”。其实从中国历史看，的确应当慎言盛世。盛世常是前
危机或者危机即将爆发之世。如西晋太康盛世之后，是八王之乱，盛唐开元盛世
之后，是安史之乱。康雍乾嘉盛世之后，就是道光时代的鸦片战争。而我在文中
正式使用了“盛世”的提法，可能的确有所不妥。
问：您对您所接触过的中国领导人有何印象？
何：我通过切身接触体验到，跟随过毛打天下的老一代领导人，确实极其伟大杰
出，是人杰中的人杰！我在与他们的接触中，知道了为什么共产党能得天下。
那一代人中最伟大的当然是邓小平、陈云。吞吐乾坤，进退有余。他们两人在政
治上的合作方式也极有意思。
像我这样一个古怪之人，无根无柢，也没有任何家世的渊源，而且一直在知识界
备受非议，他们竟力排众议，不拘一格，违反常规地作出安排和使用。最早重视
我的言论的是邓和陈。但对我工作进行具体安排的是李先念、王震和王任重。直
到王震临终前，一直在关心我的工作。他亲笔给总书记写信，推荐我担任应届全
国政协常委。
王老是一个铁路工人出身，没读过多少书，一生是传奇性的。人们通常印象都认
为他只是大老粗，只是一介武夫。其实绝不然。我在接触中发现，实际上王震具
备文韬武略，平生手不释卷，好读马列和诗书，一手书法十分苍劲。王老非常爱
重有才能的知识分子。礼贤下士，折节待人，有古代贤者之风范。是大眼光，大
手笔，大胸怀，令我折服，甘愿为之肝脑涂地！
问：您对邓小平和陈云有直接印象吗？
何：据我所知，邓和陈都曾很重视我的一些意见。并通过不同的方式和渠道，对
我表示过关怀。我能随时把信和材料送报到邓那里，这种待遇本身就是非同寻常
的。
要知道，邓给他的家人立有一个严肃的规矩，不许轻易接受私人给他传信或收受
物件。
但对我不仅破了这个规矩，而且在那些年中是随时可以上书进言。我认为这实际
是以“国士”相待。我曾讲过老一辈革命家对我有“知遇之恩”，就是指这一点
。陈云对我的关心，我也感同身受。具体事，不讲了。
问：虽然您认为您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但很多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会承
认，甚至会认为你的理论实际是一种异端。
象陈云、王震作为主流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他们怎么能接受你的那一套
非正统理论呢？
何：这正是这些老一辈革命家的极其高明之点。他们知道时代在变，意识形态也
需要变。面对时代所提出的新的问题，必须形成新的东西。所以他们注意到了我
的理论。的确，我并不属于正统的左派，如果按传统左中右的观点划分，我也许
还会被划为右派。其实，我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无宗无派，只是我自己，
何新而已。
我既不是正统的共产主义者，但也不是自由主义者。多年来我一直是试图寻求着
一种综合，探索超越“左”与“右”以外的第三条道路。我试图寻找一种新的思
路，把马克思的方法与近代非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方法综合起来，把社会科学
的方法与自然的科学的方法综合起来，把中国的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综合起来；
从而发展出一套新的东西。我留给历史的十几卷文集，凝聚了我二十年来的探索
和心血。
这种努力，我在八十年末已经开始作。我认为只有这种新的意识形态才能消解以
至弥合激烈的“左”、“右”之争。
但是，在我的全部思想中，一直贯穿着一条主线，形成我永生不变的追求和信念
，这就是对于中华民族文化本体的热爱，以及对人民特别是下层人民的最强烈同
情和爱。我极其蔑视中国那些所谓“精英”；蔑视那些经济上的暴发户们！
问：您对当前中共提出的“和谐社会”以及“以人为本”的理念怎么看？
何：“和谐社会”比“小康”的提法具体。“小康”并不是一个高明字眼。“小
康”这个字出自《礼记·礼运》。孔子当时使用这个字并不是褒义，“小康”对
于“大同”是一种倒退。小平同志提出“小康”，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作为一
个阶段性的战术目标，而决不是终极性的战略目标。我研究邓小平的著作，我认
为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最终目标仍是追求于“大同”的。
“以人为本”当然比以“金钱”为本为好，是一种纠正。如果“以人为本”是指
“以民为本”、“以人民为本”，那就更会得人心。“人”的概念毕竟还是太抽
象了。
问：您当时既有颇为深厚的政治资源，为何不出来谋就一个实际的政治职务呢？
何：这就是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问题。我对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是极有
自知之明的。
我将离开社科院时，为我的工作安排问题，统战部长丁关根同志曾派一个副部长
和秘书长来我家中数次，征询我对于工作安排的意见。我说，我要求不上班，不
开会，我不从政。这其实是给中央出了难题，很难安排的。
后来李鹏总理也几次让人和我谈过，我向总理提出最适合我的工作，是去国务院
参事室或中央文史馆。总理让我给他写个报告，我写了送去，总理很快就批了，
批示由罗干秘书长具体来作安排。因为这两个机构都是定编的，需要向人事部申
报编制。
当时是因为我的年龄，按照惯例参事和馆员都要年纪较大的人担任（周总理定的
）。我当时才四十出头，过于年轻，所以参事室表示不同意（也许还有别的原因
，但表面的理由是如此）。所以后来中央另作安排就把我放到了全国政协。
最近，中央有关方面又拟安排我去参事室。但是，其实去不去哪里，我个人都已
无所谓了。名义上的东西，对我已不重要。何况我的身体状况已是这样。
问：您的身体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何：我就简单告诉你我的病情吧。
我有两根动脉的根部鼓了两个大包。去年夏天查出来的，刚开始医生怀疑是瘤，
把我周围的人吓坏了。我的一位好朋友是国际知名的医生，他听了这个消息后，
难过得几夜睡不着觉。但后来再检查，发现并不是瘤。但这就象自行车外胎有两
个包鼓起来了一样，随时有爆裂的危险，而且一旦突然破裂就是很难救治的。
所以需要动手术。去年夏天我本已接受安排住进医院了，但考虑了一夜，我又从
医院跑了出来。我决定一定要先把我手里的事情作完。我的全集已编好，必须亲
自校对完。因为过去的版本不是我本人校的，错别字很多。将来会贻笑于后人的
。
我相信，我写的书的十年、二十年后还会有人看。象那本《诸神的起源》，当时
一出来就被一些“博士”骂，现在二十年了，已出了八种版本，国外也有译本，
还是有人看。
此外，几本半成品的书我也想要完成，然后再进医院。这样，我才算对自己的人
生，对培养我的国家，对生我、养我的这个民族做了一个完满的交代。
对那些反对我的人，我也要给他们一个交代。我想留下一个健康的废人何新，倒
不如留下一个死了的但是有十几本全集的何新更让他们难堪吧！
所以我暂时不进医院。我是相信天命的。很多东西，听天由命。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问：您这么讲，让我们不知道说什么好。其实很多人是非常关心您的。
何：这个问题就说到这儿。一个真正的哲学家，是不会怕死的。不了解死亡，就
不了解生命。我早看透了人生，看破了生死。即使让我明天就面对死亡，我也无
所遗憾。古人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我平生谈不上立德立功，但
是恐怕没有人会否认我已立言。
我这个人，冷板凳是坐惯了。安于寂寞，甘于寂寞，乐于寂寞。古往今来，凡能
作出大学问的，首先要耐得住寂寞。前些年美国一家电台想安排我与陈香梅女士
作一次对话，谈台湾问题。去年中央台的“对话”节目想邀请我与李光耀作一次
对话，我都拒绝了。我要不是熬得住十几年寂寞，也不可能写出这么多书。
完成这十几卷文集，就是我给自己立一座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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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帖目录:
张五常是特务—何新谈张五常 - 何新访谈 01:15:55 05/17/2005
何新认同改革开放，不支持崩溃论，不认为中国政府是自由主义 - CHENJING 01:45:18 05/17/2005
你这种动不动就“左得过火“”极左“的帽子棍子令人厌恶 - 老看客 01:49:59 05/17/2005
我也可以用/no_text - 老看客 02:16:24 05/17/2005
就是，何新不是北大教授也不鼓吹民煮渍油吧？老被人盯，怪了/no_text - 老看客 02:20:36 05/17/2005
何新不是左派。他是民族主义者。属于保守右翼。 - 小元 02:38:50 05/17/2005
请问，鼓吹地方势力挑战中央的，算什麽主义？属於左派吗？/no_text - 海峡两岸 03:07:12 05/17/2005
悲叹「神五上天红旗落地」在米国几十年的台胞无裤，算左派吗？/no_text - 海峡两岸 03:09:42 05/17/2005
这些时候你怎么像怨妇?有理说理,不要拿名人壮胆/no_text - 愚蠢小猪 02:51:43 05/17/2005
老兄! 消消气,说你要说的,摆事实,讲道理. 这里大部分 - 戏迷 03:03:42 05/17/2005
何新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尤其站在下岗和弱势的立场，也应该是党的立场 - 哈哈哈哈 04:15:30 05/17/2005
哈哈哈哈。。。 - 山有乔松 04:55:11 05/17/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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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帖 [ 0 ]
张五常是特务—何新谈张五常
何新：你知道香港有个专业向中国推销新自由主义的“五常”博士吗？
记者：“五常”博士，没有听说过。为什么忽然提到他？
何新：（笑）作为经济学博士你居然不知道“五常”博士，未免有点孤陋寡闻。
此人自认是中国私有化事业的经济学教父，是中国经济改革除邓小平之外的第二
设计师。
记者：是他自己说的？口气不小，他究竟是干什么的？
何新：这人颇有点自恋。他的全名是“张五常”。我省略他的父姓，是因为他本
人这样说过：
“在大陆的经济文献中，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家中，只有5个人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
样，中文名字在出版物中出现时不带英文的父姓。他们是弗里德曼、科斯、阿尔
奇安、德姆赛茨和我。”（均引自《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集》，第491页，
商务，2000年版。）
其实，除我在这里以外，我在国内出版物中还没有见到人们引证他时省掉他的父
姓只写作“五常”（这不合中国人的书写习惯）。
而且这个人似乎不知道，还有很多人，例如萨缪尔森、熊彼特、萨克斯、马歇尔
，人们通常用中文提到他们时都省略掉他们的英文父姓。这仅仅是为了行文方便
，并不是什么知名度的标志。
有人认为经济学家必须懂数学。但这位五常博士说：“我是洛杉矶加州大学最后
一个不必修微积分课程而得到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人。”“我喜欢独自奇思妙想，
自1969年离开芝加哥大学后很少阅读其他人的著作。” ②
但是，不要低估这位五常君。这个人具有某种来自大洋彼岸的神秘背景，很有点
来头。因此他的沾沾自喜的确具有某种实际的意义。
记者：你不会说他是CIA吧？
何新：不，我没有这样说。但这位从来不读别人书的博士于80年代初来到香港，
一来即就任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这确实是经过英国人和美国人精心选择和安排
的，而且确实是承担着一种重大的意识形态使命的。
记者：你有什么根据？
何新：有他自己的书为证。五常君在他近年出版的文集中也许由于过于自鸣得意
，而不经心地透露了这个任命的内幕安排过程：
“1981年夏，“香港体制”的设计师约翰．考珀思韦特先生（按：英国驻港官员
，与英国情报局军情六处关系密切）向我传递了一个信息：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
一职不久将会空缺。罗纳德．科斯著名的私有化“科思定理”的提出者。立即叫
我申请。他说，中国看来要开放了，我恰好既懂中文，也具有最适当的专业知识
。另外，应英国经济事务研究所之约，我刚刚完成题为《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
”道路吗？》的专题论文。该书相当肯定地推测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逐步推行
一种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制度。”
记者：为什么英国人和美国人会特别青眯这位五常博士呢？
何新：张五常告诉我们：
“我惟一要说的是，我接受过产权理论的教育，我能够用中文写作，这是我的幸
运。”
“科斯认为我在香港的责任就是向中国人传授经济体制运行的知识。”均引自张
五常前书。“在中国，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30多年来无缘享受现代经济分析的
进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很有可能帮助他们弥合这种差距。”
这意味着英美认为中国人必须需要由美国派来的这位经济学神父重新进行经济学
“启蒙”。张五常还说：
“我并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样，是中国伟大改革的设计师，这个荣誉属于邓小平。
”（按：究竟谁这样说过？？）“但是在伟大的变革时期，经济学家可以成为意
外的英雄。因为在这样一个时期，常常存在意识形态的真空。”
人们仔细地阅读这些话后，会惊佩美国、英国意识形态集团的智慧和洞察力，他
们多么早就看到了中国在改革年代即将出现的“意识形态真空”，同时立即不失
时机地挑选最合适的棋子填补、操作这一空间。因此，他们派遣这位专业研究“
产权理论”和“制度创新”又懂中文的五常博士由美国登陆香港，作为向中国传
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教父，巧妙地发挥了这种意识形态作用。
张五常说：
“几年来，我写了150多篇中文文章，评论中国的经济改革。我非常感激的是，北
京〔领导人〕不仅容忍了我的批评，而且还仔细地阅读了我的所有文章，把我当
一个朋友看待。”
这表明他的工作并非一无成果。
“我获得许可及充分的合作调查实施情况，1986年我睡在首钢的集体宿舍里进行
实地考察，随后参观了杭州和温州的工厂。中国派了三个助手来帮助我，可以得
到机密文件，什么都不隐瞒。所有关于经济情况的问题，只要知道，都如实地得
到了回答。我所知道的政府没有一个会给研究者提供这么自由的条件。”
请看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是多么善良而单纯呵！张五常又告诉我们，作为引发1989年
动乱导火索的事件，是1988年4月中国政府决定“一举取消价格管制”以及随之爆
发的市场物价混乱和通货膨胀。而张五常和弗里德曼正是向赵紫阳推销这一激进
改革政策的主要外部经济学家：
“我几个晚上都不能入睡。放开价格而又不能对特权集团进行补偿，是一场生死
赌博，如果失败，就会引起灾难。但我认为，由于几乎不可能实行补偿，故这是
中国必须进行的一场赌博。”
据张五常说，他本人也是推动中国进行银行改革的主要设计师：
“我建议，中国的银行体系必须打乱重建。人民银行只应该起中央银行的作用，
控制货币供应量，货币供应量按照弗里德曼的办法每年增加不超过20%（考虑到经
济的实际增长率，这个数字并不高），但无权贷款。人民银行的所有分行和下属
机构都转变成商业银行，最好是将它们卖给有能力管理的人。健全担保与破产方
面的法律，让银行根据经济与会计原则决定贷款。通过持股将国有企业民营化，
消除财政负担。废除所有的外汇和价格管制。”
张五常这一建议引出的结果是：
“朱镕基没有限制货币供应量，而是实行贷款限制，紧缩信贷，使国有企业资金
匮乏，从而造成失业增加。”（以上均引自张五常《经济解释》一书，第496—505页
。商务印书馆，2000年出版。）
5、新自由主义的“铁律”和“圣诫”
记者：你很早就知道这个人吗？
何新：很早。这的确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经济学家”。
1983年，四川出版了一套《走向未来丛书》（包遵信主编）。这一套书志在继“
五四”之后第二次为中国知识界“启蒙”，以1789年法兰西大革命前反对天主教
教会和王政，制造反叛舆论的“百科全书”为楷模，发起所谓“新启蒙”运动。
张五常在这套书中出版了一本《卖柑者言》。这是在中国鼓吹将经济改革引导向
私有化为基础的“产权革命”方向的第一本书。
最近，在大陆出版了此人的论文集。五常君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铁的规律”，颁
布了两条“圣诫”。这“铁律”是：
“在整个历史上，没有一个经济在不存在较为明确地定义和执行的私有产权结构
的情况下取得了重要的增长。当私有产权被压制时，经济就会大大地增加交易成
本和运行成本。结果是增长受阻。”
他告诉我们，这条铁律是他的美国教父罗．科斯传授给他的。据说这就是著名的
“科斯定理”——虽然“科斯本人不好意思称此为定理，但他的门徒们还是要这
样称呼它。”同时这也是新自由主义的“圣诫”第一条。五常君认为：
“私有财产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前提。现在快速增长的每一个国家都主要是把经
济建立在私有企业制度之上。就是说，大多数生产性资源都归私人所有，不受政
府行为的干预。”
但是，当他这样讲时，他却忘了这个论点的反面在同一论据下成立：现在陷入高
债务及金融灾难的那些国家包括南美、非洲，东南亚、东欧及俄罗斯，也都是把
经济建立在私有企业制度之上。这也就对这一铁律证了“伪”。所谓证伪方法，
即：举证一万只天鹅是白的，并不能证明“所有天鹅都是白的”这一命题成立。
但只要发现一只天鹅是黑的，就足以对这一命题“否定”。
五常博士还为中国人设计了一个根除腐败的方案，他认为唯一办法是必须彻底解
除政府职能：“我认为没有政府管制或调控就不会存在腐败。”“结论：彻底取
消政府等于彻底消除腐败。”
这是来自美国的第二圣诫：建议中国彻底取消政府权威和调控和调控。这也就是
新自由主义鼓吹的所谓“民主”的真义。这一思潮正是现代中国不断涌泛的无政
府主义思潮的意识形态来源。
但是，如果彻底取消中央政府，意味着那时在中国每一个人自己就是自己的政府
，十亿人即有十亿个小“政府”，意味着每一分钟可能发生十亿起腐败。
6、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斯——张五常
记者：他的这些观点是明显地缺乏论理根据的。
何新：这个人及其理论可以看作现代经济学中伪科学的一大范本。也许正因为如
此，有的时候，五常君承认经济学并非科学而只是“解释”：
“任何经验科学的发展都可以用下列标准来判断：它的假说被确凿的事实检验过
多少次？按照这个标准，经济学很可能并不成功。经济学者们一直愿意接受空想
的理论，对事实和数字漫不经心，不愿意检验他们所要指明的东西的含义。”
他在此书的另一处却又声称经济学是具有“公理主义”的自然科学：
“这门学科是公理性的，故论点能够一般化。解释规律性的假说可以用事实来证
伪，并且由于其结构在逻辑上是一致的，所以解释是有意义的。结果，如果遵守
科学中争论的基本规则，分歧就可以得到解决。”
尽管五常君宣布的每一个“铁律”都可以在现实及历史中举出事例被“证伪”。
但是，这也绝不妨碍他宣称他这一套意识形态是唯一真正的经济科学。他认为自
己与科斯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未来的经济思想史学会把交易成本
范式看作是可与新古典边际主义相匹敌的一场革命”（见张书，第457页）。对张
五常来说，不仅是马克思，连凯恩斯也是不存在的。这本书中充满了类似上述的
自我夸赞和自相矛盾。他在书中引用马歇尔的如下一段话：“所有理论家中最粗
心和最不可靠的人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宣称要让事实和数字本身来说话，他们或
许是不知不觉地掩盖自己在对事实和数字进行挑选和分类，并草率地由些提出论
点的人，并认为后面之事必然是前面之事的结果。”
他说：“我建议当我们做高涨的经济解释潮流的弄潮儿时谨记他的劝告。”（美
语式的中文，原文如此。）
事实上，由于五常君所承担的特殊政治及意识形态使命，他极其关注中国的政策
设计，他自己从没有认真遵守他的教祖父马歇尔的这一忠告。
记者：你为什么会特别重视这位五常先生？
何新：因为我近年来一直在探寻向中国输入以私有化为纲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
形态的源头。结果我发现了这位自我放弃父姓的五常君。
这里有一个极有趣的问题，但中国的经济学者和政治家却一直没有人提问过。那
就是：
为什么美国人如此不失时机地急于在中国改革开放刚刚打开大门之际，就立即派
他们的经济学传教士，带着私有化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来向中国人布道呢？是否
因为美国人特别爱我们，急于用先进的经济学知识武装我们的头脑，以便让我们
的经济早日现代化，从而成为全球化经济中美国的一个新竞争对手吗？
7、美国为什么急于为中国人洗脑？
记者：这的确是一个极有意思的问题，值得人们想一想。在你看来是为什么呢？
何新：在五常博士的书中记述了以下一件事。他说1988年由他通过“国内的朋友
”安排了新自由主义大师弗里德曼的对华访问，会见了赵紫阳。这次会谈效果惊
人之好：
“1988年3月，弗里德曼夫妇写信问我，他们9月在上海参加一个会议，届时能否
为他们安排一下中国的旅行。就在北京的朋友作出安排之后不久，放开价格的计
划遇到了强烈的反对，我差点建议米尔顿取消中国之旅。然而，就在那时，我得
到通知说，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准备接见米尔顿。后来的事实表明，我显然犯了一
个严重的错误，就是没有要求也与邓小平会面。
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和弗里德曼的会见非常成功：两人都非常欣赏对方。除了当时
的中央领导人支持共产党控制权力以外——这是官场套话——两人只有一点不见
意见：即何时和多快放弃外汇管制。米尔顿巴不得立刻取消外汇管制，而当时的
中央领导人则认为只有在放松了国内价格管制之后才能取消外汇管制。”
美国利用中国80年代出现的意识形态真空，急切地向中国输入新自由主义的
经济观点，显然是出于美国国家的全球战略考虑。
自从17世纪的重商主义时代以来，作为制订国家经济政策理论的政治经济学中就
形成了两条对立的路线。一条是民族经济保护主义的路线，其理论代表是重商主
义和德国的李斯特主义。另一条是自由主义的路线，其理论代表是亚当．斯密以
及当代的新自由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在英美主流学派编写的经济学史中，重商主（这个名称实际是一
个错误）被贬得一文不值。而李斯特的经济学，则似乎根本不存在。这背后也是
有原因的。
记者：当代主流经济学主要是英美流派的。英美的形式主义流派与德国注重现实
的历史学派的确有所不同。但是你认为除了门户之见，是否还有其他原因，使主
流学派忽视李斯特的学派？
何新：极其简单——利益，国家利益的原因。我告诉你我的一个奇想。在观察了
张五常、萨克斯一类帮助中国、前苏联设计改革方案的外来经济学家，读了他们
那些建议和改革方案的时候，我在脑中常常会联想起战国后期一些在别国作“客
卿”的纵横家。
记者：这是一种很古怪的联想。
何新：其实没有那么奇怪。我在1990年的一篇国际形势分析中曾经提出一种历史
类比，我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局面很象中国先秦的战国时代。
美国就是当今意在吞并天下的“虎豹之国”强秦。而现在国际外交战略上的“一
极化”与“多极化”之争，前者是张仪一派倡导帝秦主义“连衡”路线，即美国
一极中心主义霸权路线。而所谓“多极化”无非是苏秦一派倡导的“合纵”拒秦
路线。
在秦国走向统一帝国的进程中，有三个人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是商鞅，他的
改革为秦国积累了经济实力。二是武安君白起那样的大军事家。三是张仪。作为
外交家和一位间谍，他拆散了楚与齐、魏等中原国家的拒秦联盟，同时在秦国当
时的主要对手国家楚国内部制造了信息和政治混乱，为秦国以武力彻底打垮这个
国家，奠定了极重要的外交、政治和心理基础。
今天的国际局面在政治结构上与历史上的战国时期颇有相似之点。所以张五常君
、萨克斯一类以“经济”之术游说列国诸侯，为美国谋取最大国家利益的现代国
际纵横家即大行其道。
我推荐你去读一读他的书。这也是当代的“纵横家书”呵。
8、美国应该给张五常、萨克斯授大奖
记者：这个人的主要著作是什么？
何新：关于这个人及其意识形态，我们以后应还可以找个机会专门聊一聊，今天
我先推荐你读一读他最近在大陆结集出版的这本“论文集”。（《经济解释，张
五常经济论文集》，商务，2000年版。）
但你在读他的书时一定要有耐心。要忍受读这本书时必然会产生的一种酸柠檬的
感觉。美国一位经济学家贝克尔对张五常作了一个很含蓄的评论，说：“我同意
张的看法：“许多著作允诺的多给予的少””（第464页）。
此书中充满了自相矛盾的论点和自矜自恋的偏见，语言是拗口而常令人不知所云
的美语式中文，具有殖民地学术的一切特点。
但此书仍值得一读。它可以告诉你当代最新的主流经济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只
有在读此书后，你才会惊讶好学而轻信的中国人（包括赵紫阳那样的领导人），
在80—90年代怎么竟会那样轻率地接受和信仰这种酸柠檬式的经济学。
五常博士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大骂马克思，他使用了一种有失绅士身份的泼皮式的
语言，文题叫“最蠢无过马克思”。在文章中他说马克思是愚蠢的，只有亚当．
斯密是圣明的。
令人奇怪的是，这位博学的教授，却似乎不知道极其重要的一点，马克思的价值
理论乃是亚当．斯密价值理论的逻辑推导，这里有一种逻辑的必然性。
而且这位博士这样讲，就好象新剑桥派中一些重量级人物的理论，如琼．罗宾逊
夫人和斯拉法的理论都不存在了。罗宾逊和斯拉法都曾从新凯恩斯主义或新古典
主义的角度，深入探讨过马克思的价值论与斯密理论所具有的内在逻辑关系。
记者：斯密的经济理论是支持自由主义的，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反自由主义的
。这两种经济理论应该是互相对立的。
何新：表面似乎如此，但是它们仍然是具有共同的理论渊源。你认为这里有矛盾
吗？
记者：是的。
何新：你要知道，马克思的经济学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马克思自己解释过这
一点。他认为，亚当．斯密的学说中包涵有矛盾的因素。因此向右，可以引申出
自由主义。向左，则可以引申出反自由主义即干预主义（包括社会主义）。这一
点，我们后面讨论价值论时再作深入讨论。
正因为这一点，19世纪后半叶的自由主义才被称作“新自由主义”或者“新古典
主义”，以区别于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
记者：发明休克疗法的萨克斯是否曾被提名授予诺言贝尔奖？
何新：萨克斯没有被授这个奖。可能是因为这个人的名声由于休克疗法后来在世
界上太臭了。
但是，张五常君、萨克斯博士的私有化理论都有一位共同的教父，这就是科斯。
他在1990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奖。其实，美国应该给这一批人：科斯、萨克斯、
张五常更多更大的奖。战国时张仪只用一片舌头搞垮了一个楚国，秦昭王为此而
赐给了他一个封国，一个丞相。事见《史论．张仪列传》。1945年郭沫若要去延
安，毛泽东说：你还是留在蒋管区写文章，你一只笔顶我十个师的军队。这就是
政治家利用意识形态的战略和韬略的眼光。
一个萨克斯的哈佛“500天计划”其威力超过了美国的一万枚核弹。因为核弹并没
有搞垮苏联，而“500天计划”则彻底搞垮了美国这个最大敌对国的经济，至今都
喘不过气来。我认为美国应该给萨克斯发一切大奖，现在奖得还远远不够！（笑
）
9、一套误导中国的改革方案
记者：一些经济学家会质疑你的这种看法。有人指出，苏联经济被搞垮的原因是
里根星球大战的军备完赛，而不是萨克斯的休克疗法。而且人们在警告中国当前
不要回应美国的“MMD”计划，以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
何新：这是太聪明了，令人不能不赞叹。这是又一个精心为中国人设置的意识形
态陷阱。它出现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正当美国小布什政府满足国内右翼（军火集
团势力）的要求，而准备全力开动其军备和战备列车的同时，就有人立即向中国
人提示这种“忠告”——这实际上意味着提前解除已被美国公开视为对手的中国
自我武装的理论可能性。
记者：但是，这种论据你认为是否有一定道理？
何新：这种论据正是黑格尔所谓“貌似理智的诡辩”。我们知道，导致苏联崩溃
有多方面的原因，有极复杂的背景情况。而论者只抽离出这些复杂背景中非常形
式性的一点，然后以之作为立论的根据。目的呢？是防止中国因应新的国际形势
，加强自己的武备。
实际上，对于加强军备必然会使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这一说法，我们可
以从现实和历史中提出许多质疑。第一质疑就是美国自身的经济。美国锐意开发
NMD不仅具有很深的全球战略涵义，而且对其自身经济摆脱近年深陷的空洞化，泡
沫化，加强其实体经济，以利用流入美国市场的超巨国际游资，使之投注到高科
技最集中的军事产业上；以此而全面带动美国经济，包括提高就业率，避免经济
发生进一步衰退，具有深远经济意义。
此外，从历史的角度看，也未必然。
二战前德国由于凡尔赛条约规定的巨额赔款，以及魏码政府采纳新自由主义的经
济政策，国民经济陷于全面崩溃，失业率达到欧洲历史的最高点。正是这种经济
背景导致希特勒的上台和实施新经济政策。
当时德国政府以集中国内资源从事国防重工业和科技投资的方法，以类似后来美
国罗斯福“新政”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解决了失业问题，重整和振兴了德国
经济。正是这种新的经济振兴为德国后来的对外扩张提供了经济基础。
朝鲜是世界上军事投资最大的国家之一，这个国家人民生活异常困难，但为什么
至今并没有崩溃？苏联在二战时全部工业转入战时经济，为什么当时苏联并没有
崩溃？
我列举这些事例只是为了表明关于“投资国防工业必然导致经济崩溃”这种因果
关系是虚假的。这并不意味着目前我已主张走国防工业带头先导的路线。但是，
关于国防工业对于国民经济和就业的意义和作用，这个问题十分重大。我想我们
以后还可以回过头再作更深的讨论。
记者：让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讨论。看来您是确信美国十分关注中国的经济改革
问题，而且早在十几年前已经安排张五常、萨克斯等学者介入中国改革的经济理
论设计。而美国对于中国问题这种关怀，并非为了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进程，而是
为了贯彻和实施美国国家自身的战略目标和利益。因此，利用张五常、萨克斯这
一类学者作为实施这一目标的意识形态工具。
何新：你概括得很好。
据我长期观察和思考，我认为，确实存在一个来自美国背景，而通过受其操纵影
响的中国学者以及部分官员来鼓吹和施行，以系统化地摧垮中国国有经济为目标
的阴谋计划（软战争）。这个计划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输入，其具体步骤随
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发展而不断深入并有所调整。大体分阶段如下：
（1）以取消价格补贴及限制为契机，建议实施“休克”疗法，即激进的“一步到
位”，“长痛不如短痛”地向市场体制快速转轨方案。（1987—1989）
建议实施财税体制改革，把间接税变为直接税，使政府财源由国企、企业（上缴
利润）转到向民间企业直接征纳。民间税源监控困难（易导致资本流失，有利私
有化）。同时税源直接化导致国家与纳税人的直接关系，易引生抗税活动。诱发
社会矛盾。
（2）鼓吹以“入关”作为与国际接轨的重大步骤，鼓吹“全球化”，鼓吹“民族
工业”概念已过时，代之以所谓国际化的“现代企业制度”，破坏中国国有企业
存在的理论根基，消解中国经济的独立自主性。（1993—1995）
（3）以投资体制的改变给国企断血。在原体制下，民间储蓄进入银行，企业收入
上缴财政。国家以银行资金和财政收入从事投资。易于宏观控制。在新体制下，
民资直接进入股市，国家财政靠公债及赤字和税收。国家对国民经济控制力遂大
大减弱。
（4）鼓吹推进“产权革命”，从金融政策上阻断国企的供血渠道。以所谓“破除
垄断”、“公平竞争”剥夺国企对市场的主导能力，进而以“股份制改革方案”
——不叫私有化的私有化政策，瓦解及解散国企。由于国企陷入金融及市场困境
，造成许多企业瘫痪、破产，成千万人陷入大规模失业。（1996—1998）
（5）对粮食流通体制实施行政控制，放弃农产品的价格支持政策，在财政上长期
忽视农村和农业问题，导致近年农业经济的严重困厄，使农民再度陷入生存困境
。
（6）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接受美国及IMF关于维持人民币高汇率的建议，导致1998年
出口大幅度下滑。
（7）鼓吹加速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提早实施人民币自由兑换，准备对国际炒家
（金融大鳄）全面开放中国证券市场。
（8）针对中国来之不易的1600亿外汇储备，现在又有人提出欲使之投放到无保护
的国际金融市场参与炒作游戏以套利的妙计。一旦外汇资源耗竭或被困锁，未来
中国政府势必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以至由于外债、还债而不得不俯仰依赖西方
金融势力，从而陷入类似于当今“俄罗斯”式的债务及财政危机。使中国最终丧
失在经济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地位。
10、新自由主义在中国遭遇重大挫折
记者：但是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以你的看法，美国向中国输入了这一整套方案
，而且至少一部分被实施了。但是在现实中，中国经济并没有被搞垮。相反地，
今天多数中国人（甚至包括大城市中一些下岗人员）的生活要比改革前好。选择
的机会要比过去多。这个问题你怎么解释？
何新：在历史中并没有绝对的错误。如果我们观察人类的全部历史，会发现那并
不是一个从正确的设想出发，由正确走向正确的历史。而往往是从错误开始，在
错误中反省，总结经验，从而积累智慧，从而有所进步的历史。这个过程是辩证
的。我所谓辩证，包涵两层语义。第一是辩论，第二是对证、质证、求证。
记者：那么在你看来美国的图谋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实际进程中被挫败了。
何新：正是如此。在现代历史中的美国是一个极尽聪明的国家。在20世纪的整个
世界历史中，从世纪初的威尔逊总统开始，就充满一种美国式的理想主义。从马
汉开始，这个国家的战略家精心算计，一心要实现以美国为中心统治全世界的意
图。但是，美国人的文化中缺乏中国人的一种宿命论（乐天知命）和悲观主义。
他们不知道，到头来，人算不如天算。历史自身是有其规律的。50年代，他们重
新武装日本，扶植东亚小龙，目的是为中国树立对立面，困锁中国。结果没有能
阻挡中国的强大，反而为自己扶植出了一个潜在的日本对手和“东亚发展模式”
。
80年代，他们将新自由主义输入中国，是为了以此为蓝图搞垮中国的国有制经济
，把中国分成碎块后纳入美国中心的新全球体制，却殊不料自由主义的经济因素
反而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刺激因素，激发了一种新的巨大活力。坏
事变成了好事。
记者：这是否与保守派在意识形态上的抵制也有关系？
何新：新自由主义进入中国，遭到了传统派在意识形态上的强烈抵制。因此中国
领导层对这种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建议，始终有所警惕。没有象俄罗斯领导人
那样全盘揖纳，而是审慎地、有选择地听和试。
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在中国遭到了至少两次重大的挫折。
第一次是在1988—1989年。全面解除价格控制的自由主义方针，引发了高幅的通
货膨胀，在当时普遍低收入的背景下，这一政策造成社会广泛激烈的不满，成为
1989年事变的经济诱导因。1990年的“治理整顿”导致新自由主义改革被迫延缓
。对此，张五常曾讲过这样一种遗憾：“1991年12月罗纳德．科斯接受诺贝尔奖
时，我在斯德哥尔摩遇到了米尔顿。我说，放开工业价格而不同时放开民营化国
有企业看来并不正确。我可能错误地支持了前者，而没有警告北京的朋友后者会
对放开价格构成一大障碍。在中国经营的情况下，工业产量对价格放开后导致的
价格上涨没有弹性。结果，反对该项计划的就不只是来自前面提到的特权集团，
而且来自一般的产业工人，因而工人很有可能性上街游行。”
“我的观点是，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应该先于放开价格，或者这两者至少应同时进
行，这一点米尔顿也同意。”
换句话说，他们本来试图以价格机制作为杠杆开启中国的经济混乱之门。但这一
尝试遭到了失败。因此90年代，他们把新的支点放到了所有制的问题上。然而，
在90年代中后期，以所谓“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以及“改制转轨”为目标的国
企改革方针，导致了全国范围的大面积失业浪潮。引发了社会的震动和强烈反弹
，迫使新自由主义方向的激进“改革”措施再度放缓。
11、失业问题不容忽视
记者：以你的看法，当前社会中的失业问题，并不是由于国企本身的机制所造成
，而是由于采纳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造成的。
何新：在原有的国企体制中，存在着低效率和劳动力闲置的问题。但是后一问题
，不仅在中国，在欧洲多数国家的资本主义企业中也同样存在（这一直是困恼欧
洲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问题）。
这个问题本来并不是恶性的问题，由于局部地区和部门中采纳了来自新自由主义
的建议，政府试图以激进的“下岗”政策转变“机制”，解决这个问题。从而激
化了这个问题，使之变成了影响社会稳定状态的恶性问题。
记者：为什么国有企业的效益这个问题如此难以解决呢？
何新：这个问题我们放到后面再深入讨论。我这里想强调的只是，依照那种新自
由主义的药方是绝对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
记者：我还要问，为什么？
何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有一个致病的理论盲点，这就是它的着眼点是经济增长
，而从不将研究重点放在失业问题上。他们认为失业都是“摩擦性失业”，他们
认为，在一个理想的市场体系中，失业问题可以通过理想的劳动力供求机制自然
地平衡和解决（这是纯粹幻想）。
萨伊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中提出，一个社会的生产必将扩展到充分
就业，不会发生严重失业现象。如果还有工人失业，那只能是他们自愿放弃工作
，即自愿失业。所谓凯恩斯的革命，恰恰是针对这一观点的。凯恩斯经济学中最
有意义的一点即在于此。
“凯恩斯批判那些所谓的“古典”（classical）经济学家，因为他们将法国经济
学家J.B.（SAY，1767—1832）的观点——即萨伊法则‘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
——奉为教父，证证所有的失业都是自愿失业。”
那些轻率地为政府设计下岗、失业模型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似乎完全不了解
“失业”这个词背后的严酷意义，以及这个词对于社会稳定构成的威胁。有一位
美国经济学家安东尼．道顿指出：
“失业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是没有工作；二是如果你没有工作，社会会给你钱
。”
“短期失业指的是没有工作，人们常常称之为“临时解雇”。即使是短期失业，
也是件令人痛苦的事情，工人们希望终有一天能返回工作岗位。长期失业描述的
是一种更悲惨的情形：工人担心他们可能在若干年里都找不到工作，甚至终身都
找不到工作。在长期失业的形势下，对大学生来说，毕业就意味着失业，他们可
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找不到工作。在最坏的情况下，长期失业甚至比在车祸中断
了一条腿还痛苦。”
“不发达国家通常没有建立失业保险制度或社会救济制度。那些没有劳动所得的
成人，不得不依靠别的方式生存，如靠亲戚朋友有限的经济资助，甚至可能是找
放高利贷的人借款。”
记者：短期失业，经济学中称作“摩擦性失业”。
何新：今天中国社会中的失业，不是所谓“摩擦”性的“自愿失业”，而是严重
的结构性失业。
在美国和欧洲，你失业，国家会给你钱。但以中国目前的经济基础，从长远看，
政府根本不可能长期承担为1—2亿失业人口维持基本生活的财政重负。
对几乎所有的人来说，没有工作，就意味着生活失去保障。意味着生活水平下降
。如今对许多人来说，当务之急是寻求降低失业的有效途径。目前的失业问题，
不仅困扰着一般意义上的工人，而且也困扰着社会地位较高的阶层。
但是，国家通过近几年的实践对这一点已具有日益深切的认识，党和国家已经采
取措施调整政策，缓解这个问题。中国党和政府并不象有的前社会主义国家那样
对新自由主义执迷不悟。这充分显示了这个党和政府的成熟和智慧。
12、中国必将走向伟大的复兴
记者：你承认当前存在着严重的失业等问题，你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如何看？
何新：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民族。中国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国家。这个国家
的人民深沉、睿智、宽厚、博大。而领导这个国家的共产党，是一个极其智慧、
成熟的党。所以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天不能死、地不能埋”（这是2000年前荀
子的话）。
我们所身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极其伟大的时代。我们由于身在其中而往往看不
清这一点。在中国土地上所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一系列伟大的变革、伟大的
建设，具有突破洪荒光照亘古的永久性意义。三峡与航天，互联网与信息时代的
降临，青藏铁路以及贯通全国的高速公路网，星罗棋布地遍布中国的现代化城市
的崛起，西部内陆区域的大开拓，其意义都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万里长城、车同文
、行同轨、大驰道与大运河，超过历史上的秦汉唐宋明清一切全盛时代。
中国在一些主要的经济（如钢、煤、粮、棉）实物产出上成为世界第一位的经济
大国（这是1958年大跃进的目标，是毛泽东当日也不敢想望的），中国从一个连
洋钉、火柴都依赖进口的纯消费国（1949），成为今日世界一些重要经济品的主
要生产出口大国，成为世界性的工厂，等等；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中国在
1949—1979年的30年间完成了重化核工业化，并实现了自我武装。在1979—1999年
20年间实现了国民经济的高速腾飞，其速度大大超过美国、日本、德国在19世纪
末—20世纪的崛起。
这不仅仅是一个古老民族的复兴，也是一个伟大现代国家不可抑制、不可阻挡、
不可逆转的崛起。自1840年那场打开国门的战争发生以来到今天，在这个土地上
发生的全部历史运动具有着统一的完整性，这是一个成序列的分阶次的历史前进
洪流，如果说，1840年英国人不能阻挡它，1870年—1900年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
不能阻挡它，后来的东条英机、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杜鲁门不能阻挡它，
那么世界上已没有任何国家，任何力量能够再在前面阻遏住它！这个历史运动具
有一种必然性，中国完全有理由对未来充满信心。这个运动的主题就是中华民族
的复兴，以及东方文明的伟大复兴。
中国那些西方的对手们总是低估这一点，低估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人民和
这个执政党所具有的智慧和明哲。总是想制作一些极幼稚愚蠢的圈套，以为中国
人轻易地可以钻进去就他们的范（包括WTO问题上）。象张五常、萨克斯，就是这
种西方弱智的典型。张五常说：“对中国的改革持悲观也许为时过早。随着股份
制的实施，市场可能会再次发挥魔力。很有可能，将来有一天政府当局会认识到
，凡是它有发言权的组织（指共产党和国家机器），都会在竞争中落败。”引自
张书，第501页。
人们可以把这理解为是一个现实中不断遭遇失败而仍存梦想者的呓语。但是，他
竟以为以他那一套新自由主义的空想性方案还可以搞乱这个国家，这未免是太不
自量力了。
[ 1:26078 ] 何新访谈(周.池.青.桑) - 01:15:55 05/17/2005 *** 回 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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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帖 [ 1 ]
何新认同改革开放，不支持崩溃论，不认为中国政府是自由主义
何新说，
“在1979—1999年20年间实现了国民经济的高速腾飞，其速度大大
超过美国、日本、德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的崛起。”
连这种话，这里的左派都不同意，非要把改革开放说在是大失败。
而在一般人们的认识里，何新是思想界绝对的左派。我的绝大多数
观点，与何新并无二致，却被攻击成右派精英代表。可见某些人左
得太过火了。
[ 2:316 ] CHENJING(荆.国.黄.石) - 01:45:18 05/17/2005 *** 回 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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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帖 [ 2 ]
你这种动不动就“左得过火“”极左“的帽子棍子令人厌恶
文革一套变相使用的让大家倒胃口年轻人，你懂个屁
[ 3:48 ] 老看客(张.湖.绛.果) - 01:49:59 05/17/2005 *** 回 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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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帖 [ 3 ]
我也可以用/no_text
[ 4:0 ] 老看客(褚.岛.褐.蝉) - 02:16:24 05/17/2005 *** 回 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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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帖 [ 2 ]
就是，何新不是北大教授也不鼓吹民煮渍油吧？老被人盯，怪了/no_text
[ 5:0 ] 老看客(褚.岛.褐.蝉) - 02:20:36 05/17/2005 *** 回 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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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帖 [ 2 ]
何新不是左派。他是民族主义者。属于保守右翼。
美国，日本和德国几十年的腾飞都使自己的国家在科学，技术和军事上成为世界
一流国家。而不是全球化产业链低端的加工中心和血汗工厂中心。
何新此人政治投机性极强。他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夹带着自己国家主义的私
货。你连这一点都看不出来。还有什么资格枉谈别人极左。
关于利用国有企业做宏观经济调控，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典型手法。这个东西在四
五十年代就在理论和实践上很明白了。共产党当年解放初能稳定政权，靠的就是
国家控制的银行，煤矿，棉花和粮食打跨了资本家的投机活动。战后欧洲国家进
行了很大程度的国有化，包扩能源，航空，电信，交通等。也是起稳定平衡经济
周期的作用。在八十年代曾讨论国企改革后国企的作用，这个欧洲经验被广泛介
绍过。不信你去翻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的光明日报。
在亚洲，现在搞国家资本主义的典型是新加坡。新加坡对外是自由市场经济，对
内却是高度国家资本主义。其实整个新加坡的国民经济命脉就掌握在李光耀家族
手里。也有人戏称新加坡整个国家就是李家的拖拉斯。
对国企改革的“抓大放小”。我以前在这里说过，是中国官僚资本和民间资本之
间斗争妥胁的产物。特别是经过前苏联以及后来俄罗斯大规摸私有化的教训，让
官僚资产阶级认识到把经济命脉放出去，整个国家会被拍卖掉，从而会把自己的
统治给毁掉。所以，现在让官僚资产阶级掌握着经济命脉会比弱小动摇的民间资
本强。这个看法在去年的主人公讨论里基本得出了。
你自己对这个问题不也在变化嘛。若干月前还对共产党搞出中石油这样的超级怪
物嘲笑不已。现在突然意识到“圣上英明”啦？萨达母都把采油和石化国有化了
呢（美国打进去后就没有区别了）。
外国经济学家不是看不出中国的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手段（俄罗斯在普京上台后也
在做类似的事情）。他们是想让你望新自由主义那个方向走。把窗户纸捅破了还
有什么玩头。
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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