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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解体的制度性原因及给中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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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05/14 出处：铁血 |
铁血V社会科学院：王子冰
1991年12月25日19时32分，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降落，帝俄时代的白蓝红三色旗冉冉升起。至此，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正式宣告解体，伴随着苏联的解体，众多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发生了剧变，社会主义遭受了巨大的挫折。十几年来，中国依旧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勇往直前，所谓前车之鉴，研究苏联衰败的原因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曾经说过：“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因此适时、正确地吸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经验教训，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大有裨益的。本文所要研究的就是苏联衰败的制度上的原因以及有关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思考。
【转自铁血 http://www.tiexue.net】
首先，苏共垮台、苏联亡国乃是其制度性缺陷导致的。
这些制度性缺陷并不是苏共和苏联的独家产物，而是一种国际性现象，至今仍不同程度地遗留在执政的共产党内和尚在运作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因此，破解苏共垮台、苏联亡国的深层原因以及现实社会主义的制度性缺陷，既是尊重历史，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客观要求，更是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现实社会主义的迫切需要。
苏联政治体系的上层处于一种麻痹僵化状态，它对苏联面临的深刻的社会问题置若罔闻，如：青年的思想动荡（到七十年代后半期这种情况可能更严重）；社会上广泛的贫穷现象（据萨哈罗夫院士估计，这牵涉到苏联人口的40%左右）；占苏联人口半数以上的非俄罗斯人的民族要求不断增长，这些少数民族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分立，但他们要求在全国大政方针的制定和资源的分配方面占有更大的比重。这些情况加剧了苏联政治制度所面临的其他一些问题，如：缺乏更换政治领导人的正规程序，制定政策要经过官僚机构内部错综复杂的斗争。严格限制对大政方针进行创造性的辩论，用苛刻的书报检查制度来扼杀独立思考。问题的要害，在于苏联政治制度的演变跟不上这种制度本身所引起的苏联社会内部的变化。苏联对意识形态的热情显然已有所减弱，但大国民族主义情绪以及要求人家承认苏联为世界第一流强国的强烈意识，却显著地增长了，这在统治集团中尤其突出。
其次，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上逐渐堕入了教条主义。
在教条主义方面，苏联表现得尤为典型。十月革命胜利之初，苏联曾经搞过短暂的直接民主的尝试，随后便建立起议行合一，高度集权的政体并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种转变虽然确实与当时应对国外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匪叛乱有关，但主要还是基于全面贯彻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新社会的基本构想。此外，这样做，也是执政前革命作法的惯性延伸，更为共产党人熟悉和欢迎。然而，来自前人书本上的理论原则和革命的惯常作法与现实的实践需要，特别是与苏联当时落后的社会条件所产生的实际生活需要毕竟存在较多矛盾和较大差距。列宁是个极为灵活和十分民主的革命领袖，他注意倾听党内外干部、群众的呼声和智慧，注意收集来自实践的反馈信息，而且善于根据实践的需要，带领苏共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不断调整大政方针政策，从危难中多次拯救党和国家。例如，对外签定《布列斯特条约》，对内实行新经济政策，都是列宁利用民主方法进行战略决策和调整的光辉典范。
正因为如此，所以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很快就跌回本本教条之中——他不仅在经济上逐步取消了新经济政策，全盘实行国民经济计划化和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而且在政治上不适当地强化议行合一体制，直至形成由他一人高度集权的格局；他还在阶级斗争明显趋缓的情况下，不断地加大专政的适用范围和使用力度，甚至造成破坏法制、滥杀无辜，连党内高层人物都深感人人自危的局面。应当说，正是斯大林长期的，极端教条主义的作法，深深埋下后来苏共垮台、苏联亡国的制度性隐患——高度集权、僵化，而又缺乏法治的国家管理体制。
教条主义在中国的表现也十分突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两个决裂”理论的偏执理解和错误运用——他一个人就粗暴武断地推翻中共八大作出的正确决议，并把阶级斗争提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和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他不顾国情，盲目扩张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些作法给中国造成灾难性损失，都是党在今后工作中要尽量避免的。
第三，苏联没有能正确认识本身的历史定位，未能及时改革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弊端。
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的确优越于资本主义。但是，要把这种书本上，思想里的优越性转变为现实生活中优越性，使人确信它的存在，不仅需要假以时日，努力工作，而且需要拿出实实在在的东西予以自证。列宁晚年针对苏维埃的可悲现状和严重弊端，毫不留情地指出：“这些机关仅仅在表面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2；是“原封不动地从旧时代接收过来的简直毫无用处的国家机关”3是“保留着革命前的糟糕透顶的状态”4的机关。列宁的话虽是激愤之辞，不免言之过重，但当时苏维埃的绩效肯定比沙俄政权好不了多少，这是可以确信的。
从总体上说，现实社会主义还没有实在、足够的东西证明自己已经超越了资本主义。它是一个尚等进一步创造并展现自己优越性的社会，是一个正在努力赶超资本主义的社会。如此看来，过去对社会主义历史地位的定位是不够准确的。但是，对于这一点，社会主义国家的上层建筑，特别是其主流意识形态从不认可。因为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和“要民主百万倍”这类东西，一开始便借助革命胜利时的鼎沸激情，形成了一种超常强烈的政治氛围。后来，随着革命激情的逐渐淡化，这种政治氛围也顺势演化为一种浓重的政治自信与自慰情结。【转自铁血 http://www.tiexue.net】
毛泽东在1956年中共八大前后，针对斯大林滥杀无辜，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曾经坦言：“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5言外之意，社会主义在法治方面还不如资本主义。遗憾的是，他对这种事只是感慨陈词，而没有从中认真吸取经验教训以推动中国的法治建设，结果连自己都重蹈了斯大林的覆辙。
第四，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化建设还十分薄弱。
社会主义制度从表象上看，主要是对内对外都缺乏应变能力、纠错能力和学习能力，而造成这些缺陷的根本原因则是基本制度的民主化程度不高。这使得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愿望和智慧，既得不到及时顺畅的交流和表达，又得不到完整准确的采纳和吸收。其实，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和执政党中的广大党员干部并不是长期看不到自己制度中的不足和缺陷，只是苦于年轻的社会主义制度一直没有提供一种有效的民主机制，把他们的意愿整合到一起，以发挥应有的社会作用。民主化程度不高的制度，反而给一些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党领袖造成了失误的条件，比如苏共高层坚定维护新经济政策的布哈林就惨遭杀害。
据有关统计，苏联在1936～1938年的大清洗中，有上千万人蒙受其害，以至社会精英也不能幸免，例如，一多半十月革命的卓越领导人、3/5的元帅、十七大的几乎一半代表、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的一半以上，都被从肉体上消灭了6。
中国对当时大政方针提出正确异议的马寅初、彭德怀被扫出政坛。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50多万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后来经甄别，99%是冤案；而“文化大革命”期间受伤害的无辜干群则远远超过了苏联大清洗的人数！
在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上，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以后做得最好。他在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就指出：“我们说资本主义社会不好，但它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胆的。它有个特点，不论资排辈，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从这方面来看，我们选拔干部的制度是落后的。”71980年，他又进一步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8
对于中国在社会主义民主上存在的问题，邓小平曾经有过很多精辟论述。谈到历史原因时，他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9“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10谈到现状、任务和重点时，他强调：“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11“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12“这些改革的总方向，都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发扬和保证人民民主。”13改革开放早期，邓小平谈论最多的是民主问题，而且身体力行地积极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比较顺利地展开，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是与它同时相伴着制度的民主化进程密不可分。当前，中国共产党正在大力宣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是，如果不以制度的民主化进程为依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难以达到理想的预定目标。
总之，当今世界的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经济实力的竞争，但是这些都是需要好的社会制度来维系，所以说世界的竞争也是社会制度的竞争，谁的制度更适应国情和时代的需要就能更快更好地发展。适应者昌，不适应者亡。我们应当多从这个角度思考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教训，并借此谋划现实社会主义的未来。惟有如此，我们的社会主义才会越来越经受得住考验。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才能蒸蒸日上，昂首前进。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2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73页。
3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67页。
4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74页。【转自铁血 http://www.tiexue.net】
5 《邓小平文选》1994年10月第2版第二卷，第333页。
6 李忠杰等著《社会主义改革史》第93页；春秋出版社1988年2月第1版。
7 《邓小平文选》1994年10月第2版第二卷，第225页。
8 《邓小平文选》1994年10月第2版第二卷，第322页。
9 《邓小平文选》1994年10月第2版第二卷，第332页。
10 《邓小平文选》1994年10月第2版第二卷，第335页。
11 《邓小平文选》1994年10月第2版第二卷，第176页。
12 《邓小平文选》1994年10月第2版第二卷，第144页。
13 《邓小平文选》1994年10月第2版第二卷，第372-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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