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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尔吉斯左翼报告：贫贱者的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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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05/08 出处：散仙谷 |
李星
2005年2月27日，中亚地区的吉尔吉斯举行国会大选。稍后，官方「中选委」宣布亲总统力量赢得绝对多数席位，反对派仅获（75个议席的）7个；南部重镇奥什（全国第二大城市）大量群众立即上街，指责政府舞弊，与特种警察发生多日激烈对抗。据当地左翼分子的互联网报道，为达到预设目标（把阿卡耶夫总统家族的大群亲友塞进国会）1，当局使尽浑身解数（控制传媒舆论；经济窒息反对派；贿赂与恐吓选民；干脆取消部分对手的竞选资格2），并在反对派实力较强的十多个选区篡改投票结果。这套半公开手法早非秘密，连阿总统的莫斯科盟友也叹息「我们毫不怀疑（吉国）选举中存在许多违法现象」3（俄上院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米·马尔吉洛夫）。
3月13日中选委重申上述结果「有效」，南部乱势更甚；3月18日奥什政权易手，示威者召集的「库鲁勒台」大会4任命了新的地区官员；3月20日示威者占领南部另一中心贾拉拉巴德，并组建武装「人民义勇队」。3月22日，数千外省示威者有组织地进入首都比什凯克，次日市内发生大规模反政府集会；3月24 日，一万多用草叉、猎枪、铁棒武装起来的人群游行并攻占中央政府所在地，市内陷入无政府状态。
过去十几年里，美欧对吉政权一向恩宠有加，对后者演出的多场民主猴戏笑而不语，这次却力挺反对派。「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 扳着脸裁判「选举的组织存在严重缺陷」5，华盛顿亦高声附和6。为了在新一轮列强大摊牌中占据有利位置，美国统治阶级开始对系列边缘资本主义国家（从格鲁吉亚到黎巴嫩）实施「治理整顿」，重组土著领导层及其对外政策。正如某位借机掌权的土著精英所说，「（多个国家）持续进行着地缘政治革命……柏林墙倒塌后一度形成的（力量对比）新均衡，已被打破」7（格鲁吉亚总统米·萨阿卡什维里）。
既然上头摆明了卸磨杀驴，国内军警又瘫痪消极，总统家族见势不妙匆匆开溜。3月25日，国会任命反对派领袖巴基耶夫为代总统8。一个长达十五年的稳定政权——阿家小王朝，儿戏般覆灭了。
与政客大亨们全程掌控、精细操作的乌克兰事变相比，吉国政权更迭带有群众暴动的浓烈味道——在南部，示威者打开监狱释放囚犯，到处冲击焚毁公安机关并夺取枪支；在首都，三二四游行打乱了高层谈判的步骤，成为压垮旧当局的最后一根草，更触发了对全市商业区数昼夜的抢劫和纵火。二月底，反对派领袖洛·奥通巴耶娃（现任新外长）尚有心情威胁当局「人民抗议的浪潮必然席卷全国」9，但事态让前者很快目瞪口呆；尽管西方忙不迭提示「不诉诸暴力，根本就不应该有暴力」 10（美国国务卿赖斯），而自封的民主斗士们「想方设法制止暴行」11（奥通巴耶娃），仍未能预防「失去控制和毁灭性的无政府浪潮席卷首都与许多其它地区」12并感到张皇失措——「用这种方式上台，我宁愿老天阻止它发生」13（巴基耶夫）。
三月暴动的多数参加者「根本不是反对派积极分子」14（奥通巴耶娃），而以社会底层的失业青年和杂工为主；他们对乖乖充当国际列强地缘战略过河卒的精英盘算没啥兴趣，而急于发泄复仇的怒火。这怒火来自赤贫绝望的生存状态，来自国家机器「无孔不入、无所不在的腐败」15（作家钦吉斯?艾特马托夫），来自富豪权贵们无日无之的践踏，来自资本主义复辟与随后十五年市场浩劫。2005年3月比什凯克夜空下的烈焰，堪称当代中亚爆发的首次（尽管相当盲目）贫民大起义。
三月暴动后，整个社会从上至下均被搅动起来。列强（包括中华资本）的在吉战略布局；阶级矛盾、地域矛盾与部族矛盾的纠缠；反对派执政后对前朝的经济清算与权力内斗，都让当地进入多事季节。底层的潜在动向，让国内外有产者格外不安；为保护老板们的财产和自由，资产阶级政府随时准备镇压街头运动——反对派头目库洛夫（原副总统、现任武装力量总负责人16）通俗易懂地威胁大众知趣一点（「对国家的控制和管理必须（限制）在精英层进行，（任由）普通老百姓支配政权是不行的」17），如有必要，国家机器会「采用更激烈的措施恢复秩序」18，库将军冷冷地保证道。与此同时，作为「市场经济和民主改革的拥护者」19（库洛夫），新政权诅咒发誓保持旧有社会经济路线（从私有化到引入外资）的承继性。也就是说，民众的苦难仍要延续下去。
资本主义市场改革：洒向人间都是怨
苏联解体的前夜，著名物理学家兼民主派风云人物阿·阿卡耶夫当选吉尔吉斯总统；那些纷乱而心气激昂的日子里，千百万人深信两把金钥匙——「票箱」和「市场」——会帮他们开启新世界的自由之门。
上任伊始，阿先生引进自己的众多学生和同事作为基本班底（「阿家帮」）。事实证明，年轻的自由主义讲师与研究生们远无苏共官僚的职业水准，却比后者贪婪和放纵一千倍。资本与权力结盟的暴政迅速形成——既全身披挂代议制和政治自由的必备符号20，同时以行政资源确保「阿家帮」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国家机器则成为总统家族的主要经商助手。
时至今日，众多高级官员异口同声地指出「国内工商界由阿卡耶夫家族及其帮凶一手控制」21（原建设部长米·阿贝洛夫）——总统的女婿和儿子直接间接掌握着全国金融（数家银行和投资公司）、能源（燃料进口和供应）、交通（含航空业）、通讯（国内最大移动电话公司BiTe）、烟草进口和酿酒业（两大主要酿酒厂）的主要生意，近年又进军传媒领域（有线电视台和报纸）。太子们不轻视建材、食品和中国服装集散市场的小钱，又把国家订货的大买卖攥在手里——仅举冬季煤炭供应为例，太子公司垄断了相关商品的进口许可，过过手转卖给国家，坐收数百万美元红利；许多年里，类似订单如换季般准点到来。
总统夫人也没闲着；这边厢她老公做严肃状要求「采取最坚决措施落实反腐败战略」22，那边贤内助打着慈善基金的旗号发展了一整条卖官敛财的人事生产线，后果可想而知。难怪原总理巴基耶夫苦笑说他主政时「多数同僚（副总理与部长们）都是公开的腐败分子，（与他们）讨论反腐败等同与虎谋皮」23。
小朝廷乌烟瘴气，西方师傅笑得合不拢嘴——身为国际金融机构的好学生，吉尔吉斯「各项改革指标平均在独联体国家中居第一位，且投资环境良好并不断改善」 24（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并在1996年成为加入世贸组织的首位独联体成员。随着市场改革的不断推进，1990-1996年间吉工业产量下降两倍多， 70%工厂停、减产；在农村（尤其是南部），原本发达的畜牧业一落千丈25。1991年吉国工农业比重为34%∶33%，2003年相应比例变为 18.1%∶35.2%；非工业化的深刻进程已达不可逆转的地步，只好出卖资源混口饭吃——近年的工业复苏主要依靠金矿业（产值占工业总值41%）和电力出口26。
民族工业崩溃；进口商集团乘机坐大；国际金融组织的明暗影响27，阿卡耶夫「家族生意高于一切」的治国方针，都使吉国彻底沦为中亚依附资本主义的排头兵；在诸多领域，它充当着新自由主义社会经济「理念」的练拳沙袋。就税制改革而言，入世前政府已推出10%的统一进口税（个别年份低达3%或4%），这两年被迫有所调整28；私有化方面，IMF指示「清仓无底线！」，小朝廷照办如仪——除不少破烂企业乏人问津外，电信、天然气、热能、航空、配电等命脉部门均先后摆上肉案，教科文卫领域亦在劫难逃29。与此相应，外资比重稳步增长，从矿山到零售处处渗透，渐成国民经济的独立一极（截止2003年9月，外国直接投资累计约13亿美元）30。
老百姓是市场改革所有社会代价的头号买单者。截止九十年代末期，吉国两极分化已登峰造极——10%最富人口掌握了44%的国民收入，比10%最穷人口的总收入高10倍。工业最糟的1997年，人均退休金、社会补助金和失业救济金分别占官方最低生存开支标准（约合十美元/月）的61,8%、14,6%和 20,2%。经过几年复苏后，2004年吉人均收入也仅有37美元/月左右。外资企业里，产业工人一般能拿到130美元/月，通讯、交通业职工只有90美元/月好赚；收入最高的服务业（酒店），月入也不过150美元上下31。
工钱和社会福利虽少得可怜，克扣、拖欠等现象却多得要命32；更多的人连被拖欠的机会也无——压根儿没工可做（另一方面，童工现象死灰复燃）。九十年代首都居民几乎家家有人下岗；农村就业形势更加险恶。据吉官方资料，1998年全国农村失业率达56%（妇女达59%），16-29年龄段的青年失业率达 43%；长期失业者从1994年的 5% 猛增至1996年的17%33。在新自由主义「国家福利义务最小化」方针指导下，社保本身亦呈分崩离析之势——退休金改革导致大批城乡居民老无所养；虽说全国正式登记失业人数不过五万八千人，享有失业补助的幸运者却不到四千34，最低生活保障形同虚设。无数青年出国找活路，五百万人口中六十到八十万人长年在海外（俄国、哈萨克斯坦）打黑工糊口，以侨汇支撑着国内有限的大众消费市场35。
数年前，吉部分上层终于扭捏招认所谓「既能极大减轻预算压力，又可让工业走出危机」36的市场化与私有化纲领（外贸和工业部长谢·瑞耶拜科夫），已彻底破产（「企业产权的转移并未带来期望的效果」37）。迟来的悔悟并无大用，吉国已成世界市场的有机部分，必须认可国际分工体系内的刷盘子身份；「阿家帮」寡头政权得过且过，依赖更多出卖资源和引进外资苟延残喘，直到让大老板飞腿踢开。
共产党与伊斯兰运动
三月暴动虽狂乱短暂，却让惯于俯视愚民贱民（刹那间化身为暴民和刁民）的「成功人士」们有点歇斯底里——「国家在毁灭！」38（下野总统夫人阿卡耶娃）。尽管当地几乎不存在战斗性群众运动，而近十年工人斗争始终七零八落，世界各地的统治者仍打了个冷战。互掐甚欢的竞争对头稍停片刻，异口同声地表示「唯一的道路是政治对话」39（美国国务卿赖斯），然而「与政治家可以妥协，跟流氓无赖决不能妥协！」40（俄上院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马尔吉洛夫）。俄外交部强调必须「使事态发展平稳进行，不给极端分子以可乘之机破坏共和国国体的民主基础」41，欧盟赶紧帮腔：「权力真空可能让某些势力乘机用来破坏稳定」42（欧盟驻吉代表马·缪勒）；中华资产阶级低声但坚定地表态「希望社会迅速恢复法治和秩序」43（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张德广），较爽快的西方政客则指示新政府加强资产阶级专政，从速「建立（彻底）从属中央政权的安全机关」44（OSCE轮值主席鲁佩里）。
大老板的忧虑，建筑在对吉尔吉斯资产阶级国家虚弱现状的清醒理解之上；执政的亲西方反对派头重脚轻根基甚弱，根本经不起街头运动的冲击。但由于革命工人运动与无产阶级政治纲领的缺席，由于复辟后卷土重来的部族势力深深禁锢着多数大众的思想与生活，这场贫民起义并无向上发展的势头与可能。
老苏共残余先后成立的两个「共产党」（PKK和KPK45），与它们的独联体兄弟一样，只是政治惯性的产物，毫无活力和实在的阶级基础。就纲领而言，除了「实现社会公正、人道主义、自由平等」的空话，就是「保护和确认吉国家主权；保证国家在国际社会的互惠平等合作」等资产阶级意识灌输；「建立社会市场经济」的许诺，使吉共视「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工商界、失业者和退休人员」46为本党社会基础，并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而欢呼。
与俄共、乌共或格鲁吉亚共产党一样，吉共（PKK）用苏式政治术语（「忠于马列主义理想」47）和怀旧口号（「在自愿基础上重建苏联」48）控制部分群众；现实政治生活中PKK与总统家族勾肩搭背，再三示意本党「有责任找到（与执政当局的）共同点，而政府应努力与所有党派精诚合作」49（党主席阿·马萨立耶夫50），扮演着小骂大帮忙的角色。对外政策上，在政治皮条客俄共的引荐下，PKK视俄国资本为主要傍家，宣传「巩固对俄合作有助于挽救奄奄一息的民族工业」（马萨立耶夫2003年五一集会讲话），欢迎俄军进驻。近年来，吉共干脆甩掉社会主义遮羞布，承认所主张的俄吉联盟「不等于（原来的工人国家）苏联，而是新现实（基础上）的经济-军事联合体」51（PKK副主席尼·拜依洛52）。
为「阿家帮」与俄资卖力之余，吉共领导层也见缝插针地捞些美元外快。去年9月，巴基耶夫为首的反对派与吉共达成选举合作协议，并赞助后者部分开支。
复辟后的十多年里，吉共（与俄共相仿）曾得到广泛支持；出于某些历史原因，南部贫苦穆斯林更对「列宁党」抱有很大期望53。随着党官僚政治卖淫的不断曝光，形势逐步逆转。2000年国会选举时，PKK得票近70万张（得票率27%），五年后它的支持率下降了三分之二54，南部青年和贫民更纷纷转向穆斯林原教旨运动——国际性地下组织「伊斯兰解放党」（Hiz-ut-Tarir）55。与老年痴呆和卖身狂的混合物——共产党不同，伊斯兰解放党组织严密宣传有方，既有海湾石油资本的幕后支持，又培养了文武兼备的干部队伍（失业青年为主），随时准备走向政治舞台的中心，成为资产阶级分化、镇压中亚工农的战略预备队56。
海外ＮＧＯ支持主流反对派——一帮饿鬼赶饱鬼下台
雪崩样财富积累和民众无止境的逆来顺受，使后苏时代权贵阶层放大和集中了有产阶级某些最本质的精神产物（等级炫耀、金钱崇拜和绝对的实用主义）。两年前，乌克兰总统的女儿曾向舆论公开叫板「我为丈夫（巨商维·平丘克，身家23亿欧元——李星注）自豪，因为他是全国最强有力、（执政）系统内最吃得开的实业家」57。
在吉尔吉斯，许多民间老板「并非不想（与总统家族）妥协，可他们扒皮扒得太狠」58（银行家沙·穆尔塔扎立耶夫），已逾越了前者能忍受的极限。拿本次选举来说，为得到足够席位，「阿家帮」喝令许多在任议员（多数是大资本家）「滚开」；反对派当时便断定「那些 ‘财主’ 议员虽惯于向总统家族低头，却未必甘心拱手让出政治特权」59（奥通巴耶娃）。阿家的横行无忌使有产阶级内部冲突不可避免，众多原执政集团成员先后转向反对派，并得到了美欧的肯定60。
与中国资产阶级传媒的主流报导相反，美国对吉选举的介入相当公开、深入和肆无忌惮61。首先，吉反对派以众多西方非政府组织（ＮＧＯ）的财政、舆论和专家支持62为后盾，用某反对派干部的话说，「无外援一切都谈不上」63（吉非政府组织「拥护民主与公民社会联盟」主席艾·拜萨洛夫）。去年乌克兰事变中，美英德ＮＧＯ大显身手64；在吉尔吉斯，美英、荷兰和挪威的类似机构深入各地开办分部，为反阿力量撑腰65。美官方资助的「自由欧洲电台」（ RFE/RL）在吉分部（AZATTYK）充当了反对派基本电子传媒阵地；美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 (Bureau of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Labor)更直接在吉兴办印刷厂，专门出版反对派报刊和小册子66，与一心打压对手声音的当局频繁冲突67。
从工农大众的角度出发，上述ＮＧＯ的活动到底在为哪个阶级服务呢？问题的答案显然与后者的洋身份无关，甚至也不在于是否反对旧寡头统治，而取决于（通过反对派表达的）具体社会-经济主张。上台前后，主流反对派用自身言行多次证明，新自由主义社会经济政策也好，国际依附路线也罢，他们（以及貌似中立的ＮＧＯ赞助者）与「阿家帮」并无多少分歧，区别只在于对外依附的侧重点以及「轮流坐庄」后对阿氏资产的再分配。
反对派竞选纲领里冗长空洞的套话（「全体民主、爱国和建设性反对派力量联合起来，保障人权和基本自由」「让国家从深刻的退化危机中摆脱出来，走上发展和争取实际人民幸福的道路」68）一文不值；秩序、财产、投资、防止无产者作乱才是国内外有产阶级关注的焦点。正如反对派上层承认的那样，他们执政后「最关心保持稳定和防止大规模骚乱，只有保障秩序、公民安全以及国内外人士的生意财产，对我们才最有利」69（拜萨洛夫）。新官上任，头头们已急急通告「无论出现何种变化，（吉政府）将继续忠于国际义务、以及市场与民主改革的原则」70（外长奥通巴耶娃与欧盟代表团的谈话），而「前政府签署的所有国际条约和政府间协议，均会受到执行和遵守」71（代总统巴基耶夫）。就暴动给内外有产者造成的亏空，当局拍胸脯承诺一肩扛起——「任何国家当局都有责任对投资者的损失进行补偿」72（库洛夫）。
尊重国际资产阶级的在吉势力范围，为新贵们以权换钱提供了政治前提；上任不足两个月，政府内哄抢「阿家帮」产业（首先是旅游资源73、中国商品转口74和通讯业）的混战已打得飞沙走石。为稳定人心，新总统向红了眼的战友们交底——「位子总归找得到，不会有谁两手空空……吉尔吉斯很小，但政权机构庞大，我不会改变（这种状况）」75，一副坐地分赃的流氓嘴脸。
吉尔吉斯土著精英们忙于啄食鸡零狗碎的实惠，逐鹿中亚的大小列强则各有打算——或废掉弱小的合作伙伴，而选择更听话的跟班（如美国）；或与贪婪无度声名狼籍的「老伙计」拉开距离，积极拉拢取代的新血（如俄国）；或躲在更强者的影子下低调渗透（如法德、土尔其与日本）；或待机而动，默默拓展阵地（如中国、伊朗、印度）。
列强利益战与中华资本的「西域攻略」
21世纪初的中华资本总体发展仍严重失衡，但它（及其自强派学界）已意识到「我们在世界其他地方的经济利益，我们对于国际资源和市场的需求，也是我们的 ‘核心利益’，甚至是首要的‘核心利益’」76（王小东），尝试着建立周边势力范围。在中亚方向，它牵头成立「上海合作组织」（SCO）作为进入的楔子，营建自由贸易区「在互利基础上最大效益地利用区域资源，为贸易投资创造有利条件，以逐步实现货物、资本、服务和技术的自由流动」77。
鉴于「资源的稀缺是当今世界的最基本矛盾」78（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张文木），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北京决心让中亚成为本国工业的一个主要能源供给基地。中国国家石油资本跃进西域积极收购79，寻求控制油气勘探、开发和运输权，取得了部分进展（比如中哈石油管线建设）80，但也相当程度上触痛了俄、美能源资本的利益81。对冒犯领地的异乡客，视独联体为禁脔的俄罗斯资产阶级向来缺少耐心，时不时发出一旦「俄国在世界重要地区的经济利益没有得到尊重」82（俄国防部长伊万诺夫），就用大炮来「争取尊重」之类的军事威吓；喜唱「理念」高调的美国，干脆编织了一张武力控制中亚的基地网83，默默地为列强间或早或晚的军事冲撞作准备。
当然，超级巨头们都没有忽视吉尔吉斯。莫斯科鼓励本国私人大资本「更积极地参与（吉）经济生活，因为这符合俄罗斯利益」84（普京），而国家资本已启动了多个巨型能源项目与企业收购计划85，并暗有所指地自夸俄军在吉基地「不仅是地区安全的重要因素，也为俄吉经济合作创造优良条件」86；美国同样在吉驻军，更操纵国际金融机构影响吉政局变动。
虽说目前中国在吉商业投资较少87，但花费的大笔政治投入已见成效（北京对中亚援助额只及日本同类支出的25%88，却大多用于吉尔吉斯89）——不仅打通西进交通线（中吉乌铁路建设）有望，也替民族资本（如华为集团）长久占领市场奠定了基础。1999年，中吉达成划界协定（吉向中方转交约12万5千公顷土地）90；针对流亡在吉的东突独立组织91，阿氏政权全力镇压，还允许中国安全部门拥有若干在吉侦缉特权。
与任何有产集团一样，中华资本走到哪里，便把苦难、屈辱和压迫带到哪里；哈萨克工人阶级已亲身感受到「中国老板」的剥削有术，多次奋起抗争。1997年中油集团并购哈国阿克纠宾石油公司92，成为中亚最大的中资控股企业。为了提高利润率，中资的高管们照搬国内减员增效的毒计，一次解雇两千职工（且拒绝发放失业补助或赔偿），并借力哈当局强行平息了大规模工潮。随着「结构调整」的胜利结束93，阿克纠宾公司总产量跻身哈同类六强，让北京官方夸为「中哈经济合作的典范」94（朱镕基）。
中华资本刚刚踏上前途未卜的扩张之旅，它既要面对老牌帝国主义的暗中围堵和公开挑战，后方也并不安宁——国内各个资产阶级派系整合与权力分配的难题尚未解决，尖锐的劳资矛盾有待缓和；外资对民族市场的侵蚀更得小心招架；但恰恰因为中国资本主义遭遇着深重危机，便更需要夺取新的市场和资源，削弱竞争对手，转嫁国内阶级冲突。换言之，需要旨在确立地区强权的海外征服。
下一次的烈火——有产阶级的噩梦
就三月起义的性质和前景问题，独联体左翼圈子内讨论甚是热烈；部分人强调「抢劫和纵火无论如何谈不上革命行动」，也有人觉得当地工人并未作为独立力量扮演任何角色，所以暴动意义不大。
暴动期间，首都水泥厂的职工曾躲进俄军基地寻求保护；这一举动告诉我们，吉尔吉斯无产者普遍的委靡惶恐、无自信与非组织化到了何等地步。吃人的市场改革与私有化、长期失业和赤贫，抑或国家劳动法规的改恶与雇主敲骨吸髓式剥削95，似乎没任何打击能让吉工人阶级作出反应。难怪帝国主义派来「做群众工作」的某些官员觉得「群众运动」纯属牵线风筝，收发均在掌握之中——「假设这些（国际援助）不曾存在，总统家族还会继续掌权，老百姓很可能仍一如既往地消极」96 （「国际民主研究所」在吉负责人JEFFREY·LILLEY）。
作为剥削社会的被统治阶级，劳苦人民（包括产业工人和职员阶层）身上不可避免地带有诸多愚昧、狭隘的偏见，并在斗争中以不同方式流露出来；越缺少反抗经验和传统，自我组织程度越低下，偏见的作用越大。一般无产者对解放前途的悲观，常表现为极端破坏性（我过不好你也甭活）；痛恨上层与自身贫乏生存的交错影响，使许多阶级战士在初步推翻资本统治的同时，易陷入旧世界「上流生活方式」的诱惑；最底层的赤贫者往往也是某些社会恶习不可救药的沾染者。1917年十月革命既有彼得堡工人代表会的庄严正剧，也搀杂着贫民窟酒鬼的狂欢97；红军的核心骨干——无私无畏的革命水兵们时常需要制止旧同事的打砸抢。
但无产阶级斗争并非试管里的蒸馏水，而沾有许多血和肮脏的东西；它时常从某些貌似荒诞的现象和动作里传达社会深处的变迁信息。贫民的京畿大劫掠固然极其盲目，却是被逼到墙角的百姓最合理的社会反应；「造反有理！」的语录用来概括三月暴动，再贴切不过。
鉴于中亚工人在数个俄国工业中心惊人的集中程度，吉尔吉斯无产阶级的组织与斗争中心很可能从海外发端；它不仅要对付台上的资产阶级政府和伊斯兰极右战斗队，更需要锤炼能砸碎多个列强军事干涉的铁拳头。要实现这个目标，只有联合一途：从贾拉拉巴德到石河子，从莫斯科到北京，从安卡拉到阿拉木图，各国各族的劳动者必须联合起来，因为我们面对着共同的敌人！2004年莫斯科部分建筑工地的连串罢工，以运动骨干、吉族革命工人「拉什德同志」的牺牲告一段落98；「拉什德」死了，但吉尔吉斯无产阶级还活着，广袤无垠的中亚细亚大地终将属于生生不息的建设者——工农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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