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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国涌：“凭良心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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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05/05 出处：百年言论史 |
朱惺公“死为雄鬼”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法租界和公共租界成为"孤岛"，那是一个血雨腥风的岁月。外商办的《大美晚报》1938年曾全文转载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还发表了斯诺等报道陕北的文章。副刊《夜光》编辑朱惺公因发表《中华民族英雄专辑》、《当汉奸史话》等连载文章，收到了特务的恐吓信，他不仅没有被吓住，还发表公开信《将被"国法"宣判"死刑"者之供述》：
"余特中国之一人耳！贵'部'即能杀余一人，其如中国尚有四万万五千万人何？"
"凭'良心'作事，千秋史笔，必有定论，余不屈服，亦不乞怜，余之所为，必为内心之所安，社会之同情，天理之可容！如天道不灭，正气犹存！……余生为庸人，死为雄鬼，死于此时此地，诚甘之如饴矣！"
最让汪精卫一伙恼怒的是朱惺公还编发了一篇《改汪精卫诗》的文章，结果他于1939年8月30日被暗杀。
期间被杀害的报人还有"大光通讯社"社长邵虚白、《大美晚报》两任经理张似旭和李骏英、国际新闻编辑程振璋、《申报》记者金华亭、《华美晚报》社长朱作同、《正言报》经理冯梦云等。1940年8月15日，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校长、《新闻报》采访部主任顾执中遭暗杀受伤而幸免于难。
"孤岛"沦陷之后，富有才华的散文家陆蠡坚持编发宣传抗日的"文学丛刊"，当两个印刷厂送校样的工人被抓后，他自投罗网去说理。被租界当局转送给日本宪兵，因为"不能在敌人面前贪生怕死，说一句违背良心的话。"他于1942年4月13日被杀，尸骨无觅，年仅34岁。多少年后巴金还为他的死而痛心不已。在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他们坚持捍卫言论自由，不为强暴所屈，并以身殉报，用鲜血书写了言论史上的这一页。
异军突起《文汇报》
南京失守，上海租界沦为孤岛，《申报》、《大公报》、《立报》、《时事新报》等都被迫停刊。正是在这样的气候下，1938年1月，严宝礼等以英商克明的名义发起创办《文汇报》，发刊词指出："本报本着言论自由的最高原则，绝不受任何方面有形与无形的控制"。徐铸成在《文汇报》发表《告若干上海人》社论，警告跃跃欲试、组织汉奸政府的民族败类，刊出第三天报社就遭到炸弹袭击，整个营业部被炸毁，职员一死两伤。
“孤岛”不孤，《文汇报》一纸风行，徐铸成三字不胫而走，销数突过十万大关。炸弹、断臂、毒水果，这一切都载入了言论自由史。遗憾的是充当保护伞的英商克明经不起诱惑，最后以10万元的代价出卖了《文汇报》，徐铸成等全体编辑记者誓死反对，宁为玉碎，他带领编辑部经营部二十多人联名在《申报》（已挂美商牌子复刊）、《新闻报》刊登启事，公开这一肮脏内幕，宣布全部撤退。这是《文汇报》第一次停刊。"文汇像是一颗彗星掠过黑暗的天空"，转眼就消逝在苍茫夜色之中，但它留下的刹那的光华却照亮了千万读者的心。“
1945年，严宝礼在上海复刊《文汇报》，1946年3月初，徐铸成辞职离开了前后工作达18年的《大公报》，全身心地投入《文汇报》，他与严宝礼约法三章：一、报头下署"总主笔：徐铸成"；二、全权决定编辑部一切用人升黜、调动，经理部不得干涉；三、自他参加之日起，《文汇报》不应接受任何带政治性的投资，报馆或记者不得接受任何津贴。对当时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文汇报》几乎都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如反对上海推行警管区制的违反人权的办法（曾被罚停刊一周），对特务殴打赴京请愿代表的下关惨案、李闻惨案都做了公正、客观的如实报道。《文汇报》的发行量在上海仅次于《申报》、《新闻报》、《大公报》。徐铸成恪守民间报的根本立场，拒绝任何政治性的投资（包括李济深等政治力量）。国民党当局曾先后三次试图收买《文汇报》，第一次、第二次都被徐铸成顶了回去，第三次也碰了张国淦（北洋政府的高官，《文汇报》名义董事长）的壁。1947年初那一幕，徐铸成在《旧闻杂忆续编》中称为一次"鸿门宴"，当着炙手可热的陈立夫、上海市长吴国桢、警备司令宣铁吾、特务头子潘公展等的面，徐铸成坦然拒绝了政府投资10个亿试图控制《文汇报》的阴谋。他自称是个“奶妈”，“《文汇报》是用我的墨汁喂大的”，“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贴和政治性投资”。并直言"《文汇报》所以有今日，主要是我们明辨是非、黑白，敢于说真话，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决不许颠倒黑白，成心说瞎话。但是，因为不明真相，在某些记载上，无心的错误是难免的。因此，今天能会见各位有关当局，我很高兴，希望以后多供给我们一些真实消息，以减少这类错误，我们是很欢迎的。""凭良心办报"决定了《文汇报》的命运。
1947年5月25日，坚持说真话的民间报纸《文汇报》终于和《新民报》、《联合晚报》（刘尊棋主持）一同被国民党当局封闭，离复刊不过一年多时间。
被封杀前一天，《文汇报》还在《编者的话》中对当局提出抗议和质询，它站立着走完了全程。
率先站出来抗议的是《密勒氏评论报》，"中国今天只有两张真正的民间报，一张是中间偏左的《文汇报》，一张是中间偏右的《大公报》。应彼此扶持、支援，而不应冷眼旁观，更不应落井下石！"因为之前《大公报》曾发表《请保障正当舆论》的短评，说"三家报纸已被封闭了。今后希望政府切实保障正当舆论……"接着起来严正抗议的是《观察》的储安平，5月28日，他即写下《论文汇。新民。联合三报被封及〈大公报〉在这次学潮中表示的态度》一文（5月31日发表），"只是我们要公开宣称：我们在同业的立场上，不能不向被封的文汇、新民、联合三报同人，表示我们最大的同情。""当此一日查封三报，警备车的怪声驰骋于这十里洋场之日，我们仍旧不避危险，挺身发言，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都寄讬在我们的肩上，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死为之；大义当前，我们实亦不暇顾及一己的吉凶安危了。"顺便说一句，他对徐铸成这个同乡绝无好感，"我曾有事写过两封信给徐先生，但是徐先生为人傲慢，吝赐一复。"但是，"我们今日从政也好，论政也好，必须把私人感情丢开！这就是今日我们需要锻炼自己的地方。"
《文汇报》被封后，徐铸成等筹办《国民午报》，试图变相复刊，在预定创刊前一天突然接到上海市政府通知"不准出版"，也终于胎死腹中。《正言报》等报请徐铸成去当主笔都被他谢绝了，自称"新丧的孀妇"。当然"没有经理严宝礼氏惊人的魄力，这张报纸根本就不能产生。严和徐的关系，说句笑话，真可说有些'管鲍遗风'。抗战数载，徐一人独自在后方工作，留在沪滨的家庭，便一直由严照料着，柴米无缺，安度过了长长的黑暗的岁月，所以后来徐决心脱离《大公报》，而'冒险'与严合作，这未尝不是一个有力的因素。"
“新民”报系：聚沙成塔的故事
1949前战乱频仍的动荡岁月恰是新民报系的黄金时代，鼎盛时共有5社8刊，和《文汇报》同时被封的上海《新民报》晚刊就是其中之一，仅存的《新民晚报》让我们无法遥想《新民报》当年的辉煌，这是民族言论史上悲伤的一幕。
《新民报》是陈铭德等1929年9月在南京创办的，1937年南京沦陷前夕迁到重庆，经他和邓季惺夫妇俩惨澹经营，终于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报纸。20年中始终坚持了超党派的立场，是名副其实的民间报纸。在1946年5月1日上海《新民报晚刊》发刊词中指出"愿意忠于国，忠于民，但是坚决不效忠任何政治集团。"10月10日南京《新民报》日刊复刊词中说："本报是一个民间报纸，以民主自由思想为出发点，不管什么党，什么派，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只求能反映大多数人群的意见和要求，绝不讴歌现实，也不否认现实。……认为一党专政的办法，应该尽快结束。……我们郑重声明：要做一个纯民间性的报纸，它只能以是非和正义做出发点，以主观之良心裁判，配合客观上人民大众之要求，不偏不倚，表达舆情，取舍好恶，决于读者，其余知我罪我，皆非所计了。"对言论自由的独立追求掷地有声。
这是一张相容并包、言论独立的民间报纸，所以才能容纳“三张一赵”这样的办报好手，赵超构的《今日论语》、《新闻圈外》、张恨水的连载小水、《上下古今谈》、张友鸾的《曲线新闻》、《山城夜曲》、张慧剑的《山楼一百话》、《世象杂收》等专栏都曾脍炙人口。陈铭德“学步蔡元培办北京大学的作风，把各党派人物都网罗进来，只要对报纸的发展有利，实行兼收并蓄”，编辑、记者、主笔、撰稿人中涵盖了左、中、右各种思想倾向的人，只要有真才实学，文章写得好，陈铭德都很欢迎，他整天打躬作揖，奔走于权门之间赔礼道歉、给人消气，目的也无非是要保存《新民报》独立的事业。夏衍、陈翰伯、吴祖光、孙伏园、谢冰莹、陈白尘、郁风、黄苗子、聂绀弩、张先畴、崔心一、浦熙修、田汉、阳翰笙、郭沫若、徐悲鸿、洪深、叶圣陶、老舍、夏衍、巴金、朱自清、冯玉祥、黄炎培、章士钊、顾颉刚、孙伏园、陈寅恪、吴宓、高语罕等，这是一串长长的名单。
1947年5月25日，上海《新民报》晚刊率先触礁，以"破坏社会秩序，意图颠覆政府"罪名被查封，陈铭德委曲求全，在接受屈辱条件之后才得以复刊。
1948年6月30日，蒋介石亲自作出了南京《新民报》永久停刊的决定。7月8日，停刊令送达。辉煌一时的《新民报》开始落幕。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张友鸾的《南京人报》满怀深情地报道了《新民报》被勒令停刊当晚的情境。2天后，王芸生在上海《大公报》发表社评《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予以抗议。7月13日，上海新闻界、文化界、法学界毛健吾、曹聚仁、胡道静、鲁莽、万枚子等24人在《大公报》发表《反对政府违宪摧残新闻自由，并为南京新民报被停刊抗议》，"我们站在国民立场，应对被停刊的南京新民报首致恳挚的慰问与同情，并向行宪政府表示应有的抗议。"各地报纸纷纷转载了这些消息。陈铭德夫妇请章士钊、江庸等六位名律师代撰万言"诉愿书"。所有的抗争与努力都归于无效，南京《新民报》在蒋介石政权崩溃之前无可挽回地消逝。
1949年11月27日，《新民报》重庆版记者、编辑张朗生、陈丹墀、胡作霖、胡启芬（女）等四人在渣滓洞殉难，其中有三人是中共地下党员。
成舍我的“世界”
足以与“新民报系”媲美的还有成舍我的三个“世界”。从1924年开始，一介书生成舍我先后在北京创办了《世界晚报》、《世界日报》、《世界画报》，形成了中国第一个稍有规模的报系，被称为“世界报系”。他的三个“世界”，加上他后来在南京办的《民生报》，在上海办的《立报》，这个一无资金，二无背景，无党无派、白手起家的一代报人无疑创造了一个奇迹，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报业史。1924年4月，他以200元资金独自创办《世界晚报》，1925年5月、10月，又先后创办《世界日报》与《世界画报》。为了办报，他曾多次被捕，报纸封门、停刊更不计其数。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第二天，《世界日报》即发表署名"舍我"的社评《段政府尚不知悔祸耶》，提出段政府引咎辞职、惩办凶手、优恤死难者三项要求。“世界”报系连日发表文章谴责段政府，以大量篇幅刊登新闻和死难者照片，画报和副刊都出版专刊。当段政府通缉李大钊等，当京师地方检察厅确认段祺瑞卫队有杀人罪时，日、晚报都发表社评，严厉谴责。段政府的财政总长仗着曾资助三千元开办《世界日报》，向他发出警告，没想到他竟不买帐，义正词严地予以拒绝。4月26日，邵飘萍被军阀公开杀害，第二天，《世界日报》以“邵飘萍以身殉报”的大字标题作了报道。8月6日，林白水又被军阀公开枪杀，北京新闻界黑云压城。第二天（8月7日）夜间，成舍我被捕，几遭不测。如果不是有恩于张宗昌的前北洋政府总理孙宝琦奔走力救，成舍我恐怕会步邵、林的后尘。
1928年初，他在南京创办《民生报》，1934年5月，因为报道行政院政务处长、也是他的亲戚彭学沛贪污舞弊的新闻（已被新闻检查机构删扣，结果仍然发表），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行政院长汪精卫大怒，罚令停刊三天，《民生报》复刊时竟然发表社论说明被罚经过，指责当局非法摧残舆论，声言将依法抗争。彭学沛向法院控告他妨碍名誉，6月18日开庭时，挤满旁听者，成舍我当庭答辩，把指控驳得体无完肤，并在报上公开发表亲书的万言答辩书，轰动一时。7月23日，《民生报》因发表《蒋电汪、于勿走极端》一则消息，涉及上层政争，成舍我被捕，关押了40天，《民生报》也被封闭。
9月1日，他获释出来即说："只要汪精卫一天在南京，《民生报》就一天不复刊。"有人劝他"新闻记者怎能与行政院长作对？新闻记者总是失败的，不如与汪先生妥协，民生报仍可恢复。"他坚决地回答："'我的见解完全与你相反，我有四大理由，相信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此四大理由，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可以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不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新闻记者可以坚守自己主张，保持自己人格；做官则往往不免朝三暮四，身败名裂。"最后的结局是——“民生报永远停刊"，成舍我”不许再在南京用其他名义办报“，”不得以本名或其他笔名发表批评政府的文字“。
1929年12月31日，《世界日报》一段"某要人谈时局"的报道得罪了已接管华北、炙手可热的阎锡山，遭停刊12天的处罚。
1933年5月10日，《世界日报》公开报道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的内幕，引起蓝衣社头子刘健群恼怒，命令宪兵逮捕成舍我，经人说情，才免遭毒手。
1935年《立报》创刊，因全程跟踪报道帮会头子顾竹轩杀人案，受到黑社会威胁，他说："在上海滩办报，要站住脚，必须战胜这帮流氓，决不能退让。"
据先后做过三报（《世界日报》、《民生报》、《立报》）总编辑的张友鸾和老报人左笑鸿等回忆，成舍我常对编辑记者说："只要保证真实，对社会没有危害，什么新闻都可以刊登。如果出了什么事，你们不负责任，打官司、坐牢，归我去。"这些话已长留在百年言论史的记忆中。
不党不偏，不受津贴，言论公正，不畏强暴，替老百姓说话，作民众喉舌，“以国民意见为意见”，“以超党派立场争取全民福利”是他一贯的追求。抗战期间，他成为国民参政员，一度还是陈诚的驻港代表，但他始终没有没有加入过国民党。香港沦陷后，国民党《中央日报》和军方的《扫荡报》都想拉他去接办，在这个问题上他考虑得很审慎，也确实有保留，不愿轻易下水，他拒绝了拉拢和诱惑，始终没有进官报乃是事实。“超党派”是他办报的立场，三个“世界”如此，《民生报》如此，1935年他创办《立报》时也是“绝不招本份官股，绝不请一文津贴”，他表示：“说大家要说的话，决无任何背景，及为金钱势力所左右”。1945年他在重庆办的《世界日报》也是无党无派的私营报纸，他守住了民间报纸这条底线。
同年11月20日，北平《世界日报》、《世界晚报》复刊，当天成舍我发表《我们这一时代的报人》长文，自我定位是"站在国民立场，无党无派的超然报纸“，认为只有”真正超然“、”代表最大多数人民说话的报纸，能充分发挥舆论权威“，”我们认为'超然'的可贵，就因他能正视事实，自由思想，自由判断，而无任何党派私怨，加以障害。"并要求"国民党还政于民"，"共产党还军于国"。
张友渔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从1925年到1935年在《世界日报》前后工作了十年，成舍我明知他是共产党员，还让他写社论，任凭他把一些倾向“左”的社论发表出去。甚至让他担任“社会科学副刊”主编，发表了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932年张的身份暴露后，他还派张到日本，作为《世界日报》驻东京特派记者。1933年风头过了，又让张回北平任总主笔。这样的例子不是孤立的，萨空了在桂林被国民党特务拘捕，他也曾积极营救。
1949年2月，内战胜负已分，作为“无党无派的超然报纸”，长期反对战争、暴力，不断呼吁和平，坚持“第三条道路”的选择，成舍我的“世界”已无路可走，停刊是它的必然命运，“世界”消失在历史的转捩点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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