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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元被迫升值的历史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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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04/30 出处：21世纪经济报道 |
本报评论员 南岭
显然，1985年的纽约《广场协议》及1987年的《卢浮宫协议》签定之时，很少有人能预料到日本的经济将如此深重和长久地深陷入低迷之中。
“令人担忧的是，历史可能重演。”美国金融学家麦金农在其名著《美元与日元》的中文版序言中认为，美国对中国大规模贸易盈余的抱怨“与1960年代末以来对日本的批评何其相似”。在当前形势下，有必要仔细考察一下日元被迫升值的历史。
日本能摆脱通货紧缩和银行坏帐的困扰吗？这个问题至今依然没有明确的答案。显然，1985年的纽约《广场协议》及1987年的《卢浮宫协议》签定之时，很少有人能预料到日本的经济将如此深重和长久地深陷入低迷之中。对于其中发生的各种有悖经典理论的奇怪现象，国际经济学者们的研究可称得上是汗牛充栋。
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角度来看，日本的经历正是全球化和自由化浪潮中的一个特殊故事。由于这故事发生在作为政治盟友的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与第二大经济体之间，所以其更加深刻地展现了问题的实质。
同时，学界有观点认为，日本正经历着从明治维新和二战后重建以来的第三次转型。2003年，美国著名的日裔经济学家青木昌彦在中国演讲时也表示“尽管日本所处的制度转型是渐进的，但却是根本性的转型”。
必须承认的是，这种转型正是在两种重商主义的夹缝中艰难展开的。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的重商主义者便开始以自由化和公正贸易的名义打击“日本式资本主义”。后者则是另一类型的更加赤裸裸的重商主义代表。两种重商主义碰撞的结果是非常离奇和不美妙的。日本经济市场化转型的前景因此更加不明朗了。
“以善良的西方竞争者为代价”
“在某种程度上讲，日本的经济成功是以那些善良的西方竞争者为代价的。”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描述1990年代的日本时这样说。经济学界把日本由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称之为“国家开发主义”，属于保守的重商主义的极端型态。
青木昌彦将这种模式的典型特征概括为，企业与政府关系紧密，有着所谓的“行政指导”、“官厅山头主义”、退休政府官员“下凡”到企业等等；企业间存在“主银行制度”及金字塔形的“系列制”企业群；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实行“相互持股”、“内部晋升经营”；在劳资关系中采用“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内工会”等。
其中，被广为批评的就是以通产省和大藏省为代表的官僚政治权力对产业发展和企业竞争的高度介入。来自各名牌大学的职业官僚们一方面通过大藏省控制利率和信贷，另一方面通过通产省来分配进口所需的外汇和西方技术的购买。两省还设立了一个常委会，挑选出那些占领先优势的大企业，并促使大银行向这些产业中规模大、效率高的企业贷款，通过规模效应和资金占有优势强化了经济中每个产业由少数几家大企业控制的趋势。
这种模式并非二战后日本政府的创新。在《1940年体制：永别了战时经济》一书中，作者Yukio Noguchi指出，日本当前的经济问题是二战的遗产。在二战时，日本政府就对经济进行严格管制，抑制市场的作用以增加工业产出。战后日本所有重要的经济制度和机构都来自于战时模式的惯性，并非战后的发明也不是日本传统文化的产物。由此他认为，就经济而言，战争一直没有结束。
显然，这种经济模式的惯性之所以得以实现，关键在于二战以后国际政治新格局。为了美国遏制战略的需要，有了1947年的关税总协定，1948年的马歇尔计划和1949年的道奇计划，这些举措突破了美国国内强大的贸易保护主义阻碍，促成了以市场开放和经济自由为原则的国际多边贸易新秩序的建立。其中典型的做法就是允许日本对美国商品实行过渡性贸易歧视和允许日本实行过渡性的隐蔽的贸易保护主义。
作为这种纵容的标志，直到1964年，日本才正式实现经常项目完全自由兑换，直到1980年代才实现了资本帐户的可兑换。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关于日本的成功以西方竞争者为代价的判断或许从中可以得到部分的印证。
除了外部因素之外，日本国内形成的“增长优先”的共识也是经济复兴的重要条件。研究者们还从经济视角进行了解释。他们认为，可以随时借用现成技术的赶超战略和高储蓄率导致了日本的快速经济复兴。当时有利发展的条件是如此之好，以至于有批判日本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经济学家讽刺说：“即便所有通产省的职员都是三流大学毕业生，日本经济照样会迅速增长。”
不过好景不长，快速增长带来的贸易摩擦马上就要开始摧毁自由贸易的乌托邦了。
“贸易应当像空气一样自由”吗？
“自由贸易符合全世界的利益，也为美国的利益服务。然而，美国的外贸政策标志是自由贸易哲学，它有别于具体的各项政策措施。”在1967年美国总统经济委员会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中，政客们以这样的文字游戏来为重商主义的再次抬头寻找台阶。
正如19世纪末的英国一样，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迅速粉碎了自由贸易的短暂胜利。事实上，美日的贸易摩擦从上个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1956年，美国要求日本对进入美国市场的棉纺织品实行“自愿进口限制”；1966年，美国又劝说日本对进入美国市场的钢材实行“自愿进口限制”；1968年美国电视机厂商发动对日的反倾销诉讼，美国政府在1971年向日本电视机课以高额关税。
其中整个1960年代，美国国会提出了诸多的全面保护本国制造商的议案，给美国政府施加了沉重压力。随着贸易的失衡和贸易保护主义压力的增大，尼克松总统在1971年坚持让美元对日元贬值了17％。这也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瓦解。
让美国人焦虑的不仅仅是日本的崛起，还有日本“固若金汤”的进口防范措施。美国经济学家博格斯顿和诺兰细致描述了这种贸易保护的“日式料理”：“除农业外，日本不存在明显的高关税及配额限制。但是，世人皆知日本制造业产品市场实际上是紧闭着的。进口管制的方法有排外的关联公司网络、政府官员对进口中间商进行行政指导、滥用海关程序和标准来限制进口、不严格保护专利权和商标权、政府采购偏袒国内供应商等等。”
在1970年代，美国人对付日本贸易保护迷宫的方法一是继承1960年代的自愿出口限制，二是通过反倾销诉讼方式的改变加重了对日本的惩罚。
其实，贸易保护主义一直在自诩为自由贸易“白衣骑士”的美国占据重要地位。从1791年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保护国内工业的《制造业报告》到1932年实行高关税的霍利－斯穆特法，再到1988年的《贸易与竞争综合法》将违反公平贸易原则的所谓“超级301条款”纳入其中，贸易保护与国家主义一直是美国经济发展的主线。
贸易保护的思想源远流长。美国国父华盛顿在首次就职演说中就表示，要“通过一切适当的方式来推进农业，商业和制造业”。
著名的联邦党人汉密尔顿则是法国重商主义大师柯尔柏的忠实拥趸，他倡导国家干预经济，认为美国人“某种心理上的骚动性，某种投机和冒险的能动性，如果引导得好，它们能够对有益的目的起帮助作用；如果完全放任自流，则可能产生有害的影响。”
在美国建国初期，汉密尔顿的重商主义与杰斐逊的重农主义之间产生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同时也是联邦权与州权之间的斗争，最终确立了联邦权的威信。
伴随着工业的兴起，重商主义也从此在美国安营扎寨，其间虽然有自由贸易的多次抬头，如一战后的威尔逊和二战中的罗斯福都曾是自由贸易的倡导者。但终究还是保护主义占了上风。在国家干预经济这一点上，美国显然不同于自己在大西洋彼岸的昂格鲁－萨克逊先民。
在此背景下，随着1980年代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激增的贸易压力，里根政府在1985年采取极端的要求日元大幅升值的措施便是顺理成章的了。汇率干预的手法是有别于汉密尔顿等先人的高关税手法，但其实质却是一脉相承。
问题是，此时的贸易和财政双赤字是此前的美国重商主义者们所未曾遇到的，所要攻击的对象也前所未有地庞大和特殊———一个来自东亚文明圈的，正在奋力融入西方世界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单边主义干预
一切都是未知的，“其实美国政府自己也未完全明了种种行动的后果。”美国金融学家麦金农在其名著《美元与日元》中评价说。
在公平贸易的名义下，美国重商主义者们的行动坚决而武断。显然，对于日本这种从战时经济模式演变而来的国家开发主义，美国人并未给予足够关注。经济自由化的浪潮作为贸易保护的先锋率先开始冲击日本。
日本大藏省国际局国际机构课课长木尾川干夫去年来华时，对日本的金融自由化教训进行了介绍。据悉，1980年12月，日本修改了《外汇与外贸管制法》，外汇交易原则上从禁止转向了自由。由于外汇管制的放松，日本境外日元交易得以增长，伦敦和其他欧洲城市开始出现欧洲日元，国内与国外金融市场之间的壁垒逐渐消失。
由于金融分业经营的体制和严格利率管制已经不适应金融业的发展，日本和美国成立了由政府专家组成的日元／美元汇率、金融和资本市场工作组。1984年，该工作组起草的“关于日元／美元汇率、金融和资本市场问题报告”公开发表，标志着日本金融体系转向了自由化和全球化。同时，金融自由化措施也得到了大藏省《金融自由化的现状、前景和日元国际化》报告的支持。
紧随其后的1985年，西方5国财政部长在纽约广场饭店签定了纠正美元汇率过高的《广场协议》，确立了“必要时可以协调干预外汇市场”的方针。会议后，日本央行在外汇市场大规模抛售美元，很快，美元对日元汇率下降了13％。
但汇率的变动并未带来贸易逆差的迅速减少，1987年，美国外贸逆差创下了1596亿美元的最高纪录。虽然在1991年逆差曾降低至738亿美元，但随后几年又开始大幅攀升。美国的重商主义者们认为这是汇率干预力度还不够的结果，这种政治压力使得国际市场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日元还将一直升值的预期。
除了汇率干预之外，同期美国还干预了日本和德国的利率。1987年，西方7国财政部长又签定了旨在稳定外汇行情的《卢浮宫协议》，协议要求日本和德国降低利息率以帮助美国减轻美元贬值后资本外流的压力。这些有着浓厚的臆想色彩的单边主义措施均未取得预想的效果。
对此，美国金融学家麦金农认为，对金融开放的经济体而言，如果将价格影响和支出反应考虑在内，那么在短期和中期内，简单地调整汇率难以达到预期效果。长期内，日元名义汇率上升不可避免，但会被日本相对的通货紧缩所抵消，实际汇率始终不变。国际学界普遍认为，美国的低储蓄率和高额财政赤字才是产生逆差的根本原因，因此仅靠贸易伙伴的政策调整无法解决问题。
干预后的日本转型困境
当贸易失衡的问题远未解决的同时，日本的资产泡沫却应运而生了。在《卢浮宫协议》之前，日本央行为降低日元升值对国内经济的冲击，在1986年连续四次降息。1987年，遵从协议规定，日本央行将公定贴现率降低到2.5％，并保持了两年零三个月之久。
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与日本式资本主义迅速达成合谋，资产泡沫来了。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在1990年高峰时，东京的土地价格足以买下整个美国，用日本皇宫一带的土地可以买下整个加拿大。
当时，一位日本银行高级官员这样描述日本政府的动机：“一开始，我们想同时刺激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只要有市场繁荣这一安全网的支持庇护，出口导向型产业就可能进行自身调整，适应内需经济的需要……最终，放松银根政策将刺激实物经济增长。”
普遍的看法认为，日本政府和银行业的过度参与使得资产泡沫越吹越大，最终导致了持续至今的银行坏帐问题。为解决金融业的问题，日本桥本内阁从1998年4月1日起启动一项名为“东京版金融大爆炸”的金融自由化改革方案，但这一改革最终陷入了利益集团争执的漩涡。
日元升值的另一个恶劣后果就是，长期的低利率最终导致日本陷入凯恩斯所说的“流动性陷阱”之中，利率已经接近为零，通货紧缩却依然如旧，货币政策失灵了。虽然此后日本也曾尝试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但由于银行被坏帐所累，财政政策的效果不是拉动了国内经济，反而是通过资本输出吹大了美国的资产泡沫。
对于日本遭受的全球化困境，日本广岛大学法学部教授后藤纪一曾在上海评价说，过度自由化挂着金融全球化的美名，结果却是在短短两三年里就引发了金融的空心化。
这些失败的经历背后隐藏的正是日本体制的深层矛盾。前日本大藏省财务次官神原英资认为，日本同时存在政治双重结构和经济双重结构，在政治干预下，形成了一个反对改革的面向国内市场的低效行业、代表其利益的国会议员以及银行部门之间的“铁三角”。
他所指经济双重结构是指需要政府补贴的占日本GDP85％的国内部门和占日本GDP仅15％的出口部门的并存，政治双重结构是指自民党通过国会对政府的干预。
美国重商主义者的行动显然不是也不可能帮助日本解决这些根本问题。相反却在扰乱日本经济稳定的同时，使得日本政府的改革措施更加摇摆不定。
正如美国经济学家鲍尔森在《经济学百年奋斗》中所说，正是不向社会分散权力的政治和政府行为造成了日本今天的危机。“持续的经济发展取决于社会权力分散于社会各个不同利益群体。”鲍尔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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