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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会见金庸谈及为何不当国家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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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5/03/18 出处: |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八日上午,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会见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即武侠小说家金庸。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单独会见香港同胞,在当时引起了世界轰动,亦对“大侠”金庸产生了巨大影响。
1959年,金庸在香港创立《明报》。“文革”期间,邓小平被流放到江西农村。金庸在《明报》上为邓小平打抱不平,强烈抨击“文革”的不合理,并且不断地支持彭德怀等人,赞扬周恩来倡导的“四个现代化”。由此,他成了林彪、“四人帮”眼中香港的头号“反动文人”。
1976年春,邓小平再次被逐出政坛。金庸在社评中预言邓小平不久就会重返权力舞台中心。这一预测一年后即得到证实。对此,金庸曾对记者说: “我的想象实际代表了中国多数人的愿望,既然是众望,大概事情就可以做到。”在金庸看来,邓小平是郭靖般的英雄人物。批邓批得最激烈的时候,金庸听说邓小平对各种批判毫不理睬,对“四人帮”的围攻不动声色,使对方气急败坏。邓小平如此刚强不屈,又有如此丰富的斗争驾驭能力,真令人敬佩!
70年代后期,邓小平复出,大力主张经济建设。金庸在《明报》支持邓小平有魄力、有远见,在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推翻了以前不合理的制度,令人佩服。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使金庸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他感慨地说:“几十年啦,我最想见的就是邓小平。我一直很钦佩他的风骨。他真像我武侠小说中的英雄人物。”
邓小平曾托人从境外买过一套金庸小说,对其爱不释手。对于金庸的《明报》社评,他也知晓。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党的工作中心调整到经济建设上来。同时,用和平方式统一祖国也成了正式议题。邓小平会见金庸可以向海内外传递中共新的对台工作信息。
为什么一定要通过金庸?在邓小平看来,金庸是两岸极好的传话人。因为他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在华人世界有号召力;同时,金庸多年来与林彪、 “四人帮”笔斗,在海外有忠厚正直的好名声,台湾方面对他有好感。1973年春,金庸曾应邀去过台湾,尽管病重的蒋介石没见他,但蒋经国就时政国事与其进行了深谈。此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没有响应国际上“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图谋。因此,金庸对其保持了一定的好感。此行金庸还走访了金门“前线”,那里到处都是炮位和机关枪阵地,地底坑道纵横,坦克车通行无阻,一片肃杀之气。兄弟阋于墙,相煎何太急?面对海峡对岸大陆雄伟的海岸线,金庸感叹:“我这一生如能亲眼看见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实在是毕生最大的愿望。”
金庸发出的爱国之音,得到了回应。邓小平恢复工作后,中共邀请金庸回大陆访问。金庸提出想见邓小平。报告很快送到邓小平那里,他在报告上批示:愿意见见查先生。
1981年,金庸回到大陆。昔日离开时,他是热血青年。现在,则是年入花甲,沧桑看云,赤子情怀依旧。
7月的北京非常炎热,要见邓小平,金庸十分郑重其事。他早早起床,穿好西装,带上妻子儿女,在有关同志的陪同下,驱车向天安门方向驶去。
此时,邓小平穿着短袖衬衫,已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门口准备迎接。一见金庸,邓小平立即上前,热情地握着他的手说:“欢迎查先生。我们已是老朋友了。你的小说我读过,我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书中的主角大多历经磨难才成大事,这是人生规律。”
金庸满面春风,微微躬身行礼,握着邓小平的手说:“我一直对您很仰慕,今天能见到您,感到荣幸。”一番寒暄后,金庸将家人一一介绍给邓小平,邓小平连说:“欢迎!欢迎!”邓小平和金庸全家在迎客松的巨幅画下合影留念。随后,俩人走进福建厅会谈。邓小平见金庸身穿西装,就说:“今年北京天气很热,你除了外衣吧。咱们不用拘礼。”
一位是饱经忧患、的中共领导人,一位是写了二十多年社评的政论家,俩人坦诚地交谈,涉及到不少尖锐问题。
邓小平抽着烟,对金庸说:“十一届六中全会后,还有三件大事:一是在国际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二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三是搞好经济建设。” 金庸说:“我觉得在国家统一这件事上,大陆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最基本的因素。”邓小平表示赞同:“三件大事中,国家的经济建设最重要,我们的经济建设发展得好,其它两件事就有基础,经济建设是根本,目前的经济需要调整。”
俩人进一步谈起十一届六中全会的人事变动,金庸说:“邓副主席本来可以当主席,但你坚持不做。这样不重个人名位的事,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十分罕有,令人敬佩。”邓小平听后微微一笑,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名气嘛,已经有了,还要什么更多的名?一切要看得远些。我身体还不错,但毕竟年纪大了,现在每天只能工作8小时,再长了就会疲倦……”“你们《明报》要我当国家主席。当国家主席,资格嘛,不是没有。不过我还想多活几年,多为国家、人民办点事。现在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有120多个,每年有许多国家元首来访问,国家主席就要迎送、接待、设宴,这么多应酬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
邓小平说,六中全会的召开比原定时间推迟了,是因为《决议》没写好。写《决议》经过了反复讨论,最大的一次讨论会有4000人参加。写《决议》的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团结一致向前看,对历史问题做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总结,然后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
邓小平这时想到的是,搞经济建设,一定要摆脱极“左”的和所谓“兴无灭资”的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教条的束缚。他抽出一根香烟递给金庸,自己又点了一根,问:“查先生,世界上有多少种社会主义?”金庸说:“我想自从法国傅立叶、圣西门,英国的欧文首先提出社会主义理论以来,世界上已有许多种社会主义。邓副主席,请你指教。”邓小平笑了:“你说不上不要紧,哈哈,我也说不上。”“我看世界上的社会主义,总有100多种吧。来,再抽一根烟。”说着,又递给金庸一根香烟,意味深长地说:“没有定规么,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金庸顺着话题说:“六中全会开得比大家想象中的好,国内外的反应都很好。全会通过的对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很好。”
会谈中,邓小平谈起金庸父亲当年在斯大林极端的“镇反”中被杀之事。金庸点点头:“人人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并表示父亲的命运只是改朝换代之际发生的悲剧,自己已淡然不记“前仇”。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胜利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当时,邓小平通过会见金庸,让港、澳、台湾和海外同胞对《决议》的背景了解得更详细,有助于更广泛的大团结,有助于激发广大海外同胞建设祖国的热情。在这次会谈中,邓小平着重谈到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问题。
会谈持续了一个小时,金庸起身告辞,邓小平亲自送他离开。俩人边走边谈,到了大厅外,还站着谈了一会儿,邓小平握着金庸的手说:“查先生以后可以时常回来,到处去看看,最好每年来一次。”
当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节目中播放了邓小平与金庸会谈的消息,港澳及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体都纷纷予以报道,轰动一时。当年9月,《明报月刊》同时发表金庸和邓小平谈话的记录及《中国之旅:查良镛先生访问记》,此书出版3天就全部售空,连续加印了两次。
和邓小平见面后,金庸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祖国统一的伟业中。对金庸来说,这次会见影响巨大,他说:“访问大陆回来,我心里很乐观,对大陆乐观,对台湾乐观,对香港乐观,也就是对整个中国乐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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