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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逼反华国锋
    时间:2005/03/18 出处:


    华国锋,这是一个在中共党史上永远抹不掉的名字。与毛泽东、邓小平这样的历史巨人相比,华国锋逊色的多,然而,他是结束文革灾难,承前启后,最终导致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的关键历史人物。许多党史专家把华国锋称为“过渡人物”,有意无意地贬低华国锋的历史作用,他们似乎不愿意正视这样一个事实:1976 年,中国仍处于对毛泽东有着巨大个人迷信的年代,毛泽东刚刚去世之后,没有人敢轻言把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抓起来。最终,还是当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下定了决心,才有了粉碎“四人帮”。以后,许多有关中共党史的文章和书籍把叶剑英说成是粉碎“四人帮”的第一功臣,这大概有失偏颇。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当时的党中央第一把手华国锋首肯,叶剑英虽有“讨贼”之心,但师出无名,更没有了当时只听华国锋话的“御林军”(8341部队)总管汪东兴的配合,叶剑英要想一下子把“四人帮”都抓起来,连五成的胜算都没有,以叶剑英的谨慎,他是不会贸然行动的。时间拖下来,党内各种政治力量此消彼长,很难讲江青等人就没有机会进一步控制党政大权,加之军队也并不是叶剑英能够“一手遮天”的,已经投靠“四人帮”的军队高级干部的和准备投靠“四人帮”的军队干部也是大有人在,此种形势下,鹿死谁手,孰是难料。如果我们以这样一个角度去看待粉碎“四人帮”,华国锋应是第一功臣。

    然而,笔者要谈的是另一个历史真相:华国锋实在是让江青给“逼反”的。对于这一点,不知为何,鲜为中共党史专家提起。

    在叙述这样一段封尘已久的历史前,让我们先看一下华国锋的简历。

    华国锋(1921年-):原名苏铸,出生于山西省交城县,受过中等教育。1938年,年仅17岁的华国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同年 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华国锋任山西交城县工、农、青、妇、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后任中共山西交城县委书记。1945年抗战胜利后,任中共山西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解放战争期间,华国锋随军南下。1949年8月,任湖南省湘阴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1952年,调任毛泽东的家乡湘潭县县委书记。1954年,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

    1955年夏,毛泽东第一次注意到了华国锋的名字。 1955年7月,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华国锋在学习了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后,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写出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等三篇文章,这些带有浓郁湘潭乡土气息的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并记下了华国锋这个名字。 1955年秋,毛泽东回到湖南视察,在长沙第一次接见了担任湘潭地委书记的华国锋。面相忠厚的华国锋给毛泽东留下了老实厚道、忠诚可信的印象。 1955年10月,毛泽东破例邀请华国锋列席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并让华国锋在全会上介绍了湘潭地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经验。

    1959年6月下旬,毛泽东回到湖南,在长沙约见了已经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长兼省委文教办主任的华国锋,并提出要回韶山家乡看看。华国锋立即作出安排并陪同毛泽东到韶山。华国锋在向毛泽东汇报农村形势时,没有唱高调,而是实事求是地说:“田瘦了,牛瘦了,人瘦了。产量不可能那么高了。”那时,华国锋主管的工作已经和农业问题没有关系了,但他还是讲了自己的观点。同年7月,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问题牵连到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中央迅速调湖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任周小舟,毛泽东亲自提名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1964年7月1日,韶山毛泽东陈列馆也破土动工。华国锋主持奠基,尔后,他调动全省一切力量支援这项工程建设。10月1日,韶山毛泽东陈列馆落成开馆,从动工到落成,仅用一百天。陈列馆开馆后,收集到了毛泽东弟弟毛泽覃、堂妹毛泽建的照片。华国锋马上将照片亲自送到北京,请毛泽东过目。毛泽东仔细地辨认,认为很可靠,他还询问了照片的来历。显然,毛泽东很高兴,他在照片的背面批了两句话:原件退还,洗一套送我。华国锋回到湖南后,对韶山毛泽东陈列馆馆长马玉卿说:"这是无价之宝。你们赶快将照片洗出来,送一套给毛主席。"不久,华国锋带着冲洗出来的照片再上北京,将照片亲自交到毛泽东手中。

    1965年,中共湖南省委和省政府决定华国锋担任工程总指挥,为毛泽东的故乡湘潭,修建干渠长达240公里的韶山灌区工程。华国锋调集十万民工,引涟水灌溉一百多万亩农田,新造农田六千八百亩。

    1968年4月8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华国锋担任了革委会副主任。

    1969年4月,华国锋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70年2月,新的湖南省委成立,华国锋任省委第一书记。8月23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毛泽东亲自提名调华国锋到中央工作,同时继续兼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和湖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2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斯诺,讲话中谈到了华国锋。毛泽东说:"湖南省的人物也出来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在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班子里人。"斯诺回去以后,写了一篇记述在北京与毛泽东谈话情况的文章,发表在美国《生活》杂志上,其中也提到了华国锋的名字。华国锋的名字开始出现在国际上。

    1971年8月14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开始了他为期将近一个月的南巡。毛泽东这次南巡的目的,是向各地党、政、军负责人打招呼、吹风,想要从思想上、组织上彻底解决1970年"庐山会议"林彪等人的问题。 8月25日和8月27日,华国锋作为陪同人员在武昌、长沙两地听毛泽东讲党的历史和庐山会议情况。

    1972年,华国锋经毛泽东提名,成为公安部部长。

    1973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并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三人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中央工作,参与筹备中共十大的召开。同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华国锋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至此,华国锋正式进入党中央领导人序列。

    1975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华国锋被选为国务院副总理,同时兼任公安部长,成为国家领导人。

    1976年2月3日,华国锋被毛泽东提名任国务院代总理。4月7日,毛泽东提名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当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 10月,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被中共中央政治局推选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继续兼任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达到了他权力的最高峰。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 选举他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在中共十二大、十三大和十四大上,华国锋连续被选为中央委员。

    笔者在这里之所以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华国锋的简历,是想让读者了解这样一个事实:华国锋几乎完全是毛泽东一手精心培养和提拔起来的。不言而喻,华国锋对毛泽东的忠诚和热爱也是无与伦比的。爱屋及乌,华国锋对江青一直也是尊敬的。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后,针对邓小平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已经在全国开展起来,作为周恩来接班人出来工作的邓小平已经不可能接班了。2月3 日,毛泽东提名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这在当时的确出人意料,因为排在华国锋前面的还有好几位副总理,有实力问鼎总理宝座的至少还有李先念、张春桥,但毛泽东选择了华国锋。从以后披露出来的史料来看,张春桥对毛泽东的决定颇有微辞,但江青并没有什么反对的意见。对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一事,江青可能认为华国锋不是最佳人选,但也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江青和华国锋的裂痕出现在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后。

    一九七六年清明节(4月5日),北京广大群众在悼念周恩来的名义下,替邓小平鸣不平,公开反对江青等人,甚至喊出了针对毛泽东的口号:打倒当代秦始皇!毛泽东看了当天的有关简报,说道:“有没有政治后台?(指“天安门事件”后台-笔者注)这个政治后台,你们都怕他嘛!他有社会基础,有军方保护。” 这里,毛泽东把邓小平说成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而且间接地捎上了叶剑英,批评叶保护邓小平。有了毛泽东这样的话,张春桥立刻加以发挥,说邓小平是中国的纳吉。 4月7日,毛泽东又说:“放火、打人,性质变了,就此赶出政治局!”也就是说,要撤销邓小平的一切职务。同时,毛泽东又提名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会议。史载,这次会议通过了两项决议:一是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二是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但是,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有一个重要的议题:增补江青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这是由汪东兴提议的,附和的人有张春桥、姚文元和吴桂贤。谈到此议题时,叶剑英、朱德离开了会场,李先念不表态,华国锋、王洪文、陈锡联、吴德、纪登奎表示要请示毛泽东。江青“谦虚”了一下,表示坚决拥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自己不当什么副主席,继续当批判邓小平的“过河卒子”。江青的虚情假意,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她实是想让华国锋替她说几句好话,但华国锋竟然没有搭她的茬。主持会议的华国锋认真地记下了江青的话,并要列席会议的毛远新把整个会议情况完整地汇报给毛泽东,这实际上已经表态,不反对江青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但要有毛泽东的指示。华国锋这样做完全是本性使然,中规中距,毛泽东没有提议的事,他是不会自己擅自作主去讨论的,更何况是要江青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这样的大事。无论如何,华国锋对江青是没有任何恶意的。但江青竟因此开始“记恨”上华国锋,在以后的许多事情上开始和华国锋做对。顺便说一句,汪东兴一直不喜欢江青,不知为何要在这次会议上突然提出增补江青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而且并没有得到毛泽东的首肯,这十分蹊跷。以后,汪东兴是坚决维护华国锋的。

    “天安门事件”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江青利用批判邓小平,开始对华国锋步步紧逼。华国锋对江青表现出了极大的容忍。

    先是在一九七六年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江青要求在闭幕会上讲话。本来,江青没有任何政府部门职务,华国锋是可以拒绝江青到场讲话的,但华国锋把最后的“压轴戏”还是让给了江青。没想到江青在讲话中大放厥词,胡乱点名。不仅大骂万里(时任铁道部长),而且指责李先念是邓小平的“黑干将”。最令人震惊的是,江青竟然借批判“科学院汇报提纲”批评起华国锋来,说华国锋也跟邓小平跑。(1975年,邓小平等人听取胡耀邦汇报科学院工作,华国锋在场,而且也插话支持了胡耀邦的一些提法。-笔者注)即使这样,华国锋仍然谦虚地表示接受江青的批评,说自己对邓小平也有个认识过程。不过,这时已经有许多人开始忿忿不平,认为江青太过份了,明知道华国锋是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确没有丝毫尊敬之意。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发生大地震。几天之后,华国锋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唐山视察,而且特别去了最危险的地带“开滦煤矿”。其他政治局委员也分别去了其他地震灾区。江青不仅不去灾区,反而三番五次地个别找政治局委员打招呼说,现在有一种倾向,利用抓抗震救灾转移批邓的大方向。明摆着,江青在批评华国锋。这引起了相当一部分政治局委员的反感,包括在文革中窜红的人,象吴德、纪登奎、陈永贵等人。此时,姚文元掌握的宣传机器不把抗震救灾放在报道的第一位,反而连篇累牍地去批判邓小平,而且调门儿越来越高。对老百姓死活如此冷漠的做法引起了广泛的愤怒。对比之下,华国锋的亲民作风使老百姓对华国锋有了极大的好感。不过,华国锋还是容忍了江青,甚至组织了一次部分政治局委员的学习,专门学习毛泽东关于批邓的指示。调门甚高的江青反而没有去参加学习,俨然把自己放在了“太上皇”的位置。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逝世。此后政治局几次召开会议,江青认为自己应该唱主角了,更不把华国锋放在眼里。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实在是太过分了,她竟要求部分政治局委员退出会场(主要是让叶剑英、李先念退场),根本不和主持会议的华国锋商量。华国锋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但他还是给了江青面子,没有反驳江青。叶剑英看出了华国锋的尴尬,为了争取华国锋,他自动地退出了会场,不使华国锋为难,可以说,给足了华国锋的面子。叶剑英对华国锋的尊重,使华国锋心中的天枰开始倾向叶剑英。以后,江青开始唱主角了。她提出了她的设想:“十·一”后召开十届三中全会,会上要做中央政治局报告,报告起草由张春桥负责,毛远新留下来帮助起草。会议要通过决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中央人事要有所变动,她提议由华国锋负责这项工作。到此江青还是没完没了,又说,她要和华国锋谈些“家务事”,别人不愿意听的可以不听。实际上,是要不属于她那个“圈子”的政治局委员也离开。这样,又有些人离开了。但汪东兴坚持留了下来,始终坐在华国锋旁边。江青一直喋喋不休说到第二天早晨5点钟。华国锋始终捺着性子耐心地听。可以说对江青表现出了最大的尊重。不过,这次会议给了华国锋极大的刺激,特别是江青提出要张春桥负责起草中央政治局报告,明显的是认为华国锋在毛泽东去世后还不够格担任党中央的第一把手。江青把华国锋逼入了死角。华国锋不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如果那时党内有正常的政治生活制度,一个人的上下不牵扯到他的政治生命,也许华国锋不在意是否一定要当中共中央主席,毕竟他已经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了,身兼二职在中共历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然而,江青是不会这样处理问题的,她整人整惯了。华国锋根本没有体面让出党中央第一把手的机会,不当第一把手,必定就要落得一个被扣上“帽子”整下台的下场。华国锋处在了一种不进则退的位置上。这次政治局会议后,华国锋开始认真考虑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同时,对“四人帮”的各种言行也开始疑神疑鬼起来。

    1976年10月4日,《光明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四人帮”御用笔杆子“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中说“按既定方针办”这一谆谆嘱咐,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党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华国锋认为,这最后一句话是对着他的。再不行动,自己很可能被“四人帮”当做邓小平第二给予打倒。华国锋最终和叶剑英走在了一起。10月6日晚,在汪东兴的配合下,一举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给抓了起来。说实话,江青万万没有想到华国锋会这样干。江青虽然野心勃勃,骄横跋扈,但她是想通过类似毛泽东“阳谋”的手法来取得权力,并没有想搞什么“政变”。可惜,她是志大才疏,与毛泽东相比,万点不及。自己的目的没达到,反而“逼反”了老实忠厚的华国锋。

    另附:根据1981年12月28日中共光明日报社编辑委员会对原光明日报社临时领导小组负责人莫艾的审查做出的结论:《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的发表与“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没有组织关系,没有阴谋关系。也就是说这篇文章的发表,不是受“四人帮”的指使或授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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