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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红色公主”李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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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5/01/14 出处: |
有资格称为中国第一“红色公主”的非李讷莫属。1940年出生的李讷,虽然按长幼排序,还有一个李敏在她前头,但女以母贵,无论在宠信程度和委以重任上,姣姣都要远远逊于她的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
1966年春,伟大领袖一挥巨手,要“烧毁一切旧世界”的“文革”如失去束缚的地狱烈火贪婪地吞噬着中国大地上敢于阻挡它的一切:火光中,承载中国数千年文化精髓的书籍化作片片灰烬;火光中,凝聚中华民族聪明睿智的建筑变为齑粉;火光中,支撑中国脊椎骨的知识精英惨遭剿灭…… 。
火光中,走来了立志 “不是成为最好的人,就是成为最坏的人”(对陶斯亮语)的李小江。这个化名极其自然地将母亲的两个姓融在一起,显示了李讷这位北大历史系高才生并非浪得虚名。李小江随“红卫兵”大串联的浪潮在全国各地的文革烈火中闯荡了半年多,回京后被奉旨安排到“文革”中的风口浪尖《解放军报》进一步“锻炼”。
为了“保密”,李讷在军报使用化名“肖力”(小李)。用曾任《解放军报》副社长的姚远方的话来说:解放军报“文革”中最尖锐、最复杂、最突出的乱源是“天上掉下一个毛姑娘”!。
肖力不愧为出身于中国第一革命家庭的“红色公主”,短时间内就在军报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红色风暴!肖力一到军报就发现了李、金、刘、陈四员造反派小将,组成军报实际上的“内阁”。还从部队抽调来三十名学习毛主席着作的积极分子,形成了解放军报社的造反派骨干。
1967年1月13日,她组织了“革命造反突击队”,贴出了题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勇敢战斗,一举把解放军报代理总编辑胡痴、记者处副处长宋琼以及杨子才等人揪了出来,“开创了解放军报文化大革命的新局面”。凭着无可比拟的背景,到报社不到两个月,肖力领导的“革命造反突击队”,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军报的运动。同时,她担任了军报版面组组长。报纸版面是报纸全部工作的载体,是出版前的最后一道关口。肖力虽不是社长、总编辑,但她掌握了版面权,也就实际上夺取了报社的大权。再后来干脆就担任了解放军报总编领导小组组长,直接执掌了军报编辑出版大权。而这一切都是在短短几个月内完成的。人们都知道,《解放军报》在文革中的地位和级别与一个大军区不相上下的。比较起来,被吹成“超天才”的林立果使了吃奶的劲,爬到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位子上还用了近一年的时间,肖力当得起是“超超天才”!
毛泽东对汉宣帝的“王霸道杂之”统治经验非常欣赏,奉为治世的圭臬。肖力在《解放军报》夺权后就宣告她在报社要实行“王、霸杂用”的方针。作为北大历史系的毕业生,肖力当然知道“王霸杂用”的典故,也就是说,她要像汉宣帝一样“霸道”了。在肖力的带领下,军报的造反派先后推翻了军报两届领导班子,制造了所谓“胡痴阴谋小集团案”和“赵易亚复辟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案”。
1968年,跟随肖力打天下的“革命小将”打着她的旗号,又无中生有地捏造了所谓“阴谋绑架肖力同志的反革命案”,成为解放军报社在“文革”初期最严重的一个案子,在这一案件定案的结论上写着:绑架肖力就是反江青、反毛主席。该案牵涉到许多无辜的干部、群众。后来,迟浩田到《解放军报》任副总编,分管政治工作。在1973年“落实政策” 中,他经过长时间的深入调查了解,认定军报的三大事件,包括所谓的“绑架”肖力案,都是假的。但是这三个事件在肖力的操纵下,都是通了天的,迟感到棘手,便把情况向军报主要负责人张志作了汇报。涉及到肖力的事,张志哪敢作主。他又汇报到总政治部田维新那里。田又与李德生商量,想瞒过江青先把无辜的干部解放出来。结果有人立即向上告了黑状,送了一大堆材料给江青。江青还看了这些材料后,在这里批一个“这是一个反革命”,在那里批一个“这是个坏人”,最后要 “德生同志查处”。害的军报的干部又被挂了起来。当时肖力已经离开军报四、五年了,可见肖力的影响能力有多大。
在肖力主管期间,解放军报出现了奇奇怪怪的各种形式主义做法:当某版刊有毛主席的照片时,就必须保证同一版的其他照片上没有人把枪口对着毛主席的方向;在文字上有“毛主席”的字样出现时,一定要透过光线看看,保证背面版上的同─地方没有贬意词!是笑话,也是真实。报社专门做了一个报纸透视箱:─个玻璃桌子,桌下安几个电灯。报样出来后,都放在玻璃板上,打开玻璃板下的电灯、进行透视,以检查毛主席照片或名字前后,有没有贬意词。几乎,每期报纸都要这样干。这个报纸版面透视机,直到前儿年还保存在军报仓库里,成为那个时代愚蠢的见证。
肖力的追随者们还在军报掀起了一个对肖力的个人崇拜的热潮。平安里3号(当时军报驻地),几乎家家户户都张贴出红对联:“向肖力同志学习:向肖力同志致敬:”,随后,还专门开辟一间“肖力丰功伟绩”的展览室。连肖力骑的蓝色自行车、喝水用的大白茶缸,都作为重要展品展出,以颂扬肖力的艰苦朴素作风。仿佛在这一方面肖力也把林立果的“小舰队”比了下去。
完成了对军报的改造,踌躇满志的“红色公主”又开始了另一次飞跃。这次是直接登堂入室中央领导文革的头脑机关--就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负责人。
1966年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中规定,要“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中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现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通知你们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成立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革小组,本质上是夺了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力。
尽管陈伯达名列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但并无实权,凡事都得看江青眼色。江青依仗“第─夫人”的名分,狐假虎威,经常“假传圣旨”(有些时候也确是“密诏”),陈伯达不得不让她三分。文革小组开会,不管原定几点钟开会,如果江青还没有来,陈伯达就得和别人等着。开会时,如果陈伯达和她有分歧,江青就叫“暂停”,拉着陈伯达到隔壁房间去“打通思想”,其他人包括“顾问”康生,都只好耐着性子呆在会议室里等着。直等陈伯达被“打通”了回来,会议才能继续进行。江青实际上是文革小组的“无冕女皇”。8月30日,中共中央通知:“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更是从法统上明确了江青的地位。1967年1月11日中央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上,毛泽东为进一步提升江青的地位,打破过去一直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三家署名的惯例,特批加上了“中央文革小组”。此后同类电报、文件即由四家署名。2月初,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正式说道:“现在是文革小组代表了书记处”完成了江青掌握文革大权的全面部署。
江青眼里是只有毛泽东一人,其他人等统统属于靠不住的可疑对象。仅中央文革办事组负责人位置上就被她先后“干掉”了6人。先是穆欣被撤掉,后投入大牢呆了8年。接任的宋琼不久就被被肖力划入解放军报社“胡痴反党小集团”。此后,办事组由王广宇、矫玉山负责。67年9月1日,王广宇又被江青强令回马列研究院接受批斗,改由原任江青秘书的阎长贵和矫玉山分任正副组长。1968年1月13日,矫玉山又被江青诬为“特务”,下令逮捕。阎长贵也没逃脱“华盖运”,后来同矫玉山、王广宇先后进入天字一号监狱秦城大牢。办事组担任总支部书记的王道明,工作人员张根成(来自解放军沈阳部队)、周占凯(来自解放军济南空军部队)、担任江青警卫的孙立志,也前后被江青送进了监狱。
对于江青这种多疑善变,翻脸无情的得志小人,真是稍一沾边,不缺胳膊少腿,也得脱三层皮。这就搞得人人把在江青身边工作视为畏途。但办事组人员换来换去,江青在指挥操纵上也感到不便。思来想去,江青认为“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决意起用在军报已初露峥嵘的李讷,来个“文革一家亲”!自67年1月起,肖力走马上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负责人。
要说肖力还真不愧为帝王后裔,有胆有识,上任伊始就在周恩来身上试了第一刀。其时,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都已经被中央文革小组取代,根据毛泽东的旨意,一切重大问题都拿到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议处。这个“碰头会”,是吾党的体制被“文化大革命”打垮后,按毛泽东意图建立起的一个不伦不类的权力机构。中央文革碰头会由周恩来主持。原本每次开会前,都由周恩来吩咐秘书赵茂峰拟定议程和通知,交由中央办公厅发出。肖力接任文革小组办事组负责人后,就通过江青在一次会上说,文革碰头会通知不发给文革办事组,给江青的工作造成被动,今后应由文革办事组发通知。江青说的事,周不敢有二话,回去就吩咐秘书,以后开会通知由中央文革办事组办。考虑到肖力初到办事组,周恩来担心她对这个工作不熟悉,就让秘书代肖力草拟一个会议通知的样子,巴巴地送去供她参考。不料李讷又借机在江青处告了周一状,说周的秘书还不肯放手,通知是代拟、代行。终于闹得周认输服软,不得已让赵茂峰给肖力写了个检查,才算了事。从这以后,发通知的权就在文革小组办事组了。肖力小试牛刀,初战告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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