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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佛海与汪精卫--两大汉奸恩怨情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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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4/09/09 出处： |
周佛海与汪精卫都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影响的人物。在他们结合的过程中，有时互相攻击谩骂，更多的则是互相利用吹捧，恩恩怨怨，不一而足，这方面周佛海表现得尤为突出，淋漓尽致。
一、周、汪叫板
1924 年，周佛海在劝阻无效后脱离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发誓与中共誓不两立，声称： “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对于周佛海这种疯狂的反共声明，当时国民党的头面人物汪精卫觉得实在太过分了，他曾对一位朋友说：“周佛海真拆烂污，他以前是共产党员，现在却又攻击起共产党了，他退出共产党就算了，还要来反诬，真不是东西，你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一起做事。”应当承认，汪精卫对周佛海这种翻云覆雨、朝秦暮楚的政治掮客作风，批判得确实头头是道，有一定深度。
汪精卫
周佛海也不是省油灯，岂能咽下这口窝囊气，他时刻寻找机会报复，这个机会果然被他找到了。1927年5月，周佛海逃出了大革命中心——武汉，并写了一本反共小册子(《我逃出了赤都武汉》)，其中有一段话是对当时号称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进行人身攻击的，而且是抄袭汪精卫骂过他的话来回敬汪，以汪之矛，攻汪之盾，原话是这样的：“汪精卫真拆烂污，他本是国民党的党员，现在却要做共产党的工具，攻击起国民党来了，他跑到外国就算了，还要来倒戈，真不是东西，我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共事。”周还挖苦汪精卫是个“殷殷勤勤，诚诚恳恳，敷敷衍衍，糊糊涂涂”的官僚政客。周对汪的绘声绘色，可算入木三分。
看来，两人的积怨愈来愈深，很难化解。
二 互相勾结
物换星移，当1932年蒋介石、汪精卫进行再度合作时，周佛海处境十分尴尬，因为对汪说了那么多过头话，这个弯子可不好转。蒋介石知道周的难处，为了蒋汪合作的大局，他对周推心置腹地说：“你过去骂过汪先生，现在我们和他长期共事，你要和他多谈谈，求释前嫌，并为我好好联系。”蒋介石的一番话，使周茅塞顿开，等于吃了定心丸，于是伺机接近汪精卫。汪深知周是蒋的亲信，对周怀有戒心，保持若即若离的状态。周佛海深有感触地说：“最初汪先生(汪精卫)也以为我向他劝说或者是依蒋介石的命令来试探他的内心的，所以汪先生非常的警戒我。我第二次见汪先生时，他才知道我的内心，而真正地说明他的心境。”
1935 年11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汪精卫遇刺，出国治疗，周佛海与汪精卫一度联系中断。1936年底作为时局转折点的西安事变发生，汪精卫于 1937年1月兼程回国，其时周佛海奉蒋命赴香港迎汪。以此作为契机，周与汪敞开心扉，对时局的看法完全一致，他们反对蒋介石被迫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这样周与汪政治上的结合又深入了一步。
日本侵略者于1937年7月挑起了卢沟桥事件，紧接着于8月又进攻上海。周佛海在此期间，力求避战求和，与高宗武、陶希圣一伙精心策划，并竭力鼓动汪精卫说服蒋介石停战议和，其堂而皇之的理由就是“国力不足，战争只可适可而止，准备外交接洽。”
不仅如此，周佛海还在全国军民奋起抗日之际，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组织反战团体，即臭名昭着的“低调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的成员，文武兼备，文的有梅思平、罗君强、陶希圣等，武的有顾祝同、熊式辉、朱绍良等，胡适也经常光顾，每天必到的则是当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高宗武。俱乐部地址就在南京西流湾8号周佛海公馆。上述人士经常的一个话题就是，“主张在相当时期，结束中日事变”，也就是不放弃任何机遇对日本求和。周佛海相当自负地说：“在当时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所以我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 ‘低调俱乐部’。”
如果说，周佛海是低调俱乐部主人的话，那么汪精卫实质上是低调俱乐部的灵魂。关于这一点，周佛海有所说明：因为“汪先生(汪精卫)的主张，是完全和我们一致的。在南京未陷落以前，汪先生为此事 (主和)写给蒋先生(蒋介石)的信，在十封以上，当面也谈过多次。所以我们当时无形中以汪先生为中心，酝酿和平运动。”所谓“和平运动”，就是后来汪精卫集团的卖国运动。周佛海是有自知之明的，因为如果不借重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和声望，不以汪为中心，他们将一事无成，所以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周、汪配合得相当默契，已达到水乳交融的程度。
三 策划叛逃
1937年底，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翌年1月，其首相近卫文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对华声明，实际上宣告了关闭“和平”之门。然而周佛海及其“低调俱乐部”的成员们仍不死心，他们狂呼：“我们几个同志，虽然力薄势微，没有方法挽回劫运，但是我们不死心，不绝望，我们暗中努力，使和平之门不要全关，和平之线不要全断。”
周佛海说到做到，接下来的就是加紧与汪精卫勾结，通过高宗武、梅思平等进一步与日方谈判，当获得具体乞降条件后，就加速策划汪精卫集团叛逃。
关于与日方谈判的具体过程，没有赘述的必要；在这里只介绍一下日、汪密约(即在上海签订的重光堂密约)形成后，在决定叛逃时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心态历程。由于汪精卫的犹豫不决，绕室彷徨，使周佛海大为恼火，甚至讥刺汪精卫，“无一定主张”，优柔寡断，缺乏领袖气质，埋怨之情溢于言表。
陈春圃 (汪妻子陈璧君的堂妹夫)在《汪精卫投敌内幕》一文中，有一段生动的回忆： “密约交到他(指汪精卫)手的最初一段时间内(1938年11月)，他一直心神不定，每天吃饭后总在上清寺寓所的院子中踱来踱去，一言不发，一个人陷入穷思极想的苦海中。陈璧君还关照我们不要打扰他，并且对我说过：周(佛海)、陶(希圣)等曾劝驾说：‘你(指汪精卫)兼外交部长的时候，和日本打过交道的，还可算是顺手的’；但他说：‘也不尽然，1934年南京日本总领事馆领事藏本在处理南京失踪案时，明明是他们自己捣的鬼，却向外交部要人，借此寻事，百般恫吓，其时不正是我兼外交部长首当其冲吗？’”所以干与不干，得由他自己决定。
当然，和日本打交道顺不顺手，是汪精卫要考虑的一个方面；而作为国民党的二号人物决定落水当汉奸，恐怕是汪精卫要掂量分量的更主要方面。
周佛海在其11月26日的日记中，就此事说得具体入微：“八时起。(梅)思平由港来，略谈，即偕赴汪公馆，报告与宗武赴沪接洽经过，并携来双方签字条件及近卫宣言草稿，商至十二时始散。……四时复至汪公馆，汪忽对过去决定一概推翻，云须商量。余等以冷淡出之，听其自决，不出任何意见。……返寓后，与思平谈及汪之性情，咸甚[认]为无一定主张，容易变更，故十余年屡遭失败也。惟对于此事，则断其虽有反复，结果必仍如原定计划也。”
周佛海充分了解汪精卫的性格，他对汪欲擒故纵，听汪自决。在11月27日的日记中，周对汪和自己如实地作了描绘：
“五时偕思平赴汪宅，与汪先生及夫人(陈璧君)商谈。汪先生忽变态度，提出难题甚多。余立即提议前议作罢，一切谈判告一结束。汪又转圈，谓签字部分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于是决定照此复电。经数次会谈，抑[益]发现汪先生无担当，无果断，作事反复，且易冲动。惟兹事体大，亦难怪其左思右想，前顾后盼也。余为此事，亦再四考虑，心力交瘁矣。”
汪精卫虽然经过“左思右想，前顾后盼”，但在反共媚日的思想指导下，最终还是下定决心落水充当汉奸头目。周佛海为了拉汪下水，不惜“心力交瘁”，可算是卖足了气力。
其时汪精卫的老搭档陈公博亦奉命由成都飞重庆，与周佛海、梅思平等共商密约文件，陈对密约表示同意。他们决定汪精卫8日赴成都，11日赴昆明；周佛海则提前去昆明，等候汪的到来。
以上事实表明，在汪精卫集团叛逃过程中，周佛海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他不是一般的成员，而是一个出谋划策、充当了参谋长的角色。
四 伪廷斗法
周佛海与汪精卫都是政治野心极端膨胀的人。就汪精卫来说，除了与蒋介石的政策分歧外，他不甘于仰蒋介石鼻息，看蒋介石脸色行事，屈居蒋下，这应该也是他叛逃原因之一。而对周佛海说来，除了反共媚日等因素和汪有共识外，他亲身感受到汪精卫对他是以“国士”相待，十分倚重，与蒋介石仅把他当作侍从不可同日而语。 “士为知己者死”，他要伺机大展身手，弘扬抱负。这样汪、周等人投入敌人怀抱后，自然而然地向日方提出建立伪政权的要求。经过一年多的惨淡经营，日本帝国主义在诱降蒋介石的代号“桐工作”宣告失败后，别无选择地同意建立汪伪政权。
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粉墨登场。汪精卫登上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宝座，还兼伪行政院院长。周佛海则以伪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后又兼警政部长。
周佛海对此是踌蹰满志的。他在3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一年努力竟达目的，彼此甚为欣慰，大丈夫最得意者为理想之实行。国民政府还都，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重飘扬于石头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人生有此一段，亦不虚此一世也！”
当然令周佛海烦恼的事也接踵而至。在伪政权建立前夕的青岛会议时，高宗武、陶希圣 (汪集团成员)将日、汪密约携至香港在《大公报》上披露，令汪、周等人进退失据。接着，丁默、李士群(汪伪特工)为争夺警政部长席位而相互火，周佛海以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身份顺势兼了警政部长。周佛海在日记中发牢骚说：“一周来为人事问题，尝尽人生未有之痛苦，前途茫茫，更不知如何收拾！”又说：“前有高、陶之出走，后有丁、李之争执；面子丢尽，气亦受够矣！”可见其狼狈情状。
不仅如此，还有更微妙的人事纠纷，涉及周佛海与汪精卫、陈璧君的利害关系，或者是周佛海与陈公博的内部冲突，而周、陈的冲突实际上就是周、汪冲突的曲折反映，因为陈是老牌“改组派”，和汪的历史渊源更深。
褚民谊与汪精卫、陈璧君有裙带关系，汪原打算安排他任海军部长，但此人“过去唱大花脸、打太极拳、拉马车、踢毽子、放风筝，以大官而有此行径，已显得滑稽，如再由他出任‘海军部长’，更将为世人所腾笑，陈(公博)、周(佛海)向汪(精卫)再三力争，始改任为‘外交部长’”。(金雄白语，据说褚民谊为了要过海军部长的瘾，曾定做了一套大礼服，当得知做不成海军部长时，大呼晦气不止。)周佛海为此事对汪精卫强烈不满，公开指责汪任人唯亲。他在日记中写道：“接汪先生缄，仍拟以民谊为海军部长，此事余与公博极反对，而汪先生必欲为之，殊使人难堪，椒房之害也。”周还愤愤地说：“偕公博谒汪先生，仍反对民谊为海军部长，结果为敷衍其面子计，暂以之为外交部长。此举当然不甚适宜，然较之海军部，则比较不甚滑稽也。”汪索性自兼海军部长，周亦无可如何。
在决定伪政权人选时，为了操纵各个部门，周佛海的亲信罗君强一再向周进言，要想“展其抱负，竟其事功，不能不有赤心辅佐者收指臂之效”。周采纳了罗的意见，由罗拟了一个名单，让周核定10人(即十人团)，以拥周为目的，称兄道弟，结为金兰之谊，使其成为周佛海系统内的核心、死党。伪政权建立后，周佛海再次改组十人团，把他们安排到各部、会，成为各部、会的次长，使周的耳目遍布于各要害部门。安排罗君强其人的工作，就颇具这样的目的和戏剧性。一次，在伪高级干部会议中，周佛海提出以罗君强任伪军委会政治训练部次长，俾驾轻就熟，当陈公博的副手。陈公博知道来者不善，看穿周佛海想通过罗打进政治训练部，就说：罗君强那么坏的脾气，我不能要他，你为他另谋高就吧。陈璧君也从旁敲边鼓说：谁也不能与罗君强共事，边疆委员会与各部无关联，就让罗君强去关门做皇帝吧！罗君强虽未达到最初目的，却拣来了一个特任官。但这件事本身却暴露了周、陈(公博) 也间接暴露了周、汪之间的矛盾。
金雄白在汪伪时期与周佛海过从甚密，对周在伪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说过如下的一番话：“佛海在汪政权中，权力之大，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之外，他不但总揽了财政、金融、特务、外交等大权，也控制了一部分的军队，他创办的税警团，武器最精良，人数约达三师之众。特别是整个政权人事的任免，几乎由他一手包办，一个部会首长的更调，或一个省政府的改组，都由他预拟名单，呈送汪氏(汪精卫)，汪氏也总是照批‘如拟’。”权力如此之大，作风又是那样飞扬跋扈，汪精卫要是不心生猜忌和企图加以限制，那才是怪事。
褚民谊挂名汪伪外交部长，1940年11月，当日、汪双方调整邦交谈判进入扫尾阶段，有人问褚民谊，交涉情况是否顺利？褚牢骚满腹地说：“这件事由周先生和影佐(祯昭)二人去办理，不用我操心，等他们谈妥后，我来盖章。”周佛海也毫不谦逊地谈到他在日、汪谈判中的地位和作用：“去年(1939年)在沪两月间之谈判，全由余负责，此次余虽非外交当局，但事实上之责任恐不能不由余主持。” 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五 恩恩怨怨
1940 年汪伪政权建立后，周佛海还想脚踏两边船，随时作向重庆输诚的准备，不过他想搞成“宁、渝合流”蒋、汪合作的格局，这当然是枉费心机。他通过陈果夫、陈立夫的弟弟陈肖赐，开辟向渝输诚的道路。这一年的9月15日，周将陈肖赐约来，听取他赴渝劝和的情况：“肖赐谓果夫、立夫均有电来，谓蒋(介石)仍坚持抗战，目前谈和时机尚早。并谓蒋不与汪合作，盼余暗中布置，以备将来去汪。” 蒋让周伺机去汪的消息传来，周大惊失色，他让樊仲云转告陈肖赐说：“余与汪先生生死相共，患难相随，无论政治道德上及个人道义上，余决不能反汪，此与余离渝前情形不同。蒋对余向来[未]以国士相待，且和战政策与余不同，故忍痛离渝。今汪先生与余，主张既同，而又以国士相待，余焉能相离？全面和平为余主张，余本人决不能反汪。”云云。
周佛海信誓旦旦地说什么“在政治道德上及个人道义上决不反汪”的诺言，却被他背着汪精卫的一系列向重庆秘密输诚的事实所湮没。不过汪精卫对他的嚣重和他们之间共同具有的汉奸思想，确曾把他们两人紧紧地拴在一起，也是铁铸的事实，他们之间的恩怨界线已很难划分清楚了。
1942年5月，汪精卫60岁，他回顾三年来的汉奸生涯，感到一事无成，赋诗一首云：“六十年无一事成，不须悲慨不须惊。尚存一息人间世，种种还如今日生。”表明他只要一息尚存，还是要一意孤行的。
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汪精卫集团也深深感到末日将临，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汪精卫在其后的诗词中，也曲折地反映了这种情绪，在一首《满江红》词中他这样写道：“城楼百尺倚空苍，雁背正低翔。满地萧萧落叶，黄花留住斜阳。阑干拍遍，心头块垒，眼底风光，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汪精卫在此词的前面写了一段话：“重九日登北极阁，读元遗山词，至‘故国江山如画，醉来忘却兴亡 ’。悲不绝于心，亦作一首。”所以这种向隅而泣、醉生梦死式的亡国之音，就不足为怪了。
周佛海在1941年的日记中，对形势的发展就感到不妙：“余深(感)过去在汉在渝，对于日本估计过高，对于我国估计过低，而于美国动向认识亦不清，因观察谬误，至有和平运动之产生。一念之差，百劫不回！”真可谓自怨自艾，“早知今日，悔不当初”。但是后悔药是不好吃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周佛海在1944年的日记中，说得更直截了当：“一年之后，苟非奇迹，吾等不仅焦头滥(烂)额，且莽莽中原将置身无所。苟无珍珠港之役必不至此。日人一误于对华之估计过低，但此犹有说；二误于对英、美之误算，此则百思不得其解者。”周佛海估计得一点都不错，一年之后，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完全的胜利，但他们和日本侵略者一样，过低估计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力量和信心，只好自食其果。
“屋破又遭连阴雨”，伪政权的头号人物汪精卫于1944年11月10日病死于日本名古屋帝大医院。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周佛海触景生情，感慨横生，既伤死者，又顾影自怜，悲怆欲绝。他在同年11月的几篇日记中，记述了这个全过程：
11日：“下午，接日使馆通知，汪先生于昨日(10日)下午四时二十分病故。哀哉！回忆由昆明伴同至河内之情形，不禁悲怆欲绝。8月10日名古屋一见，岂知竟成永诀耶！人事不常，哀哉！”在一天的日记中，出现两个“哀哉”，可见这是不同寻常的哀痛。
13日：“十二时汪先生大殓，力疾赴国民政府亲视入殓，最后一次瞻仰遗容，心为之碎。既伤逝者，复念存者，今后之困苦危难，觉天下之大，无容身之地也。”
23 日：“十时赴梅花山墓地，灵榇未到，候半小时，榇到。亲视入土后〈因〉回家，已十二时半矣。……嗟呼！一棺付身，万事皆了！今日目视汪先生灵榇入土，觉是非恩怨到此已烟消云散，吾辈何必认真以自寻烦恼？至汪先生，今虽盖棺，尚不能论定是非功过，当以今后时局转移为依归也。”
至此，周佛海、汪精卫之间的是非恩怨，因汪精卫之死而画上了句号。周佛海所谓“是非恩怨，到此已烟消云散”，可见他们之间有时亲密无间，有时貌合神离，透过这些表面现象，仍能窥见确实存在不少的恩恩怨怨。至于汪精卫的是非功过，用不着周佛海操心，早已盖棺论定，他是中国头号的汉奸卖国贼。而周佛海妄想随着时局的转移，改变他们汉奸一伙的是非功罪，这种非分的企图只能是痴心妄想，是永远不能得逞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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