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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经国--一个伟大的赎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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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4/08/06 出处： |
蒋经国的“赎罪”，就是这短短的两年，比他有罪的岁月短得多。
对蒋经国最后生命的最大的冲击，是邓小平改变“联美制俄、搁置台湾”（一百年后由子孙后代去解决”）的毛泽东战略；推动“联美压台”，要美国帮助把“台湾归回祖国”提上“和平统一时间表”的新战略。
美国解密的历史文件表明，美国政府从支持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转向支持在大陆的共产党**政权之时，并没有帮助台湾的民主化，而是恰恰相反。尤其是号称“人权总统”的卡特政府，对台“断交、撤军、废约”，帮助共产党**政府压国民党**政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所以断言蒋经国是因为“当时美国与人民的压力，已经大到让他无法承受”，不得不“移开阻碍民主发展的唯一障碍──他的**”，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错误论断。
蒋经国当时面临的不是“唯一”选择，而是三种选择。
第一种：屈服于中国共产党**政府和美国政府断交、撤军、废约的压力，接受邓小平的“ 善意”，恢复国共和平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共同解决两岸统一问题。
这不但是邓小平战略，也是美国卡特政府奉行的布里辛斯基战略。布里辛斯基在他的《大失败》（Grand Fanure）一书中，明确主张台湾在中国邓小平的“商业共产主义”统治下，“继续保持其商业自由”。
邓小平曾经千方百计，寻找说客说服蒋经国接受他的“优惠”条件，坐上谈判桌。他的“一国两制”设计，也是针对台湾和蒋经国想出来的，那时他脑子里还没有香港呢！直到1985年，邓小平对蒋经国仍未死心；那年他请蒋经国和邓小平的共同朋友李光耀专程赴台，同他在莫斯科的老学弟蒋经国表达“问候”。事后蒋经国会见美国在台协会代表丁大卫，要他告知美国政府：李光耀来台转达邓小平对蒋经国的问候，意在促成“第三次国共合作”，谈判“统一”，蒋给予否定回应。
根据当时情势，蒋经国若作出这第一种选择，邓小平高兴，美国也轻松，对蒋经国个人并无困难。蒋经国不但照旧当他的台湾王，还能到中国中央政府弄个国家副主席之类当当。甚至代表中国去联合国跑跑、同邓小平共获诺贝尔和平奖都有可能，连季辛吉、黎德寿、卡特都得过呢！
至于“人民压力”，在当时戒严统治下，若蒋经国决心作出这种选择，以他**性格的那一面来严厉压制内部反弹，恐怕人民也难以聚集力量阻挡得住。
第二种选择，是继承蒋介石的哲学，“以不变应万变”。继续拚经济，政治上“维持现状” 。这是国民党内部的主流倾向。这个流亡政权在风雨飘摇中已经维持了三十七年（1949-1986 ），而蒋经国那时已是风烛残年，他完全可以再维持两年，留给台湾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对蒋经国个人来说，这是最容易的一种选择。
第三种选择，就是同过去决裂。同过去的国民党**政权决裂，同过去**者的蒋经国决裂，顺应历史潮流前进，带着台湾告别过去，走上新路。
蒋经国选择的，正是这一条对于他个人，对于他的党，对于他的政权，都属于最困难的新路。蒋经国以他自己的历史哲学，“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取代了他父亲的哲学 “以不变应万变”，带领他的人民跳进了历史大变动的惊涛骇浪。以至直到今天，无数事实证明他选择的是一条最好的路，人们仍未能理解他，怀疑这个**者“动机”何在？
事实上，蒋经国对他的选择将导致的未来是十分清醒的。当民主进步党成立，蒋经国力排众议，不予处置，并决定开放党禁之时，沈昌焕提醒他，“这样做，国民党将来可能失去政权的！”蒋经国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这个斩钉截铁的回答说明了一切。昔日**者的“动机”，就是在台湾结束**，让台湾走向自由的未来。
这样的决裂，在蒋经国生命中不是第一次。
1927年4月在莫斯科，十七岁的蒋经国同他父亲蒋介石决裂。当他听到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工人和共产党员时，给他父亲写了公开信：
介石，我不认为你会听到我要说的话，你也可能根本不想读到它们。但是，不管你读不读到，我都要写出来。今天我要重覆你曾经在信里告诉我的话，“谨记住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务，我愿为革命赴汤蹈火。”现在我要说，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务，今后我不再认你为父。
十年后他回到父亲身边。又在台湾继承了他父亲的政权。七十六岁时他再次同过去决裂。这一次是同旧制度决裂，是告别旧时代，跨进新时代。可以说是同他父亲的第二次决裂，同时也是同过去的自己决裂。这种决裂是蒋经国性格中固有的。一位接近蒋经国的朋友告诉我，与蒋经国相处，感觉其晚年的变化，有一种“赎罪”的心态，而且非常急切。我认为这位朋友的观察是准确的。从我所接触的资料，自1986年3月29日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蒋经国提出“政治革新”，到他去世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他坐在轮椅上，几乎是以追赶自己即将逝去的生命那样一种急迫感，在把台湾推进生命之流。
不错。蒋经国在台湾历史上起决定性作用的转变，蒋经国的“赎罪”，就是这短短的两年，比他有罪的岁月短得多。但这是改变台湾历史的两年。当历史机会来临时，历史人物在转瞬即逝的关键时刻作出的选择能够改变历史的方向。蒋经国那位莫斯科同学邓小平，在廿世纪八十年代的历史机遇比蒋经国好得多，中国也比台湾先进入改革开放进程，拥有广泛的国内支持和国际支持。然而，当蒋经国宣布在台湾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之后，邓小平却在北京宣布戒严，把坦克开向天安门。这两个人作出相反方向选择之时，也就是选择了台湾与中国关系的未来。
蒋经国选择“革新保台”，把台湾推进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潮流；他所选择的不只是台湾的生存战略，也是台湾的中国战略，台湾的全球战略。
上文提到，邓小平对蒋经国的“统战”，最后一次是1985年李光耀的台湾之行。到1986年邓小平才死心。中国官方出版的《遏制台独》一书中指出：“蒋经国倡导并推动的政治革新，是台独的温床，使台湾社会从此走上台独的历程。”
邓小平清楚，台湾只要走上民主之路，就是走上台独之路。所以他才对戈巴契夫说：“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恐怕看不到解决的时候了。”
蒋经国自己当然清楚，只有民主化才能确立台湾主体，台湾才能生存于自己的国土，台湾才能与中国并存于台湾海峡两边，台湾才能独立生存于世界。这就是蒋经国选择的台湾的生存战略，台湾的中国战略，台湾的全球战略。只有那些口称“台独”成口称“反对台独”，却不知 “台独”为何物的台湾人才糊里糊涂。
对蒋经国来说，如此重大的历史转变，要以他有限的生命去做，能不急迫？他不但要走出决定性的最初几步，打下后人难以逆转的基础；还要选择适当的后继者。
这一切，蒋经国做到了。不错，是在强大的压力之下，蒋经国以更强大的使命感与意志力，以自己最后的微弱生命做到的。
这就是蒋经国的“赎罪”。一个伟大的赎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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