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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把唐人街变成了贫民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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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4/05/08 出处： |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就为一个问题而困惑──如果说，在中国有些地方脏乱差是因为经济、科技和人文条件恶劣，那么华人到了以富庶强盛夸耀于世的美国谋生发展，各方面基础早已鸟枪换炮，为什么自己族裔的聚居地却污水横溢、恶臭扑鼻？不仅有两百年历史的纽约老唐人街「臭」名远扬（请原谅我们用了这样重的字眼，但不幸这是事实），新唐人街皇后区法拉盛、布鲁仑八大道，华人愈多，环境愈恶；而华府、波士顿、费城……所有城市的唐人街，也都大同小异，已经成为、正在成为市民侧目、掩鼻的对象！
难道真该归结为所谓「民族劣根性」？难道唐人街在外裔眼里除了菜肴诱人、蔬果便宜之外就一无可取，避之唯恐不及？唐人街给外人的恶劣印象是怎么「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地造成的？又应该怎样锲而不舍地去扭转？政府、商家和民??应该怎样负起各自的责任？我们不仅是讨论一个改善华人社区环境的BID计划，更是讨论华人应该以什么样的形象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走进２１世纪。
《进步，还是贫民窟？》（Improvement OR Slum）
--新世纪移民社区的状况与责任
（一）
American reform movements of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made slums their special target. “Slum” became the name for places where poverty, crime, prostitution, and disease festered.
“美国在19世纪后期进行的改良运动，把贫民窟作为特别目标。‘贫民窟’成了那些贫困、犯罪、卖淫与疾病区域的代名词。（为避免翻译有误，故将原文置前。）
--Daniel J. Boorstin
在人类历史的演变中，最初的迁移或许是出于求生的需要、背井离乡去寻找食物；随着生存能力的增强，人们的迁移更多是希望摆脱现实的贫苦或压迫；尽管也有希望籍此逃避某些意识形态的，也有受好奇、探索、征服的欲望驱使的。但所有的迁徒都没有脱离人类追求美好的梦想、良好的环境与幸福的生活这些因素。而现实是：在美国纽约，中国移民增长最快的法拉盛，与我们远渡重洋时最初的向往、与我们对于生活的期望和梦想，正背道而驰。
恐怕没有一个法拉盛的居民，愿意将“贫民窟”同自己居住的社区联系起来，然而法拉盛却同“贫民窟”的定义越来越接近：贫困、犯罪、卖淫与疾病在这个地区悄然蔓延，并且这种蔓延的趋势正在扩大而非停滞
恶臭法拉盛
法拉盛华人工商促进会会长傅鹤鸣先生开的的“佳欣旅游”公司，位于缅街“花旗饼屋”隔壁二楼。出门右手边，就是目前法拉盛地区快餐盒饭卖得最火的店铺之一，也是食品剩余物容易被遗弃的重要区域之一；而左手边几米远的地方，就是长岛铁路通过法拉盛的那座大铁桥，楼下长年不散的腐臭和尿臊气，显然对他每天早上享受一个葱油包和一杯咖啡的兴致有所影响：就在花旗饼屋门口，人行道边一个污水坑里积水的颜色已经接近扔在水坑里的一截烟蒂的“过滤嘴”的褐黄色了。
“我已经告诉你很多遍了，BID根本没必要再谈，不值一评，这已经不是问题的问题”，法拉盛华商会理事长傅鹤鸣7月15日上午9：30对专程前来采访有关法拉盛推行商业改进区（BID：Business
Improvement District）计划的记者说。对于这位竭力主张和推动BID的社区知名人士这样说，的确有些意外。
不知是因为疏忽还是诸如兴奋等其它原因，昨天刚刚出席了市长彭博签署法案仪式的傅先生，晚上下班忘记关掉办公室的冷气机。对于记者的来访，他似乎更愿意谈昨天的会议和其中两项与华人有关的法案：“BID有什么好谈的呢？马上要选举了，出来反对BID，找一些不是理由的理由，这还有什么值得争执和评论的呢？法拉盛的脏、法拉盛的臭难道大家都看不见、闻不到么？”。
的确很臭。以前以为中午太阳出来之后才会臭气熏天，但前几天两次路过缅街，差不多凌晨5：00吧，刺激的气味从过了法拉盛邮局就越来越让人受不了，那种食物、蔬菜腐烂之后的恶臭，好几次引发胃液向喉咙口“逆流而上”。
“所以呀，还要我说一百遍么？BID这个话题已经被媒体写滥了、再去讨论已经毫无意义了。你自己说，你还有什么不清楚，还有什么好写的？我不是针对你，上星期 ‘角声’还来采访我，说下星期一也要写BID，我一样是这么说的，我叫他们放弃。为什么？因为现在不是谈论对于推行BID是支持还是反对的问题，就好比年轻人长大了，自然有结婚的要求；现在反对BID，就象一对恋爱了好多年的男女，结婚的请柬都发出去了，大家都准备好红包打算来喝喜酒了，有人偏偏要说：等一等，让我们大家来讨论一下结婚的理由”，傅先生嘴里一边嚼着葱油包，一边依然能够连珠炮
似地侃侃而谈，并时不时蹦出一些你想都想不到的比喻来。
“是。这对记者是个挑战。但记者的职业要求就是不放弃，说得好听点叫锲而不舍，说难听就是死乞拜赖。这样吧，我们换个话题聊可以么？我们不谈BID，我们谈餐馆垃圾散发出来的臭气好么？
因为这两天我在准备BID采访的时候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就是我随机向路上的行人询问知道BID么，30个人里有28个说不知道，一个说知道，另外一个说刚看的报纸才知道；而我问他们对法拉盛的看法时他们基本上都能说出几句来，其中谈到臭味的人不少。”
“不一定是餐馆啦，其实造成环境恶劣的因素很多，但餐馆和一些小商家随地倾倒的垃圾也的确对法拉盛卫生状况的恶化影响很大。偏偏就是这些商家反对BID，连每天一杯咖啡的钱都不愿意出。这种观念和意识上的落后再明显不过了，还要说什么呢？这里实行BID，很多大公司都掏钱的，而且是绝对的大头。这个其实情况就可以反映出我们的差距在哪里了么。也许在大公司里看不到一块钱在哪里，但他们很明确他们的计划在哪里、他们期望的东西在哪里，他们认为花了钱了，环境会改善、品质会好，生意也会好，所以他们就愿意花这笔钱。所以我说BID不值一评，因为BID完
全是一个早就应该推行、势在必行的计划，是一个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是尘埃落定的事情。”
法拉盛的BID（商业改进区）计划，目的是通过社区和政府之间的合作来提高相应商业区的质量。主要办法是对改进区内的商店的房产主和商家按照规定的标准征收相应的经费，用以对改进区的统一管理和环境改进。目前计划的预算是第一年38万元。该计划由市议员刘醇逸主导和推动，但支持和反对的意见水火不容。
赞成者不仅认为针对法拉盛的脏、乱、臭，BID的实行已经刻不容缓，而且还指出BID所带来的多种益处：近期效益，是市容的改进给居民生活品质带来的提升；长远而言，如果法拉盛BID发展状况良好，就相当于向纽约市及州政府显示了法拉盛社区居民的自我向上意识，进而有可能带动政府未来更重要计划在此实施。例如：纽约市政府在去年１２月拟订了”法拉盛长期发展计划“，范围从BID的法拉盛闹市区经过尚待开发的大学点大道两侧（原工业区），再经过法拉盛河到威廉点（俗称铁三角）汽车维护厂集中区，直抵谢亚棒球场。这项计划一旦完成，现在欲设BID的缅街一带将仅是新法拉盛的东侧而已，而法拉盛河将变成市中心，棒球场旁的大型购物商业区即成了法拉盛的西部。BID如果实施成功，将有利于法拉盛在2005年吸引大量的联邦、州、市三级政府的公共设施投资，这对法拉盛商业环境发展所带来的利益是无法估算的。
反对者则提出“要生存，不要BID”的口号，并列举了四大反对理由：一，三年来地税续涨30%，此前又增加18.5%，业主商家无法承受；二，38万元清洁费预算之明细未予公开；三，超高地税加额外征收清洁费，会让商家业主负担过重，导致提高成本、经营困难；四，反对雇佣工会组织来清洁社区，应征募当地居民劳工以增加社区就业机会。大多数反对意见认为在经济不景气和政府增税的大背景下，BID有可能造成商家负担过重。而纽约正经历911创伤、SARS、销售税和地产税上涨的困境，计划中必须缴纳的 BID清洁费约占他们地税的3%，缺乏统计依据和现实支付能力的支撑。也有人提出作为民选官员的刘醇逸应该向市府争取更多经费，不应该伸手向社区掏钱。 “我们有州政府、市政府、区政府，我们不需要再来一个只知道向我们收费的小政府”，自称大纽约小商家联盟主席的谢美玲女士说。
“傅先生，能说说您对于华埠倡导BID计划，几度提出几度都因反对者众多而搁浅的看法么？对于法拉盛BID计划的未来您怎么看？”
“中国城有很多优势，而法拉盛没有，这就好象一个大个子打篮球有天然的良好条件，至于他是否意识到自己的条件优势、能否抓住发挥自己优势的机会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今天的法拉盛和中国城比就象一个小个子，小个子也要想加入篮球队，就要有自己的特长，比如速度快，运球灵活、弹跳好。唐人街因反对的人多，BID三度作罢，也许反对的人并没意识到可能因为自己的见解和观念上的局限，一次次葬送唐人街成为曼哈顿帝国区特别商业区域的一部分的契机。而法拉盛的BID由 John Liu推动、由美国主流来做，和我傅鹤鸣来做、和一个超市的物主来做，完全是不同的意义和前景，得到绝大多数民众支持并且顺利通过是必然的趋势。”
无论BID是否应该实行，法拉盛的恶臭是一种现实存在，这种存在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这一社区居民的生活和健康。或许，每个居住在法拉盛的中国人、每个远渡重洋来美国创业的华裔移民，都应该对自己目前所处的环境、尤其是公共环境做些比较与反思，和赞成还是反对BID的争论无关、和对BID赞成或者反对的理由无关、和BID被提议或被否决无关。人们有必要想一下：这样的生活质量和环境品质是我们期待和向往的么？假如，上、上个世纪美国社会要竭力消除的“贫民窟”，又在21世纪中国新移民最集中的法拉盛地区“重现”，人们该怎样应对。
（二）
Before the civil war the fresh meat that the city dweller ate had to come into his city on the hoof. Since there was no way of preventing spoilage of meat while it was brought in from the utside, each city had its own slaughterhouses, which produced piles of offal and an offensive odor.
“在南北战争前，市民要吃鲜肉就不得不把牲畜弄到城里来宰杀，这是由于要从城外把鲜肉带进城又要防止它们变质简直没有可能；所以每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屠宰场，那些成堆成堆的牲畜‘下水’，弄得到处恶臭冲天。”
--Daniel J. Boorstin
世界上的许多事物，并不是在前面加一个NEW字就能代表“新”和“进步”的，“新世纪”即如此。所谓新世纪，只是时间向度上的一种前进性，这种前进并不自然等同于“进步”。在人类迈进21世纪之后，美国遭受了恐怖袭击，美国政府因此而迫不及待地在全球范围内四处宣战，和平的危机加深；同样，在新世纪，美国正经历着连续性的经济衰退，最直截了当的反应就是失业率的攀升和个人经济状况的恶化；而上述的“大环境”、“中环境”的形势变化，使法拉盛这个新移民社区的经济、环境和生活品质雪上加霜。
曾任纽约市政府标准及上诉局局长、现任纽约市立大学校董及2012年纽约奥运筹委会委员的陈作舟非常清楚这一点：“以前法拉盛超市的员工，工资福利都比现在好，有医疗保险，有每年一次的假期。现在呢？现在超市又开了10多家，可是员工的待遇大不如从前。你不做，后面等着要做这份工的人多了。现在法拉盛商业发展不是良性的，比如一家开了超市、就有好几家超市陆续开出来；你开一家餐馆，我就在你旁边再开几家；你觉得手机店有利可图，一下子缅街到处是卖手机的，电话卡也是。资本主义社会，自由商品经济的社会，不是不自由、不是不提倡竞争，而是不讲市场规律、不讲策略和缺乏科学布局的盲目竞争，最后只能是恶性竞争的加剧。现在你在缅街，经常可以看到有一些超市的猪肉、牛肉，送货来的时候，没有冷冻车，即使叮了苍蝇、变质了也没有人理会和注意，所以时常听说有人到餐馆里吃饭出来回到家上吐下泻。我们公司的一个客人就是这样。我自己上两个月也有一次，食物中毒厉害到人整个都虚脱了，几天都站不起来。”
法拉盛现在几世纪
陈作舟，这位华裔建筑设计师提起自己惨痛的经历至今心有余悸，很难想象他这样一个1米80以上个头的男子汉，几天几夜躺在床上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的情景。同样，就在几个月前，中、港、台等地突如其来的 SARS，令所有的人胆战心惊、闻之色变。而人类历史上，传染性疾病的大面积扩散，无不同自然灾害、战争创伤等因素引起的环境恶化有关。疫情的爆发与扩散，常常和人类的卫生等环境因素的恶化有直接的关系。如果说南北战争前的美国社会因为想吃新鲜的肉类而运输与冷冻技术设备局限了人们的要求、造成“每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屠宰场，那些成堆成堆的牲畜‘下水’，弄得到处恶臭冲天”的话，那么在两、三百年年之后、在人类迈进新世纪的法拉盛，由于竞争的激烈，为了降低成本，人们开始舍弃诸如冷藏运输车这些现代社会必备的卫生条件与工具，无异于是历史的倒退。对于这种生存环境的恶化，如果缺乏基本的环保意识并及时加以治理整顿，出现类似于SARS这样的大问题不是没有可能。正如蚊子苍蝇总是从臭气熏天的垃圾堆开始繁衍肆虐，传染性疾病常常是以卫生状况最差的区域作为突破口的。缅街路边随处可见的垃圾、积水和弥漫在空中随风飘散的腐气恶臭，正在损害法拉盛居民的健康，也在污染着这个八十年代后迅速崛起的移民社区。
“我现在每天买菜回家自己做，其实根本不比在餐馆买现成的便宜，而且还费时间，但是我觉得自己买回去做，干净些卫生些。我做过餐馆我知道，餐馆生意忙，很多蔬菜啥的都是不洗就直接下锅的，很脏；现在有些店里卖的龙虾、温哥华大蟹为什么便宜，因为不少是死了的，海鲜这个东西死了很容易吃出问题的，所以我都不敢去吃。”家住法拉盛、在曼哈顿一家指甲店做“大工”的林小姐说。
“我以前回到家，鞋子都放进房间里，有时候还穿上楼。现在我都把鞋子放在门外了，不但我自己的鞋放在门外，我让阿明和他的朋友进门前都把鞋脱了。你只要在缅街走一圈，就免不了踩上脏东西，特别是一些餐馆和菜场门口，路过那里的时候，脚踩上去都是粘粘的感觉，有时候还有嘎叽嘎叽的声音，很恶心。”同样家住法拉盛、在中城一家日餐餐馆打工的阿香说。
臭与脏只是能够“有目共睹”、展现在人们面前的现象，而法拉盛更严重的环境恶化，虽然难以用肉眼去发现，却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我刚搬来法拉盛的时候我的邻居跟我说，他们以前在法拉盛河里游泳，还抓螃蟹，然后带回家给妈妈做螃蟹色拉”，陈作舟感叹道：“你知道么，法拉盛差点成为美国的首都。独立战争之后，乔治华盛顿、就是国父华盛顿来法拉盛买水果，现在王子街到水泥厂的那块地方，原来是一位王子的果园，那里是全美国最大的树种出售中心，后来没有成为首都不是法拉盛的原因，而是那时候曼哈顿跟东河和法拉盛之间的桥不多，交通非常不方便。现在交通倒是方便了：法拉盛现在有23条巴士线、有7号车和长岛铁路，但是法拉盛却一天一天沦为一个巨大的公车站，每年有1600万
的流动人口在这里中转、扔下所有需要丢弃的垃圾，唯独没有留下一样东西，那就是购买力。而商家把这个每天都有新移民进来的社区，当作推销鱼肉蔬菜和日用消费品的杂货市场，所以现在的法拉盛成了一个大公车站加大杂货摊。”
在法拉盛河里游泳和抓螃蟹的情景已经“与时俱进”得荡然无存了；华盛顿是否有意把法拉盛作为美国首都考量的轶闻也一时无法得到证实；但华盛顿来过法拉盛的史实在他的日记中有记载，1789年10月10日这天，他在笔记本上写道：“ I set off from New York, about nine o’clock in my barge, to visit Mr. Princes fruit gardens and shrubberies at Flushing.” 华盛顿坐船来到法拉盛，而现在的法拉盛河与法拉盛湾已经成了工业垃圾和商业污染的牺牲品，它们或许可以称得上是纽约独一无二没有得到妥善治理的河流与海湾、一个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恶化的由丢弃的垃圾组成的大垃圾场，而比臭和脏更大的隐患和环境倒退就隐含其中。
首先是工业污染：在从“殖民时期”过度到“移民时期”之后，美国的工业革命蓬勃发展，但随之而来的是严重的工业污染，特别是重工业。而法拉盛在这一历史阶段中，恰好深受其害，空气、水质都没有幸免。其次是不堪重负的下水道系统对于水源的污染：所有餐馆、菜场和路人的废弃物，并没有自然消失，而是不断污染着空气、土壤和水质，经过下水道系统排放的污水，严重污染了法拉盛河。这种状况随着新移民的不断涌入，愈演愈烈。第三是噪声和水域污染：JFK和LaGuardia两个机场的噪声让这座几百年前荷兰移民居住的小村庄，深夜都必须聆听飞行技术革命那种震耳欲聋的“立体声”效果。而机场系统的运营，同样对法拉盛河特别是法拉盛湾附近的水域制造大面积污染，使原来就很成问题的水质变得更加糟糕。
“假如今天这里是美国的首都，你会不会容忍它这样子？”陈作舟痛心疾首：“整个法拉盛，我们失去了很多的机会，别人弄不明白：这里这么多人口，潜力这么大，这么多历史，为什么倒退成这样。法拉盛，马克吐温来过、天皇来过、华盛顿也来过。我们中国人从1862年开始被挡了100年现在才进到美国来来，所以要追上别人，速度就要快，因为我们不在19世纪，我们已经在21世纪了。现实的环境和对环境的要求都和两个世纪前完全不同了，我们中国人因为美国移民政策的限制，的确来晚了100年，可是别人不给我们100年的时间来Catch up，我们要追上他们，要融进主流社会，就要有环境保护意识、要有主人翁意识。因为别人不会说我们等你100年，而是说现在是21世纪呀，为什么你们这里还这么脏这么臭？”
在被问及对于法拉盛推行BID的问题时陈作舟说： “人们提议和讨论了20年关于改进法拉盛的BID计划，开始时有些人说计划很好，放在这里我们研究研究，过了一年再去问，有人就说现在生意不好，过几年再说，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就过去了20多年。在法拉盛的大型商业主，你看象梅西百货公司、法拉盛MALL、喜来登酒店、MUSS、卡尔铎，本身已经请人清扫路面了，但仍然愿意依照临街面积及长度付出每年上万的BID特别经费。这个情况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这些美国主流的大公司对社区社会义务的关心与尽责。而在纽约象这样大规模的商业区还未设立BID的，也仅剩法拉盛一处了。”
“现在的法拉盛不是要不要BID的问题，其实现在这里已经有小型自发的BID了，你可以在街上看到穿着蓝制服的人在做清洁，这就是法拉盛的BID，但是法拉盛的问题是，光有一个BID还远远不够，我们需要的是‘超出一个BID’。我们现在做的只是一些最基本的事情：清洁街道。人家的BID超过我们很多，上百万的BID，负责的东西多了：帮你放花放草放彩旗、组织促销活动。法拉盛只是把垃圾捡起来而已、鞋子上不要踩到粘到脏东西而已。假如说每一天连一杯咖啡的钱都不愿意承担的话，起码对我们自己、对来这里采购的客人不是尊重而是侮辱。在整个北美地区，已经有1500家BID了，我们知道商人都不笨，商人没有好处、没有利益的事情都不太愿意去做，但为什么短短一、二十年里面，BID的成长会这么快呢？1961年，法拉盛就被规划成纽约市第四大商业区，我们最初的都市设计计划从1946谈到现在，从来没有实现过。人生短暂，你难道宁愿在这里捏着鼻子生活几十年，而不希望共同努力创造一个更加清洁、安全和产生高效益的法拉盛么？担任多项社会公职和公司职务的陈作舟，此刻最权威的头衔似乎是：一个从1970年开始就生活在法拉盛的居民。
难道真的宁愿在这里捏着鼻子生活几十年么？难道真的要让法拉盛回到19世纪那种成堆成堆的牲畜‘下水’，弄得到处恶臭冲天的环境里去么？法拉盛正身处这样一种尴尬境地：原先的历史风貌和天然植被破坏，想回到几个世纪以前的自然状态已经毫无可能；而人口的剧增和污染的日益严重，使得这个社区的居民不得不生活在比上个、甚至是上上个世纪还恶劣的环境中。在时间坐标上，人类的的确确进入了新世纪，但在文明的坐标上，人们说不定要面对倒退的严峻挑战，法拉盛就面临这样的挑战，假如人们依然缺乏足够的环境保护意识和公民自觉意识的话。
（三）
Desting is not a matter of chance, it is a matter of choice; it is not a thing to be waited for, it is a thing to be achieved.
“命运并不是一个机遇问题，它是一种选择；命运并不依靠等待就能得来，它要靠奋斗去实现。”
--William Jennings Bryan
第二次大战前夕的1939、1940年，世界博览会就在纽约举办，在离法拉盛不到一英里、名叫“法拉盛－可乐娜草原”的公园。那一年世博览会的主题是“世界的明天”，并提出了新的口号：“人类相互依存”。那时的人们，希望能以他们的力量建设明天的美好世界，建立幸福的美国生活方式。
和二战前夕战云密布、人类面临战争死亡威胁的严酷相比，现在法拉盛的实际状况起码有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优势，那就是人们生活在和平时代。面对战争与死亡，人们仍然没有忘记勾画明天美好的希望，这对于此刻居住在法拉盛民众、对于近二十年大量迁移来此的华人移民，似乎应该有所启示。哪怕即便只是出于对生活与人生的享受而言，似乎也值得想一想：生活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我享受了么？享受到了什么？
现实 BID 观念
“社会永远是被一些超越社会的带头者带动着往前走的，这个社会很可贵的就是前进的力量一直都存在。”傅鹤鸣慷慨陈词中不乏真知灼见：“今天法拉盛的BID由 John Liu（华裔市议员刘醇逸）主导这个计划的推动、由美国主流来做，和我傅鹤鸣来做、和一个超市的物主来做，完全是不同的意义和前景。这是新一代华人移民进入美国主流并发挥参政议政作用的良好开端。不珍惜这个机遇和局面，偏要为了自己的一点眼前利益或政党选举的需要，置法拉盛又臭又脏的现实情况于不顾、置法拉盛的长远发展和未来于不顾，不是短视和狭隘有是什么呢？要把法拉盛建设好，不是一句空话，需要有人参与、需要有人付出，如果谁都不愿意付出而只希望坐享其成，法拉盛的臭和脏恐怕永远都不会消除。”
傅鹤鸣，这位现任华商会会长，在促进社区改善方面一直热心不辍。一个多月前，法拉盛缅街与凯辛娜交界的三叉路口，增加了一座辅警值班的岗亭，这是近年来由法拉盛华人工商促进会等社区组织促成的一件大事，傅鹤鸣就是积极争取的主导人之一。岗亭从大小和实际功能来讲，似乎都无法成为这个移民社区的地标性建筑，然而它的历史价值的深刻性在于：这个岗亭的设立，成为中国移民观念变化的重要标志，成为中国人观念上主动融入美国主流、参与公共事物和体现社区责任意识的一个landmark。这个岗亭的出现，是区别传统“中国城”大同小异的“牌楼”们的重要分野，它预示着这一代移民在观念上，已经从维护民族传统本色的‘守卫’意识，跨越到具有主人翁责任感和社区公共意识、社区归属意识的层面。这些意识的成长，将成为增加整个社区公民意识、促进社区环境改善的至关重要的力量。正如傅鹤鸣先生说言：“社会永远是被一些超越社会的带头者带动着往前走的，这个社会很可贵的就是前进的力量一直都存在”，法拉盛不会自动就变得整洁、卫生、安
全、漂亮。法拉盛未来的发展，需要这样的公共意识和参与意识。美国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就在于它的观念和制度成功地使每一个美利坚的公民，都成为整个社会的一部分，他们不再仅仅是政府号令的听从者和执行者，他们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一部分、成为社会进步创造力的一部分。
法拉盛的中国移民可以成为这其中的一部分么，不仅仅是法拉盛，整个北美的中国移民，可以成为美国社会进步创造力的一部分么？设计师陈作舟对法拉盛现象有精妙的比喻：“假如我们今天在上海、在广州、在台北或者在香港，印度人跑来到处乱贴印度字，你会怎么想？假如所有开的商店全是印度人的日杂用品，所有的餐馆里面都弥漫着咖哩味，我们会是什么感觉？所以，不要暗自庆幸整个法拉盛都被中国人和中国招牌占领了，不要自鸣得意所有法拉盛其他族裔的超市都被赶跑了、都成了我们中国人的天下。我们干得并不聪明和具有远见卓识，我们只能靠新移民人口增加来‘拉动内需’的做法并不一定能持续长久。今天的法拉盛，实际上是变相把收入更高、更具有购买能力的其他族裔的客人拒之门外了。”
在二十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著名的政治学家杭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对现在的这个世纪的世界格局提出了预言，他认为大部分非西方文明实际上不可能西化。他虽然强调了西方与非西方诸文明间冲突的可能性甚至必然性，但最终仍然主张人类各文明应学习并习惯于相互共处。“学会共处”，应该是美国这样一个移民国家所必须实践的一个基本原则。共处既包括了融入美国主流文化和
生活方式的主动性，也包括了社区责任意识的建立，还包括了在新的移民社区与其他族裔的和睦相处共存共容。法拉盛，这个靠八十年代后期美国“移民政策”这扇大门对中国的开放和一条即将抑或已经超负荷运行的七号地铁支撑起来的移民社区，并不一定具备象唐人街那样的、与曼哈顿岛与曼哈顿的文化建筑历史的天然联系。
因此，多元化、多族裔的融合发展就显得更为重要。
在改变法拉盛脏乱臭现象的过程中，观念和意识的改变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所谓的观念更新，就是在中国移民的意识中，要真正有一种使命感，这种使命感需要日积月累逐渐成长，直到超过了“被强迫感”。值得庆幸的是，这种力量在壮大，正成为一种趋势，这种趋势同样也作用于法拉盛的经济繁荣。
陈作舟就经济和商业角度谈了社区环境改善的意义：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也出效益；假如说每一家商店都自己花人力物力出来搞清洁，花了钱，效果还不好，实行BID，用专业的组织和工人做公共的事情，从效率来讲是哪一个比较好呢？法拉盛用什么方法什么形式来治理环境、整顿治安、整顿交通，这些都还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这些社区存在的问题，始终都没有人关心、过问，始终都以条件不成熟作为理由来反对来挑剔，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社区又怎么能进步？社区始终停留在有臭有脏的状态，表面看上去我们是还过得去，也不用出钱，可我们实际失去的是更大的经济利益，因为实际上我们损失很大，你根本不知道顾客跑掉多少，你根本不知道哪些是有购买力的客人因为我们社区的环境问题而不来这里买东西了。皇后区230万人，有钱的、肯花钱的、生活观念上就是有钱就花pay check to pay check的那些族裔都搬出了法拉盛。那些路过的人，看到这里卫生这么差，跳上公车之后，一毛钱都没花就跑掉了，可是沿途留下的垃圾呢，由我们来清洁。这说明我们并不真正懂得如何把生意做得更好。我们只看到改善卫生、治安、交通的问题需要花钱，我们却没有仔细研究花这些钱会给我们带来多少回报。皇后中心的租金900多一尺，我们呢，300多，为什么别人那么高我们那么低？因为我们的消费环境不行，环境不行导致销售不行，销售不行商家和客人都不来了，就这样恶性循环。今天的法拉盛，行业结构缺乏科学的布局，简单重复的竞争导致更多更频繁的开张和关门，导致利益和效益的下降。而且，如果再过几年，现在的小孩子都长大了，接受的是美国教育，他们能接受这里的臭和脏么？这么大的法拉盛、这么多的人口，连一家英文书店都没有，我们的下一代会喜欢这里么？”
杭廷顿有一个观点，他认为人类各群体在学习共处的长期进程中无疑会有持续的相当多的冲突，在人类朝着学会共处这一方向努力但尚未达到真正学会这一目标之时，冲突和苦难恐怕仍是国际社会的常态之一。今天探讨法拉盛的现状及其发展出路，并非无视社区民众的实际困难和反对意见，但是，人们也应当认识到的是，假如清洁社区卫生、繁荣社区经济的任务和使命落在每一个人肩上的时候，只有承担起来，才能创造出美好的未来，“命运并不是一个机遇问题，它是一种选择；命运并不依靠等待就能得来，它要靠奋斗去实现。”我们面临这样的选择，法拉盛面临这样的选择，不止法拉盛，甚至全美国、全世界都面临这样的选择，如何让我们人类自身，生活得更加健康和快乐。
如果我们还在为应该政府出钱还是商家出钱而争论不休，如果我们还在各执己见、莫衷一是却对现实的难题束手无策之际，不妨听一听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不要忽略那些潜心研究美国社会几十年的社会学家已经总结出的规律和答案，他们的提醒或许对改变我们的状况不无助益。 Peter Drucker就是这样一位对后资本主义社会有着全面研究的学者，他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中指出：“在美国，四十年来，透过政府行动来解决社会问题，从来就没有一次能够获得成功。但是，独立的非营利机构在这方面却一直有很好的成就。”
民间社会的公民自觉运动并非治疗任何后资本主义社会与政体病态的万能丹，但可能是治疗这一历史时期任何病态的先决条件。因为如此可以重新恢复公民责任（公民自觉的象征），恢复公民认同（社会归属的象征）。也许，制止法拉盛演变成为接近“贫民窟”趋势的主要力量，正是这些观念和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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