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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卧底“二奶村”6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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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4/04/22 出处： |
“二奶”，现代汉语辞典缺席然而近十几年来却耳熟能详的名词，它已像越长越大的毒瘤存在于我们活生生的现实社会中。“二奶”让人毫无疑问地联想到男人和女人，金钱与性交易，尤其是容易让人联想到女人的命运。二奶们幸福吗？她们怎样沦为二奶？她们为何当二奶？她们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吗？人们该谴责男人还是谴责女人？对此类丑恶现象，社会该如何疗救？……带着这一串串疑问，女记者出身的本文作者改名埋姓装扮成落魄女人，孤身暗访深圳河畔的“二奶村”，用长达 60天的时间揭开了二奶们令人心悸的生活内幕和内心真相。
——原文刊于《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4年第4期
在珠江三角洲一带，在广州、深圳、东莞等地，“包二奶”现象日益严重。自八十年代中叶始，一批往来香港与内地的香港商人、白领人士以及货柜车司机，开始在深圳等地包养“二奶”。随着这个“风流军团”的扩大，一些位于罗湖的花园住宅，如怡×花园、庐×花园等楼盘，因“二奶”相对集中而闻名。九十年代中叶，随着深圳中心区的西移，福田区成为少部分港人“金屋藏娇”的首选地。由于福田区渔×村、皇×村、皇×新村、水×村等地邻近货柜车出境的皇岗口岸，便利司机的出入，日渐成为香港货柜车司机包养内地“二奶”的首选居住地。在关外，如布吉、宝安新城，由于房价较低，又无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边境管理通行证”，在那些地方，亦有相当的一些“二奶”居住。当然，“包二奶”现象不单深圳存在，在其他地方如上海、厦门等许多地方也有，只不过随着深圳经济飞速发展，深港两地多元交流的频密，港人在深圳包养“二奶”更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由此而在香港与内地造成严重的社会、家庭、道德等问题，早已引起广泛关注。
1999年下半年，因珠江三角洲“包二奶”之风得不到有效遏制，以维护广大妇女权益为己任的广东省妇联终于忍无可忍，拍案而起，呼吁制定相关法律，严惩 “包二奶”的丑陋现象。据《亚洲周刊》2000年8月28日《百万“雄”狮陷法律重围》中报道：“中国大陆包养情妇者估计约有百万，当局酝酿修订婚姻法，严惩包二奶行为，对数以万计在中国各地包二奶的港台男人带来强烈冲击，也祸延许多女性……”进入新世纪，原先有所回避、遮掩的有关“二奶”的话题开始越来越多地见诸国内媒体，但对于“二奶”的生存状态却普遍语焉不详。事实也许在云遮雾罩的某个角落。当社会对“二奶”有较理智的态度，当媒体对“二奶”有较客观的对待的时候，我一头扎进云雾中，沉进“二奶”村，努力去接近、了解、捕捉、反映“二奶”们的甜酸苦辣。
2001年1月13日，距农历蛇年春节还有10天，我隐姓埋名，离开报社舒适的公寓，搬进深圳河畔的某某村一个狭小的单元房居住。
我之所以选择某某村作为隐形采访的落脚点，是因为村里有我的朋友阿洁。早在1998年10月，我因病住院一个月，和邻床的一位四川妹结成好友。四川妹叫阿洁，嫁了一个香港货柜车司机阿南。阿南足足大阿洁18岁，但两人相爱得不行，连医院的护工都看得眼热。阿南的工作是在大陆验货、拉货，每晚要忙到12点才回深圳。阿南不在深圳的夜晚，阿洁就躺在病床上和我聊天。她说她家安在某某村，自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因地理之便，这个小渔村成为深圳市区的一部分，迅速致富，村民普遍盖起高达七八层的私房，供外地人租住。村中仅有200多户本地人，竟租住了近千户外来人员。村中的年轻靓女，阿洁说，也就是四川妹、湖南妹、贵州妹、江西妹等内地女子，多为港人所包养的“二奶”。
阿洁家楼下，有一家云南粥店，粥店的老板娘胖得几乎走不动路，每天早晨10时左右，多数“二奶”才刚刚起床，趿拉着拖鞋，穿着睡衣，云集粥店吃早餐，然后便东家长西家短地扯闲天，喝完粥后，相约打麻将。在粥店中，几乎天天可以听到有关“二奶”的各类信息。那时，我就打算到这个村里去住一些日子。阿洁出院，我送她乘电梯到楼下，她请我以后无论如何到她家里去玩，阿南不在的时候，她很孤单无助，希望我就在她家附近租房而居，我答应“以后再说”。这个“以后”就后到了数年之后的2001年。
我化名“阿敏”前去租房，房主一定要验看身份证件，无奈中找了一个相熟的村干部说明来意请求帮忙，并请他保密。我以每月800元的租金住进一套有一厨一卫的公寓“套房”。厨房的防盗网外，两栋私房挤压过来，抬头只见“一线天”。我将带来的少量行李提进屋内，跑到楼下的杂货店，买了一张席梦思床垫和一个床头柜，花4元钱买了一把扫帚，将房内打扫干净，扫帚上沾着许多长头发，我好奇地扯出一根，跟我的头发比了比，原住户的头发还长过我，一定是垂在腰际的。苦恼才让女人落秀发，前住户有什么样的烦心事？又为什么人而苦恼呢？
1.阿婷“老公”比她大20多岁
××村的地理形状极像英文字母中小写的“r”。顺着村口那根“r”字下部的直线往村里走，走到村中唯一的肉菜市场，整个村就仿佛被人掰成了两瓣。左边那一瓣是典型的现代住宅楼，高档、整齐而规范，共有20多栋，外称××花园。右边那一瓣却参差不齐，色泽不一，新旧混杂。这是村民们自盖的私房，少说也有140多栋。由于私房的不停扩建，栋与栋之间已是“亲密无间”，最亲密接触的楼宇之间，相隔不过半米。
1月15日上午10时，我穿着企领胸衣，廉价的牛仔衣裤，脚蹬一双棕黄松糕鞋，胸前的手机晃来晃去，在村中开始“企街”，希望以此招摇来遇见我想认识的那类女子。“企街”15分钟后，我找了一个水泥花坛边坐下，不多久，花丛中闪进一位年轻靓女的脸。眉眼纤细得像港星林忆莲。她穿紧身黑毛衣，外罩一件孕妇裙。看得出，她肚皮那儿已经颇具规模了。“预产期还有多少天?”我以异常关切的声音询问年轻的妈咪。大凡跟孕妇打交道，谨记要找准她们感兴趣的话题。“下个月20号！”“你今年多大啦？这么小就生儿育女？”仗着自己是“大姐”，我涎皮赖脸地又问了一句。“23岁。”“老公大你几岁？”刚一发问，我便后悔，自己像个公安在查户口。“20多岁！”年轻女子并不在意，甚至还往深里说，看上去是个没心没肺的单纯女子。“我17岁来深圳打工，后来，一位同乡的老公是在那边开货柜车的，她介绍了老公的朋友给我认识，1997年8月1日，我们就结婚了。”“你老公也是货车司机吗？”我问她。“在香港当建筑工人。”通过闲聊，我知道她叫阿婷。“你现在是一个人？”在我问过有关阿婷的“十万个为什么”之后，和我并排坐着晒太阳的她，也很关心地问我。我点头称是，把我被人“抛弃”的故事有鼻子有眼睛地讲述了一番。
“那你手中有没有攒些钱？”她为我着急起来，说：“这个年头，什么都没用，钱是最重要的。”“你老公一个月给你多少家用？”还是少谈自己为妙，我把话题转到她身上。“5000块。”阿婷很自豪。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村里包养“二奶”的最高价钱。5000元家用还不包括房租。我问她，村中已“嫁”女人每月家用到底有多少？阿婷大概猜想，我这个弃妇搬到这里来，一定是想找一个出价高的男人过日子，所以乐于向我介绍说，从1000元至5000元不等。在村尽头那两栋楼住的都是打工妹型“二奶”，包她们只需花1000元。“1000元能干什么？不过刚够饱肚而已？”我很吃惊。阿婷却觉得很合算：“在工厂打工，一天干12小时以上，累死累活才不过400元。跟香港人生活，不用干活，又不用操心生计，有什么不好？”这个上午，因了女人对女人的信任，因了底层女人对 “落难者”的怜恤，我不仅认识了一个二奶，似乎还得到了她的信任。我在兴奋之中，热情表示她有什么事可以找我帮忙，我愿意陪她上医院看看。“明天早晨吧! 我住在90栋楼的二楼，你在楼下一叫我就会听见。”
第二天上午10点，估计阿婷起床了，我拎着在街口买的一袋进口提子和芒果，站在90栋的楼下等她。阿婷见我带来水果，很开心地收下了。她盘了头，整个人利索不少。大大的孕妇裙罩在她并不算大的肚皮上，有种夸张的感觉。我像个真正的 “三陪”呵护着阿婷，出人出的士费还出力气。这些天来，阿婷临盆前都是一个人去看医生吗？村中出租屋里的那些女人生孩子，难道都没有人照顾？对于准妈妈来说，远在异地他乡，又是孤身一人，说多困难就有多困难。阿婷对于前方的路，充满乐观情绪。她说，她们大多来自农村，自小农活一一历炼过了，别说一人看医生，就是独自去医院生孩子，也是常有的事情。毕竟，港人的工作负担重，像她老公，很少请假，请假是要扣工钱的。这次生孩子，他答应请两天假，会提前过来陪她生产。阿婷的几项检查指标都不错，母子都蛮健康正常的。只是没有准生证，医院会为阿婷她们接生吗？那么多的二奶在此生儿育女，难道计生工作就没有人管？阿婷很有把握地告诉我，这附近的每一家医院，只要肯付钱，肯定不会见死不救的，更别说接生了。医院的大理石地面锃亮光滑，阿婷的平跟布鞋踩在上面悄无声息。
晚上10点25分，我的手机响了。阿婷在电话里很兴奋地说，她老公回家了，听说我陪她看医生，谢谢我，想请我吃宵夜。我很高兴地答应了。我所认识的村内那位干部曾经告诉我，要想了解“二奶”的生活很不容易，首先要接近她们，然后结识并交朋友。接近她们的办法是在一个固定的西餐厅吃饭，固定的美发厅洗头，固定的美容院美容，固定的夜总会娱乐，就一定能认识你想认识的人。也算运气好，在露天休闲区，轻易地就认识了阿婷，并且交上了朋友。更让我意外的事，我还能认识她的男人，也许可以了解到被包者与发包者之间的契约关系。由于市区的迅速膨胀，原先田野间的自然村都变成了城中村。
村口，也就是街口一家火锅店里，阿婷的老公已经点了火锅套餐在等我。一份野鸡、一份山蛇、一份草龟拼在一块煮。香气氲氤中，掩不住阿婷老公脸上的疲惫。即便在村中看惯了一对对的老夫少妻，但我还是觉得他们之间，不止相差20多岁。阿婷那张青春的脸与她老公脸上纵横的沟壑所形成的反差，足足有一代人到两代人的差距，至少看上去就像父女俩。“多谢，小姐贵姓？从哪里来？”阿婷的老公很客气，端起一杯“金威”敬我。“我叫阿敏，来自江西南昌。”我篡改姓名，出生地不敢乱报，毕竟还有脱不掉的江西口音。频频举杯中，我的豪爽博得了阿婷老公的信任，他郑重地将年轻的“妻子”拜托给我，希望我有空常来看看阿婷。当他听完我的“悲惨”故事后，他说等年后，他会想法给我介绍一个香港男人，鼓励我不要对生活担忧，毕竟，好人好心有好报。寒夜。火锅。海鲜。阿婷幸福的脸庞。香港男人的托付，望着杯中琥珀色的啤酒，想到阿婷肚里的孩子，揣测着身边这位看上去还算成熟的有责任感的香港男人，我不由得反问自己：作为二奶的阿婷将来一定不会幸福吗？如果将幸福仅仅界定为有人关心，有一点物质基础这两项呢？这有一种危险：我是不是把二奶的商品属性看得过于简单了？不管怎样，我的心情极靓，我为自己“卧底”所迈出的第一步而感到高兴。
2.她们为什么情愿被男人包养
阿灿是我“企街”时认识的第二位二奶。“企街”，原本是粤语中闲逛的意思。对于一个入住××村考察“二奶”现状的人来说，是工作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利用年前节后的几天时间，整天“企街”，目光在一个又一个年轻女子的身影上逡巡，至少可以说，已经大体掌握了村中“二奶”们的穿着习惯。她们最大的本钱就是年轻，这一点，从她们那大多白里透红的皮肤上就可以看出。她们的打扮一般分为两类，因而也构成两个极端：时髦与随意。所谓时髦，的确是需要身体本钱的，今日深圳的气温为10度，我穿一件皮衣，两件羊毛衫。而她们有的仅穿一件内衣，外罩一件风褛；有的大胆袒露前胸，突出非常性感的胸前乳沟，披一件橘红太空服欲盖弥彰；更有的干脆将两只漂亮的白胳膊露在寒风外，仅在手臂上戴小半截黑手套。说她们招摇过市并不过分。另一类型就是随意，简直就是不修边幅。她们往往将各类睡衣睡裤胡乱地穿在身上走到街上，睡衣外加一件薄薄的太空棉背心，趿着夏日才能见到的凉拖鞋，让人不得不佩服她们把公共场所当作自家内宅的本领。因为年轻，所以无畏寒冷？或者说，为了某些目的？
阿灿满脸粉刺，剪了个娃娃头，眉眼还算可以。她并不袒胸露怀，穿了件米黄色的太空衫，上衣衣领还在脖子上绕了一圈，像个装在套子里的人。下身着花格呢大摆裙，裙幅度几乎有360度，足蹬仿皮米色靴子，整个人距离时尚起码落伍五年。当她向我走来时，我几乎将她认成一个小保姆。
傍晚，我暗藏索尼采访机，在村里那家最好的西餐厅里，我请阿灿吃晚饭，我要了两份煲仔饭。阿灿选了香菇鸡块，我要了咸鱼肉饼。就在有意无意的交谈中，阿灿说出了自己的往事。回到住处，我根据录音，在日记本上记录整理出阿灿的故事———我来自贵州一个贫穷的小镇，今年 26岁。下有一弟二妹。爸妈都是农民。大妹在布吉某厂当物料工，每月能挣几百元，弟弟还在家乡上高中，小妹在念初中。我上高一时，我家穷得再也不能支付我上学的费用了，不得已我就退了学。听人说深圳是个花花世界，好赚钱，就跟着村里一个男孩，拎着一床被子，南下打工。进关时，我是扒铁丝网进来的。听老乡说沙头角一家工厂招工，我就赶过去见工。那天，见工的年轻人真多啊！里三层外三层，我好不容易挤进去，看见招聘栏上一行行新兴的行当，我心中好奇得很，有 “车工、焊工……等等”，我什么也不懂，就在“大烫”一栏上签了名。见工时，主管是个男的，比我大两岁，竟然是我的同乡。他对我填的表格感到好奇，拉着我去“大烫”车间看别人是怎么工作的。我一看吓坏了。原来“大烫”足足有2.5公斤重，整天不离手，要烫平成叠成叠的衣料。一般体弱的男孩子，也不一定吃得消的。看完“大烫”们的辛苦样子，主管问我怎么样？能不能胜任？我咬着牙说，可以。主管可怜我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同乡，只叫我负责每月车间内的抄抄写写。主管的女朋友是另一间工厂的会计，闲时还教我几下。半年后，在主管的鼓励下，我干起了小工厂的小统计，负责简单的结算，发发工资，月薪有900元。
就是这样，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还不服气。我特别想当车工，因为车工一个月能赚1800元左右。半年后，我才明白，这份工资是在工厂干了起码5年以上的熟手才能享受到的待遇。来深圳最初的日子里，我恋爱了，爱上了那位带我出来的男孩子。可两年后，我的爱情破灭了。男孩子在沙头角另一家公司打工，公司里一位女工也爱上了他。那一年冬天，我男友被小偷扒完了所有的钱，女工拿出所有的积蓄，一共7000多元给男友回老家，男友感动不已，就将女工带回老家去成婚。这个消息让我万念俱灰。
当初，我变成一名统计时，男友见到我有一种自卑感，但我从未看不起他，还在苦苦存钱等他娶我，不料，等回了这个伤痛的消息。我不得不告别让我伤心的沙头角，到八卦岭工业区来谋生，却一直找不到工。正在六神无主之时，遇见一位高中同学，她已经做了香港人的“二奶”。她丈夫的一位同事也想找一位老实本分的内地女子做小的。女同学劝了又劝，叫我与其千辛万苦打工，不如每月拿几千元“固定”工资算了，想了一个星期，我咬着牙答应了。生活了一年多，我觉得这个港人还不错，每月按时给我3000元，房租也是他出。我的生活一下子从容起来，安定下来，也算小康了吧？除了男人不是完完全全属于我的，但这又有多大关系呢？只要他对你好就行了。我总是这么想的。我很满足这种被人包养的生活，真的很满足。我有一位好朋友在沙头角做咨客，冬天穿得极少，每天还冻得鼻涕乱流，“罚站”超过10个小时，一个月才600元钱。我常笑话她说，我做美容，一个月都不止这个数。阿灿男人大她15岁，应该是41岁的男人“娶”了26岁的女子。
“女人嘛！就是这么一回事！”阿灿幽幽地说。她是率直的，敢于承认自己是“包养”的。阿灿做二奶之前，虽然是一个打工妹，但她的“起点”较高，是小工厂的统计。在生活上，按理说没吃过什么苦。她委身二奶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失恋。经过一段婚恋悲剧对爱情、婚姻失望之后而被人包养的二奶，在二奶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在我正面接触的二奶之中，除了阿银外，阿金、阿洁、阿艳、阿月等人，都经历过各式各样的婚恋失败，从此把一切山盟海誓都看成狗屎，不信男女有真情。
3.阿艳剜开自己的情感创痛
晚上11点多钟，阿艳轻轻地敲我的防盗门：“你睡了吗？”“没有。”我随即将门打开。阿艳拎着一瓶红葡萄酒，手指夹着两个高脚酒杯，碎步漾了过来。“我睡不着，阿敏，我们喝一点吧！”阿艳每晚睡前必喝一点葡萄酒，强迫自己睡去。我的房内，开了一盏小台灯。我拿水鸟被靠在床头当高枕，和阿艳并肩倚靠在席梦思床垫上。“老公呢？不是说今天晚上回来吗？”我有点意外地问。阿艳摇摇头：“别提了，他总是骗我，不过我也没有爱过他……我喜爱的人，却总也不会来找我。”这个夜晚，就在酒精的陪衬下，阿艳剜开自己的情感创痛。我是湖南常德妹。家里很穷。21岁那年，我嫁了人。老公家里很穷，婚后，还要养一大家子人。结婚不到半个月，由于生计所迫，他就去了广东东莞打工。我在老家独守空房，等了他半年，他都说没钱回来。我想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好不容易说服了婆婆，我千里寻夫到了东莞，发现他原来新交了一个女朋友，在一起同居了。那个女人是四川的打工妹，家乡还有丈夫和一个女儿。用老公的话来说，他们是在他乡临时组织的生活伴侣，一回家就会散的。我不依，又哭又闹的，将他们拆散，然后，我就自己跑到东莞打工。
我在人才市场的一个摊位上，遇到一个男人，他长得很帅，竟然是鸡头。他叫我去一个公司做推销，说每个月能赚2000元钱，我就去了。一到那里，我吓坏了。连公司的影子都没有啊！四室一厅的房子，共住了四位小姐。先来的三位小姐住在房内，我只能住客厅。白天，他带男人来跟那三个女孩睡。我在客厅里，听到女人叫床就什么都明白了，吓得直发抖。我不愿意这样，想逃又逃不出去。他雇了一个老妈子天天跟着我们四个女孩。这四个女孩子都长得有几分姿色，全是他从人才市场上骗来的。大家常常一起商量怎么逃离虎口，也跑了多次，都没有跑出他的掌心。他问我有没有跟人睡过，我告诉他，我已经结了婚。他气坏了，竟然押着我去附近的卫生所做处女膜修补术。那天，我疼得要命。等我养病养了一个多月后，他带一个香港人给我“开处”。早上起来，香港人给了我1000元港币，是“开处费”之外的钱。我拿着一叠百元的钞哭起来，哭得香港人一头雾水。我说，我是被鸡头骗来的，我想回家。香港人很好，竟然和我约定，下个星期来帮我逃跑。
果然，一个星期后，香港人来了，他“埋单”带我去酒店开房。我们走到酒店门口，打了一部车，就往深圳奔。入关的时候，他替我花50元买了一个边防证，将我送到四川饭店住宿。就在那个晚上，我感激他，主动和他睡了。第二天，他给我4000元钱回家的路费，千叮嘱万叮嘱我早点回湖南去。他是一个香港地铁的工人，我知道他并不富裕，很感激他救我。我送他到罗湖口岸，后来再也没有见到他。然后，我与父母联系上了，准备返乡，得知我丈夫跟一个贵州妹跑到温州去了，我痛痛快快地哭了一顿，哭天哭地哭自己，一咬牙，破罐子破摔，找了一家夜总会，你莫笑话我，我做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三陪小姐。一年后，我在一家酒楼遇见现在的这个他，他刚刚过深圳来玩。他看见我很高兴，问我做什么事情？我骗他说我在一间工厂打工。他说，我们相逢就是有缘。干脆，我养着你得了。他的许多朋友都在深圳这边包养二奶，他也想将我养起来。我同意了。当“三陪”的一年多来，我累得很，总要遭受不同男人的欺负，我想也没想，就跟他来到这个村，租房而居。他一个星期过来一次或两次。我慢慢地喜欢上了他，今天晚上，他没来，我就想出门蹦迪，想疯狂一下。当然，这些都是他所不知道的……或许是酒多话多，或许是积存在肚子里的话像臭屎不拉不舒服的缘故吧，阿艳像竹筒倒豆子一样，什么话都说，说到最后头疼，不得不回房睡觉。我一看表，已是22日3点一刻。
4.说不透川西妹子阿洁
1月19日下午，我终于联系上了“病友”阿洁。在这个村，可以说，只有那位村干部和阿洁才知道我入住的真正意图。阿洁的皮肤有点黑，却很光滑。单眼皮，却大而长，眉是山口百惠式的直眉，看人的时候犀利而冷静。她的神情酷肖日本影星铃木保奈美。她头脑灵敏，反应极快，十分能干。用阿洁老公的话来说，如果不是因为读书少的话，阿洁一定能成就大业。
阿洁出生在穷山恶水的川西高寒地带，婚后生活一直贫困。1993年下半年从四川奔赴深圳盐田打工。有一位香港老板想包养她，她始终没有答应。她想，打工是用本事赚钱，她不想靠肉体换一口饭吃。她有一位远房表哥在广州三元里一家港资水产公司做业务，她从四川到广州找到表哥后，有点小权的表哥将阿洁介绍到深圳盐田某水产公司工作。这个公司是广州总公司下属的分公司。阿洁的手脚异常麻利，去了不到三天，就由她负责管理公司档口。每天凌晨水产货一到，从点数，算钱，再发货，她都干得不错，深得香港老板与老板娘的信任。香港公司结算用港币，内地买水产品用人民币，由于每天港币与人民币的比价有浮动，公司往往在档口收人民币，再派专人到新都酒店对面的黑市港币公司换取港币。香港老板信任她，用工不到一个月，就让她去兑换港币。每天，老板的奔驰车载着她，将装在一个黑色塑料袋里的人民币送到私人换币公司。那时，每日平均至少要换80万港币，最多一次换过 260万元。她常常一个人拎着一个大口袋进私人换币公司，从来没有想过携款逃跑。每个月可挣2300元人民币，她认为这个价钱不错，再说老板与老板娘信任她。人心换人心，她不能干伤天害理的事。11月份发奖金，她一数工资袋，哎呀，怎么平白无故地多出了5000元港币？她就问老板，老板轻描淡写地一挥手：别问了，拿去用得了。
阿洁不要那种不明不白的钱，非要问清缘由。老板气得骂她蠢，告诉她，5000元是奖励她的。阿洁摇摇头，将 5000元港币还给老板说，太多了，她不能要。老板气得丢过来一句话：“给你买衣服啦！”阿洁还是不要。有一日，老板神神秘秘地说，阿洁，公司有个重要任务，要到沙头角去办理业务，她就跟着老板去了。一进中英街，老板就往首饰店跑，专拣极漂亮的钻饰看。不一会儿，老板将一条又长又重的K白金钻石项链戴到她的脖子上说：“中不中意呀？我送给你吧？”阿洁笑笑说，很好呀，你赶快买下来，我相信老板娘戴上一定很高兴的。老板明白无误地重申，这是特地为她买的。阿洁晃晃脑袋说，我——不——要，我看中了一根黄金项链，我很喜欢。老板从沮丧中看到了希望，急切问在哪里，两个人一起去看看。阿洁自顾自走进那个金饰店，买单时抢先掏钱，让老板无法奉献“爱心”，弄得很不开心。
阿洁总是念老板娘的好处。老板娘快50岁了，很心疼她，将她当亲生女儿看待，常常叫人从香港带一大箱芒果或西梅等进口水果给她。阿洁时常想，做人要有良心，老板娘这样待我，自己不能干任何对不起她的事情。后来，老板直接试探她：“你是不是有男朋友了？你每月累死累活才挣2300元，你要是跟了我，我在大梅沙买幢别墅给你，怎么样？”他见阿洁不接话，又进一步试探说：“我想搞个酒楼送给你，好不好？有时候，公司进的龙虾会死，开个酒楼正好派上用场，什么海鲜都有，你将来一世都不用愁。”阿洁不是一个钻在钱眼里的人。她笑着对老板说：“我是个结了婚的人，我不想再怎么样。”花心老板急切地表露心迹：“你，你为什么不早些说，再说，我又不介意你结了婚。”“我介意。”阿洁说得斩钉截铁。1994年4月的一个黄昏，阿洁在档口等货，当天公司有150件龙虾和150件水鱼到货。一直等到晚上10点，货柜车才到。司机爬下车来，阿洁也没顾得上看一眼，只是在一起宵夜时才注意到他。他叫阿南，老板的侄子，说话风趣幽默，人又很和善。说来也挺惨，他在俄罗斯跑业务，欠了几百万元债务，妻子和他离了婚，拿了他一幢房产跑了，家中还有个儿子要养，他就租了一台车运货赚钱。吃宵夜时，老板记起侄子孤单一人，看了阿洁一眼说：“我看你们两人倒挺般配的，要不要我牵个线？”阿洁的脸上，蓦地漾起一片红云。阿南常常来阿洁这个公司玩，每次都约她吃饭。那时，他还没有固定的工作，只是临时帮别人开车。阿洁觉得阿南人不错，老实，人品又好，从不撒谎，做事极有分寸。两个人就这么淡淡地交往着。阿洁将已婚情况告诉了阿南，阿南向她敞开心扉：“我相信你，我愿意等你。”
怀着一份期待，等到1996年，阿洁在川西的丈夫终于同意协议离婚，四个月后，阿南和阿洁开始了同居生活。说到阿南与自己的感情，阿洁深感自豪：“我跟老公6年了，他说他从来没有遇到过像我这样好的女人，我是他的第二个女人，也是最后一个女人。他很满足了。”“上个月，我二哥还问我们：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不结婚？我说不用担心，到时再说。我们在筹钱买房，我想快了吧！”阿洁又说。谈到二奶问题，阿洁深恶痛绝的样子，只是话锋一转说：“我家楼上住着两姐妹，她们是我的同乡，都是二奶。她们的父亲竟然说，做小不过是没有名分，至少比在家乡挨苦要好。我觉得真是可怕。姐姐叫阿金，跟香港人生了一个孩子，很久没有看到她了，不知道怎么样。妹妹叫阿银。你要写文章的话，我将她们介绍给你好吗？”在后来的暗访中，与阿洁熟悉的二奶们向我吐露了一个我怎么也想像不到的事。她们说，阿洁八成也是二奶。我绝对不相信。依照阿洁的性格以及我对她的了解，她是不会做二奶的。她们说：“鬼扯！在这个村里，二奶那么多，又不能到香港，到内地去查户口，谁相信谁呀？”
5.每年春节“老公”都不会和二奶团聚
花摊上迎春接福的盆花越来越少，显示年节愈来愈近。今天，上午的花价还很高，一过了中午花价开始猛然下跌，我知道，大年除夕的脚步就在家门口。中国人十分注重传统的春节。这些天来，百万千万的人在回家的路上奔波、劳累，为的是在除夕之夜，一家人能团聚在同一个屋檐下。村里的外来户已经走了百分之八十，我也收拾东西准备回父母身边过年。就在我招手拦的士的时候，中午1时20分，手机响了，阿婷，就是那个像林亿莲的孕妇，反复求我去她家陪陪她。路过花摊，买了一大把粉红的康乃馨，递给阿婷的时候，她并不高兴。几天不见，她那圆润的脸颊瘦了一圈。“你老公呢？”在阿婷拥有的一室一厅入坐，环顾左右，只有她坐在客厅沙发上，整个居室显得了无生气。“呜——”阿婷忽然哭起来，我抽出纸筒的纸巾递给她。她使劲吸了吸鼻子，鼻音很重，边哭边说：“这几天他都没过来看我。我就知道，他每年的春节都不会和我团聚。1997年春节，我们刚结婚半年，心想新婚又逢新春，两个人该一块过年吧？他说要回香港和他妈过年。初一、初二、初三我打电话都打不通，他到初四才回来。第二年，他又说他爸身体不好，我只有独自一个人回老家过年，初五赶回深圳后他才过来。第三年，也就是1999 年，他说要加班，我又不得不一个人回老家。去年春节，我哪里也不去，就在深圳等着他过一个团圆年，他还是说要加班。今年，我要生小孩，他还是不管我们母子。他是铁石心肠？他怎么这样无情无义？”“别哭，别哭！”我声音苍白地劝慰阿婷。
我想，街道上，外出的男人都纷纷回家，家家户户庆团圆，只有一个村姑站在路边翘首张望，等待年年说回家年年不回家过年的郎君……她是望夫石。她是孟姜女。她是阿婷。阿婷哭了许久，哭累了，斜躺在沙发上抽泣，开始数落着男人：“他有老婆我都不计较，谁叫我命苦呢？可是，这四年的春节，难道就不能跟我过一个？现在都这个样子，过几年更会不理我的死活！” 我干脆将整个纸筒都递给她。过了大约10分钟后，她又一次哭累了，转而关心起我来，问：“你今年怎么不回家？”“我没脸回家啊！”我说。“我也不想回家。”这个家，是她父母的家。她对我的假话信以为真，叹了口气说：“我一回家，七大姑八大爷的钱都给不起。我们家是村内的大家族，谁都以为我在深圳赚大钱。你知道吗？我是17岁那年出来打工的，那年春节没钱回家，第二年回去，初一早晨起来，封压岁钱的时候，把我吓坏了。家族里所有的孩子们都来啦，你猜猜有多少个？40多个！”
说到这里，阿婷扑哧笑出声来。阿婷情绪稍有好转，我便打开电视机，一家电视台的迎春歌舞会很是热闹，暂时转移了阿婷望夫石那样的注意力。让人料想不到的是，下午4点30分左右，阿婷老公突然从天而降。他穿着一件厚厚的羽绒棉袄，手中拎着一只大大的旅行袋。当他走进房内时，阿婷即刻快活得像一只春天的百灵。“过来看看，我给你买了什么——”阿婷老公献宝似地递上一罐比利时蓝罐牛油曲奇，一盒越南产的大树菠萝干，一筒英国拖肥糖，阿婷不等老公忙完，上前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说：“我其实什么也不要，只要你回来就好。”阿婷老公站起身来，如释重负般地笑了笑： “阿敏啊！正好可以帮我陪一陪阿婷。”“怎么，你现在还要回香港？”阿婷脸上很快乌云密布。“不瞒你说，阿敏，我今天是偷偷出来的，”阿婷老公根本不敢看阿婷的脸色，转而望向我，焦虑不安地搓了搓手，又偷偷地看了看表，喃喃自语：“怎么办？……今天下午，我那边，那边一家人不知道我偷出来了，晚上，他们等我回去吃年夜饭呢！”阿婷奋力将他转向我的头扳过去，让他正对着她，逼视他的眼睛说：“那我怎么办？”“我保证，明天下午就过关来陪你。”“保证，你保证了四年，每年都是初四、初五才敢过来。你老婆是人，我就不是人啦？我不管……”
阿婷越说越委屈，干脆号啕大哭起来。阿婷老公掏出一只利是袋交给阿婷：“别哭啦！这是给你的利是。”他又从裤子口袋里拿出一沓钱，“喏，这个也给你。”“不要！”阿婷很坚决地说，“我什么也不要，只要你年夜饭陪我。”谁种下的苦果，就让谁去收获吧，我脚板下揩油，说：“你们慢慢谈，我先走一步。”“不行！”阿婷老公急了，使劲拽住我的胳膊：“阿敏，你千万替我劝劝阿婷，你不知道，我的二儿子刚刚结婚，大儿子也带着妻子刚从英国回来过年，今天晚上的团圆饭很重要，现在还不知道赶不赶得上？”这种时候，这种男人，能一刀劈成两半，一半留香港，一半在深圳就好了。可是，哪个男人也无法做到。他们永远只能在灵与肉中将自己撕扯成两半！“你真的要走？”阿婷显然绝望了。“没办法，不好意思。你让我先返屋企吧！”
阿婷快步走到阳台上，扶着栏杆摸着肚子说：“你今天要是回去，我就从楼上跳下去。我告诉你，出了两条人命，今晚你也别想走得脱。”“别，别，千万别这样。”“我就不相信，你不回香港过年会死？你老婆有儿有女一大帮人，谁像我一个人守着这个空房，你知道我守了多久了，你……”阿婷脸色如烟土一般灰灰的，看一眼都让人心头发颤。我不敢直视她的脸，死死地拽住她的衣角，唯恐她在除旧布新的日子里就这样结束生命。阿婷再一次重申：“反正你今天就得陪我，你要是回家，我就跳楼，我说得到做得到。”我一边拉住阿婷，一边直视她男人躲闪、游移、恐惧的目光，用眼神告诉他：阿婷可是玩真的！“好啦，好啦！”阿婷老公胆都吓破了，急得不停地跟阿婷解释说：“我不回去，我肯定不回香港，我就在这里陪你。”我一看形势已经缓和下来，就跟这对老夫少妻告辞。
直到这时候，我才感到身上的薄毛衣已经被冷汗打湿了，手心上也是汗，都是吓出来的！临走时，阿婷老公塞给我一张纸条说：“阿敏，无论如何也要帮我打个香港电话给秦生，就说我姓郭名冠清，是他的好朋友，叫他替我想办法跟我老婆说。”在邮电所，我拨通了纸条上的香港电话，一位沙哑的老年人的声音传来。我问对方认不认识一个叫郭冠清的人。对方回答说，认识。我就将下午之事说了一遍。对方叹了口气说：“我早知他会出事，搞什么鬼？北上去滚滚出一个女仔，依家好了，人家跟你拼命了。”我千叮咛万嘱托，让他一定帮郭先生打个圆场什么的。对方说，猜都猜得到啦！依家北上抠女仔，大家都知道，只是没想到连家都不要了。然后，挺有礼貌地说了声：多谢，吾该，然后收线。刚挂完电话，一阵零散的鞭炮声响起，给即将到来的有人欢乐有人愁的除夕之夜，增添了几许热闹。
初一上午，我被阿洁的拜年电话吵醒。她叫我立刻起床，去她家吃饭。我赶过去时。阿洁的老公还未起床。我在客厅里小坐片刻，建议她陪我一同去看看楼上的阿金。三天前，我曾跟阿洁去拜访过她的同乡女友阿金，感觉上阿金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精神处在即将崩溃的边缘。我所了解的二奶，在投身做二奶之前，大都还是有职业的。我的调查统计表明，下列几种职业比较容易接触香港客，也就相对容易成为包养对象：西餐厅服务员、部长，卡拉OK的DJ女与咨客，发廊妹，桑拿女，还有就是打工妹。对于内地来深的相当一部分打工妹来说，动荡与漂泊的生活决定了她们婚恋的不幸与无奈。在她们当中，大部分人努力在同乡中找对象，明确关系后再度联手打工，多年后有一笔钱回乡养老，这是打工妹中的“幸运一族”。有的打工妹年龄渐大，“门庭冷落”之后，不得不回乡找一个农民嫁出去。因为见过大世面，回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和一个种田人独处，心中的落寞难以言诉。许多打工妹幻想在花园式的大都市深圳定居，但国内户籍制度的限制，尤其是农转非的艰难，加上深圳生活费用之高，让她们无法圆梦。于是，不少打工妹想方设法找一个港人或深圳人结婚，以便在这个她们为之付出青春的城市生存发展。这样一来，有些人会不负责任地将自己的终身大事托付给不负责任的男人，结下的苦果外人很难体会。就像阿金，幻想在一个港人身上找到幸福，结果成为二奶。阿洁说，大年初一上门拜年，自己结了婚，按广东的风俗，应该给阿金的女儿包一个利是。她回里屋拿出一个利是袋，在里面塞了50元钱。我问她是不是我也要如法炮制？她想了想说，不用。过了一会儿又说，她太可怜了，你也掏50 元吧。
阿金家房门紧闭。我们敲了半天，阿金才睡眼惺忪地跑出来开门，她的女儿倒是很高兴，马上转身回房拿来两双拖鞋递给我们。阿金一晚没睡，不是守岁，用她的话来说，是在“闭门思过”。看见我们两人争着掏利是给她女儿，她的眼圈立刻就红了：“那个死鬼，不管我们，倒是朋友们一直在帮我。”阿洁十分关心昨晚除夕之夜，在新旧交替各家各户打爆了电话拜年的那一刻，阿金她老公有没有打电话过来拜年？阿金沮丧地说没有。她天天往香港打手机留言，他死活不理，一个月电话费就花了600多元。她没有钱了，女儿要吃奶粉都舍不得，所有的钱都拿来打电话，可对方不闻不问。隔着一条窄窄浅浅的深圳河，自己的男人啊，你在哪扇窗前？
6.二奶们大都来自贫寒农村
如果说，在31岁那年，阿金在经历了婚姻的破裂与打工的艰难之后，是因为不知情才被人包养，造成失足之恨的话，那么，她的胞妹阿银则是盲目地跟着感觉走，明知是二奶泥塘也要一头栽进去。如果说，姐姐的二奶之路充满了不确定性，充满了委屈、求乞和辛酸的话，那么，奇怪的是妹妹的路途表面看起来似乎要平顺一些，仿佛也多了一层幸福。
阿银，1974年生，今年27岁。皮肤白皙得让人看得见微细的浅蓝色血管，仅仅微微一笑面庞也会瞬间绯红。1月26日，正月初四下午，我拉着囡囡的手，和阿金一起去探望她时，她刚刚送走钢琴老师回来。看见我跟她姐姐很熟，也把我当朋友，邀请我去她家坐坐。她家客厅不大，一架德国公主牌立式钢琴赫然而立，深褐色的琴面纤尘不染。墙角悬一把古典吉他。电视柜旁有一组半人高的音箱和一个中型功放机，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品牌。“这是谁的？”我下巴颏指向吉他问。阿金抢着说：“是阿银老公的。”“是啊，他最喜欢音乐呀！他逼我去学钢琴时就说过，将来我们都失业了，你弹钢琴，我弹吉他，肯定饿不死的。”阿银的笑容是一种心满意足的证明。“钢琴学了多久了？”我好奇，觉得这个家还是蛮有情调的嘛。她想了想说：“一年多吧，拜尔差不多完了，599弹到十几课。”“弹一只曲子吧！囡囡一直在家吵着要听呢！”阿金将女儿抱到沙发上，母女俩端坐着，像在等待一场音乐会。“新年新曲，来，弹一支吧！”我轻轻地拍掌。
阿银的脸突然红起来，她说：“弹一曲《少女的祈祷》吧！我刚学的曲子，我很喜欢。”她在琴凳上坐好，打开琴盖，先试着按下一串清亮而迷人的音符。渐渐地，这个狭小而充满市井之气的村庄遽然远去，在午夜山风、竹音和薄雾的引领下，一位穿着古典英式长裙的少女迎风而立，双手合十，面对月空、大地和冥冥中主宰命运的神灵，默默地祈祷——祈祷她的未来之路，期待她的命运出现奇迹。“啪，啪，”一曲刚落，囡囡带头鼓起掌来。我和阿金也鼓掌，阿银脸上更红了。她放下琴盖说：“老师说，我最近半年的进步很快，我想去考级。可能几年之后，说不定我也能教琴呢？”“教琴？能养活自己吗？”阿金疑惑地问。我笑着说：“教琴肯定能。现在的钢琴老师多俏啊，一节课就收100元。”“你知道李云迪的老师但昭义吗？我本来想找人请他教课，但是太贵了，听说要500元一节课哩！” “李云迪是谁？”阿金张开茫然的眼睛。“姐啦，拜托啦，你什么都不知道！”阿银无奈地笑着。这一年，钢琴王子李云迪还远没有出名。
两天之后的一个下午，正月初八，我约阿银去村内一家西餐厅聊天。阿银是个很合适的谈话对象，素质较高，和村内其他二奶不太一样。当我迂回曲折地把话题扯到村内的二奶现状时，她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对于社会上二奶现象的产生，我觉得社会要负一定责任。像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贫穷家庭的女孩子，难道就不能通过什么一些异端来改变命运？我也奋斗过，我也打工呀，可是，代价太高了。我不是被男人骗就是自己无端地生重病。这一点，社会上的人们注意到没有？吃饱了喝足了的人们只会唾弃我们，但是，如何来改善我们这批人的生活，在我们奉献聪明才智时，也能衣食无忧呢？还有，为什么光指责二奶，就不讨伐、制裁男人呢？要不然，只要有男人包，二奶现象还要继续存在下去的。
你分析过没有？在这个村里，二奶们有不少的相同之处。家境相同：来自农村贫寒家庭。家庭背景相同：家中起码有兄弟姐妹超过4个以上。婚恋悲剧：出来之前或者是被包之前都经历过婚恋悲剧。教育背景相同：绝大多数是初中或小学文化。外出打工经历相同：被人欺负。导致的结局也是一样的：被人包养。你去书摊上看一看，几乎每本地摊杂志上都有写“二奶”的东西。我敢说，那些作家、记者们都是瞎编的，写的二奶不是风流就是可怜可嫌，谁也没来实地考察，找个把人聊聊，认真地分析一下，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男人包二奶？为什么又有越来越多的女人做二奶？我这样强调社会的责任，不是表示做二奶是这一类女人的唯一的出路。但至少从我来说，从我遭受的挫折来看，我不敢再去社会上打拼了，我拼不起，干脆让人养起来算了。有人叫国家养，有人叫企业养，升官发财，儿女出国，衣食无忧。我们那里有人五岁造名册，就有了国家工资，就是国家干部。我为什么不可以叫男人包养？你可能也听我姐姐说了，我们家很穷的，我姐姐14岁时帮人带孩子，一个月赚20元，我也从12岁开始帮人带孩子，和姐姐一同赚钱养家。我来深圳打工，认识的那些男人，嘴上说想找我做女朋友，但一个个都像狼一样，狠不得扑上身来，和我干那个。我很难接受，觉得好多只有在小说里才能看到的事，都在我身上发生了。我姐是1991年来深圳的，我晚她4年，1995年出来打工。当时广东新会市招工，我进了新会市一家私人制衣厂，是个黑店，每天只给我们20多元工钱，没日没夜地干了一个月，人累得快断气了！偷偷写了信给姐姐。当姐姐从深圳赶来救我时，我一看到她，就哭了。那时，姐姐也很艰难，她患妇科病刚刚出院。离开新会，我和姐姐住在一起，白天出门拼命找工作。
有一次，我看见一个酒楼的招工启事，按照地址找到宝安的福涌镇上。老板是个骑着摩托车的年轻仔，他带着我穿大街走小巷，走了很远。我一路上在嘀咕，酒楼那么远吗？他将摩托车停在一家商店门口，告诉我，这家商店也是他的，要我进去帮他收拾一下。你要在人家手里讨碗饭吃，人家要你帮忙你能不去吗？我随他走进只有十几平方米的食杂店，他突然转身紧紧抱住我。我哪里见过这种阵势，吓坏了，用脚死死地踩住他的脚，刚刚挣脱开，顺手拿起桌上的一把剪刀，他敢靠拢我，要过来，我肯定要戳过去的。四川妹子这么刚烈的性格，他吓坏了，不得不跑出门去。这以后，我又去下沙一家工厂打工。工厂的主管动不动就趁我拿料时，摸一摸我的脸和胸，一开始，我还忍着，心想他摸了几次也就算了，谁知道，他见我不反抗，更加肆无忌惮。我受不了这种污辱，一把将他推开，当众骂他是猪狗不如的东西。天哪，他是老板的亲戚啊！维护尊严的代价是我再一次滚蛋。我觉得，男人对我，都是有企图的。我不知道，现在男人怎么变得这样贼心贼胆贱骨头啊！
1996年下半年，我不想再去那些烂地方打工，就在一间设在皇岗口岸附近的发廊当洗头妹。在发廊里，我觉得，很少有男人的目光像剥光我衣服那样停留在我身上，因为发廊里漂亮小姐太多了，她们一个个巴不得男人的眼光停在她们身上。她们一招一式总想勾引那些来洗头的男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港客。当然，也有许多男人给我留电话，约我喝茶，我从未出去过。每次收到他们的名片，我随即塞到包里去。我是不想卖肉的。1996年腊月二十九上午，我打辆摩托车准备赶到发廊上晚班。为了在年前多赚几个钱，我没打算回家过春节。不料，摩托车仔不小心，和一辆的士撞了车，我头被撞破了，流了一地的血，被路人送到红会医院。下午我醒过来时，头上给缝了十多针。医院说要我交1000元费用。我吓死了。姐姐在年前赶回四川过年去了，我找谁要钱呢？举目无亲，谁会来救我？我翻出包里的港人名片，给他们电话，打了一大通电话，只有一个港佬来给我交钱。他已经51岁了，虽然是个货柜车司机，但穿戴时髦，整齐干净，与大部分司机不太一样，看起来像个文化人。他帮我办理好了一切出院手续，然后，打了一辆的士，送我回到和姐姐租住的房子里。临走的时候，他略一停顿，将一叠人民币塞在我的手里，还叮嘱我定时去医院检查。等他走了，我数了数，他给了我1000 元钱！那一年除夕，孤零零的一个人，捧着他的钱，想起他对我的好处，心中除了感激，还是感激。好人哪！什么时候再能看见他，我一定好好地对他说声：多谢！
阿银再次遇见那个救助她的香港佬时，已经是那年的元宵节之后。那天，有个发廊妹在西餐厅请阿银吃饭，当她走进大堂时，只觉得眼睛一亮：原以为今生再也见不到的那颗生命中的星辰，此刻，正和一大帮子人也在西餐厅吃饭。直到这时，她才晓得他叫阿原。萍水相逢，偶然间阿原看见她也很高兴，客气地请她坐一块吃点东西。当阿原和朋友临走前，还特意绕到她的餐桌旁告诉她，他们到旁边的一家咖啡厅去喝咖啡，希望她饭后也去坐坐，大家聊一聊。在那里，阿原请她喝咖啡，还让店家播放了一首麦当娜的《不要为我哭泣，阿根廷！》。阿银第一次听到这首好听的英文歌，心情有些荡漾，偷偷地瞥了他一眼，阿原竟然有点害羞。其实，阿银的脸红得更加厉害。两人聊到下午2时30分，阿银不得不去发廊上班。凌晨2时后，阿原来接阿银下班，两人去罗湖区海鲜街吃海鲜。她胃口好，心情更好，一直吃到4点钟，阿原又一次掏出1000元给阿银。阿银坚辞不受，阿原说：“记得看医生哦！年轻轻的女仔，要懂得保养自己。”
出门一年多，除了姐姐之外，第一次有人这么关心自己，阿银当时眼眶就红了。说起自己的生活，阿银很满足：“我喜欢他，他也喜欢我，这样不是很好吗？我现在租住的是两室一厅的房子，月租1400元，水电费300多元。他每个月一般给我5000至6000元。他是那种直率的人，有什么就说，从不吞吞吐吐。多收了钱，就多给我，少收就少给。有时，他没钱给，还从我这里拿钱用嘞！“我跟他在一起，我是心甘情愿的。他一直劝我学点什么东西。最早时，他买过一部电子琴给我，要100元一堂课，我嫌贵不愿去，结果他以为我不愿意学电子琴，就自作主张又买了一台钢琴给我，我一直觉得太贵了。但是，钢琴买回来了，花那么大的价钱，我不认真学行吗？“他打算给我买台电脑，让我学习打字，上网。他是个负责的男人，总想替我规划好未来。他在那边是有妻儿的，他越替我规划未来，我越想到他可能会走，为了走得放心才这样安排我的后半生。未来究竟怎么样？谁又能知道呢？“假如有一天，他像我姐姐的老公那样消失了，我是绝对不会去找他的。我和他在一起，是我自己选择的道路。不是有句话叫不期望天长地久，但愿一朝拥有吗？这段日子，我是幸福的，我永远感激他。他要走的话，肯定有自己的苦衷，而我会继续我的生活。像我们这样的女人，不想开一点，怎么办呢？”
7.女记者相亲见“老爸”
这是新型移民城市特有的现象：进入2月以来，回内地老家过年的游子一拨拨回到深圳，回到暂时栖身之地。村内的主干街道上，一扫春节前的寂寥与清冷，开始晃动着越来越多的青春鲜亮的女孩子身影。不远处，落马州过境大桥上，一辆又一辆货柜车穿梭往来于深圳与香港两地。2月9日，在麻将馆认识的同乡阿春来找我，她准备给我介绍一个香港人。这以前，阿婷“老公”要帮我找一个香港男人的话，还没来得及兑现。我决定按阿春的安排先去“相亲”。
阿春认为，一个内地女仔“嫁”给香港人一般只有两种形式：自由“恋爱”和经人介绍。自由“恋爱”指自己在打工过程中，或是在坐台的过程中结识港人，尔后或主动进攻或被动接受。经人介绍则分为两种，一种是经同事介绍，阿春就是西餐厅女同事给介绍的；另一种是同乡牵线，一个女孩子“嫁”给香港人，再将家乡的同乡或邻居女孩介绍给这个香港人的同事或朋友。这种经过同乡牵线而成功的“婚姻”在村内占的比例最大。2月10日上午10点半，阿春带我去一家西餐厅。我和阿春刚走进西餐厅，阿春老公就站起来跟我们打招呼，他身旁的有一位香港人，是“老爸”(广东话叫“老痘”)级的人物，满脸爬满微微细细的皱纹。头发倒是十分茂盛，因为是临时染过，在发茬处有明显的半寸长的灰麻色白发。相互寒暄后，阿春有意拉着老公上街玩，剩下我和“老爸”一同饮茶。“你系边度人？”“老爸” 问。揣摩他那张一说话就满嘴皱纹的脸，我敢打赌他超过60岁。我仅仅会说一点点并不标准的粤语，为了迎合他，我也像所有的二奶们一样，开始跟他讲广东话： “我系江西人，你知不知道江西？”“我知，”他笑了起来。“江西妹不错的。我最怕找湖南妹，四川妹也不好，太疯了，江西妹好保守，不太会出街乱走。”可能是被湖南妹、四川妹“咬”过吧，他一副怕井绳的样子。“你钟意不钟意玩？”他又试探着问我。我不知道他究竟什么意思，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正在考虑措词，他又告诉我，“我在一家建筑公司做工，管管材料，一个礼拜返屋企两次。”这意思是，跟上他，不会让我夜夜独守空房。我很费劲地听着，在他看来，我的确是一副认真相。等他唾沫星子乱飞一阵之后，我试探着问：“你点解要包女仔，点解到呢个村来？”
我问话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了解港人，包括眼前这位“老爸”为什么还要在内地养小老婆？“我老婆身体吾好，她有癌症，已经两三年了，我只好找个女仔喽。再讲，我仔也包佐一条女仔，也在呢个村，我仔要我同他合住，房租可以省一点。”把生病的结发妻子抛弃在家，同儿子一块在外“纳妾”，要不是我正在隐性采访，我早拍桌子指着他鼻子骂他个狗血喷头。我忍住性子问：“你给多少钱？”他一副施舍的样子：“一个月3500块，够多的啦！”早茶端上来了，四个小件，两碟白粥配上榄菜。我独自很饿，却丝毫没有食欲。见我没有任何反应，以为我嫌少，劝导我说：“不少啦！房租是我仔交，你只买一点点菜就答啦！”“好啦！”我凶巴巴地答应，转换了一个话题：“以前包过没有？”他笑了，脸上的折子舒展开来：“以前包过两条女，一条是四川妹，一条是湖南妹。都不好，一个同我住了两个月，另一个待了一个礼拜就跑走佐。”他希望寻一个老实、本分的女孩。“我同阿春老公讲，这次要寻一个年纪大的。他们讲你29岁，我说，这个年纪要想包出去，困难一点。不过，我是不嫌弃你的……”他以宽宏大量的目光审视我。在他们眼里，“女人三十豆腐渣。”自然要降价处理，这仿佛符合市场规律。“好，我考虑一下再同你联系？”想着要同一个时常“老树缠嫩枝”的老头子共进早餐，我就恶心。推托有事想开溜先走。也许从未遭受过“二奶”的拒绝，他火冒三丈：“你也不想一想，自己都快30岁了，依家不寻个人靠靠，将来怎么办？依家街头大把靓女，我……”他本以为能狠狠打击我一下，让我回心转意，我却嫣然一笑：“这个问题嘛……我刚刚被人抛弃，现在什么也不敢想，我想回家看我老爸，看看他染了白发没有？”当天晚上，阿春知道情况后，反倒安慰我，不用担心，她还会为我介绍“对象”。2月14日，情人节，隔壁邻居又给我找了一个香港人。第二天，我见到了一个在香港某厂打工的小统计，45岁左右，更是一副居高临下的救世主姿态，仿佛一旦包下我，我就过上了天堂般的幸福生活。当然，我并没有跨进天堂，并非是我拒绝他，而是他没有看上我。
8.有人竟然将二奶当成职业
入住28天以来，我先后结识了阿婷、阿艳、阿月、阿金以及阿银，可以说，这6个二奶都为生计所迫，为图温饱不得不被经济条件好、收入稳定的男人包养。她们住在与香港仅一桥之隔的某某村，自然是有赖于港人，主要是货柜车司机的包养。这只是事情的一部分，还有一些年轻女仔从内地涌到深圳，竟把为人二奶作为一种“职业”，或者说是谋财手段，奋力勾引香港男人。
如果说她们跟妓女有所区别的话，妓女面对的多为散客，她们则卖给一两个常客。这一类二奶，多数是有足够心机的。她们摸准了港人包养二奶的心态，那就是胆小怕事，不敢张扬。既要“性”福，又要脸面。更要命的是，在短暂的包养过程中，她们掌握了港人的家庭电话号码，仿佛摸到别人的命脉，藉此来威胁男人，让港人无可奈何。当她们自认为“榨”够了港人钱财后，多数会一不作二不休，将出租屋内的电器悉数卖光，再择另一屋村居住，另筑新巢，等待下一个港人上钩。直到2月15日上午，我对村内每栋楼房底层商铺上张贴的转让启事，才引起足够的注意。有张转让启示是这样写的：家电转让：因回家低价转让29英寸松下彩电、VCD音响一套，全新空调一部。孙小姐95×××——92835。我从水果店铺的门面上撕下这张纸条，老板娘主动告诉我，有些二奶骗那些香港人的钱，包了几天后，趁香港人出门开工，将东西拖走，再张贴启事贱卖电器。这种张贴每隔个把月都可以看到。上午10时，我用阿敏的名字传呼转让启事上的孙小姐，不到两分钟，孙小姐就给我复了机。她说她日前租住在蔡屋围，要我坐中巴去找她，到达蔡屋围大酒店后，再传呼她，她会叫妹妹来接我。30分钟后，我到达蔡屋围大酒店。传呼孙小姐后，过了5分钟，一位长相极为普通的女孩子来到酒店门口。接上头以后，大约又走了5分钟，敲开一扇陈旧的木门。不足10平方米的客厅光线昏暗，三只看不出颜色的沙发早已破旧不堪，一台25英寸的松下彩电屏幕上，李玟正卖力地推荐波导手机。一位肤色白皙，面庞微胖的年轻女子从沙发上欠起身来。
“你好！”她笑着跟我打招呼。她笑起来很动人，那对晶亮的眼眸，在她那双凤眼里面闪烁，像夜空里点燃起的火苗。高挺的鼻梁下，有一双性感的厚唇。如果不是上天搞错的话，她与妹妹简直就不是一个母亲父亲生的。我在沙发上落座，诉说为什么要图便宜买她二手电器的缘由，很自然地，又如此这般说出被人“抛弃”的悲惨经历。我这一招屡试不爽，毕竟人都是同情弱者的，对于本身就处于弱势群体或是特殊群体来说，这一点很重要。我刚说完，孙小姐气愤得跳起来说：“又是一个香港人坑人，真要命！”她把一缕金黄的头发从脸上吹开，生起气来，“我那个香港人58岁了，玩什么玩哪？一开始还骗我说离了婚，就只允许他骗我们，我们就不能骗骗他们？我对他说，你别惹我，再惹我告你老婆去。”“后来呢？”“我就甩掉他了，我跟他两个月，什么都没捞到，我把电器偷偷运出来跑了。”她得意地大笑。
我问她，“那个香港人不来找你麻烦吗？”“那不可能。”她摇了摇头，仿佛能够把包养过她的港人摇掉似的，“香港人胆小怕事，他到村里找不到我，看到我张贴的东西，传呼我，一开口就骂人，我盯着表看，任凭他骂了三分钟，我只说了几句话，他就挂了电话。”仿佛说书人说到紧要处突然卖关子似的，她突然打住，不慌不忙用一只金色打火机点上一支七星万宝路，吐出一串圆形的烟圈，窒闷的空气中烟味弥漫开来，她才接着说：“我说，你有什么鸡巴用？还到处抠女呢，也不看看能不能雄起来，再骂，我告诉你老婆去。”“你知道他老婆的电话？”我问。“当然，在一起时，我问他他怎么会讲呢？我就每次小心搜他的东西，看到他一个工作证件上的地址，再托一个小姐妹的香港老人去替我打听，一点一点地问，打掉200多元钱国际长途电话费，找到他家的电话。”她说，早些年鬼迷心窍，想嫁过香港去生活，现在看来是不行了，但可以搞搞香港人，从他们那里弄些钱。她得意地说，三年来，她至少搞掂了20个男人。她来自贵州省遵义地区，农村妹，今年26岁。她家竟然有三台25英寸的彩电要出售，我装模作样地看了看，和她约好下午4点找人来扛。然后，我便拜拜。我没有买她的二手家电，也就断了联系，无法搜证她“搞掂” 20个男人的“传奇”本领，对我的调查而言，也算是一个缺失。
9.有“爹”的女儿没爹疼
2月16日，正月二十四，周末。我还在为贵州妹麻倒男人而震惊，阿金找上门来，央求我陪她去“找老公”。阿金抱着三岁多的女儿，带了一大堆吃食，好像不是去等一个三个月没有音讯的负心汉，而是去参加一场初春的踏青。皇岗口岸，亚洲最大的陆路货运口岸，出入境车流量居全国第一，从这里出入境的车辆占深港之间进出境车辆的 80%。上午9时25分，口岸出入境处，呈现一片喧嚣和繁忙的景致。阿金熟门熟路，找准了第一车道附近的一块空地，也就是天桥下面的醒目处，铺了一大张塑料布，抱着女儿席地坐了下来。阿金两眼专注地盯着每一辆入境的香港货柜车，女儿囡囡就在塑料布仅有的几尺空间内走来走去，手中拽着一罐益力宝，喃喃自语，谁也不知道她想表达一些什么。我就像是一个陪绑的犯人，守株待兔的猎人，在香港通往内陆的货运要道上，等待未知情节的突然展开。
每当一辆货柜车驶过，盘腿而坐的阿金的身体都会向前倾一倾。随着时光的流逝，在阿金的眼里，泊满了陌生的车辆。一一向前飞奔的，虽然都是一辆辆境外的货柜车，却没有一辆是属于阿金的。阳光正烈，我们都没有带伞，阿金鼻尖上渗出了粒粒汗珠。囡囡独自玩了一会儿，突然不耐烦，嘴里喊着“妈妈，爹地”大哭起来。女儿哭声勾起阿金的伤心事，阿金一把抱住女儿，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恸哭起来。她边哭边将囡囡的屁股翻过来，重重地扇了两巴掌：“哭什么哭？再哭你死鬼爸爸也不会回来，我们干脆……回四川……孤儿寡母的……”阿金的号啕惊天动地，随即被货柜车的轰鸣压了下去。我第一次发现女人哭时，脸孔竟然可以扭曲得这么难看，和阿金平素的忧愁与不安形成强烈的反差。我劝了半天，发现言语十分贫乏，只有闭嘴。突然，阿金将女儿扔在塑料布上，独自走到一辆刚刚入境的货柜车旁打招呼。远远地，我看见司机探出头来，跟阿金打着招呼。我突然欢喜起来，莫不是守寒窑的王宝钏迎来了薛平贵？我高兴得太早了。他们两人说了两三分钟，阿金又闷闷地踱了回来。那辆车，是她“老公”同事的车，阿金认识他。发现阿金竟然在此等待阿郎归来，很是惊讶。他劝阿金回家，别在这里等，即便是等也等不到，香港到深圳不止这么一个交通口岸，还有文锦渡、沙头角等地。既然对方有意躲避，肯定会从较远的口岸进入深圳。阿金是一个很倔的女子，铁定了等下去，我只好陪着她。临近中午，为了表示对她的申援，我跑到附近买了两份煲仔饭和一个少儿便餐，一块摊在阳光下吃。阿金除了喂女儿之外，对面前的饭菜没有动一口。也许是被妈妈打了一巴掌的缘故吧，囡囡乖得很离谱，她像个小大人似的，和她母亲一样，在出入境通道旁边坐成一尊思念的雕像。我们两大一小，就在皇岗口岸静静地等了一整天，直到下午6时30分，天都黑透了，阿金才默默地收拾东西，背着女儿回家。第二天，阿金没有叫我，她依旧去口岸等待，依旧两手空空地回来。
2月18日上午，就在打了8个电话，留下8篇短信息，仍没有音讯的情况下，阿金抱着女儿到妹妹阿银家商量对策。阿银能有什么办法？她的杀手锏就是让阿金将所有的怨恨和委辱都算到“大婆”账上，打电话到香港问她要男人。阿金反复设计了台词，鼓足勇气，拿一张5元的电话卡，打通了“大婆”的电话：“请问，你是××吗？我是皇岗口岸的报关员，你丈夫有本证件请他近日来拿。”对方刚刚回答了一句“好！”可惜，磁卡上没有钱了，没有把台词背完。阿金抱着女儿回家不久，她“老公”的电话就跟过来了。“我也很难，我没有钱了……”“难道你还穷过我？前几天香港中流一事，你们都在罢工，囡囡在电视里看见你了，那时，你过不来就算了，现在罢工也罢完了，你也应该看看我们母女了吧？”阿金将话筒递给女儿，“叫爹地……”女儿摇摇头，不理。女儿原本一直是最喜欢她爹地的，父女相隔的时间一长，也就如母亲一样因思生恨。才点点年纪，她会静静地陪母亲掉泪。有时，阿金问她想不想爹地，她说不知道。大年初四，邻居问她爸爸的消息，她竟然脱口而出：“他死佐了……”阿金脸色煞白，不知如何是好，这时，话筒内传来对方严厉的声音：“你不要再搞三搞四，明天中午12时给你答复。”
一直等到2月24日，隐身近四个月的香港佬，才在一个子夜时分回到阿金的出租屋里。女儿已经睡了，阿金正在看电视，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来的男人就在眼前，她却无动于衷，转过身子，只把个背影留给男人。僵持中，突然，男人面对阿金跪了下来。阿金冷冷地说，别跪了，你不记得你跪了多少次吗？他说，你肯定不会原谅我的，我真的开了阑尾了，我给伤口给你看。阿金不看，她已不在乎男人是否住院。他强调他阑尾开刀，货柜车也由于种种原因给公司扣下了，所以他无法过来。
那电话呢？阿金问。香港佬不回答。阿金又问，你知道我给你留了多少次信息吗？香港佬又不说话。阿金将门锁上，冲进厨房拿出一把刀，然后，打电话给妹妹阿银，说：“小妹，明天找不到我就去报案，再将囡囡带回老家。”电话那边，阿银大哭起来，两姐妹在电话两端泪流成河。阿银说： “姐姐，你千万不要想不开，不要让白头人送黑发人啊！今天爸爸打电话来，叫我劝你，将孩子带回家，我们一家人就是吃糠也要把她养大……”香港佬坐在那里，双手抱膝，把头深深地埋下去，一副任杀任剐的样子。阿金哭诉累了，哭声间歇中，他夺下菜刀，再一次跪下来：“阿金，我不会抛弃你，我真的很不好，我没有办法……”“你说话从不算数，去年说已经分居，现在还没有离，我不想跟别人分享你，你给个准确的答复给我。”自己一手编织的这道难题，已经无法有个准确的解答，也就是说他无法掌控已经成型的婚姻格局。他为难地说：“她跟我12年了，我们没钱，小孩子又小，亲戚朋友都看我们不起。你跟我也4年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是不是12年更有感情？那你为什么一直骗我说，要和我结婚？她可怜，我就不可怜？我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女儿，分分钟你可以跑掉。干脆你每月说好数，给我一笔钱，我将囡囡带回家读书。”“我不会让你走，不会让你们走，我们不要分开……”
香港佬痛苦地自言自语。两人吵了2个小时，阿金终于疲累难支，进卧房睡去了。香港佬在一张信纸上，写了一份保证书。这份保证书，事后阿金请我复印了两份。她给了我一份，说看上去我像一个文化人，留给我，说不定我可能写写姐妹们的孤苦。保证书说：“本人在始(此)保证日后有生之年，无论发生怎样(的事)，务必一生一世照顾心中重要爱人及爱女，天长地久，此至(志)不喻(渝)，天地为证，立始(此)为句(据)。翌日早晨6时30分，睡在厅房沙发上的香港佬醒过来，敲敲阿金的房门，他要出车了。阿金看了看保证书，凄然一笑，将抢来的腰包还给了他。她是善良的。同村一个小姐妹逼一个香港货柜车司机娶他，差不多把香港人逼到神经崩溃几乎撞车的程度。阿金送他出车的时候，清楚地知道，他会回来的。不是因为良心，而是害怕。
三天后，香港佬再次回来了，交了三个月房租，几天后又给了阿金8000元“卖身钱”。阿金还了5000元债，寄了2000元给父亲作为与前夫所生的儿子的抚养费，剩下1000元，母女俩苦撑时日。她仍在等，与其说等的是男人，不如说是男人的钱。阿金也筹谋回家，向妹妹借3万元钱，到家乡买一辆三轮摩托车，租给别人去开，一个月可收1000元钱，在老家那地方，也够母子三人的开销了。但是，不到万不得已，她是不会回家的。家乡就巴掌那么大的地方，都是早上不见晚上见的乡里乡亲，她离了婚，扔下一个儿子游魂一样走到外面，突然间又拖个女儿回去，怎么有脸见人？除了一个私生女，她一无所有，这就是在深圳打工8年、当4年二奶的唯一的成绩？但是，留下来的话，明天究竟会怎样？阿金已经不想那么多了，她对我说：过一天算一天，管他明天做啥子嘛！
10.十九岁阿妹去意彷徨
阿妹是湖北黄梅人，今年19岁，居住在邻村一幢出租房内，是我暗访时发现的迄今为止年龄最小的二奶。一般女孩子读大学一年级的年纪，她却已经让香港人包了三年，如今进退两难，不知何去何从。走吧，毕竟和他有三年的感情。留吧，明明知道这只是温柔的陷阱，根本没有明天。在一种无法诉说、无从解释、无可奈何的生活环境里，她不断忍受灵肉撕扯的煎熬，并愈来愈感觉到脚步的沉重与心灵的酸楚。2月20日傍晚时分，在邻村阿妹家楼下的四川小饭馆，由我买单，和阿妹、鞋匠小于吃饭聊天。这次聊天是住我楼下的鞋匠小于一手安排的。我天天在村里晃，和他混了个脸熟。
他见我独来独往，十分寂寞，便好心地介绍阿妹给我认识作朋友。阿妹身高1.55米左右，胖乎乎的，体重肯定超过55公斤，脸上还挂着稚气的笑容，就像是一位惹人怜爱的邻家小美眉。我问她究竟怎么会行差踏错？阿妹盯着饭馆外来来往往的行人，眼中渐渐溢出泪水。算起来，年纪轻轻的阿妹已经先后有两次被包的“历史”。她家有六朵金花，这在农村，注定了受穷。她是家中的老幺，13岁就出门闯荡世界，先后在江苏、浙江与广东珠三角一带打工，只要有一点钱就寄回家，是个很孝顺的女孩。1998年春节过后，来到深圳淘金。国内众多的媒体曾经指出打工群体的进步：八十年代求“生存”，九十年代求“发展”。据我接触到的实际，在九十年代，来自农村的打工妹们虽然被冠以“发展”的主体，但她们的结局不容乐观，仍旧生活在发展的边缘，随时可能沦为被抛弃的多余人。就像阿妹，她读书读到初中一年级，因家贫不得不中途退学，诸多大字不识，缺乏技能，在城市劳力竞争剧烈的社会里很容易被抛弃。经过半个月的奔波，阿妹的松糕鞋底被削去薄薄一层后，工作还没找到，不得不答应去见见同乡女友给她介绍的那位香港老头。老头60多岁，在香港开运输公司，是个老板级人物，很有些钱。笑起来的时候，脸像一朵璀璨的秋菊。怎么比自己的父亲还老？见面的时候，阿妹吓得缩头缩脑地拼命往后缩。介绍人用身体挡住她的退路，劝她：你已不是处女，又没有钱，回家不也是一样要嫁人？天底下男人都是一样的。下回有年轻的，保证给你介绍。阿妹口袋里只剩50元钱，留下来交不起房租，回家连路费都不够，钱包瘪意志也就不够坚强，只好点头同意。老头见阿妹点头，很开心，乐颠颠地带介绍人和阿妹去酒楼吃饭，心急火缭的，花了半个小时就吃完饭。
嘴巴一抹，急如星火带着阿妹去租房。租房很神速，半个小时就租下一套二房一厅，再赶到村里的一家大型超市与家具城，买了沙发、衣橱、床垫、床架、床上用品、梳妆台、茶几、凳子还有热水器、电饭煲、煤气灶与煤气罐，付了50多张百元大钞。等商店把货品送到家中，打理完毕，已是凌晨2时。鬼才愿意跟他上床？阿妹心中打着鼓，坐在新买的沙发上，磨蹭着。老头唤她去冲凉，她嘴里应着，手脚没挪动。唤了三次，她才进洗手间。老头性子急，阿妹一出来，就搂着她，阿妹坚决不允。他问：“为什么？”阿妹摇摇头说：“没什么。”“你不开心？”老头盯着阿妹的脸，想从那张光洁明净的脸上找寻答案。“我哪里不开心？”阿妹强作笑颜，“端了人家的碗要服人家的管。”
她重重地一声叹息钻进被窝，紧紧闭上眼睛。等老头的呼噜声山呼海啸，阿妹却了无睡意。她心中好乱，好烦。她想离开老头，深更半夜的，她又能往哪里去？身上的钱连住宿费都不够。阿妹也觉得，如果不辞而别也对不起老头，人家毕竟是正经想跟她过日子，要不，为什么为她置办这么多家当？次日早晨，老头7时30分就起了床，心情极好地拉着阿妹去饮茶。吃过大碟小盏之后，他又带阿妹去罗湖逛。在一家商店里，买了一件40元的短袖上衣给阿妹，阿妹穿得好看，又买了一件同式样的不同颜色的上衣给她。见她手腕上空落落的，慷慨地替她买了一块百把元的手表。中午，两人在外面吃西餐。老头叉起一块牛排，望着她问：“你会不会煮饭？”“不会。”阿妹说。老头也不恼，笑嘻嘻地说：“没关系，我教你！”第三天，老头去香港打理公司业务，七八天之后才回来。他给阿妹带了一对金耳环，一只18K蓝宝石戒指，还掏了500元给阿妹零用。阿妹的眼前，金光闪烁，蓝宝石折射出的光芒如梦似幻，她的心醉了。但睡觉时，阿妹早早地上床装睡，老头轻声唤了她几声，她假装没听见。老头给她脱衣服，要她裸睡，阿妹不干。老头继续剥阿妹的衣衫，阿妹就说：“干什么，我不喜欢的呀！”老头没出声，过了好久，黑暗中传来他苍老而嘶哑的声音：“为你好，穿胸罩睡容易患上乳癌。”这个夜晚终于熬了过去，早晨老头一回香港，阿妹就痛下决心，等老头下次回来，就与他摊牌。过了5天，老头一回到出租屋，阿妹就告诉他，口气生硬而坚决，自己想回家想父母，一人在外不太习惯。老头盯着她的眼睛看，尽管很惋惜，很留恋，脸上依旧挂着笑容，并没有多说什么，只道是覆水难收，等阿妹讲完，又给了阿妹800元港币，并祝她一路上走好。拎着行囊走在大街上，街上车来人往，流向四面八方，阿妹却不知道往哪里去，泪水缓缓地顺着面颊淌了下来。
阿妹从城市的南端到了北端，在笋岗一带找了一家十元旅店住下。一个星期后，她到一位同乡家参加聚会，碰到鞋匠小于的胞兄大林，鞋匠大林问她最近忙什么？她说什么也不忙，正在找工作。过了几天，鞋匠大林就给阿妹介绍了一位香港“老公”。这次“相亲”是在大林住所附近的村口马路边。在熙攘的集市与嘈杂的人群中，阿妹看到一位40岁左右的男人向她走来，他五官端正，身材不高，有些偏瘦。阿妹又想往后退，她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大林悄悄附在阿妹耳边说：“暂时跟着他吧，有好的我会帮你介绍。”香港男人自我介绍叫阿德。阿妹听不懂粤语，男人只得用半通不通的普通话和她交流。在酒楼喝完茶后，阿妹被阿德带往他在村中租住的单元房。阿德的二房一厅中，所有的电器与家具一应俱全。
阿德抢先一步冲进里屋，将零乱的床铺稍作整理，叠好被子，这才带阿妹进屋看看。看得出来，这里长久无人收拾，空气中弥漫着单身男人杂乱不堪的气息。后来，阿妹才知道，就在这套出租屋里，阿德原先包过一位女仔三年，两人去年因故分手。翌日清晨，阿德6时30分就出门过香港去了。临走前，将房门钥匙交给了阿妹。阿妹早早起床收拾房间，将家具擦了一遍又一遍，洗了地板和所有的衣物，然后，打开电视机开始看电视。经历了太多的艰辛，阿妹有种强烈的依赖感。她凝视着桌上相框里阿德的彩色照片出神地想，唉，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是，这个男人靠得住吗？会对自己好吗？那年，阿妹才16岁。她心安理得，吃穿不愁，还有些富余寄回老家，打电话说“工作”蛮轻快，也有钱赚，就这样过了三年。16岁的女孩子，经历三年的“婚姻生活”后，少女时代的所有的人生设计和生活梦想都已经改变。阿妹觉得阿德人好，这辈子跟定了他，与他长久地过下去。不料，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下，阿德生意走下坡路，开始入不敷出，每月不再给3000元家用，只是一次给100元或200元，而且非要阿妹没有钱吃饭才给个一两百元。去年春节以来，阿妹只给父母寄过1500元。慢慢地，阿妹对这个没落的男人有了怀疑和抵触情绪。
徐志摩会对他所追慕的女人说：许我一个未来吧！阿妹不会说此类充满诗情画意的话，随着身心长大，她知道阿德不会给她未来，她的未来即便是梦，也是破碎的，她知道她必须为自己的未来作一点安排。说到底，维持“大爷”与 “二奶”关系“正常”的纽带是金钱。自去年初开始，阿妹心生绝望，对阿德的抱怨开始升级，两人关系一日不如一日。当阿妹对没有钱的前景心生恐慌，便谋求对婚姻关系的正式确立，也还是找张长期饭票的意思。她一次又一次逼着阿德给她一个“名分”，阿德也拿不出解决的方案，因为香港老婆不同意离婚。阿妹第一次指责他没有责任心。阿德自以为是个有责任感的男人，立即反问道：“你要怎么样才算责任心？”阿妹理直气壮：“你根本不会为我考虑！”“你要我怎么考虑？”阿德无力地进行反驳，仅问了一句，然后，沉默不语。阿妹自身也惶惑得很：“我怎么办？你就不会为我的将来考虑一下？”“你叫我怎么办？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没有钱？”“你有钱也只会拿去赌，不会为我考虑。”经过这些年的共同生活，她找准了这个男人的致命伤。“不相信算了！”阿德觉得很委屈。吵得最凶的那次，只是为了很小的一件事，竟发展到大打出手。连阿妹都纳闷，原先这点小事是不会这么容易吵架的啊！现在似乎很难相处。阿德很失望：“你别乱搞，搞得我去香港再也不回来了！”“谁稀罕你理我！不回来就算了！”她操起一只玻璃杯就往25英寸的康佳彩电上砸去，杯子破了，屏幕出现一个小小的凹坑。阿德从梳妆台上拎起阿妹的化妆盒和化妆品，统统砸到地上，满地都流溢着护肤奶液的黏稠液体。阿妹哇地一声哭出来。阿德也带着哭腔诉苦：“你不要在我面前哭，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好可怜？我告诉你，我更可怜，我混到今年46岁了，竟然一穷二白，我还想大哭一场呢！”阿德说完，草草地拣了几件换洗衣物，站在门口回头望了望室内，带着几分伤感和留恋，出门过了界河。
阿德走的时候，阿妹身上只有100元钱。阿妹脸色惨白，呆呆地望着刚刚关上的房门，听着阿德在楼梯间的脚步声渐渐消失。她的勇气也消失了，只剩下一种令人绝望的恐惧。她害怕在孤立无助中被痛苦湮没，哭声一串串地从她的喉咙中撕扯出来。过了一个星期，阿德没有音讯，房租的期限又到了。等讨厌的房东催租催了三次后，阿妹不得不拨通阿德的手机。“你想怎么样？要想跟我分手，就说声算了，想不分手就赶快来帮交租。”阿妹一听见阿德的声音，情绪又开始不稳定起来，声调忽高忽低。“好！”阿德只说了这么一句。“好”是什么意思？是要分手还是要交租？阿妹听了心中直打鼓。她吵归吵，真的要离开阿德，不仅要离开这个尚能温饱、不用劳累的环境，还要斩断那种对阿德类似亲情的依赖感。第二天，阿德就回到了深圳，不敢回到阿妹身边，只在家对面的美容美发中心落脚。美容中心的老板是他同乡，免费给他提供一张美容床。在香港，因为他“包二奶”早已闹得沸反盈天，家早已不是宁静的港湾，他也不愿意在香港居住。他找朋友给阿妹代交了房租，自己在美容床上躺了足足一个星期，躺得骨头也酸，气也消了，就怀念起阿妹的种种好处来，于是，决定回家。当晚7时，阿德敲开了“金屋藏娇”的门，喝完阿妹煲的龙骨海带汤后，将阿妹揽在怀里。两个人重修旧好，好不亲热。
阿德小心翼翼地探问阿妹，这么多天有什么打算？阿妹迟疑地吐出一句话：“我想再和你待一年，明年20岁了，然后回家开个店。”阿德许久没有说话，也许他已经意识到分手是迟早的事，或者说分手是最好的结局。想到曾经爱过的人，将要天各一方，一股辛酸涌上心头，便问：“你有什么要求？”“你说呢？”阿妹将包袱踢给阿德。“是不是需要钱？”这是“包下”少女青春的男人始终要面对的问题。阿妹满怀期望地看着他：“是啊，老公，你给我多少？”“你要多少？”阿德的声音好虚弱，像个患了重感冒的人。“你的意思是，我想要多少就有多少？”阿妹双眼放亮，充满了热望。“我给你1万元港币吧！我已经破产了，除了那辆货柜车。”阿德的神情变得过分严肃，“你会突然明白，好日子已经结束了，假如你愿意挨穷，就跟我一起过，不要大吵大闹，如果你想离开，我给你1万元去家乡开个美发店……”阿妹眼前一片雾霭沉沉，心里一阵阵发冷。阿妹的故事，是前后花了三天时间才说完的。讲完自己的难处，阿妹问我怎么办？怎么办？我两眼茫茫，开不出任何药方。
11.变异世界里纷乱如麻
我潜在××村卧底近两个月，多方调查过二奶的结局。总体上来说，她们的结局不外乎以下几种：升格为大婆，这在多数女人看来是比较幸福的结局(如阿春的好友佳佳)，不过这种“幸福”的情况只有1例；绝大多数是维持晦暗未明的没有结局的结局(如阿婷、阿洁、阿金、阿银、阿月、阿妹)。这期间又有相对平稳与“战争”不断两种态势。自我脱离，回老家嫁人或是留深重新生活(如阿艳)。还有两种令人齿寒的结局：患上精神分裂症和吸毒。二奶吸毒的例子，在××村始终没有发现，听说别的村屋里有。我结识了一位因做二奶而患上精神分裂症的女子，是美容院的美容师提供给我的。虽然，我曾在精神病院作过隐形采访，多次接触过精神病患者，但是，当我在一间出租屋见到小妮时，还是倒吸了一口冷气。
小妮静静地坐在一间又脏又乱的房子里，房子仅有6平方米左右，一地的纸屑，空气中漂浮着她服用的抗忧郁症的药物所散发出的气味。小妮患病后，曾被送回家乡。治疗稍好转后，小妮又跑回了深圳。如今，她的两个妹妹一个哥哥都在宝安第71区打工，小妮随他们一同生活，她的房间是三房一厅房中最小的一间，哥哥嫂子住一间，两个妹妹占一间。透过特别安装的铁门望去，小妮一脸平静地坐在床头，未经梳理的短发在头顶好似要爆炸开一般。她的手中拎着一根红毛线，不停地缠绕着，脸色白皙如纸。自从三年前发病先后三次住院以来，她每年春秋两季都会发病，因没钱支付昂贵的医疗费用，两个妹妹和哥嫂只得将她安置在家中。也许是发现我探寻的目光，小妮的脸上开始有了一点动静，旋即，又复归安宁。对于可怜的小妮来说，随着精神病魔的入侵，先前无论是真情还是嬉玩，无论是等待还是承诺，都已经失去了人间意义。
小妮妹妹交给我三本厚厚的病历本。这是小妮在深圳市康宁医院(精神病院)先后三次住院的病历。姓名：唐小妮。出身：农民。性别：女。文化程度：小学四年。年龄：22岁。永久住址：陕西省镇巴县某某乡某某村。籍贯：陕西省。临时住址：宝安71区某栋某室。职业：无。入院日期：1998年11月30日中午12时。婚姻：未婚。病史供给者：小妮哥哥。主诉：急起失眠，话多6天，加重言语零乱2日。现在症：患者一直对香港男友不满意，嫌对方年纪大又无钱。特别是一月前患者听到香港一男子包养二奶致妻儿自杀的报道，更是感触颇多。11月 22日因小事与男友吵架后即出现失眠，几乎整晚不睡觉，话多，喜找朋友聊天。有时，在公共汽车上也对陌生人讲个不停，内容多为诉说自己与男友在一起是为生活所迫，以及对包二奶现象的诸多不满。还有谈自己的生活经历，自己与要好男友在一起的美好情景。以及父母、兄弟姐妹间的事情。家人打断她的话题即发脾气。生活尚自理，现食饭少，每天只吃几口饭。
昨晚，突然对哥哥讲看到书上写“变态”两字，觉得整个房子都变了，称听到死去的母亲讲话，母亲叫她做什么就要做什么。并称她要天下雨天就会下雨，她要花开花就一定会开。今日家人将其骗来我院门诊，以“反应性精神障碍”收入院。既往史：无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和昏迷抽搐史，无中毒或长期服用成瘾药物史，无重大躯体疾患，无药物过敏及手术史。个人史：兄弟姊妹5人，行三。适龄上学，成绩一般，因家境不好读至小学4年即在家务农。1992年来深打工，一年后认识现在的香港男友，之后未再做工。病前性格偏外向，开朗，不嗜烟酒。家族史：否认父母两系三代有精神病及其它遗传病史。入院诊断：精神分裂症(偏执型)。
谈到姐姐患上精神疾病，小妮的大妹泣不成声：“这一切，都是那个老不死的香港佬害的，现在，我们一家人都找不到他，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他……”小妮是不可能回答我的问题了，借助美容师和小妮两个妹妹的帮助，一个二奶的悲情故事穿过时光隧道，在我眼前徐徐展开———小妮穿越西北高原，来到阳光炽烈的深圳宝安区某工厂打工，一年跳槽到一家小酒楼当服务生。刚刚脱离了工厂那嘈杂的环境，在酒楼装潢一新的环境里，小妮心情极好，就连端盘子也是笑眯眯的，惹人怜爱。那天，三个香港老头北上逛深圳，在小妮的酒楼落座。小妮殷勤地递茶送水，十分周到。就在小妮刚刚端上一盘干锅烧鸡时，一只瘦骨嶙峋、硬得像僵尸的手，攫住了小妮丰润的手臂：“女仔，你叫什么名字？一个月拿多少钱？”他年已七十好几，脸上布满了皱纹，稀稀拉拉灰白的头发，让人想起被拔去了毛的家禽。“600元包吃包住。”小妮满心喜悦，甚至有些骄傲地宣告。脱离了每月只有 400元工薪和十几个人抢占一个冲凉房的工厂生活，对当前这份工作，小妮很珍惜。“哈，哈，哈……”三个香港老头莫名其妙地笑了起来，笑得小妮心慌慌的。
她知道香港与内地的生活差距，但仍保持着脸上的微笑，只是原先的矜持，换成了带点无奈的礼貌性的笑容。“拣这个，这个很嫩……”另外两个老头猥亵地笑了起来。买单的时候，瘦高个老头叫住小妮，给了小妮一个电话：“女仔，你好靓，人又年轻，勿使(不用)这么辛苦。这样，需要的时候，给我打个电话。”小妮拿着烟盒上留下的手机号码，愣愣地点了点头。早在1998年初，小妮已有了心上人。他叫小龙。两人曾在宝安区同一家工厂打工。小妮去酒楼做服务生后，小龙也离开了工厂，被一家地产管理公司应聘为保安人员。像所有的打工情侣一样，两人热爱这个新兴的城市，也渴望通过他们的辛劳，能让自己的爱情与婚姻在这个城市的一隅定格。南国杜鹃花灿烂的季节。一个雨后的傍晚，拿到薪水的小龙请小妮去吃麦当劳。在小龙的眼中，小妮永远是个孩子，她无数次地向往麦当劳的薯条与冰淇淋。小龙的口袋里，还有送给小妮的一枚纯金戒指。就在人民南路路口，落着微雨的柏油路面闪烁着灯光的异彩，大街上车辆有如游龙，即使在雨天仍然不肯减速。小龙站在路口，心中一遍遍地想着怎么跟小妮表白爱情。
当他抬起头来，看见小妮从马路对面款款走出，一柄艳红的雨伞，清丽而瘦削的脸，看一眼令人心疼。小龙兴冲冲地迎了上去。那个雨夜，伴随着一位女孩撕心裂肺的惊呼，一辆超速行驶的吉普车轻易地将一对打工情侣梦想的翅膀碾断。吉普车制造了一起车祸，小龙的右腿被生生截断。鲜血在雨地上汩汩奔流，肆意飞溅。没有人注意，一只纯金戒指从男孩的裤兜里滑落到地上，戒指包软软的，落在地上悄无声息。小妮不知道，小龙是准备向她诉说求婚宣言的：我们在深圳再干三年，就回家结婚过日子，一同到老。这样简扑而深情的一句话，在此之后，断腿的小龙不会也不可能再说出口了。
那个夜晚，小妮到处筹钱给小龙截肢。她的朋友不多，借到的钱款又十分有限。她忽然想到了那个香港老头。这之前，香港老头曾经打过好几次电话给她，每次电话，小妮都装聋作哑笑着拒绝了他的“建议”。小妮含着泪水求助于香港老头，没想到，香港老头恰巧过境在罗湖口岸饮茶，比想像中还要爽快，听说小妮的哥哥出了事，需要用钱截肢，时间长了命都保不住，不到30分钟就赶到了医院，二话不说，替小妮交了4000元的手术费用。那个夜晚，小妮被香港老头带进了一家酒店的包房。小妮知道，这是为了小龙必须付出的代价。况且在她看来，为了小龙，她任何代价都愿意付出。站在小妮身后，香港老头深深地嗅着她头发上散发出的淡雅香气，看到她水蜜桃一般的皮肤，颈脖和面颊上纤柔的绒毛……不到一个礼拜，香港老头在罗湖的一个都市里的村庄，安下了一处居室，小妮也就成了香港老头笼中的一只金丝雀。
一个月后，小妮将出院后的小龙安排在邻村的一套出租屋里，还找了一位50岁的老妇人做钟点工，帮忙照顾小龙。香港老头一个月给她4000元钱，支付她住房的房租。她是这样开销这4000元钱的：支付小龙房费800元，钟点工300元，小龙每月生活费用1000元，她省吃俭用多少能存上一点钱。随着小龙一天天康复，小妮渐渐稳定了情绪，开始冷静地思考面临的严峻的现实。她祈祷小龙早日康复，将小龙送回他的家乡，自己瞒着小龙继续在深圳让人包养，至少租房和请钟点工的钱是省下来了，有了一定的积蓄后，再回到家乡，两人一起开间小小的杂货铺，她想，这样也是可以养活两个人的。
可是，小龙继右腿被截肢之后，右腿神经系统患上了莫名其妙的换肢痛症。这种噬咬神经的痛楚，是将那天晚上飞车碾腿的一刹那巨痛永久地烙印在心里，再一遍遍地经典回放，痛楚就如此一点一点地折磨着年轻的小龙。一天24小时的早痛晚痛，那种撕扯神经的疼痛无时不在，更无从逃避。小龙多次想自杀，每次都因为小妮的眼泪与欢颜而放弃。大量的药品与日常开销，需要不少的钱，小妮却都能拿得出来，这让小龙很是迷惑。一日下午，小妮照料完小龙后回到出租屋，打扫收拾房间，准备香港老人回来过夜。突然，有人猛烈地捶门，像是发了疯一样气急败坏。小妮贴近门上猫眼洞口，从里边向外探望。出租屋的水泥台阶上，站着架起拐杖的小龙，正在猛烈地用手捶门。“他在哪？”小龙一进门就问。小妮知道小龙找的是谁，低垂着头，坦白地说：“在香港。”“你，你真的不是东西……”小龙沉着脸，架着拐杖围着小妮艰难地走了一圈。小妮无言难对满脸羞，呆呆地跌坐在沙发椅里，脸色苍白，一动不动，像一具干缩的木乃伊。“你这个婊子，不要脸的骚精，天哪！我实在忍受不了呀……”小龙举起拐杖，恨不得一棍下去结束小妮的性命。小妮蓦地从沙发椅中弹了起来，两臂使劲乱挥，大声嚷嚷着：“你，你好，你真行，汽车跑了，你躺在地上，我哪有钱啊？我就是那天晚上才叩的这个香港老头的嘛，他还给你出了4000元钱呢？我有什么办法？我没有钱哪……”“我要回家了！”
一阵宣泄过后，小龙就像暴雨洗过的天空，显得异常平静。小妮的嘴角抽动了一下，这是她最不希望发生的结局。在这场令小妮无法言说的三角戏中，只有小龙让她心疼，牵肠挂肚。“你不许走！”小妮急了。“我不走，我留在这里，看着属于我的女人跟别的男人上床，我还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她从他那儿骗来的钱！”暴风雨再次猛袭过来，小龙像是要随时扑上去的样子。小妮让步了：“等着我，等我从他那儿搞点钱来，我们一同回家……”“绝不可能！”小龙拖长声音说。然后，头也不回地高一脚低一脚地走了。一个星期后，小妮突发“反应性精神病”，首次入住康宁医院。但是，像是要逃避什么，此后，无论如何发病，她都绝口不提小龙的名字。
12.追问男人
采访二奶是艰难的，访问二奶背后的男人难上加难。我所卧底的这个村里二奶们的“老公”，80%是货柜车司机，百分之百的港人。他们除了一般港人爱面子、虚荣心重，很难对外人敞开心扉外，更重要的是，包养二奶毕竟不是光彩的事，没有谁会对外广播个人风流史。在长达两个月的隐性采访中，我努力地与二奶们厮混，也尝试着和她们背后的男人交往。无论我如何努力，如何费尽心机，我仍然很少跟他们打上交道。一则因为他们在“行宫”、“外室”的时间原本不多，大多如蜻蜓点水，来去匆匆。二则是二奶们十分珍惜“老公”回家的短暂时光，钟意两人世界，我也不便过多打扰。
事实上，我和他们交流的时间以及程度都相当有限。所幸的是，60天中，我还是结识了阿妹的男人阿松和阿艳的男人王瑶。在与二奶们的交往中，我也或多或少地打听到她们另一半的零星信息。我试图归纳出他们的一些真实心态，供读者朋友参考：一、寻求的是性，但又不仅仅是性，也为了另一种结果。由于几千年中国男子纳妾留下来的恶习，中国人跟西欧人在性心理上截然不同。在性关系方面，法国男人追寻的是性快乐，一夜情的刺激，是过程而不是结果。中国男人一直以婚姻为本，以家庭为本，多数注重结果而忽略过程，即便是在外有了女人，也尽力将这个女人弄得跟老婆差不多，在外的那个窝也力求弄得像家中一样完美。一般说来，这样的男人可以将性、婚姻与爱分开，所以，包养二奶对于他们来说，不会有什么心理上的自责、难堪和负担。据我了解，村中包养二奶的港人在香港的婚姻大多一般，打个不甚恰当的比喻，如果二奶是“苍蝇”的话，也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吧。
幸福美满的婚姻中，男人大多不会想到包养二奶。再说，一对夫妻结合十多年，不少人的感情日渐平淡，这时，想换口味的港人便开始盯上了内地女孩子。二、寻找的是“红颜知己”，港人眼中的二奶，大多温顺、贤良与宽容。在村中，我曾见到过两三个美艳动人的女子，听说她们曾经做过“鸡”，也许是有了体验和比较的缘故吧，她们的二奶生涯并不久长。她们也许觉得由固定一个男人包养不如自己“单干”能够迅速致富，很快便搬迁走了。说实话，大多数二奶的姿色为中上水平。当然，也有长相庸常之辈，如阿灿。由于个体男人的口味各不相同，对二奶的外貌与体形、肤色要求不一。港人对二奶们在“软件”上的总体要求是一致的：温顺、贤良、宽容、能干、疼人。但是，她们是不是真的温顺与能干？这就像自己的鞋合不合脚，外人就不得而知了。港人很能干，但也很脆弱。
频繁往来粤港两地的货柜车司机，在人地生疏的深圳或者珠三角等地，辛劳之余，打拼之中，希望“红颜知己”在他们单调繁重的生活杯子里加一点浪漫的咖啡，得到女人的关爱、疼痛、慰藉。三、为了验证自己的财力与精力。对于那些包养二奶的港客来说，人届中年一觉醒来后，青春早已不再。当深港两地交流愈加顺畅，当他们开车长期往返，目光越来越多地投注在遍地可拾的内地女孩身上的时候，他们忽然发现，他们手中的钱竟然可以给自己带来某种鲜活的东西，那是已经逝去的年轻时代不可能实现的某些东西：男人的尊严、青春的活力以及情欲的刺激。四、对生命暮年的恐惧。在村中，这样的景致是屡见不鲜的，年届七旬的老人搂着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孩散步，老人的牙早掉光了，步履蹒跚，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我还听闻一位78岁的老人，拿着香港子女所给的养老费用，跑到这个村子包养了一位二奶，把有病的发妻扔在香港不管不顾。对于这类老人来说，他们对暮年晚景心存恐惧。他们通过与年轻女性身心的交往，努力寻找已经逝去的岁月。在人生黄昏中，老树缠嫩枝，奋力挣扎一回。可悲的是，在深圳，许多女孩子从来就不和爷爷或者父亲外出散步、逛街、消费，因为，她们害怕世俗的眼光把父女、爷孙的天伦之乐误认为是“老少恋”！
13.追问女人
3月8日，新世纪第一个“三八”国际妇女节。傍晚6时30分，我躺在阿妹家沙发上闲聊，准备一同去她家楼下的鸡煲店吃饭，过“妇女节”。忽然，她家门铃响了，阿妹趴到阳台上往下看，喜鹊般喳喳叫，告诉我她“老公”阿松回来了。我像以往一样起身告辞，阿妹拽着我的手，邀我与他俩共进晚餐。这个阿松，衣冠不整，看上去有四十三四岁，瘦得仿佛三根丝线就能吊上天，热情好客，听阿妹扯谎说我是她的老乡，就约我去潮州食馆吃饭。他的普通话讲得比我想像中的要好得多，人也善谈，就在番薯粥的清香和我的“引导”下，他毫不掩饰地吐出他的悲哀身世———我是一个倒霉的人！我原来不是干司机这一行的。
1970年，我去一家珠宝行当学徒。三年学徒期满后，我一人出来单干，打理一家小小的珠宝铺，招了五六位工人，生意还算不错。5年后，一个学徒失手将别人的翡翠弄破了，我被人告上法庭，赔付对方30多万。我一气之下，将珠宝铺当了，在家中歇了3年。那时，有个朋友是开货柜车的，常往来大陆与香港之间，深圳特区刚刚开放口岸，货柜车的生意好做。在朋友的鼓动下，我就转了行。我在一家运输公司干了三年，之后花了26万多港币，买了一辆二手货柜车。因为挂的是香港牌，不能过境，接的单就很少。不是我不想过境，而是手续太过繁琐。一个香港的货柜车要想省钱过境，有一个办法，就是挂湖北、湖南等内地运输公司的车牌。一个过境车牌15万，可以包你5年自由出入边境。但是，每月还要交证件费等费用一共8000元。你想想，世道这么艰难，我每个月只赚万把块钱，何时才能收得回这笔钱？我只得将车停在香港，根本不敢开到这边来。生意不好，老婆也跟我离心离德，已经分居多年。我干脆住在深圳，图个清静。
现在，每天早晨从村口打车去罗湖口岸要花25元人民币，再花33港币买香港地铁票，每天一个来回就要100多元，每月是3000多元，再加上租房900 元，几样加在一起，已是4000多元。假如租住香港元朗一带的便宜房子，就租我家那么大的一室一厅吧，起码也要4000元港币。两者相比较，虽然看起来一样，但香港动一动就要花钱，尤其是老朋友总叫我去赌马或赌波(赌足球)，我都怕了，就过来深圳生活。在深圳生活，我发现，这里的女孩子真多啊！物以稀为贵，女人多了不值钱。我几个同事先后在这边包养了二奶。说起夫妻制度，我爸爸就有三个老婆，那是上一辈的遗风。我在深圳过的是单身生活，不想找伴，离婚、结婚很麻烦。但是，总有人不停地给我作介绍。我想，有伴总比孤独好，何况费用不高，两个人的开销跟一个人的差不多，就同意！二奶现象，香港也有啊！就是在美国也有，都没有这边这样集中，这么多而奇特。香港人说，香港拣垃圾的人都在这里包二奶啦！住我隔壁的那个女孩子，不知道阿妹跟你说过没有？她被香港老船工包养。她不这样又能怎样呢？像这样没有文化、素质又不高的女孩子，我敢打赌她出门找工作，每月就是800元钱都赚不到。假如她赚得到这些钱，我倒愿意每月贴她200元。
前几天，她跟阿妹说，想跟香港老人生孩子，连我都吓了一跳。她也不想一想，他已经60多岁了，万一不测，她和小孩怎么办？现在干什么都要钱哪！这些内地女孩子连一点危机感都没有。说到危机感，我就生阿妹的气！送她两次去学电脑，交了几百元，她一点都学不进去。她说要去学美容，学费要5000多元，我又没有多余的钱。“骗子！”就在阿松像个女人一般唠叨许久之后，阿妹突然凑近我耳边嘟囔着说：“他有钱赌马每月花几千元，怎么就没钱让我学美容？说来说去，对我没有责任感。”阿妹这后一句有意提高音量，让阿松听见。阿松听了，脸色有些不自然，只顾讪讪地笑，埋头吃素，稍后，继续跟我聊天———阿妹总叫我给她一个未来。现在世道这么乱，还有什么未来？我都不知道我的未来在哪里。没有赚到钱，一切都是空的，我能许诺什么？
“虚伪！”阿妹又附在我的耳边骂了一句，扭动着肥硕的屁股，上肢一摇一摇地上洗手间了。她一离开，阿松口气也大起来：“不走，即便跟着我挨穷，我也总归不会亏待她。她要走，我也不拦她。我是不会赶她走的，人都是有感情的嘛。我不是那种男人，对女人说丢就丢，但是，责任心是要以金钱为基础的。不管怎么说，对阿妹来说，需要改变，她太懒了……”“什么？”阿妹从洗手间出来，阿松将话题引向我：“有空再聊吧？你现在做哪行？”他猜测我打了一份正常工，我不得不佩服他的眼力，当我有鼻子有眼地诉说被人“抛弃”的“悲惨”经历以后，他惊讶莫名地说：“没想到，像你这种素质的人，都被人包养过，唉，深圳的好女孩子真是不多了！”
14.且作疗救中的参考例证
对包二奶之类的重婚现象，一个健全的社会和政府是不能视而不见、置之不理的。就在我入住“二奶”村之后，2001年4月28日，备受关注的婚姻法修正草案，获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高票通过，正在实施中。我们期待，通过法律手段遏制“包二奶”问题。当然，光有法律还是不够的，社会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在我卧底××村的日子里，见证了底层二奶们的众生相。可以说，这是我新闻采访14年以来所报道的最庞大和最能危及千家万户“堡垒”的群体。她们为了寻求城市生活和美好人生，作出了另类努力，这份努力我总觉得有一种自虐式的悲剧意味。
作为一名记者，一位职业女性，我的良知受到了触动。我隐居村中，关闭手机。我害怕接报社打来的电话时稍有闪失就可能暴露自己引来她们的公愤。为了和二奶们沟通，融入她们的生活，我和她们聊天，打牌，赌马，蹦迪，甚至陪同她们作妇科检查。也许是我过分殷勤吧？一些二奶们开始猜测我的身份。3月1日，深夜11时30分，我给父亲打电话，告诉父亲我要陪一个叫阿春的二奶去桑拿中心上夜班，并将阿春的手机号码告诉父亲。我不是故弄玄虚，心中多少有些莫名的害怕。我顿了顿，又说：“如果我明天上午不回电话，你们就打这个电话查找我的下落。”然后，我挂断了电话，不容他们多问。那个夜晚，我在桑拿中心有惊无险。母亲和父亲一直提心吊胆地熬到天亮。
第二天上午9时开始，父母亲打我的手机，前后打了5个小时，一直打不通，阿春的手机也处在关机状态。焦虑的母亲催着父亲去寻人，或者是去公安局报案。下午3时左右，我给家中打了一个报平安的电话。就在我快要结束“卧底”采访时，在阿春家的麻将桌上，五六位二奶充满疑虑地盘问我究竟是干什么工作的。我反问她们：“你们认为我是干什么的？”她们叽叽喳喳地几乎跳了起来，因为混熟了，也就直说，有的说你是人贩子，是老鸨，是调查公司的。我等她们说完，才反击道：“有没有搞错？拿我这个大龄女子来玩，我只想从你们这儿了解香港男人，只是希望把自己嫁过香港去。”说得合情合理，她们都相信了。只有阿春意味深长地瞥了我一眼。离开二奶村四五天后，阿春打通了我的手机，开口就说她希望和一位记者交朋友。原来，阿春一家看了3月16日夜间中央电视一台的“读书时间”栏目的访谈。屏幕上，我正在接受央视记者的采访，讲述我陪伴艾滋病人小路走完生命最后一程的种种艰辛。阿春哥哥突然惊叫起来：“那不是阿敏嘛？肯定是她，她……竟然是个记者？”
两年后，当我坐在电脑桌前重新整理审读这组卧底采访，60多个在村中游逛的日子又在眼前重现、舒展，一如在茶缸的沸水中翻飞而舞蹈的茶叶，泛着淡淡的茶香。离开的那一天，我只带走了拿过去的书，花了150元买的廉价席梦思床、50元的床头柜、和棉被都留在那里，还有前人留给我的那两串风铃……两年来，值得庆幸的是，我与阿金和她妹妹阿银、阿春、阿灿等人竟然成为朋友，她们有什么喜事和难处，村里来了什么新二奶，都愿意讲给我听。只有我知道，这一切，是多么的不容易。我想说的是，我的初衷绝非为了猎奇，更不是单纯的“挖掘隐私”或者“暴露阴暗”，我只想尽力撩开面纱，让人们对“二奶”们的生活状况、心理状态，有一个较真实的全面了解。如果能充当社会疗救“二奶”时的参考，当作剖析中的例证，在我来说，那60个日日夜夜耗去的心血就有了足够的补偿。高尔基认为：“旧事物只是表层在腐烂，而它的根须却在土内埋得很深，并且在不断地萌发着新芽。这些新芽只是在那些生活步伐迅速，生活的矛盾冲突激化的地方才能枯萎。”(《旧事》)然而，当我们致富的“步伐迅速“之时，却是陈腐出新芽之际，我们还不应当警觉而且加以疗救吗？(涂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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