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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棍王”姚文元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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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4/04/03 出处： |
冼岩
刘晓波先生最近写了篇文章《康晓光的狂妄和阴招》，指责康晓光先生《对王思睿“合作主义与国民意识形态”的回应》一文，是运用文革“棍王”姚文元的笔法、“借刀杀人”，是“敌人意识及仇恨心理”的“毒性发作”。
闻姚文元大名久矣，如雷贯耳。余生也晚，无法亲身品尝姚氏刀法之厉。但翻姚旧作，发现其技也不过尔尔。观其所谓借刀杀人、含沙射影、血口喷人，当今是个人基本都会；至于深文周纳、牵强附会，姚比之当今某些名家大师，不见有何特出。细思姚之盛名，或许非出于其文其技，实源于其位其势。
文革前后，经“钦定”，姚可以文字入人于罪。尚方宝剑在手，好话坏话都只能由他说，别人无法置喙，这才是姚能“借刀杀人”的奥秘。既然对方只能挨打、不能还手，当然不管什么钝刀、破刀，都能“借”来杀人。
如果没有这种尚方宝剑，要想“借刀杀人”，用什么刀子就成为关键，这才是“学问”所在。众所周知，几百年前，指人为哥白尼信徒是一把“利刃”，中招者必死无疑。今天当然不会再有人用此招；反之，被指为“地心说”信徒，虽不至遭烧死，但无疑要遭人鄙视、被人嘲讽。
可见，什么样的刀子可以杀人，因时而异，取决于时尚潮流，即所谓“语境”。说到底，权力也只是构成“语境”的一个因素。当然，它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会成为决定性因素。
今日中国与姚文元时代相比，变化虽不如今世欧洲与布鲁诺时代相比那么大，但也是有眼睛就能看得见。姚文元如活跃于当世，绝不会再挥舞什么“为彭德怀翻案”、或是刘晓波先生说的什么“研究、传播政治斗争策略，拉拢同伙建立同盟，与政府作斗争”之类破刀，他也要“与时俱进”。
在当前民间语境下，说**“研究、传播政治斗争策略，拉拢同伙建立‘同盟’，与政府作斗争”，不但不能给对方抹黑、很可能还会为其脸上添光；至于官方，对待民间和学术言论已有既定尺度，不可能因为旁人片言只语大动干戈。在权威主义政府已放弃意识形态统一的今天，官方这把刀并不好借，这是当今语境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民间正在形成自己的“语境”，形成自己的崇尚和憎恶；例如崇尚“民主自由”，憎恶“御用文人”。民间这把刀其利虽不足杀人，但足可令人抬不起头来；例如学者一旦被指为“御用文人”，就必然名誉扫地、遭万人唾弃--这对于以语言文字为业的人，所创非轻。
因此，现在存在官方、民间两把刀，如果姚文元犹在，他会选用哪一把？
姚文元能迈越同侪，成为文革“棍王”，有其诀窍。诀窍在于时时保持己持刀柄，人持刀刃的格局；即占据有利位置后，谨遵“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要诀，使对方始终没有还手之力，只能求饶或自辩。当今之世，如果姚仍有尚方宝剑在手，他当然会选用官府这把刀；但在官方已不易介入的情况下，运用“官刀”费力不讨好、甚至可能适得其反。这样的蚀本买卖，姚不会做；姚的选择，必然是动用另一把更好用的刀--民间软刀。
民间这把刀，今天某些人运用起来已得心应手，深得“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个中三味。君不见刘晓波先生，明明自己“猜测”他人的“企图”用心、“诛心”无所不用其极，却可以教训对方“做人要厚道”；明明自己早已将对方当作“敌人”来仇视，却可以指责对方“敌人意识及仇恨心理”“毒性发作”；明明自己正挥舞着“御用文人”的大棒，却反说别人“用政治大棒打击对手”；别人说出分歧的存在，就是“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狼对人的撕咬”；他自己帽子棍子满天飞，就是“道义坚持”。刘先生之所以能以此“常有理”形象面世，做到“人家骂他他有理、他骂人家他也有理”，是因为他在行文逻辑上早已深入领会姚文元“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真谛，并找到了将这一原则运用于当世的窍门--自己先霸住“正义良心”的伟光正位置，将对方定身在“御用文人”位置上，如此自然怎么说都是自己对、对方错，不必再劳神分析论辩。在“民主自由”等同于“正义良心”的当前语境下，刘先生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就象姚文元在真理化身的授意下要做到这点不难一样。
因此，看似简单的个人观点意气之争，其背后竟涉及语境标准之争。康晓光就象那个说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小孩，他只是希望学术争论不要和政治活动搅和在一起（起码笔者不敢这么明说，害怕被骂“为虎作伥、陷害忠良”），但他的言行已威胁到某些人苦心打造的“民主自由等于正义良心”语境，因此必然要遭到那些必须坚持“皇帝新衣漂亮”的人联手打压；接下来看客听众们的附和喊打，估计也不会少，要不怎么说“人心所向”、“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呢？
客观说，凭刘先生们还做不出“民主宪政”这样诱人的馅饼、这样漂亮的皇帝新衣。他们只是搬运工，东西都是从人家西洋舶来的。犹记1980年代洋货登陆之初，听着洋大人闻所未闻的天赖之音、据说推销的又是包医百病、味道既好又不要钱的灵丹妙药，全中国都风靡了，笔者也不例外。
对洋大人的话起疑心、怀疑皇帝到底有没有穿衣服还是这几年的事。偶然看到一个资料，说自由民主的圣地美国直至20世纪初期仍然政治黑暗、腐败公行、社会严重分化、游戏规则极度不公。第一反应是“不可能吧？”，这是不是“敌人意识及仇恨心理”毒性发作，妄图抹黑我亿万人民衷心爱戴的伟光正制度及其人间典范美国老大哥？再认真一查资料，不但美国如此，所有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达到相当程度前，都是权钱勾结盛行、社会不公普遍；空有号称包医百病的“宪政民主制度”，就是无济于事。是经济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社会结构变化，改变了西方国家的政治社会面貌，使它们拥有了一副可支撑“宪政民主”神话的诱人身段。
不仅如此，在亚非拉经济不发达地区，服用“宪政民主”灵丹也没能有效医治病人；不少病人还病情恶化、疫情扩散。这是我们原来闻所未闻的故事，洋大人及其搬运工从来不给我们说这个，他们只让我们听“宪政民主”的神话。在他们为我们讲述的童话故事里，王子和公主总是 “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我们心中有底，知道按洋大人教诲，路应该往哪儿走，因此从来不去东张西望、东打西听。直至今日，笔者发现还有很多人只习惯用耳朵听、不习惯用眼睛看，或者眼睛只朝着一个固定方向看，看来这也是由于洋大人教导有方、搬运工诲人不倦、听众们习惯成自然。
笔者的第一个疑惑是：洋大人不应该不清楚发生在自己国家昨日和不发达国家今日的事，他们隐恶扬善、报喜不报忧，为的是什么？是为了我们纯洁心灵免遭玷污吗？
第二个疑惑是：这些国内不知辛劳的搬运工们，他们知不知道事实的全部真相？他们至今坚持“皇帝衣服很漂亮”，不管亚非拉有多少国家“宪政民主”触礁或驰入歧途，他们总是毫不迟疑地宣称“宪政民主就是好”，一切弊端都源自操作者失误；而每一次别人的失误，据说都让他们吸取了“足够”教训。他们又说：其实在中国开刀治病的经验早已“成熟”；哪怕别的国家皇帝确实没穿衣服，他们也一定能在中国织出这样的衣服来--这又为的是什么？
一问二问，笔者可能又开始“借刀杀人”了。有些人、有些事，就是不经问。让我们还是什么都别问，任得他们说什么是什么、讲什么信什么，等着他们有朝一日来为大家穿衣好了。
附刘晓波：康晓光的狂妄和阴招
近两年，清华学者康晓光先生以赤裸裸的权威主义立场而声名鹊起，他提出的“国家合作主义”，引来其他学人的质疑、商榷和批评。3月16日，康发表了《对王思睿“合作主义与国民意识形态”的回应》的长文，不仅有失学术风范，表现出一种“知识狂妄”，而且颇有利用政治打压学术争论之嫌。
首先，在康晓光的行文中，将对手的理论斥为“陈词滥调”、“学术笑话”、“信口开河”，把自由主义者贬为“无知”、“弱智”、“偏见”……还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奉劝”对手：“不要把‘政见’说成‘真理’，否则会把那些无知或弱智的自由主义者引入歧途。”那么，康又如何看待自己的理论呢？他对自己理论的定位是：“在市场席卷全球的时代，如果说十三亿中国人真有什么‘共同底线’的话，那么这‘共同底线’就是‘合作主义国家’！”然而，就算他的“国家合作主义”道出了转型中国的真理，也不会征服所有中国人，起码没有说服包括王思睿在内的批评者，难道他们就不是十三亿中国人的一员！再说，起码到目前为止，十三亿人中的绝大多数，并不知道“国家合作主义”。倒是康晓光推崇自己理论的口气，很类似官方推崇“三个代表”的腔调，即自奉为所有国人的代表，比任何其他 “真理”还大。
其次，康文的结尾点出了对手的要害：“我感觉在围绕‘思潮分类’和‘共同底线’的讨论中，从秦晖到王思睿都不是在讨论学术问题，而是在讨论政治策略。更准确地说，是打着学术的幌子传播政治斗争策略。‘分派’和建立‘共同底线’都是为了建立‘同盟’，其根本目的是团结各派社会力量与权威主义政府作斗争。”
对此，有署名“多元”网友写出“康晓光企图‘借刀杀人’的铁证”的帖子：“康晓光这段话，首先指控清华大学教授秦晖等不是在搞学术，而是在搞政治；其次指控秦晖等学者不仅在搞政治，而且在研究政治策略；第三，指控秦晖等学者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传播政治斗争策略，建立“同盟”；第四，指控秦晖等学者搞上述政治活动的目的或宗旨是‘团结各派政治力量’与‘权威主义政府作斗争’。1965年，姚文元接受毛江旨意，撰写文章批吴?编的历史剧‘海瑞罢官’，诬陷吴?企图为彭德怀翻案。现在康晓光指控秦晖等学者研究、传播政治斗争策略，拉拢同伙建立‘同盟’，与政府作斗争。好家伙，这种罪行比‘为彭德怀翻案’不知道严重多少倍！有关部门怎么还不赶快执法？道理讲不过，‘借刀杀人’就算胜利？……送康晓光一句话，严守一说的，‘做人要厚道’。”（见“世纪沙龙”3月20日）
多元先生的目光可谓敏锐，对康的批评也切中要害，让我想起另一起企图“借刀杀人”的公案：曹长青对吴征杨澜夫妇。
大陆网民不会忘记，当吴、杨夫妇造假案火爆网络时，对之揭露最力的“打假英雄”，无疑是身在美国的曹长青先生。曹先生经过细致深入的调查，连续发表二十多篇文章，揭露吴、杨的一系列造假行为。在诸多有说服力的证据面前，作为社会名流的吴杨夫妇，居然不知“道歉是德”或“沉默是金”，反而利令智昏地进行阻吓：先声明对手是诬陷，继而用打官司来威慑，无效后又祭出毛时代的阶级斗争阴招，企图靠政治大棒来打压揭露真相的曹先生、阻吓其他人继续质疑。在《南方周末》的访谈中，杨澜公开指责曹先生为“反共分子”或“反华势力”；更有甚者，由于《光明日报》属下的《中华读书报》转载过曹的打假文章，吴、杨还去了《光明日报》编辑部，出示曹的多篇“反动文章”作为证据，要求该报道歉，也有威慑该报之意：转载“反共分子”的文章，将为报社带来政治上的麻烦。
吴、杨拿出“反共反华分子”的大帽子，显然是想一箭数雕：1，他们夫妇是放弃国外优厚待遇而回国创业的“海外赤子”，而揭露他们的对手则是“反共反华”分子，企图用政治划线来侮蔑对手是“别有用心”。2，意在说给中共当局听，让当局了解“反共分子”的无所不用其极，暗含着希望官方出面保护的乞求：在国外的“反共反华分子”和回国做贡献的“海外赤子”之间，当局理应站在后者一边。3，吓唬国内外的置疑者，让他们不要上“反共分子”的当，更不能与之为伍，否则就有与“反共分子”同流合污之嫌。
由清华学者康晓光联想到商场名流吴、杨，我只想说明：独裁制度所造就的敌人意识及仇恨心理对人性的毒化既深且剧，这毒化，曾经把大陆知识人的头脑变成智慧和良知的屠宰场。凡亲历过毛时代的国人，大都知道这一阴招的致命效力──无论多理亏多缺德，也无论在争论中处于何等劣势，只要能够在政治上找到打击对手的凭据，哪怕是夸大的歪曲的编造的不着边际的凭据，就可以在瞬间反败为胜、甚至置对手于死地，让对手连继续辩解和争论的机会都没有。
即便在改革已经20多年的今日中国，官方仍然以“敌人意识”对待民间异见，御用文人仍然靠政治大棒打杀同类（如，何新在**后对知识界的攻击、《雍正王朝》借对士子的贬损来争宠邀功，文坛卫道士呼吁中宣部出面制止王朔等人重评鲁迅），商人也学会了用政治大棒打击对手。
以至于，利益至上的逐金大潮已然冲垮了一切道义坚持，却仍然洗不净敌人意识的余毒，一有机会，哪怕不是机会的机会，毒性便会发作，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狼对人的撕咬。
2004年3月20日于北京家中
时事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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