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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玲:蜡炬成灰 天上人间
    时间:2004/04/01 出处:

      ——记中国现代作家丁玲

      “飞蛾扑火,非死不止”。

      这本是瞿秋白对青年时代丁玲的评价,没想到,竟偈语一样洞彻了她的一生。

      从24岁时以“沙菲女士”在国内成名,到44岁时以“桑乾河上”传扬世界,她凭借一只素笔和一腔热血叙写青春、人性、社会变革。她的一生历经艰难曲折,饱尝荣耀屈辱,但追求真理和光明的脚步从未停歇,直到蜡炬成灰,天上人间。

      1986年3月4日,82岁的丁玲在平静中告别尘世。弥留之际,她写下的最后一行字是:“你们大家高兴吧,我肯定能成佛。”

      八十多年的人生旅途,多少奋斗的艰辛和喜悦,多少珍贵的记忆和遗产,多少生命的磨难和无谓浪费。长歌当哭,怀念她的人不禁感慨:“从梦珂到莎菲,到贞贞,到陆萍,到黑妮,她特别善于写被伤害的被误解的倔强多情多思而且孤独的女性。这莫非是她的不幸的遭遇的一个征兆?”(作家王蒙语)

      (注:贞贞《我在霞村的时候》;陆萍《在医院中》; 黑妮《太阳照在桑乾河上》)

      “我没故乡,到处都是我的故乡。”

      1904年,一个女婴诞生在湖南临澧一户名门望族,取名蒋伟,字冰之。成年后她自己改名叫丁玲。她四岁时,父亲挥霍光了家财,潇洒地离开尘世,母亲卖掉家产,到娘家寄住,决心走平等自立的路。

      1911年,母亲余曼贞顺利地考入常德女子师范,年幼的丁玲也同时在那里就读。回忆那段往事,丁玲写道:“那时,三十岁的母亲在师范班,六岁的我在幼稚班。这事现在看来很平常,但那时却轰动了县城。开学那天,学生们打扮得花枝招展……我母亲穿得很素净,一件出风头的宝蓝色的薄羊皮袄和黑色百褶绸裙。她落落大方的姿态,很使我感到骄傲呢……有些亲戚族人就在背后叽叽喳喳,哪里见过,一个名门的年轻寡妇这样抛头露面!但我母亲不理这些,在家里灯下攻读,在校里广结女友。”

      五四运动爆发了。丁玲和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到处演讲,自由和解放的精神深深融入了她的灵魂。1922年,丁玲摆脱了包办婚约的纠缠,应好友王剑虹之约去上海平民女学学习。她和几位好友宣布废除姓氏,认为姓氏是封建和父权的象征。但后来终于不能没有姓,于是她找了个笔画最简单的字:“丁”。她和朋友各自在字典上指一个字为名,她指的是“玲”。

      “是的,光明在我们前面,光明已经在我们脚下,光明来到了。”

      1924年,丁玲来到北平。在这里,她遇到了比她更贫穷的青年诗人胡也频。他向她表达了爱情,但她并未动心。当她感到自己无法在北平继续生活下去,返回家乡时,胡也频居然借钱追到湖南。丁玲紧闭的爱情大门终于被打开。

      丁玲写道:“他的勇猛、热烈、执拗、乐观和穷困都惊异了我,虽说我还觉得他有些简单,有些蒙昧,有些稚嫩,但却是有着最完美的品质的人。他还是一块毫未经过雕琢的璞玉,比起那些光滑的烧料玻璃珠子,不知高到什么地方去了。因此我们一下也就有了很深的友谊。”

      1927年,丁玲创作了小说《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这两部短篇小说被当时《小说月报》独具慧眼的编辑叶圣陶发现,刊登在显著位置上。小说的发表,特别是《莎菲女士的日记》的问世,“好似在这死寂的文坛上,抛下一颗炸弹一样,大家都不免为她的天才所震惊了。”

      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胡也频、丁玲积极加入这一阵营,并投身革命实践。他们彻底摆脱掉痛苦仿煌的重围,看到人生的曙光。

      不久,专注于地下政治活动的胡也频被捕入狱。丁玲在狱外四处奔走,并去狱中看望。她在铁栏外大声喊着“频!频!我在这里!”胡也频回头还没来得及说话,就被狱警带走了。这一走竟成了永别。一个严寒的早晨,作为左联五烈士之一、年仅29岁的胡也频被枪决于上海的龙华司令部。凄厉的枪声震撼了中国,也击碎了丁玲最初的爱情。

      顽强的丁玲说:“悲痛有什么用!我要复仇!……问题横竖是一样的。他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他用他的笔,他的血,替我们铺下到光明去的路,我们将沿着他的血迹前进。”“飞蛾扑火,非死不止”,瞿秋白对丁玲的这句评价贴切地体现了她的真实品格。1932年春,丁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幸福是暴风雨中的搏斗,而不是月下弹琴,花前吟诗。假如没有最大的决心,一定会在中途停顿下来。”

      1936年,丁玲奔向红色根据地——保安,受到了党中央主要负责人的热烈欢迎。她说:“这是我有生以来,也是一生中最幸福最光荣的时刻吧。我是那么无所顾虑,欢乐满怀的第一次在那么多的领导同志面前讲话。我讲了在南京的一段生活,就像从远方回到家里的一个孩子,在向父亲、母亲那么亲昵的喋喋不休的饶舌。”毛泽东欣赋《临江仙》一首相赠,赞誉丁玲:“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戎马倥偬中,丁玲全身心地投入了抗日战争。她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深入火线演出。同时,丁玲终于无法忘记她的作家的天职,克服了无桌椅、无时间,甚至无笔无纸的重重困难,写出许多优秀作品。创作喜获丰收的同时,丁玲也收获了爱情。她与志同道合的陈明喜结良缘。

      在写作过程中,丁玲腰疼得非常厉害,只好把火炉砌得高一些,把腰贴在炉壁上烫着;夜晚把暖水袋敷在腰间,才能入睡。每当她腰疼支持不住的时候,就像火线上的战士冲锋陷阵那样,坚持着写下去。1948年6月,《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终于完稿了,1951年获斯大林文学奖。

      “孤寂,无穷无尽的孤寂,我有生以来,从没有尝过这种孤寂的滋味。”

      新中国成立后,丁玲身居高位,重任压肩。然而,正当人生达到辉煌的顶点时,危机也在向她逼近。

      1955年,她被错定为“反党集团头目”。1957年,又被定为“大右派”。

      从1958年到1970年,丁玲夫妇带着“右派”帽子在北大荒生活了12年,在农场养鸡、养猪、种菜、锄草、扫盲,搞家属工作。她样样都干得很出色。

      1966年,空前的灾难席卷了全国,丁玲遭受的批斗和折磨步步升级,暗斗、单独斗、住牛棚、数不清次数的抄家……陈明和丁玲在生活的深渊里相扶相持。在被关入牛棚的日子里,两人连互相凝视一眼的短暂机会都没有了。陈明经常在看守人不注意的空隙,给丁玲扔去揉得皱巴巴的纸团,或是一个破火柴盒,一张枯干的苞米叶子,上面写满了只有丁玲才能认得出的密密麻麻的小字。这些用特殊材料写成的“情书”,在她寒冷的心中点起了生之火把。陈明曾写道:“永远不祈求怜悯,是你的孤傲;但总有许多人要关怀你的遭遇,你坎坷的一生,不会只有我独自沉吟,你是属于人民的,千万珍重。”

      1971年4月,丁玲开始了孤寂的铁窗生活,完全与世隔绝。没有笔也没有纸,什么东西也写不成,她痛苦极了。在狱中,她天天盼望会有好心的看守员替她送来一张陈明的字条,期盼了1700个日夜,熬过了漫长的五年。

      几十年曲折而坎坷的生活道路,使丁玲成为一个经得起苦难又受得起委屈的坚强的人。当她又以一个老革命、老党员、名作家的面貌出现在人民面前时,丁玲没有抱怨。她只反复地说一句话:“我现在要是六十五岁就好了!”1980年,中共中央批准关于丁玲右派问题的改正意见;恢复其党籍、政治名誉和工资级别。陈明的奔走,丁玲的呼号,终于有了结果,她卸下了大山一样沉重的包袱。

      陈明的爱伴随丁玲走过生命最后的旅程。临终前,她深情地对他说了最后一句话:“吻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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