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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揭姜文成名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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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4/03/29 出处: |
姜文、吕丽萍、丛珊、岳红、刘斌……这些名角都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80班”的同窗,他们当年的大学班主任、表演艺术专家张仁里下周就要向全国读者 “揭”这些名演员的“老底儿”。今(3.28)天下午2点,张仁里老师就要与姜文、吕丽萍、刘斌、岳红等80班学子相约共聚,在北京图书大厦一层为读者签售,这里我们选择《启程》一书中的“姜文现象”,让读者们先睹为快。
姜文最爱逆向思维
姜文——当年表演系八○班的一个普通学生,今天已是一位名声赫赫的电影演员和导演。我在这里专门提出“姜文现象”,并非因为姜文的名气,只是因为在他身上,或说在以他为代表的八○班全体学生身上所共有的那种学习现象,包含着教与学两个方面的特点。
在八○班,有很多习惯于独立思考、从不“人云亦云”的学生,刘斌、江澄、仇晓光、刘晓宁、曹力、郝光、薛山都是其中的典型。女同学人数少,“势单力薄”,她们的见地有时会淹没在男同学的声音中而不显山露水,但这决不意味着她们只会随声附和。倒是每每涉及艺术问题时,男、女同学在方方面面的看法上几乎没有分歧。
比如确定毕业剧目时,教师选择的每一部戏都首先要征求学生们的意见。他们经过阅读、讨论,认可了《家庭大事》、《原野》、《司加班的诡计》、《饥饿海峡》,同时也否定了《审判》等剧目。《审判》其实是一位著名作家为八○班学生“量体裁衣”而写,按理说我们应尽量将其纳入毕业剧目。可是学生们对剧本提出了不少意见,其中不乏一些工作量很大的修改建议。当时离毕业已为期不远,即使迅速修改,时间也不允许了,只好作罢。由此可见,全班同学对于教学上的一些问题并非毫无主见地唯老师之命是从,而老师在“关键时刻”也习惯于倾听他们的意见作为重要参考。
在不愿“人云亦云”的学生群中,表现比较突出的当数姜文。虽然不能说姜文在学生时期对戏剧艺术已有一套自己的观点,但他具备对事物(包括对老师所讲的某些内容)的逆向性思维。“逆向”二字好像包含了一些“不听话”、“不服从”的贬义色彩,而姜文的逆向思考,意在将那些艺术上的问题再琢磨得深一些、透一些。
学生自觉魔鬼训练
“姜文现象”产生的基石是学生们对本专业的热爱、敬业。姜文在毕业前后曾错过很多拍摄电影的机遇,只是一名普通的学生和演员。后来,一部《末代皇后》使他受到了电影导演们的关注,于是《红高粱》、《芙蓉镇》、《本命年》、《春桃》等片约接踵而来,他的演技也在实践中打磨得越发精湛。
在《末代皇后》中,女主角由著名演员潘虹扮演,姜文扮演的溥仪作为主要男配角,要赢得观众的认可,的确面临不小的压力。在一次表演艺术研讨会上,赵子岳同志感叹道:“我上午在‘皇宫’里看到这样一个姜文;下午又在高粱地里看到那样一个姜文;紧接着他又去了‘芙蓉镇’,这个演员实在了不起。”的确,有些不了解情况的人认为姜文和班上其他同学当前在影视界有了一定的地位,全是运气使然。其实,他们在戏剧学院四年中所经历的“强化”训练程度是现在的许多在校生都难以企及的。
每周一到周六中午正常上课,下课后,绝大部分同学会利用短短一天休息时间去商场、车站、集市等地观察人物,为周一要上交的“观察人物练习”做准备。周日晚七点之前,全班同学必须回校自习,排演室此时的使用率最高。
我记得班里的男同学都很愿意和吕丽萍搭戏,可是吕丽萍是北京人,每到周末总要回一趟家看望父母亲。为了既让家里人放心,又不耽误和同学排戏,她往往在星期日白天排戏到下午四点多钟,回家去吃一顿晚饭,七点钟之前再赶回学校。姜文、刘斌、丛珊这几个北京学生也同样从未为了周末回不了家而抱怨过。
这种紧张的学习节奏贯穿了四年。即使在寒暑假期间,教学小组也布置了许多假期作业,需要学生按时完成,不得喘息片刻。难怪有的学生开玩笑说:“老师们就是怕我们休息!”
严师不怕学生“耍赖”
我有时也问自己,是否这样把学生逼得太狠了?可是“教不严,师之惰”呀!据说女排队员在争夺世界冠军之前曾发誓,胜利后再也不跟着袁伟民教练打球了。可是当她们真的在日本夺得奖杯,却一起将第一杯庆功酒献给了袁教练。为什么?因为只有在获得成绩和荣誉的时候,队员们才能认识到过去付出的意义,才能理解严格训练的价值和教练的苦心。
记得有一次,郝光演完毕业剧目《司加班的诡计》,累得浑身被汗水湿透,躺在地板上不想起来。我正好从舞台上走过,催他赶快起来,立即把戏服脱下来晾干、熨平,否则第二天湿漉漉地无法穿出场。郝光“耍赖”说:“我都不想起来了。”我也回了一句:“快起,演戏累不死!若有不测,我给你写悼词。”
这句玩笑话郝光一直记到现在。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当时经常见诸报端的日本教练大松博文的 “魔鬼训练”法对我产生了较深的影响。我至今也并不排斥这种训练方法,只要运用科学方法,“严”之有理,并调动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作主动性,达到 “紧”中有“趣”、“忙”中有“获”,学生是不会反对的,家长也是拥护的。尤其当他们取得了一些成果,得到了普遍的肯定之后,就会认识到这种紧张、忙碌的价值,从而引以为荣。
“姜文现象”的另一个特点是乐于创造、突显独特的内质。最初我们运用“观察人物练习”教学法时,尚未得到教研室的肯定,因此在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时,我们选取了两个“观察人物练习”参加汇报,想试探一下校内师生的反应。
第一个练习名叫《理发店》,是曹力和贾玉兰创作的。贾玉兰演一个爱时髦的农村姑娘,来到大都市看一切都新奇,想学着城里女孩的样子烫个头发,但一怕钱不够,二怕烫坏了反而不好看、难见人,因而与曹力饰演的那个看不起农村人的理发师傅发生了种种可笑的矛盾。事情并不复杂,但学生是怎么让这个“练习”开始的呢?
幕启之后理发师傅百无聊赖地坐在理发椅子上剪指甲,这一个动作暗示出理发店生意清淡,服务人员素质不高(理发师傅是不应坐在客人使用的椅子上的),以及那种孤寂、无聊的气氛。这时,在剪指甲的“啪啪”声中有人怯生生地推开了门,伸进一个脑袋来问:“师傅,理发吗?”这位理发师傅一听就来气,心想:没长眼睛呀?理发店不理发难道卖肉呀?于是一场有趣的冲突就在这种心态下展开了。
另一个“观察人物练习”是姜文和李一哲的作品。姜文扮演一个胆小的牙病患者,李一哲扮演一位不称职的医生。只见医生一面准备给病人拔牙,一面还不时去接各种私人电话。五花八门的手术工具在医生漫不经心的摆弄下显得有点阴森恐怖。而患者是一个极怕动手术的人,医生的心不在焉使他更加提心吊胆。他一面求医生“轻一些”、“多打一点麻药”,一面心神不宁地盯着那些钳子、探针,恨不能“临阵脱逃”。
医生给患者打麻药针时,电话铃响了。医生的目光移向电话,病人怕他把针管留在嘴里就去接电话,手在空中比比划划。医生本来就对这个又胆小又挑剔的病人心存不满,电话铃又响得不是时候,于是把一腔怨气发到了病人身上,压着声音冲他吼道:“别动!针头弯了谁负责?”真灵验!病人比划的手停在半空中不动了。
打完麻药,医生立即去接电话,好像是女朋友打来约他晚上见面。病人捂着腮帮子,瞪着一双惶恐的眼睛,听着医生在电话中温情脉脉的声音,真有些失魂落魄、心有余悸。
到了拔牙的时候,由于病人的不配合,双方都在拼命较劲,病人下意识地一把抓紧了医生白大褂的衣角。不巧的是电话铃又响了,病人一面使劲抓着白大褂,一面在心里祈求医生在这种要命的时刻千万不要分神。好不容易把牙拔下来了,医生赶紧去接电话,而他的白大褂还紧紧地被患者抓在手里呢。
我在此并非想说明这些“练习”的结构如何地好,事实上这只是最早期的“练习”,大家都还没有找准做这种“练习”的方法。但是,从这两个“练习”的某些细节中可以看出学生独特的创造才能,如理发师傅无聊地剪指甲、牙病患者由于怕疼而紧抓医生白大褂等。
“约会”震惊中戏老师
八〇班的学生们一向力求达到创造的人物各有特色、令观众耳目一新的目标。记得刘斌创作了《见面之后》这个“观察人物练习”之后,做了一场不仅有趣,而且很有意义的总结发言。
《见面之后》表现的是一个年轻小伙子经人介绍去相亲后的情形。母亲急着问他对女方的感觉,他心里美滋滋、甜蜜蜜的,可顾及“大老爷们”的自尊和矜持,又不愿爽快地说出来。母亲越是急切,他越是不慌不忙,好像存心气人似的——这个练习的趣味就在于小伙子的心理刻画。
刘斌说,自己为了表现出人物相亲回来后的“心里偷着乐”,在台上走了一个横着的“S”形。这样既可较充分地展现他掩饰着的得意,符合他此时此刻特定的心理,又找到了招呼母亲的心理、形体行动——小伙子心里喜不自胜,一边走一边回味方才的会面;可对于母亲的追问,若说对方好,显得自己有些猴急,若说对方不好,又成了违心说瞎话;再说,还不知道人家是什么态度——干脆来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摇摇晃晃地走一个“S”形,就可以在小小的舞台上延长他从外面走进家门的时间。两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悠悠荡荡地踢着地上的石子,一摆一晃地往台中央走去,再用动作来向母亲打招呼:我回来了……
刘斌的总结发言使得教学小组的老师大为震惊。他较准确地分析了人物的心理,且这种心理状态又展现了这个年轻人的特定性格。不仅止于此,刘斌还运用调度、形体动作为展现人物的内部自我感觉作了精心的设计构思,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只可惜当时我们没有将同学们的这类总结以文字形式保存下来。
张仁里:
1958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曾任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主任、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导演过《饥饿海峡》《神镐》《过年》《红岩魂形象报告展演》等剧目。现为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 北京娱乐信报 李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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