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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外交官在非洲的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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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4/03/24 出处： |
2月9日，中国驻几内亚使馆的李建国参赞突发心肌梗塞，经抢救无效，不幸病逝。这一天离他完成任期回国的日子已不到10天了。3月1日，外交部长李肇星在他办公室谈起李参赞的突然离去，非常痛心。他说：“我很难过，这位同志才48岁，还很年轻。他在非洲一干就是3年，经常带病工作，是一位好同志。”
其实，像李建国参赞这样的外交官还有很多。近10年来，外交部已有5名同志在非洲病故或从非洲回国后不久去世，其中包括两名大使。非洲这块拥有中国使领馆最多的大陆，在塑造着中国外交官的同时，也在考验着中国外交官。
外交官在非洲没得上传染病算是侥幸
刚从非洲卸任回国的前驻几内亚大使龚元兴说起李建国参赞的病逝就格外难过，因为他们是在非洲共事多年的朋友和伙伴。他说，如果当地的医疗条件好一些，救治及时，李参赞绝对不会这么快就离开大家。
的确，驻非洲地区的外交人员最怕得病，因为非洲大部分国家的医疗设施都跟不上，得了病很难及时治疗。在非洲，常年流行的传染病有20多种，主要有疟疾、霍乱、伤寒、肝炎、艾滋病等。对常驻在那里的外交人员来说，没得上传染病算是侥幸。其中，疟疾和肝炎对外交人员的威胁最大。刚刚去世的李建国参赞就一直被疟疾折磨着。他平均每半年就要打一次摆子，有时候1个月有15天都在打吊针。即使如此，李建国一天也没耽误工作。
谈起打摆子的滋味，李肇星部长也直摇头，因为在非洲工作的时候，他也得过疟疾，非常了解其中的痛苦。据说，有的年轻外交官第一次打摆子，难受得直喊“妈”，听得人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得过疟疾的人反而把这种病看得很平淡。
在非洲工作过14年的杨富国参赞指着自己的嘴唇说，在非洲工作过的外交官大多嘴唇发紫，因为他们都得过疟疾。在刚果（金）的时候，他每年都打摆子，最严重的一次连续打了22天针，一条腿都麻痹了，最后是拄着拐杖回国的。看着他平静的表情，很难想象他是怎么熬过来的。但他却说，这并不算什么，驻刚果（金）的崔永乾大使比他病得还严重，每次都打着摆子回国述职。如果不是疟疾，2001年，我驻几内亚前大使石同宁也不会那么快病逝。
发电照明、打井吃水，使馆自力更生
除了疾病，非洲的生活条件也不容乐观。非洲是世界上贫穷国家最多的地区，受当地经济条件的制约，中国在非洲的许多使领馆馆舍普遍简陋，断水断电更是家常便饭，有时一停就是两三个星期。中国驻几内亚比绍使馆，用电全部依靠自备的发电机。为解决吃水问题，驻马里的中国使馆干脆自己打了一口70多米深的水井。另外，非洲市场供应普遍匮乏，物价昂贵，蔬菜水果有时会卖到十几美元1公斤。因此，从国内返回非洲的使领馆人员经常带不少蔬菜当送人的礼物。
不过，这种情况早已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近年来，外交部会同财政部、人事部等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向战乱地区的我使领馆发战乱补贴、改善驻非洲地区使领馆的医疗条件、加大艰苦地区使领馆馆舍的改造力度等。今年1月，国务院又提高了我驻艰苦地区外交人员的工资待遇。据了解，目前所有驻非洲地区的使领馆都安装了空调和卫星电话，生活条件大为改善。
一颗子弹在一名中国外交官的身体里呆了23年
除此之外，非洲的安全也考验着我们的外交官。2003年9月15日，外交部西欧司的符华强秘书接受例行体检时意外地发现左胸有一颗长3.5厘米的步枪子弹，这颗子弹在他身体里呆了23年。
1980年，只有23岁的符华强已是中国驻乍得大使馆的一名青年骨干了。当年3月，由于乍得局势紧张，使馆决定撤离到邻国喀麦隆。3月28日，正当使馆第一批人员准备撤离时，当地两派武装力量在离使馆200米左右的地方交上了火。符华强先招呼大家撤到安全地带，然后一个人留下来锁车，结果被一串流弹击中，其中一颗子弹打中他的背部。由于当地的法国军医没注意到这颗子弹，结果它在符华强的身体里一埋就是将近1/4个世纪。
20多年过去了，非洲的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一些国家依然政局不稳、内乱不断。据初步统计，1996年以来，因驻在国发生战争或军事政变，中国驻非洲的外交人员被迫撤离10余次。1997年，刚果（布）内战期间，中国大使馆被4枚炮弹击中，留守人员仍在里面坚守了8天8夜。1998年，几内亚比绍发生兵变，中国大使馆被炸，人员被迫乘一艘小渔船撤离，在大西洋上漂了200多个小时才抵达目的地。1999年，几内亚比绍再次发生兵变，当时的大使洪虹独自一人在临时搭建的掩体里守了10天。近年来，有些非洲国家的武装抢劫又有所增加。2003年，我国驻几内亚比绍大使高克祥遭到歹徒绑架，背部留下一条刀伤。就在今年3月初，驻科特迪瓦大使馆的3名外交官又遭到武装抢劫和殴打。
尽管如此，在采访中，所有在非洲工作过的人却说，非洲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危险。杨富国参赞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遇到危险，非洲虽然有战乱，治安也不太好，但由于中非之间特殊的友好关系，中国人在当地反而相对比较安全。1997年刚果（布）发生战乱，中国大使馆虽然被误炸，但撤退时却得到了两派敌对力量的保护。至于那里的抢劫、绑架，既不是专门针对中国人的，也不是普遍现象。
非洲朋友用轿子把新中国抬进了联合国
尽管在非洲苦也苦了，累也累了，但提起当年的经历，在非洲工作过的外交人员却只有爱，没有怨。在采访中，李肇星部长深情地对记者说：“我自己就是个‘非洲人’”。李肇星部长曾在非洲工作了七八年，对非洲有很深的感情。他说，对外交人员来说，哪个地方都是有苦有乐。尽管在非洲生活条件艰苦，但非洲人民对中国人民是最真诚的。1971年，就是这些非洲朋友用轿子把新中国抬进了联合国。
由于中国几代领导人都非常重视与非洲的友好关系，非洲人都把中国人当兄弟，在那里开展外交工作还是很顺利和成功的。前中国驻几内亚大使龚元兴说，在几内亚，从城市到乡村，没人不知道中国，他们看到亚洲人都会用中文打招呼，说声“你好”。
其实，对非外交工作本身就非常重要。李部长在采访中强调说：“没有非洲人民的支持，就没有中国今天在国际上的地位。发展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的关系始终是中国外交的立足点。”能在这样的地区工作，对外交官来说是光荣的。更何况，在这样的地区工作还很锻炼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非洲国家获得独立后纷纷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黄华、钱其琛、刘华秋等一批外交家都曾是驻非洲使馆的开拓者。目前，在非洲53个国家中，我国共设有45个使馆、8个总领馆和领馆，共派出外交人员600多名。在这些使领馆中，最大的不过二三十人，最小的只有七八人，每个人肩上都同时挑着几副担子，受到的锻炼也比较全面。因此，外交部的同志都说，我国驻非洲使领馆是个出外交家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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