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菊次郎遇到布拉格

当菊次郎遇到布拉格

  1988年,布拉格。
  路卡是一名大提琴家,由于某种原因他只能在葬礼上演奏。同时他也是个修墓碑的,这使他显得非常可疑,一如动荡时期的历史面目。
  显然,这位55岁钻石王老五私生活非常活跃——政治非常严峻时,人们通常会转求性事的安慰——寂寞时,电话打向张女王妹,却还是寂寞,在她们丈夫在家的时候。
  一次假结婚闯进来,他为钱、她为捷克国籍,后遗症是她的孩子,她把孩子哥雅做担保留在捷克,自己飞去西德与真正爱人结婚。
  爱情有什么道理可言呢,而对路卡,真正的生活到现在才开始:一个不会讲俄语的王老五,来带一个不懂捷克话的苏联小男孩。
  如果你以为王老五束手就范便错了,他申请把孩子送进福利院、去找假结婚的中介人收容孩子、想把孩子送回给他祖母。
  中介人用秘密警察——这不是片中第一次出现这个词语,却是首次以一种威胁的姿态存在——和同情、慈悲兼作用于路卡,他暂时收下孩子,想等祖母病好就送还给她。
  当然,祖母死了。断绝一切指靠,这对爷们面面相觑,过马路时,小孩把自己的手,放进了路卡的大手里。
  说到这里,好像有点像《菊次郎的夏天》:一个潦倒的成年人遇到一个孩子,被后者的无依逼出热爱,随爱而来的,往往还有力量和勇气。
  如果不是结局,《给我一个爸》和《菊次郎的夏天》本来没什么区别。如果你熟悉历史,或像我一样在网上输入关键词,就能知道1988到1990年,捷克和整个东欧发生了什么。
  当成年人围坐着收听收音机,“学生们被围在街道中间,他们唱起了国歌”,由于年代的接近我有一刹的愕然。当然,结局是捷克欢腾的人群,但导演没有忘记秘密警察,他让他们在人群中向我们微笑致意,使这出戏牢牢打上东欧、捷克的印记,如果不是昆德拉的印记。
  在《玩笑》里,昆德拉简洁说出一个道理:昔日的秘密警察和受益者们,在巨变中往往成为旧体制最积极的推翻者,在这种集体遗忘中,一个回来寻访历史的人,注定只是刻舟求剑。
  这部电影的盗版DVD封面会吸引喜欢温情电影的人来买,这的确是部温情电影,只不过借了小男孩的苏联背景,由他喊出:苏联国旗,我们的旗更漂亮!让路卡低声下气地争辩:我们的(捷克)更漂亮!
  一个窗户上要挂两面国旗的国家,一个不按时挂旗会有麻烦的年代,秘密警察开始介入生活,路卡的生活终于完整。
  我说过,结局结束在欢乐中,人们推翻了旧体制,赶走了侵略者,路卡又可以西装革履的在交响乐团演奏,他也找到了真正的爱情。
  只是不能忘记那两个和人民一起欢呼的秘密警察,他们和历史一起,贯穿我们的生活;也难忘电影真实细腻的质感。一个小女孩问路卡:
  你家养动物吗?——没有。
  那你家有婴儿吗?——没有。
  那你有什么呢?
  在政治的严苛里,我们通常会忘记人性如何书写;解禁之后,私人体验的泛滥又让人不懂自己之外的任何事件。
  这两种情况下,我都想问:那你还有什么呢?
  我不知道。
绿妖。2002/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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